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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敘述新文學的創作方法——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過程考論
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 | 張永新  2026年11月18日10:05

1961年,唐弢受命主持編寫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這次文學史編寫隸屬于當時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建設項目,參編者匯聚一時之選,陣容非常強大。教材編寫歷經多次修改調整,直到1964年上半年,該書討論稿才得以印出并征求意見。但隨著局勢劇變,該書尚未出版,編寫工作便被迫中止。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他們并非拓荒者,已有的多部現代文學史(當時也稱新文學史)可供參照,但這些彼此差異頗大的文學史與其說提供了學習的樣板,毋寧說向他們展示了多種多樣、晦暗不明的歧路。對已有文學史的不滿是如此高規格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得以組建的原因,已有的文學史問題是明顯的,然而,如何超越這些文學史的局限,形成一種成熟的現代文學史敘述架構、體例乃至風格、話語,仍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

在當時的語境中,中國現代文學史不僅僅是現代文學的歷史記錄,更是《新民主主義論》等權威政治論述的文學史版本,還是當下文學發展路徑的一種歷史溯源和建構。因此,現代文學史背負著相當復雜而又沉重的歷史負載,它不只是文學的歷史,也是革命政治的歷史,對應于同時期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現代文學史也需要在性質、創作方法、文學史分期等方面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相呼應。現代文學的創作方法問題由此浮出水面,成為文學史寫作者必須面對而又爭論不休的關鍵問題。

在此前的多部文學史中,新文學的創作方法被總結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1(下文簡稱“兩結合”)。這一看似違和的非歷史化的理論概括是當時頗為普遍的認知,也是為了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總體性質相匹配而創造出的后設性概括總結。如果從中國現代文學的總體趨勢來看,這一總結不乏一定的合理性。20世紀60年代,在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多個過程稿中,關于創作方法的表述有著頗為顯著的變化。在較早的版本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這兩種創作方法是其對中國現代文學總的創作方法的總結,并且他們在論述中試圖將兩者進行關聯、融合,構建出一條從一般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發展脈絡。但隨著后續過程稿的不斷修改,在顯性的表述上,這兩種創作方法在文學史敘述中不斷縮減,逐漸由一個統攝性的理論概念弱化為一個局部的文學史事實,乃至幾乎消失。那么,這樣的變化何以發生,又是否確如概念運用的變化所示,兩種理論在文學史中幾乎消失?這種變化與當時的文學語境有何關聯?對于文學史敘述話語的形成有何意義?從文學史誕生并逐漸成形的生產現場考察這些問題,可以透視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基礎性敘述話語的生長過程,理解其如何在頗具挑戰性的環境之中形塑自己的生命意志,為文學創造一種更具包容性的空間,也為理解當代文學的變化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窗口。

一、新文學的創作方法何以成為問題

1958年,伴隨“大躍進”而來的是全國高校此起彼伏的文學史集體寫作熱潮,這些倉促趕制的文學史并未能得到廣泛認可。1960年春,在主編作為高校文科教材的現代文學史之前,唐弢曾受中宣部指派,帶領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組人員,分頭閱讀并集體討論“大躍進”期間寫作的十多部現代文學史,并形成報告,這一報告經唐弢改定后上報中央有關單位。2這一任務透露出高層對現有文學史的不滿,報告也為后續文學史編寫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他們對當時已編寫出來的18部中國現代文學史進行閱讀并深入分析,提出對這些文學史的意見,分析現有文學史的不足、改進方向以及需要解決的問題。他們的看法匯集為長達11頁的《對高等學校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意見》,雖然唐弢所帶領的小組成員與后來的文科教材編寫組人員并不一致,但他們提出的意見卻很有代表性,為后續的文學史編寫提供了參照。這一報告還由樊駿改寫為文章,題為《關于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幾點看法》,發表在《文學評論》1961年第1期,構成了一種輿論先聲,為文學史編寫打開了通路。

