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夢令
從前門搬到洋橋,完全是我的主意。我和弟弟分別去了北大荒和青海后,家中剩下父母兩位老人。有人欺負我父母,搶占了粵東會館里的我家老屋,把他們擠進另一座大院里逼仄的小屋。父親病故后,我從北大荒回到北京,住進小屋,忍受不了窗前全院用水的水龍頭整天水聲嘩嘩不斷。
換房,成了我從北大荒回到北京后的頭等大事,卻是奔波多日無果。這時,光華如橫空出世的大俠,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和光華從小一起長大,他比我小6歲,69屆初中畢業。1968年,夏天,我去了北大荒;冬天,他去了內蒙古。我和他是粵東會館的鄰居,兩家一墻之隔,墻是薄薄的秫秸墻,不隔音。我讀中學的時候,他家買了一臺紅燈牌收音機,在當時的大院里屬于新潮。晚上,收音機里常播放長篇小說連播和廣播劇,我趴在墻上蹭聽。那時候,光華才上小學,他知道我迷上了文學,喜歡聽這些玩意兒,便讓他爸爸把收音機的音量擰大,好心讓我聽得清楚一些。
1973年,父親病故,家中只剩下老母親一人,我從北大荒回北京,那時光華已經調回北京,對我說,你一定也能調回北京。1974年春節前,我的調動終于成功,回北大荒辦理調動手續前,光華將他的棉軍大衣借給我,說這時候你們北大荒風雪正猛。
多日未見,我才知道,光華家已經從粵東會館搬到洋橋多日,聽說我正苦于找房子,勸我不如也搬到洋橋。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洋橋這個名字,一打聽才知道,清末西風東漸,建起北京的鐵路,最早的火車站就在這附近,涼水河上建起能通火車的水泥橋梁,便把這塊地方取名叫洋橋。這個有點兒維新味兒的地名,跟當年把火柴叫洋火一樣。
光華說的洋橋,指的就是地鐵宿舍,他就是搬到那里。那時候,住在那里的一位鐵道兵轉業的復員軍人的孩子到了上小學的年齡,他希望孩子到城里上個好學校,看中了我家邊上的第三中心小學,便和我各取所需換了房子。我和光華再一次做了鄰居。
我以為這是一個好的選擇,便在暑假母親去姐姐家小住時自作主張,麻利兒搬了家。
這是1975年的暑假。等我接母親回來,以為這是給她的一個驚喜。殊不知,母親并不情愿,只是沒有表達。一種故土難離的感情在母親心頭升起,住到洋橋沒幾天,母親向我提出想回老院看看時,我才感覺到她內心的想法。
都說年輕的時候不懂愛情,其實,是最不懂父母。搬到洋橋的第二年趕上唐山地震,小屋幸好無恙,但附近的人全都住到空場上搭建的簡陋地震棚里。光華手巧,什么活兒都拿得起放得下,幫笨手笨腳的我把床搬到空場上,又在床的四角綁上四根竹竿,把蚊帳撐了起來。晚上,我和母親勉強可以鉆進去睡覺。
幸好是夏天,住空場的時間也不長。母親沒有說什么,但在她的眼光里,我看出了多少有些埋怨,好像對我說:看你搬的這個好地方,要是在咱們老院,不會這樣的。老屋雖舊,但結實得很!
我沒有想到,除了念舊,還有孤獨,已經如蛇一樣悄悄地爬上母親的心頭,吞噬著母親的心。對于母親這樣柔弱又內向的人,病魔已經借助孤獨逼近了她。可是當時我一無所知。
秋天的一個夜里,屋外正飄著凄苦的細雨。母親從外屋走到我的床頭,把我搖醒,說:“快走!有人來害咱娘倆!”
我爬起來,把她扶到外屋自己的床上,讓她躺下,耐著性子說:“媽!外面下雨了,您聽差了吧?快睡吧!別想別的,沒事的!”
