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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工智能如何賦能人文學科 ——問答:從“工科大學時代”談起
來源:《文藝爭鳴》 |   2026年11月19日07:23

【引子】

2025 年季春,一個偶然的機會,沈軼倫女士來訪上海交大,我在辦公室接待了她。她是年輕的作家,但這次來訪是履行她的報紙記者職能,要討論一下人工智能和人文學術的關系,做個訪談欄目。所以,也不全是偶然的見面,人工智能算是我們之間的媒介,而且已經成為一切領域里共通的熱門話題。

交大是傳統工科大學,最近20多年也一直在高調辦著文科、人文學科,這使得人工智能與人文學科的關系成為一種比較容易的想象——一所工科大學辦文科和人文學科,幾乎就注定了人工智能在其中的角色了。否則,怎么辦呢?確實,我正在這么做。前年,我還想著創意寫作照著人工智能方向推進,但去年以來,先落地的是古文字、古器物、語言文化方面的項目,我們籌建了“中華文化基因智能實驗室”。顧名思義,我們要進行的是對于古代文化的科學性研究,并且是人工智能主導的科學性研究。這意味著,我們改變了傳統的人文研究觀念和方法,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由此,古代文化文明的探究,成為朝向未來、朝向新世界的憧憬與夢想。

我向沈女士介紹我們的想法、做法與想象,也構成了彼此的對話、交流,只是限于她的報紙篇幅,能夠見刊的不到一半文字,雖然扼要的框架有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2026年7月17日出版的《解放日報》文章標題是《AI浪潮下給人文學科“新開一扇窗”》。我想,還是有必要把我們的對話全文發表出來,作為一個見證:人工智能確實在改變著一切。我們每個人都將被人工智能所改變,就像不久前網絡改變了世界、改變了每個人一樣。

謝謝沈女士的來訪,謝謝《文藝爭鳴》的同人愿意發表這篇訪談稿。(吳俊記)

【記者訪談手記】

吳俊教授的手機上,裝滿了各類人工智能應用和生成式工具,他說幾乎每天都在用,不亦樂乎。

作為見面禮,他從書架上取下來相贈的,還是傳統的紙質出版物——他在2022年出版的《文學的個人史——魯迅傳述和〈朝花夕拾〉》。但交談中,他全程都在試圖說服我,或者說,說服自己人文學科學術在語言能力與信息處理能力上的傳統優勢已經不存在了,無視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引發科研與傳播領域的深刻變革是不明智的。與其討論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類創造性、個性化工作這類問題,不如切實面對人工智能正在不斷逼近人類智慧極限、逐步取代人類技能與思維這一現實。只有明白人、人類正在被挑戰的現實,才能針對性思考并有效解決現實問題:在人工智能時代,人需要做什么?人文學術需要怎么做?

吳俊教授的履歷,本來是一條很清晰的“文科主流路徑”:復旦大學中文系本科,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師從錢谷融先生;典型的主流人文學科專業出身。此后在華東師大任教多年,后來又到南京大學,擔任過校長助理、研究生院負責人,分管的也是文科。直到2022年底,他調入上海交通大學,出任人文學院院長,還是中華文化基因智能實驗室主任——從傳統文理強校到一所以工科立校的大學,這種人生與職業軌跡的改變,帶來了他認知和行為上的轉變。

他說:中國大學發展到現在,早已經進入了“工科大學時代”。但這個概念不能狹義理解,不是單指交大、清華、浙大這些傳統工科強校,而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本質是國家需求推動了新質生產力賦能大學建設方向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傳統工科院校在百余年中國大學發展史上,真正進入了主流前沿,核心原因就是它回應了“卡脖子”技術和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在國家需求層面的根本性現實問題。他在入職上海交大后不久,就發表了有關“工科大學時代”及在傳統工科主流大學發展人文學科、包括人文通識課對于工科大學教育的重要性的文章,《“工科大學時代”的大學人文及人文通識課——兼談如何認識學科意義上的創意寫作》(《文藝爭鳴》2024年第11期)、《重申人文學術研究的常道——工科大學里的人文教育問題》(《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12期)等相關文章發表前,他已經在交大教學發展中心做過線下公開報告,反響相當熱烈。

文科、狹義的人文學科到底該如何面對這個時代?泛泛而談的大道理好像很明白,現實中則一切沒有定論。吳俊說,以自己為例,堅信人文是“無用之用”的教授們首先要放下對技術的傲慢與偏見,才能直面危機挑戰和發展機遇并存的當下。當然,教育的目的,最終的一切,還是要落到“人”“人的發展”上。(沈軼倫記。以下沈問、吳答)

【問答】

[1]

問:從傳統文科強校到頂尖工科強校,這種“跨界”帶給您最直觀的沖擊是什么?您如何理解當下所說的“工科大學時代”?

答:我的學術生涯前期,都是在中國的文科教育強校。我在上海,但從不知道交大在哪里。20世紀80年代在復旦,好像是個理想主義的世界。郭紹虞先生、朱東潤先生、賈植芳先生、章培恒先生等幾代前輩,教給我們什么?不只是知識,更重要的是風范,一種思想追問的方式,一種精神呼應的體驗——中國文字背后的意味是什么?語言文學和宏大的社會變遷、幽微的人性世界是什么關系?個人治學與修養及人間倫理的關聯是怎樣的?后來我到華東師大讀研究生,師從錢谷融先生,在“文學是人學”的傳承中,體會老師的從容、豁達、明智與自在的人文風格。我們想象中的人文是這樣的。

