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在象牙之塔”到“走出象牙之塔”——張世英在南開大學

張世英先生西南聯大畢業照

1949年5月14日張世英夫人彭蘭攝于南開大學東村宿舍前

2019年10月5日張世英先生于南開大學東村故居前
1946年秋,一個剛從西南聯大畢業的青年,提著簡單行囊走進南開大學校門。他二十出頭,衣著樸素,口音里還帶著南方氣息。沒有人會想到,這個初來乍到的助教,日后會成為以黑格爾哲學研究和中西哲學比較研究聞名的哲學家;也很少有人注意,他在南開只停留了五年,而這五年恰恰是他學術研究方法形成與思想覺醒的關鍵時期。他就是張世英(1921—2020)。人們熟悉他長期執教北京大學、晚年講“萬有相通”和“哲學是提高人生境界之學”的形象,卻容易把他在南開的五年經歷一筆帶過。但若將這位哲學家的學術道路連成一條線,南開并非可有可無的一站,而是他從嚴格訓練走向現實關懷的關鍵轉折點。
從西南聯大到南開,張世英走過了學者成長歷程中至關重要的兩個階段。在西南聯大,特別是在馮文潛先生的指導下,他接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逐漸形成一套屬于自己的治學方法;在南開從教的五年里,他又慢慢體會到一種關注現實的學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走出象牙之塔”的學術。這兩個階段彼此交疊、相互支撐,并非截然分離。張世英以往的回憶文字對南開偶爾有所涉及,多聚焦于他與馮文潛的師生情誼,對這五年在他的學術生涯中承前啟后的意義,或語焉不詳,或未充分說明。今天來看,張世英與南開的紐帶是多重的:馮文潛作為導師,耳提面命使他在原典閱讀和翻譯校勘上打下了扎實根基,作為學院領導,促他獨立開課與書案磨礪,使他把零散知識組織成可講授、可檢驗的學問;而1947年以后日趨激烈的政治動蕩,則推動他一步步領會學術與現實之間的關聯。
從昆明到天津:一條由師恩牽引的紐帶
張世英與哲學的結緣,本身有一段曲折。1941年秋,他考入西南聯大經濟系,原以為經濟學是“濟世救民之道”,不料讀了一年,發現盡是“生意經”,感到索然無味。1943年秋申請轉入社會系,又因“人口調查”之類的課程而厭煩。就在那一年,他選修了賀麟先生的“哲學概論”。課堂上賀麟講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是一個戰勝了一切對立面的“戰將”,這讓張世英第一次感到哲學“最能觸及人的靈魂”。1944年秋,他最終決定轉入哲學心理學系,將哲學確定為今后學習和研究的大方向,并對此“終生無悔”。
轉入哲學系后,張世英最先憑興趣自己找書閱讀,在圖書館里碰到貝克萊《人類知識原理》的英文原著,翻了幾頁便被吸引住了。真正把他引上哲學原著閱讀正軌的,是馮文潛。馮文潛(1896-1963),字柳漪,南開大學文學院院長、美學家,治學以“精雕細刻,入木三分”著稱,在西南聯大哲學教育學系深受學生敬重。他在《西洋哲學史》課上將柏拉圖的《理想國》作為學生的必讀書目。張世英帶著疑問第一次到馮家請教,馮文潛很高興地接待了他,特別囑咐他要熟讀《理想國》,“要像讀《論語》一樣地讀”,又非常具體地教給他一套讀經典的辦法:每讀完一節或一章,合上書本,用自己的話把大意寫下來,心得和評論另記一旁,不準照抄原文,也不準滿紙空論,以致原意盡失。馮文潛特別強調,讀書報告首先是看對原文原意的理解和概括是否準確,如果滿紙自己的評論而連原意都理解錯了,就會文不對題。張世英按照這套方法嘗試去讀《理想國》,常常自以為懂了,臨到執筆卻概括不出來,于是再打開原書細讀,再合上,再寫。
正是在這種反復磨煉中,張世英懂得了什么叫把一本書“讀透”。馮文潛特別提醒他,做學問要先下“我注六經”的苦功夫,不能一步登天,就想著“六經注我”。這套看似讀書方法的訓練,塑造了張世英此后一生為學的基本姿態:對原典保持敬畏,對概括保持警惕,對浮泛的宏論保持距離。后來,張世英又把這套從馮先生那里學來的方法用在了對貝克萊的閱讀上,尤其《人類知識原理》的后半部分,正是依照這個方法獨立讀下來的。一部課堂要求的柏拉圖《理想國》,一部自己找來讀的貝克萊《人類知識原理》,一前一后,構成了他哲學原著閱讀訓練的起點。當時進步學生“走出象牙之塔”的呼聲在聯大校園中不絕于耳,但這套訓練讓張世英沉浸在純粹的學術閱讀中。他后來坦言自己當時“算得是心在象牙之塔的一個‘落后分子’”,而老師馮文潛“當年也沒有走出象牙之塔”。正是這種“心在象牙之塔”的狀態,給了張世英一段相對完整的時間,接受了純粹而嚴格的學術訓練。
