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瑩小說的內在肌理與藝術至境
藏于華北大平原一隅的村莊,孕育著付秀瑩對蒼茫塵世的想象和溫暖明亮的希冀。她將小說看作“煙云滿紙”與“空谷回音”[1],描繪著村莊的前世今生與滿腹心事,捕捉著生活于其中的人們的淚水、歡笑,甚至嘆息。作家是如何回眸故鄉土地,讓坦誠而寬柔的情愫與糾結而堅忍的意緒在字里行間蕩漾?怎樣淘洗歲月鉛華,讓聚沙成塔的人事風華和盤根錯節的心靈隱曲潛隱于筆端?“多年前的燭光閃爍”何以成為“時代精神境遇的一種隱喻”,進而在平實中見起伏、恬淡中藏乖吝的抒寫中,輻射人心的牧場與世事的百川?
一 “我一生最好的時光都跟那片土地有關”
付秀瑩的父親善飲,幼時便拿筷子蘸酒讓她品嘗。后來每次回老家,付秀瑩都會陪父親喝上一盅。酒仿佛“一種流動的語言。半生心事,一杯清酒,都在不言中了”[2]。《他鄉》的開篇即以“我是什么時候愛上喝酒這件事的呢”[3],勾連漫漫長夜時的內心回響。“那個村莊的一草一木,那些混沌模糊的人和事,那些對人世最初的品嘗、試探和想象,都在我的記憶中打下深刻的烙印。”[4]燕趙大地的坦蕩豪邁、爽直磊落,哺育著付秀瑩“觀察世界、理解生活的方式”。平野山林和皓月星空,則滋養著她審美和情感的取向。
萬物有靈的情緣讓作家心懷敬畏與悲憫,始終保持著菩薩低眉的敘事姿態。2010年的中篇《舊院》中,姥姥家的大院子承載著孩童時期明亮而跳躍的美好景致。諸如“爬樹,掏螞蟻窩,粘知了,逮喇叭蟲”,以及夏天雨后“去河套里拾菌子”[5]等流年碎影,布景出作者與舊院風華的別夢依稀與血脈相連。付秀瑩毫不掩飾自己對《舊院》的偏愛,回憶也賦予其重新理解親人命運的權利。“一生剛強隱忍的姥姥,落拓閑散富有紈绔氣質的姥爺,父親和母親的糾葛,小姨夭折的愛情,戲里戲外的四姨”[6]等人與事,隨著作者篳路藍縷的文字“行板”,一同回到舊院韶光。“舊的事物里有一種悠長的時間的氣息”[7],教人信賴與安寧。在暈染著淡淡的琥珀色的小說中,付秀瑩小心翼翼地窺察著在人前端凝方正的父輩祖輩們,在生活重壓下不足為外人道的內心秘景。
在以中短篇的慢工細活,自由而克制地打撈似水流年里的斑駁事景的同時,付秀瑩將“情感潮汐”自然而然地傾注入長篇的萬狀波瀾中。她將寫短篇看作是“上山打虎”的冒險,進發的途中懷揣著“因恐懼而生的戰栗、由野心而生的期待”。靈光一現、一揮而就的背后,往往是荊棘叢生、亂石遍地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種種如履薄冰的煎熬時刻。峰回路轉、柳暗花明的短途,考驗著攀援者的“速度、力量、激情、燃燒、快感、瞬間的爆發力和摧毀力”,以及在敘事上的節制和控制力。如何在有限的空間里閃轉騰挪,怎樣在龐雜的經驗中“殺伐決斷”,何時喧囂,何處沉默,都需要仔細思量、拿捏。付秀瑩曾稱《六月半》的創作像“擦一個心愛的瓷器”,生怕失手掉落,每一筆都不敢大意和懈怠。《如意令》則是敘寫婚姻的一地雞毛里如同一根根小刺的心事,“一動就疼,越動越疼”。“短篇的魅力或許就是,在人生的長途中,偶然失神,怔忡,微笑,忽然間熱淚盈眶。然后,嘆一聲,繼續趕路。”[8]如果說短篇是以生活的雨絲風片映射世道人心的斑斕多姿,那么長篇則以對泥沙俱下的經驗的涵納能力,以及大江東去的氣勢、信馬由韁的筆力,流淌出時代的波云詭譎與氣象萬千。付秀瑩從字斟句酌的短篇轉向長篇,一方面在于長篇的容量總有回旋的余地,可旁枝斜逸地承載其所領悟到的現實的幽深與廣袤。另一方面,則是長篇云蒸霞蔚的體量以及氣韻盎然的分量,能夠為作者念茲在茲的芳村“血地”立傳。