很長一段時間,我也秉信文科的功能應該是“無用之用”。雖然過去在文科院系里,也有文科實驗室的提法,但我內心對用技術手段做人文研究并不看好,而且一直覺得這都是“術”,我們人文學術追尋的是“道”。人文學者是靠思想、靠精神、靠個體的想象力來進行知識生產的,和實驗室、技術手段的工作方式是兩碼事。并且,人文學術主要是基礎理論研究,不是功利性的現實需求產品。我們不做市場。回想起來,我有需要深刻反思的遺憾或者說錯誤。至少在十幾年前,國家教育布局及相關政策上,就有了新文科、文科實驗室建設的明確倡導和推動。但我作為一個擔任一定管理職務的文科專業研究者,未能及時領悟到現實與未來發展的主流大勢,傳統定勢的陳舊觀念阻礙了我對于創新學科范式重要性的基本認識,認知水平偏低,不僅抱殘守缺,而且沒有對國家需求進行必要的思考。可以說沒能抓住、失去了第一時間的發展機會。就此再看宏觀面情況,很多文科學者恐怕都像我一樣,甚至現在都還沒有意識到互聯網技術發展以來技術迭代對于所有學科學術的顛覆性意義。我們似乎還本能地生活在傳統文科的幻覺中。

最直觀的一個對比,就是人文學術和理工科的科研成果署名方式:我們的論文、著作,古今中外都是以個人單獨署名為主,近期更有幾家著名C刊,正式規定只發表單獨署名文章,不發表兩人及以上署名文章。但理工科的署名,三五個以上是常態,十幾個署名很常見,這是有組織的團隊科研。成果署名方式的不同,體現的既是知識產權的歸屬,更是知識生產方式的不同。延伸開去看,就是學術研究機制的不同,人才培養方式的不同,并且必然要影響到學術評價方式、評價標準的不同制定,對于科研管理方式也就應該有相應的不同。我們不能不考慮到,在學術共同體內部,也必須有分類管理、分類評價的合理機制和制度設計。否則就會生出無數弊端。這應該是通常的道理。人文研究不可量化,科技研究則有通則規范。兩者的知識生產方式有著根本性的差異,評價標準自當不同。人文學術與現實需求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距離。越過現實功利看向無窮之遠是人文學術的視野。這決定了人文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真正讓我開始改變想法的,是互聯網、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術迭代加速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改變。技術因素不僅是影響,更是逼迫,逼迫整個學術界重新認識技術與人文的關系。這種改變甚至會改變常識性的認知和觀念。舉個簡單的例子,傳統工商業的財富積累要進入亞洲、世界富豪排行榜前列,都需要幾代人、上百年的時間;互聯網時代,成為亞洲首富只需要十幾年,成為世界級富豪只需要二十年。以財富的積累速度計,時間被互聯網極度壓縮了。從全部成本計,那么,人工智能更是最強大的壓縮時間、改變空間的技術手段。人工智能就是時空的壓縮機、變形機。時間被壓縮了,空間被改變了,不可理喻,但實質就是我們的生命過程、生命長度和生命活動的現實場景都被改變了。這難道不是人類的根本性改變、人類社會的底層邏輯被改變了嗎?人文學術有理由不改變嗎?

拿古文字、古器物方面的研究來說,甲骨文、簡帛文字、古器物圖案與紋飾等,遺留至今有大量碎片需要識別、綴合、分類、檢索、釋義,這在以往“個體戶”“小農經濟”“作坊式”研究組織形態時代,已經被證明了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生產力水平太低,生產方式太落后。但是,人工智能時代以數據集為基礎的大模型、智能體則將個人力量、簡單人力疊加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海量工作變得相對輕松,目前看來前景非常樂觀。這說明科技支撐能夠根本性地推進和改變最傳統的人文研究,既能提高人文學術生產效率,同時又能夠獲得創新性和突破性成果。目前已經可以做出一個基本判斷:任何一個領域的研究,如果不和人工智能進行充分、全面的融合,如果沒有學科交叉跨域的新方法新路徑,就一定是沒有前途的。固守傳統路徑當然一時還不會“餓死”,但社會發展的底層邏輯已然改變,人文學術的研究范式必須更新改變。事實上,人工智能賦能開辟的新賽道已經展開,正在全面重構我們的基礎框架,重新設計學科學術的角色分工,重新定義科研評價的價值觀。可以預計,固守人文傳統研究模式,很快就會被時代所拋棄。這不是我們想不想改變的問題,而是現實逼著我們必須改變。否則就出局。

問:您剛才提到了古文字研究的例子,提出新文科發展的核心特征是人工智能賦能及學科“跨域”,具體是指哪幾個方向?為什么說“跨域”是AI時代人文學科的必然選擇?

答:人工智能不僅是一種技術賦能,更是一種能夠支持知識生產(生成式)的思想邏輯,能夠直接影響甚至決定學術研究的方法意識。換言之,人工智能使跨域性的人文研究有無限可能,但關鍵前提是必須有研究主體的創新意識作為引導和導向。人工智能能夠比人更加有效、高質量地完成我們給定的目標任務,但它不可能生成目標明確的研究性需求。問題意識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只能是人的探究意識、需求導向的產物。人工智能賦能人的能力而使任務的完成度更加圓滿,質量和水平更高。并且,能夠比人自身的工作更加低成本地達成目標。因此,以跨域學術為特征的研究主體的創新意識與方法,可以在人工智能時代獲得最為強大的支持及實現的可能。

我所謂的交叉跨域及方法路徑,與多模態大模型的原理完全一致。具體來說,就是“四跨”:跨學科、跨文化、跨媒介、跨文本(詳見前述《解放日報》訪談文章《AI浪潮下給人文學科“新開一扇窗”》)。就此,我順便推薦一下,交大的同事、前輩葉舒憲教授首創的“四重證據法”已經成為中國人文自主知識體系“原創性方法論”的標志性成果。我所說的四重跨域方法概念,尚不具備葉老師方法論的系統性,只是我的一種宏觀性的概括表述。