張世英成了馮家的座上客,課后追著馮文潛提問、到家中詳談,成了他聯大時期的一段日常。兩人的關系也在不知不覺中走向深入,向其他方面拓展。大四那年,張世英有次生病,馮文潛打聽到他的住處,到床邊噓寒問暖,展現了一種慈父般的關愛,引起了周圍同學的羨慕。也正是在探病時,馮文潛了解到他因經濟困難不得不在外兼職,常常因此與上課時間沖突而無法上“美學”課,便破例允許他不必到堂,以讀書筆記和學年考試成績結業,還說“學習不一定非得圍著老師轉不可”,這句話讓張世英記了一輩子。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馮文潛應邀擔任了張世英婚禮的主婚人。張世英女朋友是聞一多先生的高足彭蘭,兩人畢業當年結婚,按當時風習,雙方需各有一位主婚人。彭蘭的主婚人自然非聞一多莫屬,張世英這邊按理應請自己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賀麟教授。但偏偏賀麟與聞一多政見不合,彭蘭為此心存不安。為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張世英便改請馮文潛。馮文潛欣然應允,在張世英人生最重要的時刻站在了他的身旁。張世英后來稱馮文潛為“養育我哲學生命的恩師”,“養育”二字,既指學術上的啟蒙,也指生活上的照拂,二者在馮文潛身上是渾然一體的。
1946年夏,張世英從西南聯大畢業。他原本被保送清華研究院,打算師從金岳霖研究分析哲學,但因家庭經濟困難,未能繼續讀研究生。正在此時,馮文潛邀他到南開大學哲學教育學系擔任助教,他便從昆明經貴陽、長沙回到武漢,又只身乘江輪經上海轉海船繞道秦皇島抵達天津。彭蘭暫留武漢,次年才到南開中文系任教。對張世英來說,南開五年不只是一份教職。他在西南聯大從馮文潛那里學到的是怎樣打基礎,到了南開,馮文潛又給了他一個將學問做下去的機會。
講臺與書案:南開時期的教學科研活動
張世英在南開五年,教學與科研交織在一起。教學促使他將此前零散積累的知識組織成可以講授的系統,科研則讓他在一部經典文本上反復打磨,而日常的閑談也在不經意間拓寬了他的學術視野,啟迪他開辟新的學術方向。三者共同構成了張世英學術生涯最初的工作與生活內容。
張世英到南開的第一年便獨立開課,講授“哲學概論”和“形式邏輯”。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助教來說,這一破例既是信任,也是考驗。后來,他曾坦率地描述自己當時的窘態:備課到深夜,參考書亂翻一氣,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都讀。“哲學概論”既講中國哲學,也講西方哲學。中國哲學方面,他主要參考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陽明,這與當年馮友蘭講中國哲學史對程朱哲學的重視有關;西方哲學方面則主要參考羅素,這又與當初金岳霖重點講羅素哲學有關。相比之下,張世英對西方哲學特別是羅素哲學更有興趣。講授時,他常常將這兩條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線索塞進同一門課程,事后自己回想,也覺得“有點不可想象,也有點可笑”。
這種“雜糅”恰恰透露出他早期學術的基本格局,雖然尚未形成自己獨立的哲學立場,卻已同時被中國哲學的道德形而上學傳統和西方哲學的分析與論證精神所吸引。后來貫穿他一生“會通中西”的致思取向,最初而略帶笨拙的萌芽,正是在南開這幾間簡陋的教室中生發出來的。他認真修讀過金岳霖的邏輯學課程,對邏輯分析和概念辨析下過一番功夫。金岳霖曾當面對他說,“我早知道你有數學頭腦,宜于研究分析哲學”,他本人也坦言對分析哲學的興趣“出于一種游戲的愛好”。現在為南開學生講“形式邏輯”,與他在這方面的學術積累若合符節。邏輯學在20世紀40年代末的中國大學課堂里遠非“熱門”,張世英講這門課從不敷衍,他在金岳霖課堂上接受的訓練和此前對數學和邏輯分析的興趣,讓他講起來算得上得心應手。