從《陌上》《他鄉》到《野望》,付秀瑩以綿密可感的風物節俗,謹慎而大膽地繪制生活的畫卷。《陌上》的“楔子”中,作家以流水般的筆觸不厭其詳地鋪陳芳村節序。《他鄉》中“門上貼著門神,灶間貼著灶王爺,盛糧食的大甕上貼著花紙”[9],這些都是母親規整有序的內心世界里四時吉祥、福壽圓滿的象征。《野望》則以自小寒至冬至的二十四個節氣為章節命名,并以與節候相對應的詩詞結構全篇,以時光的流轉貼心貼肺地連通人事。這與付秀瑩自身對自然律令和變化的敏感休戚相關,“世間萬物各安其命,各守其道,是常理,亦是常情”[10]。與時序周轉互為表里的,是草木榮枯自有時的自然邏輯、更替代謝的存在衍變,以及飲食起居、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等具有穩定性的社會秩序。歲月的井然絲絲入扣地滲透進人們的情感、審美和行為模式中。“谷雨前后,種瓜種豆。大寒不寒,人馬不安”等農諺,以及腌豆醬、做韭花等尋常食事,既是季候韻律在循環往復的時光湖野中留下的清影,也是人們心照不宣地投予生活的虔誠與敬意。余音繞梁于周而復始的時間倫常的,是鄉村的“新與舊、常與變、傳統與現代”等因子。而《野望》結尾長滿墻頭瓦楞、田間地頭的野蒿子,更是有滋有味的日常光景和樸實無華的生命韌性的剪影。
二 “夢里不知身是客,且把他鄉作故鄉”
《他鄉》的封底頁上印著“夢里不知身是客,且把他鄉作故鄉”,翟小梨小時候“總是做著一個又一個相似的夢”,“拎著皮箱,坐著飛機,或者火車汽車,從‘外面’回到芳村”。[11]付秀瑩曾說:“《他鄉》是一次誠懇的寫作,內中有‘我’,見時代,見世道,見人心。我是把自己整個扔進去的,連骨頭帶肉,以至于血肉模糊,撕心裂肺,牽一發而動全身。”[12]她是千千萬萬從鄉村到城市遭際風雪、踽踽而行的翟小梨中的一個,在都市洪流里遍體鱗傷,在十字路口彷徨無助。“每個人都可能在翟小梨身上辨認出自己,指認出重疊的情感體驗。”[13]置身外部空間,再度打量、研磨鄉土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回歸精神原點的通途。作為“芳村”女兒在寫作的付秀瑩,從村莊到外面的世界,看似“一直在遠離芳村”,實則“一步步回到芳村”。“故鄉是家園,是故土,是心靈棲息地,是精神根脈所系,而他鄉是遠方,是‘別處’,是挑戰,是不確定性,是肉身和靈魂的雙重歷險”,兩者彼此纏繞,互為鏡像,“構成了中國當代生活中饒有意味而又無可回避的對立面”。[14]
作家能將命途撥弄與揉搓后的熱烈與執拗、蒼涼與婉約抒寫得刻骨銘心,與她在其中投入的生命體驗與情感經驗密不可分。初中時付秀瑩的老師曾在黑板上畫過一條直線,將其喻為無垠的時間。而線上可以忽略不計的任意一點,便是人的一生,這讓正值青蔥歲月的付秀瑩意識到“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即將到來的命運則讓她體悟到世事的有情與無情,“錦緞變作灰燼,不過倏忽之間”,生命畫卷上“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之時有,破帽遮顏、秋風蕭瑟之時亦有”。