《對高等學校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意見》在簡要列舉1958年之后編寫的14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改進與優長之后,重點提出其存在的問題和缺點,包括以下諸多方面:“第一、新文學的性質”“第二、新文學的創作方法”“第三、文學史的分期”“第四、文學史的體例、結構”“第五、作家作品的評價”。3可以看到,新文學的創作方法在所有問題的序列中排在第二位,是一個相當關鍵的理論性問題,與新文學的性質一樣,其并非局部的小問題,而是關涉文學史的整體敘述。而且,這兩個問題也緊密相關。關于新文學性質的問題,報告提及當時主流的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新文學是具有不斷發展的社會主義因素的新民主主義文學(吉林師大、復旦等),一種認為是由萌芽到成熟的社會主義文學(北大、開封師院等)。”4無論是對社會主義因素的找尋,還是對社會主義文學性質的判斷,創作方法的認定在其中都占據著重要的比重,創作方法是否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兩結合”,直接關涉了文學創作的性質問題。某種程度上,新文學的性質與創作方法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例如,魯迅20世紀30年代的創作是否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這就取決于魯迅采用的創作方法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還是批判現實主義??梢哉f,新文學創作方法的問題緊密關聯著新文學的性質問題。

針對新文學創作方法的問題,報告總結了各教材的不同提法,主要可以劃分為四種:

甲、認為從“五四”一開始,就朝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發展(復旦、南京師院、華中師院等);

乙、認為一開始就朝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方法發展,不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北京師大、吉林師大等);

丙、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并提,認為兩者是完全一樣的(遼寧大學、山大、開封師院等)。

丁、認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從一開始就是主流,并向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發展(武大、吉林大學)。5

對于這一問題,此前的文學史教材出現了多達四種思路,且各種思路并非沒有代表性的孤例,而是見于多部文學史。從這一分類可以看出,多數思路傾向于區別使用兩種概念,不贊同混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甲和丁中都被作為發展的方向,相對而言占據了更為主流的位置。但是,對于這樣一個關鍵的問題,各類文學史未能形成相對統一的敘述,甚至相互之間存在不少矛盾,他們也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這種歧異繁多的表述不是一個能夠被時人接受的狀態。當編寫組開始寫作他們自己的文學史,對于這一問題如何作出清晰明確而有說服力的解答,就成了迫切需要應對的難題。

1961 年《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討論會現場。王瑤、劉綬松、李文保、嚴家炎、張恩和等在座。照片由張恩和先生保存,張潔宇教授提供,特此致謝。

唐弢主持文科教材版文學史的編寫工作后,編寫組在不斷地討論、寫作、征求意見和修改過程中,逐漸形成相對統一的看法。但即便如此,對于創作方法的問題他們依舊有不小分歧。在寫作期間,他們擬寫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中的問題》,題下括注“供討論時參考”,將這份材料涉及的具體內容與各過程稿對讀,推測這份材料寫作時間應在1962年6月《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草稿)》完成后、1962年11月舉辦《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討論會之前。6這份材料列述寫作中遇到的各類問題,其中再次提及創作方法這一問題,即“怎樣理解和體現創作方法在現代文學上的運用和發展”7。關于創作方法問題的不同意見主要體現于創作方法概念的運用上,尤其是革命現實主義的界定和含義。例如,“有一種意見認為,目前對革命現實主義的提法很混亂,有高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有低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有等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為了統一概念,‘五四’時期的魯迅不必稱革命現實主義,只稱現實主義(在具體論述時給以充分估價,使其區別于批判現實主義或古典現實主義)。郭沫若不必稱革命浪漫主義,盡稱積極浪漫主義?!舐摗瘯r期,開始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四二年以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進一步的發展。”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五四’時期魯迅可稱革命現實主義,郭沫若可稱革命浪漫主義,這樣可以突出‘五四’新文學與過去文學的區別?!边€有一種意見認為:“革命是發展的,現實主義也是發展的,‘左聯’時期,四二年以后都可以提革命現實主義?!?從上述幾種意見可以看出,在寫出《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草稿)》后,編寫組對于創作方法問題仍有較大分歧,他們最終采用的方案其實并非上述討論中的某一種。這顯示了如何敘述創作方法這一問題的難度與復雜性。那么,在修改過程中,他們怎樣彌合分歧并逐步形成統一意見,又如何開拓新路敘述新文學的創作方法,解答這些問題就需要追躡過程稿的修改蹤跡作進一步的分析。