她不再說什么,我也就放心回里屋睡去了。
沒過一會兒,我聽見房門被輕輕打開了。我以為母親是看看窗外屋檐下的火爐,怕爐子被雨澆了。可是,過了許久,再聽不見門開的聲音,只有雨聲撲打著房門。我的心陡然緊張起來,忙爬起身跑到屋外,跑出小院。夜色茫茫,冷雨霏霏,沒有一個人影。母親到哪兒去了呢?能夠到哪兒去呢?我的心一下沉落進冰窖里,從來沒有那么緊張、那么慌張。
我沒了主心骨,慌忙跑到光華家,拍響他家的家門。光華和他姐姐一聽我說的情況,二話沒說,立刻披上衣服,打著手電筒跑出來,和我兵分三路去尋找我的母親。
“媽!媽!”我沖著秋雨飄灑的夜空,不住大聲地呼喊著。在北京城住了這么多年,我還從來沒有這樣可勁兒地亮開嗓門喊過。可是,跑遍了洋橋地鐵宿舍的角角落落,又跑出宿舍區跑到大馬路上、跑到涼水河邊,都找不到母親。
光華和他姐姐跟著我一邊跑,一邊不住地喊:“肖大媽!肖大媽!”可是,除了細雨和微風掠過樹葉的颯颯聲外,唯獨沒有母親的回聲。
我的心像秋雨一樣涼,眼淚順著雨水一起從臉上流下來。就在我們毫無希望往回家走時,突然,光華指著前面一個小土坡,土坡上影影綽綽地坐著一個人影,對我說:“好像是肖大媽!”我趕緊跑過去一看,果然是母親!她的屁股底下坐著一個包袱卷,這顯然是她早準備好的。我拉她回家,她不回。光華和他姐姐趕過來,好說歹說,好不容易把她拽回了家。
第二天,光華和他爸爸張叔到我家,把我叫出了屋,悄悄地說:“肖大媽這樣子,像是得了精神病!你得帶她去醫院看看呀!別耽誤了!”
我帶母親去安定醫院。母親歲數大了,又得了病,走路時身子晃晃悠悠的,光華有些擔心,對我說:“我陪你去吧!”我說:“不用,已經夠麻煩你的了!”他還是堅持和我一起攙著母親,一直走到地鐵宿舍前面的343路汽車站。汽車來了,母親上車有些費勁。光華和我一起攙著母親的胳膊幫她邁上臺階,誰知我們剛上車,車門就關上了。光華還在車上呢。我真是過意不去。他一直陪著我,幫我把母親送到安定醫院。
那里是北京精神病專科醫院。醫生告訴我,母親患的是幻聽型精神分裂癥。那一刻,我后悔這次搬家了。我只想到自己,沒有設身處地想想母親。
這是1976年的秋天。難忘的1976年的秋天。
母親的病好得比我想象得難,也比我想象得快。醫生開的藥,母親不愿意吃,我只好把藥品碾碎放進粥里,多擱些白糖,讓母親把粥喝了,順便把藥吃進肚里。母親嗔怪我說:“你把賣糖的打死了還是怎么著?”藥起了作用。
這期間,光華有空就會到我家,陪母親聊天。在洋橋地鐵宿舍,母親只認識光華一家人,她信任光華,對光華說:“只有你來,我才敢開門!”特別是我不在家的時候,光華來,母親更愿意聊聊陳芝麻爛谷子的事情。光華是個急性子的人,唯獨陪我母親聊天,性情溫和耐心。
一年多以后,母親的病基本好了。1978年春節前夕,一拖再拖,我結婚了。婚禮定在年三十晚上。這婚禮真讓我汗顏。哪算什么婚禮?家里沒有任何儀式,沒有任何裝飾,只是那天晚上把幾位朋友請來吃了頓飯。
那時候我妻子尚在天津,沒有調到北京。春節前幾天,她請假來到北京。年三十白天,我們和母親一起收拾了房間,備了點酒菜。晚上,光華和幾個朋友來到我家。光華特意給我母親斟上一小盅二鍋頭,對母親說:“肖大媽,您也來一杯!”母親說:“我哪兒會喝?”但是她依然在光華和她碰杯后抿了一小口。
一輩子的結婚大事,就這樣草草完成。都是老朋友,即便再寒酸,也不會說什么,只有對我們的真心祝福。
光華最后一個離開我家,他沒有說什么。我看得出來,他很想說點兒什么,又說不出什么。我也一樣,很想說點兒什么,也說不出什么。想想在洋橋地鐵宿舍這一間半小屋里度過的兩年半時光,這一年,我31歲,光華25歲。我們先后從前門到洋橋,從童年少年一步邁到了青年期。那臺紅燈牌收音機,那件綠色棉軍大衣,那深秋雨夜里尋找母親的呼喊,那去安定醫院公交車上的擁擠……
我送光華走出小屋,走出小院,過年的爆竹噼里啪啦震天響,一簇簇騰空而起的煙花在頭頂綻放,五彩繽紛,輝映在光華和我的臉上和身上。
近50年過去了,如今的洋橋地鐵宿舍早已不在,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高樓林立的新社區。我即將80歲整,光華74歲。流年似水,真的是一闋如夢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