畢業后的付秀瑩在河北的中學當老師,看著學生踏上新征程時,對熟極而流的工作感到不安,“害怕那種一眼就能看到底牌的生活”。對于暗中萌動的愿想和未來的變數,“父親亦憂心忡忡。一定要這樣嗎?他問,我說是”[15]。現實的警醒和命運的延宕,讓付秀瑩意識到林間岔路上“選擇了一種可能,同時也就失去了其他的眾多可能。是偶然性讓生活千差萬別,是偶然性讓我們一唱三嘆。但偶然里肯定隱藏著某種必然”[16]。
城市倫理法則與鄉村道德觀念的沖突與糾葛,是蜿蜒于主體生活軌跡與生命體驗下的暗流。未婚先孕的翟小梨在引產住院期間,幼通的母親和姐姐希望他倆分手,而按照鄉村執拗板正的倫理,翟小梨這一生除了幼通別無選擇。幼通在家吃飯要交生活費,“父母和孩子之間,錢是錢,親情是親情”。翟小梨認為這樣的邊界感違背父母“或者狹隘一些說,是鄉下父母的一種本能的舐犢之情”[17]。親人間保持著一種緣于血脈的微妙的羞澀的“不拘禮節”,表面的理性客套、彬彬有禮,讓翟小梨感到“冷冰冰的疏離,淡漠,還有隔閡”。城與鄉之間綿亙著的還有傲慢與功利。結婚后“雙方家長見面的事,自始至終,幼通的父母都不曾提起過”。翟小梨詢問父親,“父親沉默了半晌,說,還是不見了吧。人家是城里人。語言也不大通。爹別給你丟臉”[18]。孩子十來天時,小姨大老遠帶來很多熟食,卻連口水都沒喝上就走了。幼通的父母嫌棄她們帶來的東西是雜牌子。翟小梨發現在這普通的市民家庭的所謂體面下,是不盡的虛榮、淺薄與勢利。城市與鄉村在倫理樣態上貌似錯亂的鏡像效果,呈現出世俗的叢生萬象中個體的自私與狹隘。
付秀瑩認為,“好小說靠的是情感的力量,審美的力量,是蘊藏其中的復雜多義、一言難以道盡的對人世的感慨,甚至有時候就是一滴無法命名的淚水,一聲含義模糊的嘆息”[19]。《他鄉》結尾的“斷章,或者浮云”以日記的形態織就翟小梨的生活備忘錄,而“親愛的某”則以書信的形式敘寫心境。這份致陌生人的情書是“痛徹心扉的呼喊,是告白,也是獨語,是訴說,也是吁請”,飽含著“對愛的不滅的夢想、不息的追索、不甘的熱淚、不屈的姿勢”[20]。它看似游離于小說整體架構之外,實則可視為與此前的“寫實”部分相對應的“寫意”。兩者是“生活與生命、靈魂的關系,是敘事與抒情、內心的關系,是時代、現實與自我、個體的關系”[21]。慢慢積蓄、緩緩流淌的情緒,將俗世空間的紋理內化為綿潤、感性的生命體驗,進而建立起抒情性的敘述秩序和磁場。情感的內爆力也悄無聲息地在作為“休憩”及“長途跋涉的補償”的中短篇的聚寶盆中沉積。在《世事》《幸福的閃電》《如何紀》《對面》《傳奇》《琴瑟》《如意令》《出走》等以城市為果殼的小說中,個體的心靈律動作為富有彈性的機樞,漲溢出沉郁而溫婉的人生況味。《花好月圓》中的桃葉聽著古箏曲,嘆了口氣,便想到從前的“鄉下,父母,還有,杏兒”[22]。《那雪》里的那雪國慶自京城回老家,“找不到那個爬滿絲瓜架的院子。問人家,都搖頭”[23],慌亂中驚醒,原來是一場夢。《無衣令》中的小讓會在北京下雪粒子的清晨,想起芳村白鵝毛般的大雪,以及剛嫁到芳村時的陳年舊事。[24]《紅了櫻桃》里獨在北京的櫻桃每次醉著回到出租屋,“使勁地叩門,叩了半晌,以為里面有爺娘,有故鄉,有命里夢里最溫熱的那一把土”,“待到終于把自己叩醒了,才發現,什么都沒有”[25]。這些在都市俯仰跌宕的個體,總會在某個悵然失神的瞬時,溫柔而痛楚地想起自己的來處。他鄉的塵世歷練與故土的情感底片形成對照與互文,雕琢出安然飄逸的浮光舊影與人生如寄的生命圖景。
