范成大元命之年的心境與創作
今年是農歷丙午年。南宋詩人范成大的生命中包含兩個丙午年,一是出生時的靖康元年(1126),一是61歲時的淳熙十三年(1186)。古代用干支紀年,凡六十年循環一周,即一甲子,輪回后再逢生年的干支,稱為“元命”。范成大元命之年在其心境轉變和創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歲首的自詠與自省
淳熙十年(1183)四月,范成大因苦于風眩,五次上章請祠;八月,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退居故里蘇州;歸隱初期常常閉門靜養。范成大元命之年歲首,他圍繞元命、元日和人日立春創作了系列詩歌,詳細記錄了當時的身心狀態與人生價值取向。
元命之年的特殊文化寓意,促使范成大對一生行藏進行回顧和反思。其《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作詩自貺》便集中流露這種生命自省意識,開篇“歲復當生次,星臨本命辰”緊扣本命天象,接著回顧半生宦跡,感念歲月流逝。“三年歸汶上,千日臥漳濱”指奉祠歸里的這段時光。“鯢淵方止水,鯤海任揚塵”則點化《列子·黃帝》“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和滄海桑田典故。詩句表達了詩人對于世事變幻不定的深刻感悟,以及自己超然物外、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全詩無激烈憤懣,也沒有刻意標榜歸隱,只有歷經風波后的平和釋然。這是范成大元命之年心境的總綱,也為此后的詩歌奠定了淡泊自省的整體基調。
丙午元日,詩人辭舊迎新,準備開啟生命下一個甲子。其《丙午新正書懷十首》細致鋪敘了新年寒冬里的隱居日常。其一云:“不用桃符貼畫雞,身心安處是天倪。行年六十舊歷日,汗腳尺三新杖藜。祝我剩周花甲子,謝人深勸玉東西。春風若借筋骸便,先渡南村學灌畦。”詩中化用白居易《吾土》“身心安處是吾土”和蘇軾《定風波》“此心安處是吾鄉”,以《莊子》“和以天倪”觀念調適自己的心態,使之達到順應自然、調和是非的境界。他又通過自比王子猷、陶淵明、白居易以明志:“斟酌出門高興盡,從教閑卻剡溪船”“栗里歸來窗下臥,香山老去病中詩”(其五、其八),在自我更新中重構人生秩序,構建了一套屬于晚年范成大的隱逸模式。不同于陶淵明避世孤高,范成大的閑居不怨世事,只是自知年邁體弱,無力再承擔士大夫濟世重擔,轉而以文字留存江南民間生活。
正月初七,范成大作《丙午人日立春,屈指癸卯孟夏晦得疾,恰千日矣,戲書》:“百年能有幾春光,只合都將付醉鄉。衰病豁除千日外,尚余三萬五千場。”蘇軾《滿庭芳》(蝸角虛名)有“百年里,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減去臥病千日,故云。同日又作《立春大雪,招親友共春盤,坐上作》云:“如何千日病,三見寅杓回……余寒會退聽,一笑當安排。”古人通過觀測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來確定季節。《鹖冠子》云:“斗柄指東,天下皆春。”在地支方位中,寅對應東,斗柄回寅象征新輪回的開啟。隨著范成大身體狀況的好轉和元命之年的到來,兩年前“人應見憐久病,我亦自厭余生”(《甲辰人日病中吟六言六首》其一)的低落厭世心境開始變得樂觀坦然、曠達通透。
《四時田園雜興》的誕生與意義
此年春天開始,范成大病情好轉,于是他走出書齋,往返田間村落,觀察四季的農村勞作與民間歲俗,獲得了充足的創作時間和豐富的詩歌素材,最終促成了該年最重要、奠定范成大文學史地位的作品《四時田園雜興》的誕生。其自序標明了創作時間與緣起:“淳熙丙午,沉疴少紓,復至石湖舊隱。野外即事,輒書一絕,終歲得六十篇,號《四時田園雜興》。”序言交代了三個重要信息:其一,身體好轉,能夠深入鄉野;其二,久居石湖別業,全年追蹤四季完整時序;其三,耳目所及,即事抒感,以短制捕捉日常片段,一年之內累積六十首絕句。
這部大型田園組詩分為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章,每章十二首。它在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繪吳中鄉村自春至冬的勞動生活和鄉土風情的同時,還深刻揭露了農人遭受的沉重壓迫,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相對完整地記錄了江南農耕時序,是研究宋代農業和民俗的重要文獻。春日的斗草、采桑、養蠶;晚春的荷花、牡丹、買茶;夏日的插秧、采菱、績麻;秋天的打稻、秋社、賞月;冬季的藏谷、年末祭祀等田間風物、歲時節俗、勞動場面應有盡有,“纖悉畢登,鄙俚盡錄,曲盡田家況味”(宋白長《柳亭詩話》),真實還原了農耕文明的本來樣貌,具有文學與民俗史料雙重價值。