為什么說跨域是人文學科學術的必然選擇?因為傳統的個體性、單一學科的人文學術發展模式,已經無法應對當下的問題生成,甚至連提出問題的能力都喪失了。傳統自足、相對封閉的學術研究的方法及效能已經不能適配技術迭代形成的顛覆性現實。如果一個人文學者連社交媒體也不擅長、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都不懂,不能理解工具和思維層面上的人機關系,卻去奢談、擔憂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這會有真實意義嗎?就像現在做古文字研究,至少需要計算機、人工智能和古文字的多重技能與思維能力,傳統學科的規定性顯然不僅不能滿足實際需求,甚至還會阻礙傳統人文學術本身的研究。所以,交叉學科的人才培養問題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我說的跨域就是要在觀念上、方法上徹底突破、打碎學科和人才的既有界限瓶頸,否則根本不可能形成協同科研的有效組織。人文學科必須自覺破界跨域,才能回應時代提出的問題,才能使思想和想象落地獲得支撐。否則任何對于“文科無用論”的反駁都顯得蒼白無力。這并非陷入庸俗實用主義的窠臼,而是極度強化知識更新、思維變遷、與時俱進、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對于學科存續的重要性。事實上,人工智能對于所有學科、包括理工醫農科的沖擊都是一樣具有顛覆性,且顛覆程度一點也不比文科、人文學科遭遇的沖擊更弱。從產業興替生態來看,這一點更為清晰:顛覆性的革命往往源自其他領域而非傳統自身領域。比如,打敗傳統拍攝膠卷產業的不是同行競爭,而是移動互聯網支持的手機。手機還大范圍取代了傳統的視聽器材。要是從傳統觀念來看,手機不就是座機電話的延伸嗎?但事實上,手機就變身成為攝像機、移動電子屏、游戲機、放映機、電唱機、錄音機、視頻生成器。這其實就是“四跨”概念的革命性及物理形態的明證。所以,自覺、或被迫走出自身的“舒適區”、開拓并在新賽道上競技已經時不我待。

[2]

問:您認為當下AI與人文融合過程中,最核心的矛盾是什么?我們該如何平衡這些矛盾,避免“重技術輕思想、重數據輕闡釋”?

答:這個問題非常關鍵。AI與人文融合的過程中,有兩對關系非常敏感甚至尖銳,有時會形成核心矛盾,必須正視,也必須找到平衡的方法。

第一對矛盾關系,是一般意義上人文學術的非功利性、精神性、超越性與技術性研究的實用性、實證性、規范性的矛盾。現在我們強調技術賦能,強調人文學科要回應現實需求,要具備落地場景的實用性,但人文學術的立身之本,是它的精神性和非功利性。如果一味強調技術和功利實用性,就會壓迫人文的精神內核,強迫人文研究變成技術性附庸。另一方面,如果忽視技術迭代帶來的生產力發展,不能回應技術帶來、生成的現實問題,人文學術就會喪失生產效能,脫離時代環境。一旦無法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不能提供有效滿足現實需求的精神產品,任何學術終將只是空談,走向破產。

第二對矛盾關系,是有組織的科研、現實需求的剛性與人文學術的個性化、獨創性、自由度及想象性思維的矛盾。現在對于大學教師做科研,強調有組織的科研,要服務國家需求,這是現實要求,也是政策導向,因此一定會優先配置資源支持。但人文學術的創新思維并不能依靠有組織的科研方式來產生,創新成果的產生并不依賴于組織設計。自由的思維、思維的自由,天馬行空的想象,不確定性的糾結與誘惑,才是人文創新的重要原動力。不可取代的個體是人文學術活動中的基本要素,或者說是辨識度最高的標識性要素。為什么人文學術成果絕大多數是單獨署名?這是對人文學術知識生產特點及其權利歸屬的認可與保障。文體、文風、行文、修辭、遣詞造句,都是人文知識生產,都是思想表達的有機構成。概言之,人文創造、人文學術中的“人的主體性”立場,是人文活動的核心內涵與價值底線。“文學是人學”并未過時。理解這一點才能理解人文創作。就此也能理解為什么很多學術刊物聲明不發表兩人以上署名的人文成果。此時此刻,刊物聲明只發表單獨署名文章,其實就是對人文精神的堅定捍衛。

怎么平衡這些矛盾?核心原則就一點,也是老生常談:讓人文研究兼具當下關懷,同時守住人文的底層邏輯、核心價值。一方面,人文學者必須主動了解前沿技術,回應時代問題;另一方面,技術永遠只是工具,不可能替代人的主體性地位,不能取代人文的思想和價值闡釋。概括性地說,這種矛盾的“激化”也是基礎研究與現實需求研究之間的一種“拉扯”體現,雙方都在爭奪更多的合法性與利益份額。只是現實需求總是會占上風的。理想的境界是永遠不能達到的:善用國家需求作為基礎研究的導向,實現理論突破及觀念變革,并適配應用場景;用基礎研究提升國家需求的學術理論層次,并實現技術突破的多向價值及范式創新。也許這可以用來作為我們人文學術的當下策略參考。

問:您一直強調媒介迭代對人文研究的影響,從紙媒到互聯網再到人工智能,媒介的變化不僅是工具的變化,更是底層邏輯的改變。您能具體談談這種媒介迭代給文學創作和人文學術研究帶來了哪些根本性的變化?