二、新文學創作方法敘述的演變: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各版本的比較

如何敘述新文學創作方法的難題雖然一直存在,編寫組也遲遲未能形成一致意見,但是文學史寫作依然需要持續推進,問題的解決也有賴于在具體寫作中進行探索。

20世紀60年代前期,在這部文學史成書過程中,先后形成了多種過程稿。這些過程稿擢其要者,計有《“中國現代文學史”綱目第三次修訂稿“第一方案”說明》、《中國現代文學史綱目第三次修訂稿“第二方案”說明》9、《中國現代文學史綱目第四次修訂稿》(1961.10.23)、《中國現代文學史部分提綱(草稿)》(1961.12)10、《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草稿)》(1962.6)11、《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冊·第一部分(討論稿)》(1964.3)、《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冊·第二部分(討論稿)》(1964.4)12等多個版本。這些幸運留存下來的過程稿展現了這部集大成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形成的具體過程與細節,讓我們得以窺見在復雜多變的情境下,與歷史和現實緊密扭結的現代文學史如何騰挪身姿,各種觀點主張如何互動博弈,最終形成一套相對成熟的現代文學史敘述話語。這些過程稿多方面涉及新文學創作方法問題,其表述的變化尤其具有豐富的意味。梳理不同階段的過程稿對新文學創作方法問題的表述,結合周邊的其他文本材料,可以清晰地展現編寫者修改的線索和思路,以及當時編寫者群體對這一問題的探索過程。

新文學的創作方法是文學史鏈接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關鍵脈絡,一方面,當代文學的發展路徑導源于現代文學的探索與積累,當代文學是現代文學的延展與轉化;另一方面,當代文學又反身塑造了現代文學呈現的面向與形態,在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的燭照下,現代文學明晰連貫的線索被建構起來,現代文學的骨骼與肌肉被勾勒出來,基本的面貌由此奠定。在勾勒骨骼和肌肉的關鍵線條中,新文學創作方法是其中為數不多卻相當重要的幾筆。這幾筆甚至揭示了文學史整體理念的變化,具有重要的表征性意義。

在梳理過程稿關于新文學創作方法的表述之前,仍需關注的是此前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如何表述這一問題,它們又如何運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兩結合”。這些著作是唐弢主編的文學史依托或反撥的重要對象,也可以幫助理解過程稿敘述思路的變化。前述《對高等學校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意見》一文對1958年之后編寫的文學史已有詳細總結,此處無需贅述。其并未展開討論的1958年以前出版的四部文學史由個人編寫,編者又大多有著豐富的現代文學研究和教學經驗,從經驗借鑒的層面上更具價值。因此,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1958年之前出版的四部文學史。在這幾部文學史中,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一頭一尾兩部文學史頗具代表性。從新中國成立不久出版的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再到丁易、張畢來、劉綬松的文學史,可以看到當代文學主流批評話語對新文學史敘述的顯著影響,尤其是第二次全國文代會提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向,更是強化了新文學史敘述的“當代文學意識”。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最重要的文學批評概念之一被用于描述現代文學的變遷,在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更是作為一條由弱漸強的發展線索串聯起五四之后的整個新文學史。

在王瑤寫作《中國新文學史稿》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尚未作為明確的方向得到廣泛宣傳。因此,這部文學史還未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論述1919—1927年文學的章節中,“創作態度”一節寫道:“只要是尊重五四文學革命的民主主義傳統,愿為人民革命服務的作家,那就只能是現實主義和反抗的革命的浪漫主義?!?3“因此,當作文學態度和創作方法的主潮,從新文學的開始起,就是革命的現實主義以及可以概括在它里面的革命的浪漫主義?!?4此外,王瑤提出魯迅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者”,并引用馮雪峰對魯迅的評價,認為“在二十年之間以一身體驗了新文藝的創造和運動發展的全過程的魯迅先生,他也不僅體驗了將先進民族的進步的思想和文學植根到自己民族中來的民族化的戰斗過程,同時也體驗著從舊現實主義向新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其中,他本人也體驗著將反抗的革命的浪漫主義統一到革命現實主義中來的過程”。15魯迅的現實主義還多次被稱為“清醒的現實主義”16。對于左聯時期,王瑤則認為“這個時期的一般創作方法比前一時期更決定地從舊現實主義發展到了新現實主義”17。這里存在著舊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之別,新現實主義作為一種終極的目標,反抗的革命的浪漫主義最終統一于革命現實主義之中。一方面,可以看出當時對新文學的創作方法缺乏統一有效的界定,包括了新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清醒的現實主義;另一方面,浪漫主義顯然是居于次一等的位置,即便是“反抗的革命的浪漫主義”,還是要統合進革命的現實主義之中。這與1958年提出的“兩結合”中“革命浪漫主義”所具有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