第二,細致體察了農民的生存狀態,延續其早年的民本思想。組詩一方面描繪了農村優美的自然景色,歌頌農民的辛勤勞動和幸福時刻。如《晚春田園雜興》其十:“雨后山家起較遲,天窗曉色半熹微。老翁欹枕聽鶯囀,童子開門放燕飛。”春日喜雨滋潤了農田,也滋潤了農民的心田。詩人聚焦晨曦時分的一家農戶,老人忙中偷閑,贏得了片刻的舒適,“欹枕”聽起了黃鶯鳴叫,兒童憐惜門前飛燕,開門讓它離開,二者神態各異,生動形象,共同組成了一幅鮮明活脫的晚春“農家樂”畫面。另一方面揭發了封建制度對農戶的壓迫,如《夏日田園雜興》其十一:“采菱辛苦廢犁鋤,血指流丹鬼質枯。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從中可以看到一顆正直的心在為當時的農民吶喊與哀嘆。范成大早年任地方官時,便留心民生疾苦,寫《催租行》諷喻封建官吏的盤剝;他退居鄉間,則開始以旁觀者、記錄者的身份將悲憫藏于平淡文字之中,形成了溫柔厚重的現實主義底色。
第三,創立了別具特色的“石湖田園雜興體”,建構了全新的田園書寫范式。在范成大之前,古代田園詩存在三條分立脈絡:一是《詩經·幽風·七月》為代表的農事詩,主要鋪敘農業生產活動,真實展現了當時的勞動場面和生活圖景。二是陶淵明開創的隱士田園詩,重在描繪田園生活的樂與美,抒寫個人的避世情懷和歸隱之思。三是張籍、王建樂府中的田家諷喻詩,側重揭露賦稅壓迫,以諷諫批判為主。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博采眾長,將這三大系統綰合融通,使田園詩邁上了新的高度,正如錢鍾書《宋詩選注》所言:“他晚年所作的《四時田園雜興》不但是他的最傳誦、最有影響的詩篇,也算得中國古代田園詩的集大成。”
《菊譜》的編撰與重陽詠菊
范成大《菊譜》是宋代重要的花卉專譜。《四庫全書總目·譜錄》云:“《范村菊譜》一卷,宋范成大撰,記所居范村之菊,成于淳熙丙午。蓋其以資政殿學士領宮祠家居時作。”《菊譜》記載了范村所植菊花的花色種類、培育技藝和品格氣質。譜文簡潔務實,兼具植物記錄與文人賞菊審美;同時,菊還被看作隱逸的象征,“意度瀟灑”和“蕭散清絕”是《菊譜》推崇的兩種審美標準,不僅代表著一種寧靜淡泊的生命態度,也是一種人生修為的至高境界。范成大編寫《菊譜》,蘊藏著自身歸隱守靜的精神寄托。
范成大所作《菊譜·序》云:“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說以謂歲華婉娩,草木變衰,乃獨燁然秀發,傲睨風露,此幽人逸士之操,雖寂寥荒寒,而味道之腴,不改其樂者也。”他認同的菊花“君子之道”包含卓然獨立、不伍眾草的風骨操守和心性淡泊、自得其樂的精神品性。又云:“其花時,秋暑始退,歲事既登,天氣高明,人情舒閑,騷人飲流,亦以菊為時花,移檻列斛,輦致觴詠間,謂之重九節物。”菊花在秋高氣爽、閑逸舒適的時節開放,文人雅士往往在重陽佳節以菊為喻,生發人生感慨。
重陽是我國傳統的節令,素有登高和飲酒賞菊的習俗。是年重陽節,范成大作詩《病中不復問節序,四遇重陽,既不能登高,又不觴客,聊書老懷》云:“四時變遷翻覆手,百卉于人亦何有。騷客顛詩亦狂酒,強惜黃花愛重九。”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面對世事沉浮、變幻不定,詩人正話反說,恰恰反映他對節序流轉的過分敏感和對菊花的情有獨鐘,而與之相對的庸俗文人無非附庸風雅罷了。數日后,又作《重陽后菊花二首》云:“寂寞東籬濕露華,依前金靨照泥沙。世情兒女無高韻,只看重陽一日花。過了登高菊尚新,酒徒詩客斷知聞。恰如退士垂車后,勢利交親不到門。”重陽節過后,菊花開得光彩依前,但那些“世情兒女”“酒徒詩客”卻不再來賞菊了。這就像士人辭官歸隱之后,那些勢利的親友再也不上門拜訪一樣。詩中語帶譏刺,言其非真正愛菊賞菊者,借菊花在籬邊無人觀賞的冷清來抒發深沉的人事感慨,直斥世態炎涼的勢利小人。結合其辭官歸里期間的生活實際,當非泛泛之論,而是歷經宦海沉浮之后的切身體味。
綜上所述,范成大的元命之年是其晚年心境轉變的重要節點和創作抵達頂峰的時刻。若無元命之年歲首的自我審視和生命反思,其心態難以褪去廟堂焦慮,詩文無法達到沖淡沉靜的藝術境界。該年也是中國田園詩發展史上的標志性年份。古代田園詩至此創建了“全景式鄉土書寫”模式,完成了范式革新和成熟體系的確立。也正是這一年,范成大通過編撰《菊譜》與重陽節以菊自喻的方式建構了自洽的個人精神世界,為古代文人士大夫晚年的精神歸宿提供了重要參照。
(作者:張振謙,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