答:從紙媒到互聯網再到人工智能,這三次媒介迭代,不是簡單的工具升級,而是徹底改變了文學和人文研究的生產方式、呈現形態和生態格局,核心是從“文學的媒介”轉變為“媒介的文學”或“媒介性的文學”。有時,你把文學置換為學術兩字也行。以往我們常說內容決定形式,但在互聯網、人工智能主導的媒介時代,媒介就是內容;媒介就是內容的真實構成。而且,媒介的虛擬性也是真實的、實際的人間現實。物理性的真實已經被虛擬性的真實所部分取代,或者說,虛擬性也可以成為物理性的真實。互聯網、人工智能將虛擬生活方式與場景變成了現實的真實形態,重構了生活的宏觀生態。反過來也可以這樣來理解,如果去除了傳統意義上的虛擬世界、虛擬生活,去除了創造虛擬時空的一切技術媒介,當代的真實生活、社會日常就會突然停止,就像突然斷電一樣。你能想象所有電子產品都沒有了的話,你怎么購物、怎么消費、怎么獲取信息、怎么聯系他人……研究者將不得不依靠單純的個體人力回到圖書館查閱紙本文獻史料,將在紙質稿紙上書寫所有文字、論文、著作,教師授課將在黑板上用粉筆書寫每一個字而不能使用投影機、PPT、電子圖標、教學視頻……你將不得不從信息時代、數字時代回到傳統工業時代、機械時代。顯然,世界已經不可能后退,真實的情況是,現實的概念已經從線下延伸到了線上。傳統的現實主義概念,在人工智能、更早在互聯網興起時,就已經被改變了。虛擬世界是真實的,就是我們的生活現實、現實生活。虛擬生活構成了我們的真實生活。比如,還有人說,科幻比現實還現實,比真實還真實。

在紙媒時代,媒介幾乎是可以被忽略不計的,作為文學和人文研究的實際工具,是不證自明的——很少有關于紙媒寫作的媒介意識。40年前,沒有人會問你用什么媒介寫作——一定是用筆在紙上寫,這種方式持續了千百年。文學創作靠的是個體的筆耕不輟,寫一部30萬字的小說可能要花好幾年。人文研究也是一樣,靠的是個體在圖書館、檔案館、書房的文獻資料搜集,研究周期長,成果產出慢。

到了互聯網時代,媒介開始成為文學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寫作、網絡文學的出現,使得寫作的效率大幅提升,修改也更簡捷。更重要的是,文學的形態和生態變了——紙媒時代百萬字的長篇小說數量極少,互聯網時代,30萬字乃至200萬字以上的網文作品有數百萬部之多,一年網文數量超過此前60年的紙媒出版總量。(最新數據統計,可見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發布的《2025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中國社會科學院每年發布《中國網絡文學年度報告》,2026年4月發布《2025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研究報告》。)人文研究也開始借助網絡平臺搜集資料、交流信息、分享成果,學術研究及推廣的效率明顯提升,而且時空的間隔不再成為重要的障礙。流量和點擊率介入了價值塑造。這意味著媒介改變的是價值標準。底層邏輯則是媒介創新而重新規劃、改變了傳統比賽的路線、賽道和方式,甚至新創了比賽項目。新的冠軍當然就會創建新的世界紀錄。

人工智能的出現,讓媒介真正成為文學和人文研究的主體性構成,底層邏輯開始發生顛覆性的徹底改變。從文學創作、學術寫作來看,AI的生產效率是傳統方式無法比擬的。2024年,華東師范大學王峰教授團隊用8個月訓練智能體,寫出了一部人機協作的百萬字AI長篇小說《天命使徒》,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主要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長篇小說。假如說此前的網絡寫作還需要人力進行具體的鍵盤書寫操作,人工智能寫作則全然由智能體執行寫作指令完成寫作。人力還需要做的是后期加工。表面上看,AI寫作使得物理形式的寫作行為開始被改變,工具效能有了史無前例的提升,這一改變已經足稱天翻地覆。實際上,AI寫作改變的是支配寫作行為的思維方式。“怎樣寫作”和“誰在寫作”的問題同時出現。這就觸及寫作何以為寫作的根本問題了。人工智能將“誰在寫作”的作者角色問題推到了眼前,即以往的工具性媒介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變身為寫作主體了。這就在觀念上有可能顛覆“文學是人學”的既定認知,改變創作思維、學術思維的構成方式與機制,從根本上改變的是文學、學術行為與人、個體的倫理關系。但是,試問,AI能成為完全意義上的作者嗎?

在學術研究上,AI能實現很多傳統研究方式無法完成的任務。人工智能的智力貢獻幾乎具有秒殺人類大腦的效能。這時,我們沿用媒介的理論就能說,學術、思想的內容生產已經不得不讓位給了作為工具媒介的人工智能。但這時的人工智能還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媒介嗎?只要你有需求,人工智能就能給你產出所需的論文、課題設計、教材講義。當教師在防范學生用AI代筆提交課程作業、期末考核論文時,有沒有想過自己用AI干了什么?真正的挑戰是,傳統教育模式中的教師角色、教學方式還有存在的價值嗎?傳統方式生產的科研成果的含金量會比人工智能生成的結果更有價值嗎?

顯而易見,媒介迭代帶來了文學和人文研究的價值標準變化:紙媒時代,經典文學占據絕對的價值中心,傳統譜系仍在強力維系傳承。20世紀90年代以后,20、21世紀之交,隨著網絡寫作的勃興,文學取向從俗下沉,傳統經典文學的中心位置開始被迫位移,通俗流行的大眾化作品擠占了文學場的價值地位,連茅盾文學獎也開始逐漸考慮作品的發行量、社會閱讀量、影視改編收視率及票房,即商業化指標明確進入了評價體系。歷史的斷裂正在加速形成。更別提后來的爽文生產規模了。文化產業的大眾市場時代終于成熟了。到了AI時代,文學的人機生成性、音視頻化趨勢更加明顯、極端,兩三年間的AI短劇之類已經成為大眾文化消費的新寵。一方面是“新大眾文藝”的政治加持,另一方面是強大的AI生產力甚至促成了“一人劇組”的出現,重塑了短劇生產流程與產業生態,不久前的9月1日,國家廣電總局還公布了《微短劇發展管理辦法》,可見行業技術迭代發展的勢頭之迅猛。在新大眾文藝視野中,傳統主流的地位與形態已經不復存在。再看紙媒時代的經典文學,雖然仍是價值標桿,但已經不再主導文學市場,實際影響不斷式微。生產、消費、反饋評價的全鏈條都發生了改變。