關于創作方法問題,1956年4月出版的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有最為系統的處理,他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萌芽、發展、壯大的脈絡作為文學史書寫的重要內容,18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構成了其文學史的骨架。1953年第二次全國文代會上,周恩來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早已存在的,并且從五四運動以來,它就已經成為文藝運動的主流”,“近三十年來,共產黨、無產階級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所以近三十年來文化的主導思想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是文化思想的主導,是文學藝術的方向”。19這些論斷成為劉著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線索的重要基點。劉著的節標題中多次出現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包括第三編魯迅一章第二節“后期作品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精神”、第三編第七章“本時期的小說”第一節“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前進”。20他認為文學研究會的主張屬于現實主義,但是已經“含有非常顯著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21。在現代文學分期方面,他將現代文學各時期分別描述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萌芽時期”“逐漸發展的時期”“空前發展的時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和成就”。22他甚至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作是“向作家們提出了極其輝煌、完整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綱領”23。此外,魯迅被視為“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偉大的開路人”24和“我國新文學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家”25。在劉著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線索固然構建了頗為清晰的發展脈絡,也具有一定的文學史認識價值,然而這種結構性的線索與具體的文學史敘述乃至作品分析顯得有些脫節,不少地方甚至存在自相矛盾之處。在具體論證時,他不是從文學現象和具體文本出發論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存在,而是從政治話語硬切到文學判斷,因為中國現代文學受到十月革命和蘇聯文學的影響,并且在共產主義思想領導下產生,所以不可能不具備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因素。這樣的論述邏輯是直接仿照乃至遷就宏觀的政治判斷,以此搭建文學史敘述,為文學史裁剪了一套過于肥大的衣服,雖然盡力想要使衣服貼身,卻仍處處顯出不合適來。

以上列舉了1958年之前文學史關于創作方法的典例,創作方法確實構成了眾說紛紜的難題,甚至左聯時期的創作方法也未成定說。例如,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書前的“內容說明”中就指出“中國新文學史上的有些問題”“還有待于做出歷史的結論”,其中列舉的兩個問題之一就是“左聯時期的創作方法上的問題”。26這顯示出問題的難度,也包含了出版者或作者對該書判斷的不自信,主動提出商榷意見以避免潛在的批評。那么唐弢等人編寫文學史,他們對于這一問題又有怎樣的思考和探索?

在對各個過程稿的比較中,首先值得關注的是目錄部分關于創作方法的表述。在目前可見的材料中,題下標注日期為1961年10月23日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綱目第四次修訂稿》,第一次在目錄中出現了“革命現實主義”的說法,其第八章標題為“杰出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家——茅盾”。此前版本中,茅盾專章的標題為“杰出的革命作家——茅盾”,與郭沫若專章標題“杰出的革命詩人——郭沫若”構造相似。27題目的修改表現出編寫者力圖更準確地概括和評價茅盾的創作。雖然此后目錄歷經多次修改,這一用法一直延續到1962年6月的《綱要》,在唐弢手批的《綱要》中,他將標題中的“杰出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家”劃去,采用了“第八章 茅盾”這樣更簡潔的章節標題。結合這一版其他相關批注修改或許可以見出修改原因。一方面,這是對周揚“章節上可以不戴帽子”28意見的回應,另外兩個作家專章的標題分別從“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和“新詩的開拓者——郭沫若”改為“魯迅”和“郭沫若”;另一方面,簡潔的標題去除了主觀概括,包容作家自身更為豐富的內容和面向,也更為嚴謹。例如,郭沫若章還涉及“早期歷史劇”一節,以“新詩的開拓者”作為章名,難免與這一節的內容有些不相稱。具體到茅盾章,唐弢的批改手跡尤其值得分析?!毒V要》茅盾專章第二節“《子夜》”開頭寫道:“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是一部杰出的革命現實主義的巨著,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重要收獲。”29唐弢在“革命現實主義的巨著”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下面分別劃線,并以兩條弧線連接起來,批注“概念不統一”“含義不同”,30對兩種概念的含義做出了區分。在其后的《討論稿》中,此處改為“《子夜》標志著茅盾的創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成熟的階段,是我國現代文學一部杰出的革命現實主義的長篇”,去掉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表述。31此處批注可以看到唐弢概念使用的嚴謹性。

除了目錄部分的改動,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新文學創作方法的表述上,更主要的變化在于正文論述部分。這一部分變化頗為顯著,是更為關鍵的修改,從中可以清晰地窺測其修改思路。

