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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如何打撈真實的人?這本中國作家對話錄給出答案
來源:澎湃新聞 | 王諍  2026年11月19日09:18

柏琳在新書分享會上批評了《巴黎評論》式的提問:“采訪者不遺余力地打探作家寫作時形而下的方面,呈現諸如海明威是站著寫,卡波特是躺著寫,卡佛經常在汽車里寫等情狀。有的作家為了配合這種戲劇化的效果,干脆表示自己是站在凳子上寫作。我覺得,這已經跟文學沒有任何關系”,正如“安妮·卡森摘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后,網上都在討論她的穿戴,知識分子穿搭的問題,然后出了許多教你如何像安妮·卡森那樣穿衣服的文章,卻鮮見有人在認真討論她詩歌背后的意義是什么。”

今年8月,作家柏琳的訪談錄《重塑現實感:中國作家對話錄》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全書以“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為核心,收錄作者與李陀、景凱旋、金宇澄、畢飛宇、遲子建、趙松、路內、張怡微、班宇九位作家的深度對話,試圖在消費主義、算法文化和信息碎片化的語境中,重新追問文學是否還能把握真實的人與生活。

11月14日,以“‘塑料現實’的今天,文學如何打撈真實的人”為主題,該書的分享會在北京三聯韜奮圖書中心舉行。《當代》雜志主編徐晨亮、《三聯生活周刊》出版總監羅丹妮、得到APP總編輯賈行家與本書作者柏琳一道展開對話。

重塑現實感:中國作家對話錄柏琳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6-8

一部對話錄的由來:從“重塑現實感”說起

《重塑現實感》的序言題為“三重撕裂感:活在真實之中”。在柏琳看來,第一重撕裂感來自“文過飾非”。“如果藝術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那它還是藝術嗎?”這在書中沒有被輕易回答,而是被保留為一種持續的不安。

第二重撕裂感圍繞“為藝術而藝術”展開。“如果藝術可以重塑人格,它是否也在改造現實?如果藝術只退回內心自由,它又會不會成為逃避現實的避難所?”

第三重撕裂感直接落在“現實感”上。柏琳借用以賽亞·伯林對“現實感”的描述——一種洞察力,一種對具體情境的敏銳把握,一種“感知事物如其所是,而非如其應是”的能力——進而發問:文學是否應該具有現實感?她并不打算做概念辨析,而是從日常經驗和感受出發,把這個問題拋給九位對話者。

全書最醒目的結構是九場對話各自成篇,卻又彼此呼應。九位作家路徑不同、觀點相左,共同構成半個世紀中國文學精神資源的一個剖面。書名中的“現實感”也由此顯出層次——它不等于題材上的現實,不等于對新聞事件的復述,也不等于現實主義流派的專利。柏琳在序言中說:“現實感,而非現實,因此是一種對‘真’的感覺,自然是主觀的。”這句話把問題從“寫什么”推向“怎么寫”和“為什么寫”。文學能否讓人相信,取決于它能否在語言、細節、人物和判斷中提供一種對真實的把握,哪怕這種把握是主觀的、有限的、充滿爭議的。

以九位對話者的代際首尾為例:李陀的對話題為“今天的青年能有意愿創造一個新的狂飆時代嗎?”。他談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現場,談現代主義與“回到19世紀”的爭論,也談今天的青年是否還有創造新狂飆時代的意愿;班宇的對話題為“和生活血肉相搏”。他談東北、20世紀90年代、歷史記憶和小說中的道德與正義,強調作家要折騰自己,與生活正面相搏。

這些標題本身就構成一組關鍵詞:狂飆、完整的人、宿命、道德與非道德、小人物、現代、前瞻性、灰度、血肉相搏。它們沒有指向一個統一的答案,卻共同把“文學與現實”的問題撐開,讓不同代際、不同美學立場的作家在同一本書里亮出各自的底牌。

分享會現場,柏琳介紹說,這本書她與三聯書店的編輯衛純從策劃到做成共用了五年,整體歷時八年多,“也就是說在策劃的時候,已經有一些與作家的對話已經成型了,但它并沒有一個整體性的規劃。書中的每篇對話都是深度長談,許多篇幅一而再、再而三地談后仍然覺得不盡興,那就再來一次。”她特別回憶了與路內的對談,“從午后開始一直進行到天黑”,而結束的原因是“兩個人都體力不支了”。

對話者的遴選標準被柏琳歸結為一條底線,即書名中“重塑現實感”這五個字。她承認這份名單“不可否認地涵蓋了個人的偏見”,“也就是我的審美趣味和我的價值判斷。基于當下文學和社會的關系,文學和現實的關系,我認為值得做出相對冒險的對話性嘗試,請他們來回應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生活現實。請注意,這里我說的不是答案,而是呼應。”

柏琳

柏琳

訪談何以成為“行動”:“把作家從沙發椅上拉到陽臺和走廊上”

一次跨越代際的思想交鋒,而非客套的“文學閑談”,這幾乎可以說是全書的方法論:柏琳的提問帶有對抗性,她不滿足于作家談寫作習慣、閱讀偏好或文壇逸事,而是把問題推到文學與道德、文學與社會、文學與真實的關系上。書中既有坦誠的觀點碰撞,也有激烈的價值思辨,呈現了中國當代文學內部真實的張力。

這種張力在“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爭論中尤為明顯。李陀主張回到19世紀文學傳統,強調文學認識現實、批判現實的功能;趙松則堅守現代主義立場,認為小說不應被預設社會功能,現代主義對個體內心和敘事空間的探索仍然有效。路內提出“前瞻性的現實主義”,認為今天的現實主義要面向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生活,帶有判斷力和預判性。張怡微則從世情小說出發,認為世情小說的落腳點常常是市井生活中“不讓人升華的真相”,作家要書寫有灰度的感情。這些觀點并不互相取消,而是在同一本書里形成對話。

羅丹妮認為在人們普遍學習提問的今天,這本書的意義在于“調動起我們更多對人的好奇,對中國作家的好奇。而今天最糟糕的一點,正是這種好奇心的喪失,是我不再對這些寫小說的人還好奇,我也不再對一個跟我不一樣生活的人好奇。”

徐晨亮用“眩暈感”來形容翻完這本書的第一印象,“信息量非常巨大”。他認為文學存在三種形態:“有一種是固態的,比如說是文本或者文學史上那些硬核的知識,諸如潮流、流派的主張;第二種可能是液態的,就是一個作家生命歷程的精神史,包括一部作品的傳播史;第三種則可能是一種氣態的存在,也就是文學彌散在時代生活里的狀態。”他由此評價這本書“其實是傳統的文學記者訪談和一種自由書寫之間的綜合形態”。

在徐晨亮看來,應該把訪談理解為一種“行動”。“常規訪談假定雙方處于‘客廳’或‘咖啡館’這樣固定的處所,而柏琳這本書做了一個努力,她把作家從沙發椅上拉到陽臺和走廊上進行對話,這時他們可能會發出一些另外的聲音。”

賈行家形容柏琳“像一頭年輕的鯨魚,她經常會消失在水面上很久,然后突然出來噴出一個水柱,這次則噴了好幾個水柱出來”。他指出這本書的意義,“在于證明文學仍然在場”。“柏琳的提問是順著作家的縫隙往里面去走,她一定要把你這件事情問出來,并給好的對話者下了定義:他能夠幫助采訪者共同創造一些東西,而不是說僅僅在他那里獲得一些答案。‘答案’在今天并不值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