基于此,我有一個預判:技術迭代已經宣告,沒有人工智能賦能的人文學術,終將進入博物館,成為“博物館學術”。這是一個比喻,就是指即便還有存活價值,也是沒有社會市場、生產推廣價值,需要投入成本專門保護起來的文化遺骸形式。這促使我們必須思考人文學術的社會價值問題。因為這會直接改變人文學科學術在大學教育中的地位,以及人才就業市場的需求。轉引率、影響因子之類的學科學術內循環指標,其權重必須讓渡給社會價值實現的衡量標準,也就是學科邏輯和國家、社會需求邏輯的動態兼顧。

這不是說紙媒研究和傳統方法完全沒用了,它依然有無可替代的學習和研究價值,并且成為稀缺價值,就像非遺一樣需要保護,但它不再是社會化生產的主流,不可能再長久地作為大學的普適性教學內容與課程。如果說互聯網是我們當下人文研究的基礎平臺,人工智能預示的是人文學術的未來方向。

以上情形也許不妨看作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又一次自然演進。但這一次的演進和以往有了重大的、根本性的不同,其中伴生出了史無前例的“人的危機”,也是文明自身的危機。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明危機是:文化文明創造中的人的主體性價值地位何在?具身性的感知、情感、個性化創造如何形成?以方興未艾的創意寫作來說,很多學校、教師熱衷于人工智能賦能的寫作教學,此類教材已經紛紛出現。但我要提醒的是:創意寫作的初衷是提升人的具身寫作能力,是人的個體創造性寫作能力,如果人工智能不加限制進入學生的寫作中,個體的寫作能力必然受損。那么,學習的目的何在?大學教育不就背離了自身的宗旨和目標了嗎?作為創意寫作課程的教師,我的主張也許比較極端,就是拒絕人工智能進入大學寫作課程。或者說,學生不能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寫作學習。但是,很悲哀的是,我幾乎已經看到了“人的文學”的寫作終于被摧毀的未來。

人工智能時代的學生寫作能力,很大可能會被兩個原因嚴重損害:一是大量使用人工智能的生成便利,學生放棄了實操寫作訓練,從遣詞造句、行文段落,到整體結構、修辭審美,包括修改潤色,全部都由AI代勞,學生寫作實操能力的培養完全付諸闕如。二是即便使用AI生成作品,學生并無優秀作品審美價值判斷的感性認知與鑒賞能力,因為什么是優秀作品的感性經驗并不能由AI灌輸賦能給學生,審美感性需要大量閱讀才能獲得,這是寫作入門的前置條件,也是寫出好作品的能力基礎。當學生可以借助AI幫助自己生成一篇“優秀作品”時,他\她為什么還要閱讀優秀作品呢?所以,無美感經驗、無寫作能力的現象,很可能會成為一種嚴重且普遍的教育問題、社會問題。諷刺的是,寫作課程也許會因此越來越多,但真正的學習者其實仍然是AI,它們都在接受引導詞、提示詞生成作品。

問:您的這個判斷很犀利。在您看來,誰能扛起AI時代人文學術轉型的大旗?是傳統的文理強校,還是像交大這樣的工科強校?后者能否彎道超車?

答:很多時候做的事,都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事后才明白自己所作所為的意義。我不是很習慣用彎道超車的說法。彎道超車會更危險,我們沒必要冒險。彎道超車還意味著是在原有道路上行駛,但我們不是。我們走的是新賽道。路徑的改變形成新的結果,產生增值的價值,從而建立新的價值標準。也就拓展、創新了原來的學科領域和學術范疇。由此可以看出道路選擇所蘊含的創新創造意義與價值。

用人工智能賦能人文學術的轉型發展,是所有人文學科共同面對的事,也是必須做的事。去年上半年,即“十四五”的收官之年,最早預備“十五五”規劃時,我就在考慮像上海交大這樣的工科傳統強校,人文學科到底應該怎么做。學校的頂層設計已經露出雛形,更早兩年就開始了“智慧文科”項目的建設。先知先覺者已經開始進入、搶占著這一新的發展賽道。其實,國家層面的所謂“文科實驗室”建設,在疫情暴發前就已經在推動進行了,文科領域實用性剛需最明顯的社科類學院是最早響應并獲得成功的實際行動者。一直到現在,政策資源的支持都在持續加強人工智能相關項目。交大人文學院雖是后發,但還算借此東風,整合自身學術力量,外掛、內嵌跨學科資源,形成新形態的學術團隊,在學校文科處支持下創建了“中華文化基因智能實驗室”,從名稱上就能看出是用人工智能方法進行文化文明源流的科學研究。

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交大人文不可能復刻北大、復旦的人文發展路徑,極端地說,再過100年,我們也不可能在傳統的人文研究上趕上北大、復旦。我們也沒有彎道超車的路,在所有現成的道路上,我們遠望到的只是塵土飛揚中北大、復旦的背影。人工智能則給了我們一個開辟新道路的發展機會。我們必須立即依托工科的技術與人才優勢,特別是充分浸潤到工科的學校文化中去,全面融入學校的頂層管理設計中去,走AI+人文的跨學科融合之路,打造技術迭代賦能人文學科的研究和人才培養新范式。

你會忽然發現,不經意間,人工智能讓我們進入了古人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有一代文學之勝”的人文學術時代。在千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的時代,即便是不可為而為之,我們也努力掙扎著看到了自身的價值所在;我們明白了自己將干什么、能干什么。我們看到了未來,我們正在奮力創造未來。我們將在“十五五”期間實現預定的愿景。