南開時期對張世英學術生涯具有長遠意義的,是馮文潛交給他的那項翻譯工作。在西南聯大時,張世英曾在茶館里“泡”完了貝克萊《人類知識原理》英文原著,對“存在就是被感知”這一命題著了迷。到南開工作后,馮文潛對他說:“你把《人類知識原理》念得那么熟,就干脆把它翻譯出來吧,我替你校閱。”張世英接下了這個任務。馮文潛的校閱方式極為特別。一字不改,只在旁作注,“此字不妥”“此句待斟酌”,問號、感嘆號隨處可見,每一處都要求張世英自己給出理由。這種“不替你改,但要你改對”的訓練,比逐字批改更為嚴苛。張世英后來在總結馮文潛的告誡時說,有人講一個哲學家的思想,講得天花亂墜,但對照原文一看,卻錯誤百出,因此“做學問重在嚴謹扎實,翻譯重在忠于原文”。1958年,譯稿收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編的《西方古典哲學原著選輯》,署名“張世英譯,馮文潛校”。這是張世英學術生涯中第一次完整的“原典處理”實踐,從閱讀到翻譯再到校訂,每一個環節都在反復確認一個原則:哲學史研究必須建立在可靠的文本之上,而不能建立在轉述和印象之上。
張世英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也與貝克萊有關。1955年5月4日發表于《光明日報》的《現代資產階級主觀唯心論的主要來源——巴克萊的哲學》,題目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其內核卻可以追溯到南開時期對《人類知識原理》的反復研讀。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世英在南開五年工作中獲得的,不是一套成熟的哲學體系,而是一套可操作、可延續的學術方法和工作方式:從一部經典出發,以翻譯和注釋為基本功,逐漸走向獨立的論述與判斷。
張世英的學術滋養還來自南開日常生活中的鄰里閑談。陳序經當時是南開大學教務長兼經濟學院院長,與他也是教工宿舍區東村的鄰居。在張世英的印象里,這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主張全盤西化的大人物”,據說主張之激烈甚至超過胡適。張世英起初在這位“大我近二十歲的長輩”面前很拘謹,覺得自己這個“剛大學畢業的小老土”和他住在一起,“出入未免不便”。但日常接觸很快打破了他的想象。陳序經會因為保姆把曬衣竹竿伸到鄰居院內而對其責備,也曾在除夕和孩子們一起在院子里放鞭炮;他并不愛吃面包奶油,家里也不過圣誕節。有一次,陳序經問張世英正在研究什么,他回答“正在讀羅素的書,喜歡西方哲學”,陳序經立刻說:“不能只讀西方的書,要像馮友蘭那樣中西兼通喲!”這讓張世英第一次對他“有點驚奇”。后來他把這件事講給在清華跟金岳霖學邏輯的老同學周禮全聽,周禮全脫口而出:“此人不合邏輯!”這句玩笑話恰好點出了陳序經身上耐人尋味的一面:一個以“全盤西化”名世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卻并非處處“西化”,反而勸人中西兼通。東村這些看似瑣碎的鄰里閑談,在當時未必會被張世英視為某種“學術方向”的啟示,卻在日后的回想、咀嚼中顯出分量。
馮文潛的精雕細刻、陳序經的中西兼通之勸,以不同方式嵌入了張世英的治學之路。
從旁觀到介入:1947—1948年的政治轉折
張世英在南開的五年,并不只是書齋里做學問。就在他逐漸形成自己學術工作方式的同時,校園內外的政治形勢也在悄悄改變著他對“學術應當何為”的理解。他并沒有放棄嚴謹治學的態度,但開始意識到,學術若完全與時代的苦難隔絕,也會失去某種分量。
張世英初到南開,對政治是疏離的。他在西南聯大時期以“不問政治、自命清高、向往道家境界”自況,這種“清高”更多是一種姿態上的自我約束,而非立場上的拒斥。事實上,他對國民黨的腐敗和專制早有不滿,對進步學生運動懷有深切的同情,只是長期停留在“心向往之”而“身未動之”的狀態。1946年以后的南開校園,已經很難容得下這種狀態。復員回津后,校內國民黨、三青團勢力與進步社團之間的對峙日趨公開,抗議美軍暴行運動、“五·二〇”運動、反迫害斗爭一浪接一浪。一個住在東村、每天穿過校園去上課的青年助教,耳聞目睹這些場面,同情心不可能不逐步轉化為某種融入時代洪流的沖動。
直接推動張世英從同情走向行動的,是他身邊具體的人與事。1947年秋以后,“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日益高漲,他的弟弟張世華正在南開經濟系讀書,經常會在深夜里帶著幾個進步學生到張世英家中“避難”,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追蹤。通過弟弟和他的朋友們,張世英開始學習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論。一位地下黨員還送給他一本埃德加·斯諾的《毛澤東自傳》——“類似黃表紙一樣的薄薄的小冊子”。