《部分提綱》按照《中國現代文學史綱目第四次修訂稿》進行試寫,包括“緒論”、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魯迅、郭沫若、茅盾等重點章節,這些章節也與兩類創作方法關系密切?!恫糠痔峋V》中可以看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兩結合”概念的廣泛運用。由嚴家炎執筆的“緒論”部分專門辟出一節論述五四以來創作方法的演變,并以其論證“新文學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該版本認為,五四至“五卅”前夕,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創作方法占據主要地位,而“魯迅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郭沫若的革命浪漫主義,則是兩者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最高發展”。32這里以魯迅和郭沫若為典范,將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視為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自然發展和頂點,證明前兩者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之后,《部分提綱》認為:“魯迅的現實主義是嚴峻的,但也具有理想主義成分。《鑄劍》等篇則更有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倍舻摹袄寺髁x也有深厚的現實基礎。這就說明當時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不僅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充并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吸收的”。33這顯示出編者努力將“兩結合”的思路落實于文學史寫作中,試圖從現代文學經典作家的創作中為“兩結合”尋找例證。左聯時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介紹進入中國,因此這一時期是文學史討論創作方法的重點時段。“隨著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的摸索和介紹,在‘左聯’時期的創作中,革命現實主義基礎上的革命浪漫主義色調,或是革命浪漫主義主體中的革命現實主義成分,都有了很大的發展?!?4這是對“兩結合”思路更加深入的分析。同時,《部分提綱》還不忘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雖然作了介紹但終于未能引起深入討論的重要原因”進行解釋。對于1942年以后的文學,則更加突顯將傳統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及“兩結合”三類理論結合的意圖?!把影参乃囎剷?,毛澤東同志肯定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薄八ㄖ该珴蓶|——引者注)所著重提出的文藝反映生活但‘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這一思想,不僅把現實主義的典型理論提到了突出的高度,而且也是后來經過發展而提出的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的基礎。”35《部分提綱》認為:“解放區創作的共同趨向則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兩個組成部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向水乳交融、高度結合方面發展?!?6這里則是將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視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組成部分?!恫糠痔峋V》還有意識地以“兩結合”來解讀解放區文學的典范作品,如趙樹理、劉白羽、周立波等人的創作以及《白毛女》。

然而,在相當密集的創作方法概念的運用之下,是概念與具體作品分析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與各章節執筆者觀念不同有關,更由于拔高的概念與實際創作的不符。由劉綬松執筆的茅盾章,標題將其視為“杰出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家”,但對其代表作《子夜》的分析卻引述他人的評價——“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并認為其“在有些地方也還殘存著自然主義的影響”。37這顯然與標題的定位存在裂隙,這或許是此后的《綱要》補充說明《子夜》是“一部杰出的革命現實主義的巨著”的原因,以此方可減輕標題與內容之間的斷裂感。在具體展開的章節,只有對《白毛女》的分析使用了“兩結合”的理論進行解讀,在緒論中以革命現實主義進行概括的趙樹理作品,在具體分析時反而沒有運用這一概念。

隨后,編者對《部分提綱》進行修改擴充形成了《綱要》,并于1962年6月印出,《綱要》中全部章節都以簡寫方式呈現出來。在《綱要》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兩結合”相關的內容出現一定程度的縮減。與《部分提綱》中偏向用以上兩類概念對文學現象與創作進行分析不同,《綱要》中兩類概念出現頻次減少,借助兩類概念討論的對象不少都是本身包含這些概念的文本。例如,同樣是由嚴家炎執筆的“緒論”部分,《部分提綱》中整節探討創作方法,論證“新文學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38,《綱要》中則演變為列述五四以后文學在“內容、形式以及創作方法等方面”“明顯的變化和發展”39。在對魯迅和郭沫若的評價上,作為最高發展的“魯迅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郭沫若的革命浪漫主義”40,分別改為魯迅的《吶喊》《彷徨》“顯示出革命現實主義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成為深具現實基礎的革命浪漫主義作品”41。同時,《部分提綱》構造的由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到魯迅的革命現實主義、郭沫若的革命浪漫主義這一順暢的發展線索,也被更為謹慎的敘述取代?!八麄兊膭撟?,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使兩種占主要地位的創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學研究會所提倡的現實主義,以及由創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義,得到了最高的發展。”42兩種創作方法的最高發展并未自然銜接至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