稍微具體些說,交大人文走上的新賽道有三個核心支撐:第一是硬核的技術優勢,交大有人工智能、大模型計算、多模態數據集建設等優勢,還有“致遠一號”這樣的超強智算平臺;第二是獨特的學科基因,交大人文學院最早創建的學科、最好的學科是科技史,這是理學一級學科,從一開始就有交叉學科的基因,為我們奠定了“科技+人文”的研究傳統;第三是持續的資源投入,交大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仍以適度擴張性方式發展人文學科的工科院校,在人財物上的持續投入,為人文發展新賽道的開辟提供了條件保障。

舉個例子,我們的中華文化基因智能實驗室,突破了傳統語言文字研究的局限,融合了空間計算、多模態AI,從文字、語言、文獻、器物、理論、信仰多維度立體研究中華文化基因,同時結合田野調查與活態傳承形式的研究,這就形成了學術創新發展的具體路徑探索與實踐方式。我們的實驗室不是簡單的“人文+技術”的拼接,而是真正的深廣度融合——用人工智能化解人文研究的痛點難點問題,比如傳統人文研究的“碎片化、單維度、慢迭代”問題,采用大模型、大數據、數字孿生等技術,就能迅速、準確實現史料的整合、分析和可視化,讓中華文化的基因流變在時間線上脈絡清楚,元素面上豐富立體,空間度上直觀可感。這實質上是作為工具的人工智能已經融入、呈現為人文學術的具體形態。從量化實證研究、經歷史邏輯串聯、到意義解析與價值闡釋,歸于實踐應用解決現實問題,滿足社會需求,形成完整自洽的學術研究、產品落地、價值實現、人才培養的有機鏈環,也是人文學術發展提升的創新賽道。可以說,這種新賽道并不是對傳統人文研究的否定或偏離,而是對人文研究方法與范式的拓展、升級,它讓人文研究找到了與新質生產力結合的切入點,也讓人文研究在工科大學時代有了新的價值定位——基礎研究也是時代和國家的剛需。

問:在這樣一個時代,許多人擔心人文學科是不是正在面臨被邊緣化、被工具化的風險,在你看來,交大是怎么做的?

答:風險當然有,人文學科的動向,有時還會釀成輿情風波。互聯網時代,大學也早已成為各種“暴雷”的主要對象。去年社會上就有過對于傳統文科強校的一些擔憂,動機不一。但正像我剛才說的,上海交大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獨特觀察樣本。差不多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全世界的大學都在不斷削減文科投入,甚至還取消了人文學科院系。這波風潮真正刮進中國要遲了十來年。十年前,工科主流大學還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強勢,最近七八年,工科大學才一騎絕塵獲得了碾壓性優勢。即便如此,中國的大學仍保持著人文學科的平衡發展態勢。人文學科仍有調整姿態、華麗轉身的空間。上海交大不僅沒有削減文科,反而是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人文學科的整體性布局。我的修辭性說法是,交大反而以擴張性的方式在發展人文學科。所有資源的整合與投入,保障、推進了交大人文的持續性、高水平發展。

交大為什么會有這種發展?我想,這應當源于交大的文化認知。這就回到我剛才說的:新質生產力賦能的大學建設,使得傳統工科強校的交大,更有條件和可能把文科、人文學科的建設納入學校的整體發展體系中,而不是一味消極地削弱和剔除——否則,大學本身必將因短視而遭到結構性的損害。對交大而言,不是如何削減文科的問題,而是怎樣發展好文科的問題。事實上,交大逆向利用了文科發展時間窗口的關閉過程,在別人爭相下坡時發力登山。你想,誰能看到一覽眾山小的風景呢?

延伸開來說,過去多年間,為應對學科評估、提升優秀率或學科排名,簡單說就是提升A級、特別是A+學科數,很多大學,包括頭部大學都采取了削減學科數量的做法。本來,控制規模也是有利于大學建設的明智舉措,但如果因此決策不當傷及學科結構的均衡合理性,尤其是功利取向下更多損害人文學科的布局,學校的“綜合體能”就難以健康發展,各種短板性問題一定會拖累到整體的競爭力。我們是否迷失在了A+學科的迷信中呢?說到底,這關系到并取決于大學管理層、核心決策層的認知視野和文化素養問題。

我觀察下來,交大幾任校長都有非常明確的文科發展意識和預期。張杰校長在20年前就說過:要用十年左右時間,把上海交通大學的文科建設成985大學的第一方陣。聽說后來的林忠欽校長也這樣表示過,即便交大的文科近期辦不成最高水平的文科,交大也要堅持辦文科,并且要辦好文科。

追溯歷史,在交大的辦學基因里,其實一直有文科的成分活躍著,并對學校發展起到了塑造性的作用。再舉兩位校長的例子,一位是民國交大的老校長唐文治(1865—1954)先生,他是晚清進士出身,年輕時受業于經學名家,從事訓詁之學。但就是這樣一位傳統士大夫出身的國學大師,奠定、規劃了交大工科發展的基礎與方向。另一位是新中國老校長彭康(1901—1968)先生,他是我黨最早的文學理論家之一,20世紀20年代末就開始參與并領導了最早的中國左翼文化運動及組織建設。這樣一位文藝理論出身的我黨干部,在50年代初的“院系調整”后擔任了交通大學校長,隨后響應國家號召,率校西遷,創建西安交大,成為交大系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我要強調的是,上海交大的當代發展格局,更不用說西交大,是在文藝理論家彭康校長主持工作時期確立的。所以,交大雖然是工科建校、工科立校、工科名校,但人文基因卻與生俱來,深入交大發展的血脈中,并在關鍵時期起到了方向性的引導作用。對于交大的命運來說,人文底蘊就是如此重要。有了強烈、強大的現代人文意識,才有了交大的發展和建設特色。我雖然是交大的新人,但對交大的未來,包括交大人文學科學術的發展,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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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交大正在建設“中華文化基因智能實驗室”,您也是這個實驗室的主任,這是一個很有前瞻性的項目。您能否為我們描繪一下它的建設愿景?