這本書他珍藏了多年。與此同時,彭蘭與聞一多家屬的往來,以及她本人在西南聯大時期就已形成的進步立場,也在不斷推動張世英向前邁步,并積極參加了“反饑餓、反內戰”的游行示威。在1947年秋至1948年夏講授“哲學概論”時,他還嘗試在課堂上講一點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后來他坦言,當時自己對馬列主義的理解“非常幼稚可笑”,甚至分不清馬列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界限,但這足以顯示,他已經不再僅僅滿足于思想上同情、行動上旁觀。
轉變的種子,早在西南聯大時期就已埋下。1945年至1946年,昆明學生運動蓬勃發展,西南聯大被譽為“民主堡壘”。張世英當時因彭蘭而逐漸走進聞一多的圈子。聞一多第一次約他到家談話,問了一些家庭情況后便直言,“聽說你很有哲學頭腦,我很愿意你能常來我家聊聊。現在的形勢,我想你也清楚,希望你走出象牙之塔。”“走出象牙之塔”這句話,在當時的聯大校園里已是流傳甚廣的進步呼聲,但從聞一多口中親自說出,張世英感到“其意義之沉重”。臨別,聞一多送了他一本魯迅編的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黑絨面,燙金字,鼓勵他看一看。張世英后來回憶,走出聞先生家門時,他開始預感到自己“將面臨人生的一次重大轉折”。1946年夏,張世英與彭蘭離滇回漢前夕去向聞一多告別。聞一多又對他們講了很多,從婚姻到學業,從時局到未來,特別提高了嗓門說“等到那個時候”(意指國民黨垮臺之時),他還是要回到書齋里一心做學問。不想,這是聞一多留給他們最后的印象,幾天之后,老師竟在昆明街頭遇刺身亡!在貴陽看到報載消息,夫妻倆相對而泣。聞一多那句“走出象牙之塔”的告誡,從此不再只是一句口號,變成了一位遇難師長留給他的最后囑托。
1948年秋冬之際,天津解放前夕,經一位地下黨員介紹,張世英加入了共產黨的地下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青年聯盟”(簡稱“民青”),做了幾個月的地下工作。他在南開大學東村的教師宿舍,也成為地下黨活動的場所之一。地下黨在屋里開會,彭蘭坐在院門口放哨,有人來時便大聲打招呼,屋里的人立刻擺出另一副樣子。聞一多當年告誡他的“走出象牙之塔”,首先落實在南開東村那間小屋里,落實在1947年以后天津街頭一次次的游行隊伍里。
值得注意的是,張世英這一時期的政治參與,并未以放棄學術的嚴肅性為代價。后來在回顧自己從“象牙之塔”走出后的道路時,他曾坦率承認自己“長期誤入了一條‘左’的教條主義的歧途”。不過,這主要是指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以政治代替學術的教訓。南開時期的張世英,尚處在“走出象牙之塔”的初始階段。一方面,他仍然保持著從馮文潛那里繼承下來的原典功夫和嚴謹態度;另一方面,也開始意識到學術不能完全脫離時代的風雨。兩者在他身上并不對立,共同促成了這位青年學者對“學術應當何為”的初步理解。
南開作為“歸途”的起點
1950年,彭蘭離開南開大學中文系,回到武漢工作。1951年夏,張世英以夫妻不宜長期分居為由辭去南開教席,到武漢大學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后轉入北京大學。從1952年到改革開放前,他在政治運動的夾縫中做學問,后來回顧那段歲月時曾以“三十年華轉眼過,天涯浪跡歲蹉跎”自況。張世英晚年反復講“哲學是提高人生境界之學”,講“萬有相通”,講“面對現實,超越現實”。這些命題的根系并不在張世英長期工作過的北京大學,而在20世紀40年代末天津東村那間小院和南開大學幾間并不寬敞的教室里。他從南開帶走的,不是某一套具體的學說,而是一種為學品質,從原典出發,對文本負責,同時對時代的風雨保持一種不回避的敏感。
南開五年是他從學生走向獨立學者的起步階段,其意義不在于他在這里取得了多高的成就,而在于他從此開始以學者的身份面對講臺、書案和時代風雨。1961年馮文潛病逝,張世英專程從北京趕到天津參加追悼會。這段師生情誼一直延續到馮文潛生命的終點。張世英后來把自己改革開放后的學術生涯描述為一條“歸途”。而他歸去的那個“家園”,早在1946年秋天,就已在這個從秦皇島輾轉抵達天津、走進南開校門的青年助教身上埋下了最初的根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