三 “中國村莊的日日夜夜”
在《中國村莊的日日夜夜》中,付秀瑩曾言及自己“試圖寫出一個村莊的日常生活中,那些生機勃勃的細節”,而“中國文化中生動瑣細但卻活潑潑毛茸茸的質感,都在其中了”。[26]芳村的樸素日常,投射的是“每一個村莊的日日夜夜”。婚禮中的繁文縟節、飯菜中的色香味形、爭吵里的方言俚語等看似無足輕重的情境,實則包蘊著“年深日久”的現實本身的慣性和復雜性,潛隱著“鄉土中國在大時代的隱秘心事”。付秀瑩以“寫盡天下人的心事”的敘事野心,為那些無聲的歲月和無名的人物作誠懇的挽留與命名。
枝蔓叢生的日常和不動聲色的家常,是作家以村莊的生態原圖觸碰時代脈搏的文本經緯。付秀瑩認為小說的要義在于“小”,是“道聽途說、飛短流長。窗前廊下,街邊橋頭,兩個人說閑話。東家西家,張家李家,嘈嘈切切,全是瑣屑的日常,無關宏旨。然而人情世故都在里頭,世道人心都在里頭”。“最好的小說語言,是樸素家常”,是“小聲說話,面對生活,面對人世,輕聲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是懷抱平常心“得了大自在”,是“看似尋常最奇崛”[27]。這是付秀瑩的審美理念,也是她的個人標識和敘事風度。這并不意味著作家缺乏營構故事奇觀的意圖,畢竟對“村莊而言,故事還是顯得狹隘了”[28]。村莊不缺少故事,而“流水一般的日常”才能奔騰不息,不時發出激越的動人的轟鳴。例如被作家不厭其煩地提及的紅白喜事。“滿院子披紅掛彩”的喜事和“壓地銀山一般”的白事,以及噼啪亂響的鞭炮、吹徹村莊的嗩吶和二胡,代表著鄉村社會慶吊往來的人情法度。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還有與田野、村路、房屋相融相生的墳地。“清明的時候,鬼節的時候,送寒衣的時候,老了人的時候,人們才想起來,芳村的田野里,也種滿了墳。”[29]這樣最為熟悉也最不起眼的存在,顯影著人們不躁不厲、坦然坦蕩的生活節奏,也貫連著俗世的紋理、時序和秩序。上墳燒紙時,“人們再小心,少不得要糟蹋一些莊稼。主家要提前給田地的主人說一聲,算是招呼,也算是賠禮的意思。這種事兒,人們都不好太計較。自家的墳地還在人家地里呢,這一輩子,誰還沒有個不得已的時候”[30]。這樣具象而穩固的是非判斷和道德標準,凸顯出鄉村千絲萬縷的生存紐結,以及寬和、體諒的人情常態。
付秀瑩的小說能微言大義、一詠三嘆,得益于其璀璨的靈感光譜。她認為《紅樓夢》的迷人在于“不僅有大觀園,還有太虛幻境。那些人物不僅有今生,還有前世”[31]。《野望》里的翠臺在夢中進入仙境,發現地上都是金銀財寶,便撿起來,興沖沖回到家,結果低頭一看,“竟然是滿懷的屎尿”。付秀瑩說“這里我也融入了自己的日常經驗,有時候我也會做這樣的夢”,在夢里遺憾至極,“大概這就是曹雪芹慨嘆的那種‘虛’吧”。[32]付秀瑩也曾言及孫犁沉穩老道又活力四射、舉輕若重又耐人尋味的抒寫,能撫慰人心。其文字“是絢爛至極歸于平淡”,與冀中平原的遼闊平緩、豁達大氣有著相似相通的韻味。