答:傳統人文學科學術需要創新發展,首先要創新發展方式。這不違拗守正創新的旨趣。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需要理論突破、技術突破,也需要人才培養體系的創新構建、需要產品落地。對大學來說,最重要的還有一條:教育方式的更新,需要以人文素養的厚植為基礎。培養什么樣的人的問題,不只是政治思想、專業教育,綜合人文素養才是最為基礎的培養內容。歸根結底,教育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我們需要溯源人文的力量究竟是如何產生、演進并成為當代文化文明發展的資源動力。換句話說,我們需要明確民族文化文明的來龍去脈及當代價值,這也是文化自信、文化強國的國家需求。

我們實驗室的目標之一,就是“厘清中華文化基因的形成與流變特征,彰顯其在世界民族文化中的獨特價值”。在AI介入的背景下,我們可以通過多模態數據的方式,讓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綜合特質呈現為可視化、可計算的迭代生成形態。在世界文明互鑒的生態中,擁有我們自己的堅實“數據底座”。

實驗室的具體工作方式和目標,就是用多模態AI、空間計算、超強智算平臺,打通并創新文字、語言、文獻、器物、信仰等多個維度的有機關聯。比如,在古文字研究中提出一個概念叫“證據間性”——把出土文獻、實物資料、紙本文獻與數字孿生、大模型智能考釋結合起來。這是把“文化文本細讀”與“數據智能遠讀”相結合的方法實踐。大量的甲骨文碎片比已經識別出的還要多得多,靠個人力量絕對無法完成全部識別的工作。只有用傳世文獻數據訓練大模型,才能產生“當代的王國維”。我們實驗室還與湖南省博物館馬王堆研究院實現了共建,正在開展的研究也將聚焦在古器物方面的識別、修復、還原、釋義等方向。在此基礎上還要開發出符合當代需求的文化生活產品。顯然,這必然是人工智能落地文化文明研究、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具體場景。包括社會文旅期待中的沉浸式場景的創新再現,也是我們實驗室的“下游”產品。

問:實驗室的研究路徑是從文字、文獻、器物到信仰,這其實是對中華文明進行一種“全息化”的重構。在全球文明比較視野下,這種立體化的研究,能否幫助我們在“人類文明互鑒”中更清晰地講清楚“我們是誰”?

答:比較而言,我們以前講“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更多地靠文字論述。但在中華文明探源研究的推動下,特別是近年借助并融匯了AI迭代技術,已經可以把這些文明“特性”生成可視化的、可量化比較的數據模型與形態呈現。比如,“連續性”在考古學上怎么體現?在語言學上怎么體現?在信仰流變上怎么體現?我們可以通過多模態數據去回答這些問題。當然,技術只是手段。最終回答“我們是誰”這個問題的,還是人文學者的概念釋義和理論體系。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創新性方法,無不來源、生成于中國問題、中國經驗的具體實踐。技術手段使我們的答案更扎實、更有說服力,也更有推廣的社會價值。

問:按照這個邏輯,我發現文明研究其實也和中文創意寫作的學科精神融會貫通了。科學與人文在創意寫作意義上有了相交相通的學術共性。您創建了交大的“新文類與創意寫作研究院”,交大創意寫作專業正在蓬勃發展。祝賀您的團隊前不久還獲得了教育部新時代原創性教材《中文創意寫作》項目。在AI能夠生成故事、創作詩歌的今天,大學里的“創意寫作”專業究竟應該教什么?

答:我到交大工作的這三年,目前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組建文科實驗室和創意寫作團隊,以此逐步實現學科的差異化和前沿性發展,進而推動學科整體更新與轉型提升。在個人的專業研究之外,這些工作主要體現在基礎的學科建設與管理層面。

就創意寫作而言,必須建立宏觀性的分析和判斷視野。媒介的更新與革命必然催生新文體、新文類。19、20世紀之交的紙媒革命是這樣,20、21世紀之交的網絡革命也是這樣。媒介視閾的文學史呈現出的正是現代創意寫作的特征性變遷。我一開始就是把創意寫作與文學史結合起來看的。傳統文學史可以印證創意寫作的發展過程,同樣,創意寫作發展體現的也正是文學史的邏輯。在更大的范疇中,創意寫作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覺醒、主體性確立的政治文化體現,是現代民族國家文化獨立和成熟發展的重要標志。其中含有深刻的劃時代的文化重建的內涵和意義。在此意義上,中國現代創意寫作就重疊了啟蒙新文學的全部歷史。

由此上溯,不難追溯到中國文明發展中的文章傳統,這是中華文化早期發育成熟及流變至今的符號表達系統。在此脈絡中,實現創意寫作與優秀文化傳統的結合。由此擴展到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視域,跨文化互動、互助、互哺的競爭與共生就能顯示出多方面的意義與價值,創意寫作與比較文學、國別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等的關系,可以獲得嶄新的解釋。作為文學世界觀的表達方式,創意寫作最能呼應世界文化文明發展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和世界文學觀念。

可以說,我們交大的創意寫作觀念與實踐是最早把現代文學與創意寫作相結合,并將之落實為具體學術行為、實踐方式、課程教學、人才培養全系統的學科建設范式。在很多方面,我們和其他學校的創意寫作教學有所不同,比如,我們實現了本碩博全鏈式人才培養,著手建設課程體系和學科體系范疇的教材編寫,基本完成了各種類型的寫作類課程布局等。我們正在經歷的是傳統紙媒、網絡媒介、人工智能三個不同時代并存的迭代時期。在技術面上,人工智能的技術迭代發展更是最尖銳的現實挑戰。在AI時代,創意寫作不再只是教具體的“怎么寫”——因為AI比你寫得更快、更細,甚至更規范。對此有人詬病人工智能經常無中生有、胡說八道,但我把這種現象更多地視為生成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表現,而不是負面、貶義的智能水平問題。我們應該教的,確切說賦能于學生的,是基于審美判斷、價值判斷、批判性思維的個性化引導能力。“如何寫出更好的作品”,前提是你必須先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作品”。人工智能不能替代、剝奪學生具身性的寫作能力培養。特別是在寫作能力培養之前,首先應該是閱讀能力、鑒賞能力、判斷能力的習得與養成。創意寫作的最重要前置課程,不是文學史、文學理論,而應該是文學閱讀、創造性思維課程。否則,寫作者與人工智能的人機結合就會以人的能力淪喪告終——寫作主體反而會淪落為智能更加落后的操作機械。那么,人工智能削弱、顛覆的就是創造性活動中的人的主體性及價值地位。

創意寫作學科的規范化建設歷史并不長,其中的教學方式、教材建設的質量與水平都有待提升。人工智能的現實已經在“鞭笞”我們必須從建設性取向上加快推進并實現創意寫作的整體性、系統性建設。以教材建設來說,傳統的教材形態是穩定靜態的、集成性的、文字化的。不遠的將來,教材就是動態的、交互的、與大模型連接的形態為主了。基于數據集的大模型、智能體教材將全面進入教育教學場景。在學習過程中,學生不僅可以閱讀文本,還可以調用AI工具去驗證、去拓展、去質疑、去生成新的問題。教與學的場景會空前活躍與多樣。大模型、智能體教材將使多維、多樣的學習方式成為日常。學習能力、批判性思維的核心是什么?不是不信任技術,而是知道技術的邊界在哪里,知道學習者的站位在哪里,還知道不確定性的價值可能性。顯然,充分了解人工智能的邊界才能用好人工智能。不妨說,創意寫作的精神與方法論,契合的正是人工智能的全部可能性;反之亦然。

問:您想對正在選擇專業,或者正在人文學科中感到迷茫的青年學子說什么?

答:這個問題似乎是在暗示人文學科沒有前途。從世俗層面上說,其實在任何時代,沒有任何一個權威能保證給你一個穩定的前途。AI對文科有沖擊,對理工科的沖擊也一樣是顛覆性的,并且更甚。我們,包括年輕人接受教育的本質,是要培育、擁有能力在變動的時代找到自己的位置。人工智能使我們所有人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你不做好準備,不從頭開始學習,那就不能怪別人了。這和學科專業、職業行業都無關。

事實上,我們人文學科正是在人工智能時代才終于找到了更有效的學術研究方法,發展路徑更為多樣而廣闊了。當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將大多數人提升到一個相對平均的水平線上時,趕上的人就已經獲得了部分成功。我們都能夠做得比以前更好。但能夠脫穎而出,走向前沿、攀上高峰的人,一定是能夠用技術更好支撐并實現獨創性思維表達的人。獨創性思維在任何一個領域,都不是抽象的,都要以內容生產為硬核,比如,再高明的人工智能專家又如何能夠產生具體文化成果呢?如何能把中華文化精準、豐富地傳播出去呢?雖然我不想用傳統的體用兩分來區別人工智能與人文文化,但文化的內容支撐不能不是人類文明的底層邏輯。只是現在,人工智能賦能的交叉融合素養的培育,應該成為文科生的主流學習方式與目標。由此,所有文科生的專業和職業未來并不暗淡,并且還將肩負更為重要的社會責任。

最近就有朋友告訴我,以前我們做中國文化產品“走出去”,經常遭遇“我們覺得很好,人家卻看不懂”的窘況。現在可以通過AI大數據分析,精細識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受眾的接受習慣、興趣點,幫助我們找到更有效的情緒價值傳播方式,跨文化的語際旅行就不會迷失預期的方向。

再舉幾個更加具體、可以實操的專業項目來說,我們交大的神話學研究享譽國內外學界,在傳統學術評價體系中,已經獲得了最高水平的公認。那么今后如何推進、提升呢?我給出的一個建議就是借助人工智能技術,創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知識體系、能夠多場景推廣使用的大模型,進而有效支持課程教學、教材編寫、學術研究、交互使用、社會推廣等,實現傳統人文學術的多向度價值目標。第一步從哪里做起?就從數據集建設做起。同樣,創意寫作教材教學大模型能做嗎?當然能做。以《魯迅全集》為核心數據的大模型能做嗎?一定能做。靠誰做?首先就靠文科生。

準確地說,人工智能技術很快就將“封裝”在我們的人文學科教學中。擅長人工智能將是文科生的日常。困難的是,理工醫農商科學生又如何獲得人文滋潤呢?但我首先想詢問一下:理工科專業出身的大學領導們,你們一年里讀過幾本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書呢?

問:回望您的學術生涯,從傳統人文研究到AI+人文交叉實踐,您對人文學科的未來持怎樣的判斷?

答:對于AI時代人文學科的未來,我的判斷不是危機,也不是簡單的轉型,而是新生。人工智能不是人文學科的“敵人”,而是人文學科的“伙伴”,它讓人文學科找到了新的發展路徑,拓展了研究領域和價值空間。未來的人文學科,將是跨域的、融合的、有切實的當下關懷的學科。它不再是孤立的單一學科,也不是自循環學科,而是與工科、理科深度融合的交叉學科;它不再是抽離現實的純理論研究或意識想象,而是能回應時代問題、服務國家需求、參與全球文明對話的精神現象學科兼實用價值學科;它的價值,不僅體現在精神層面,還體現在物質層面,能為新質生產力建設、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華文明傳承創新提供重要支撐。

我始終相信,人文學科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根基。AI時代,技術在變,但人文的核心價值不變。不要在別人開的窗戶里看一輩子風景,忘了自己也可以有開一扇新窗的能力。這就是我對人文學科學術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