付秀瑩的閱讀器皿中,還升騰著沈從文的風韻。她窺探到計白當黑的乾坤,以及“沉默的部分,往往會發出巨大的出人意料的聲響”的藝術堂奧。初讀《邊城》時,付秀瑩覺得“沈從文的筆觸,未免太簡淡了些”。后來她才漸漸覺出其純美古樸的筆法中有言外之味,“憂傷是美麗的憂傷,蒼涼亦是溫暖的蒼涼”。清新背后蘊藉熱情,風俗畫與抒情詩外回蕩著深沉的痛感。付秀瑩曾引述汪曾祺的評點,來闡述“情緒的散步”般的抒情筆致所帶來的如泡亦如影、如露亦如電的美學意境。《邊城》的語言“每一句都‘鼓立’飽滿,充滿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籃新摘的煙臺瑪瑙櫻桃”[33]。付秀瑩領會到“內視角的寫作”的詩性與拙意,以及生活的哀矜自重與含而不露。而她苦心孤詣追索的并非故事的大起大落與險象環生,而是點到為止的步步景致與曲徑通幽的迂緩、延漫,是“如水捉月,只挹清輝;如雨天花,但聞香氣”。《臘八》中的換谷在城里的超市買菜時會多拿幾個購物塑料袋,為避免閨女反對,會悄悄把頭天的剩菜熱了吃。聽說雇保姆貴,她會得意地覺得自己從芳村來到北京,給孩子省了錢。半夜起夜的換谷,聽到女婿與閨女吵架時說的“你媽這個,你媽那個”[34],感到難過。帶有鄉村價值標準、生活習慣的人們,在進城后常常進退失據、不得自在。這些微不足道的罅隙中所涌動著的不為人知的情感與心緒,見微知冷暖地搭建出生活的本真狀貌。
以“人民之一的悲歡”的微瀾,“映射時代的風云變幻”[35],是付秀瑩在沈從文筆下感悟到的大情懷所在。她能以芳村故事鏈接更為廣袤的社會風景,與大喇叭這樣的敘事裝置所嫁接的“國家話語與民間話語”息息相關。當鄉村振興、生態環保等政策訊息,與“賣桃子的來了,賣韭菜的走了”等日常消息一唱一和、此起彼伏時,“新的時代信息與未來方向”被輸入“相對封閉的鄉村共同體內部”。芳村做皮革多年,帶來的污染讓“人們不敢喝自來水”。小七因不舍得買桶裝水而得了怪病。根來養殖的豬也突然一窩端病死。這“顯示出傳統經濟模式的不穩定性和不可持續性。而新時代的產業區模式和合作社模式則給了他們新的出路”。“大公司提供豬崽、藥品、飼料、場地”[36]和職業培訓,農戶負責養豬的模式,以及規模經營的政策,給鄉村的發展注入動力與活力[37]。由此,“鄉村內部的改革需求與時代召喚之間形成了共振與合力”。另外,認知圖式的變遷也投影出時代年輪的變動不羈。耿樂樂的父母不讓他再念書,而是去打工掙錢。劉蘭月以“這年頭文化吃香”勸解卻無果。理想與前景無法撬動偏執而固守的觀念。后來二妞想大學畢業回芳村建設家鄉,喜針的外甥博士畢業后回到縣城,立強的同學做了大學生村官,破鑼家小子也要回田莊辦藝術培訓班。從“進城”到“返鄉”的人生軌道的衍變,“四兩撥千斤”地演繹著時代的煙波萬頃。
在以“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般的從容閑雅,含蓄綿長的情韻外,付秀瑩以對人性的諱莫如深和人心的幽微明滅的描摹,構建具有普遍性的生命寓言。她觸摸、探索與表達的是“世道的隱情與人心的秘密”,以及無邊無際的人性漣漪。在對生命中幽暗的角落、隱蔽的褶皺,以及若明若暗的灰色地段進行凝思時,付秀瑩的筆觸既柔軟又鋒利,既詩意盎然又直指人心。素臺辦酒席時拿出小本子,說著“就是換嘴吃的事兒”,實則將人情往來一筆筆記得仔細。農村是熟人社會,關系盤根錯節,原來的鄰里之間、代際之間都有著絲絲縷縷的關聯,這個框架中的為人處事自有其章法。而當下的社會金錢逐漸成為具有韌性的聯結紐帶。例如香羅雇自家兄弟媳婦伺候母親小蜜果,在治病的錢外還另給金芳誤工費。利益與欲望驅使下人性的扭結與變異也彰顯無遺。亂海他爹生病后,幾個媳婦為了退休金打起來。從小寵愛的閨女也沒來過,只在墳上哭得不行。老蓮嬸子摔倒后動不了還發燒,閨女當著她面打電話與兒子爭吵。她想起當年丈夫得了不治之癥,硬往里頭扔錢,自己在他熟睡時“咬咬牙,再咬咬牙”,把輸液的針管子拔了。她扎掙著起來,喝下一瓶叫作一步殺的藥。豬肉價格低的時候,狗子以賣死豬肉賺錢。團聚的廠子被親兄弟掏空,而發出不工資。建信辦實事時有私心,用工程回扣蓋小樓。白娃與拐子從小玩到大,卻為了兩壟地而翻臉。增志被騙,年底工人要結賬,鄉里鄉親來哭窮,就連堂外甥都來要債。增志寒心地感慨“人情薄如紙”。瓶子媳婦出軌瓶子的姐夫,被瓶子抓到后往死里打。有子欠下賭債,在村里立馬傳開,且越傳越不像。“如今這芳村,人心都薄涼了,遇上事兒,旁人是添言不添錢。”[38]“大口痛飲著生活的泉水”的作家,將芳村土地上具體而生動的人物置放在“花開幾朵,各表一枝”的敘事層面,在流布著人性的顫動、搖擺、戰栗的情境中,微雕出具有毛邊感的鄉村面部表情。
如何以“中國之心”詮釋當代中國經驗?怎樣以村莊的日常視景,洞悉俗世的浮沉嬗變?何種敘事比現實本身更精彩?哪些故事能延展出更遼遠而深邃的題意,觸動信息社會日漸麻木的神經?這些難題不僅關乎作家的藝術使命,還考驗著作家的智性、力量和耐心。付秀瑩給出答卷是以小說為樹,植種花團錦簇的生活密林。她在殫精竭慮地詮釋現實的風吹草動中靈魂的騰挪和人性的裂變時,也切切實實地為芳村的草木磚瓦、是非糾葛而寢食難安。她在感知著這些鮮活的個體“俯仰不定的姿勢,百般輾轉的神情”,以及“艱難轉身的時候,全身骨節嘎巴作響的聲音”時,也試圖“寫出鄉土中國在時代變遷中的波光云影”,進而“領略這個時代的山河巨變”。[39]“無家可歸,或者為什么還是芳村”?“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40]對時刻與故土保持著情真意切的聯系與交流的付秀瑩而言,芳村“既是情感的載體,也是想象的容器,是永遠剪不斷的生命臍帶”[41]。而倚靠于這片港灣的想象之舟,凝神靜氣地駛過時代之海的期冀與凜冽、激情與滄桑、疏朗與莊嚴,波瀾不驚地蒸騰出“一微塵里三千界,半剎那間八萬春”的美學氣韻。(完)
注釋:
[1]付秀瑩:《在虛構的世界里再活一遍》,《新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
[2]付秀瑩:《父親與酒》,《文藝報》2015年10月16日。
[3]付秀瑩:《他鄉》,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1頁。
[4]付秀瑩:《小說家在煙火人間里藏匿》,《文化藝術報》2025年3月10日。
[5]付秀瑩:《舊院》,《十月》2010年第1期。
[6]張鴻、付秀瑩:《把它照亮或者被它照亮——與付秀瑩南北對話》,《作品》201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