左聯時期的論述弱化了“兩結合”相關內容,主要提及:“‘左聯’在創作上理論上所作的許多摸索以及對外國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的介紹……使左翼文學向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前進了一大步?!?3論述左聯的一章也只是以較為客觀的態度總結當時的相關論爭,沒有賦之以后人總結的概念。“從1934年前后起,圍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闡述,涉及了世界觀和創作方法、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以及兩者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關系、塑造典型形象、接受文學遺產等課題。”44關于解放區文學,不再強調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肯定,只略略提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即“文藝反映生活而‘應該比普通實際生活更高’的原則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為許多作家所遵循”45。此外,《部分提綱》以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解讀趙樹理的創作、《暴風驟雨》、《白毛女》等作品,《綱要》中這種分析則完全消失。

在《綱要》的具體章節中,魯迅被認為“具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46,“抱著‘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47。具體到魯迅的作品,《綱要》認為《吶喊》《彷徨》“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現實主義的基礎”48。原來的革命現實主義的論調被更為低調的現實主義取代。對郭沫若的論述中,依然強調其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非對立的特點,“《女神》的浪漫主義反映了時代現實,表達了當時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的思想情緒、愿望與要求,因而具有‘五四’的時代內容與革命性。它和現實主義不是對立的;和近代歐洲的積極浪漫主義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因為它還吸收了我國古代浪漫主義的特點”49。至于解放區文學,則是以描述的方式提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沒有“兩結合”的相關內容,即毛澤東“指出應該在參加抗日、贊成民主、同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方法等前提下,建立范圍不同的統一戰線”50。在具體作品的分析方面,對《白毛女》的分析與《提綱》基本一致,無實質性修改。

在作品分析方面,為數不多采用了革命現實主義概念的部分,是對張天翼《華威先生》的討論?!毒V要》認為:“在抗戰初期創作上曾一度出現廉價的樂觀氣息時,這篇作品(指《華威先生》——引者注)堅持了革命現實主義的優秀傳統,對抗戰文學的深入發展起了推動作用”51。但有意思的是,唐弢對此段有多處批改,批注“華威、腐蝕評價太高”“估價太高”“好像以后的諷刺作品都是華威先生引起的”52。在執筆者看來,以“革命現實主義”高度評價《華威先生》的轉折性作用,《華威先生》如此重要,堪用此語,然而,這反而引起唐弢的異議。唐弢兩次寫下評價過高的批語在《綱要》的手跡中頗為少見,這一方面源于唐弢不認可對某個具體作品的過高估價;另一方面,《腐蝕》也被唐弢認為評價過高,若將這兩個作品作為一類來看,還可見出唐弢對這類以批判與暴露為主要面向的批判現實主義的不滿足。他固然不認可高頻率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兩結合”概念的生硬使用,但是對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創作方法仍是相當認可的,也認同現實主義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進化與發展。

此外,《綱要》值得關注的還有《第一次文代大會和社會主義文學的前瞻》一章,其中有不少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兩結合”的論述。

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是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最好方法?,F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原是藝術作品中固有的兩種精神和創作方法,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為不同的流派,但在一些杰出的作品中往往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結合,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出現,即已強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是它不可分的組成部分,而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提出,更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將兩種精神、兩種創作方法辯證地統一起來。53

這里的大段敘述是對三類創作方法關系的清理,不過,已經不是對現代文學階段的歷史敘述,更多是對新中國文學的探討。這種姿態更應視作對文學史的一種保護,以高密度的“大詞”作為護身符,抵消具體章節弱化相關概念可能招致的批評。

總體而言,《綱要》已經大幅弱化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等概念,在現代文學史敘述部分,也取消了對多類理論概念關系的建構與闡釋,更傾向于從現代文學自身的文本中尋找敘述的關鍵概念,搭建論述的節點。

1964年三四月份,《討論稿》上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相繼出爐?!队懻摳濉纷裾铡毒V要》和修改意見進行修改擴充,首次以全文形式呈現這部文學史,可以視作接近完全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關于創作方法問題,《討論稿》“緒論”部分相比《綱要》改動不多,明顯的修改是解放區文學的論述。原先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已經消失,對創作方法的描述改為“堅持革命思想指導下的現實主義方法”。54

在具體作家的討論方面,除了極少數作家涉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兩結合”相關概念,大部分都是以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加以分析概括。關于魯迅,《討論稿》認為:“和過去時代的任何現實主義相比,魯迅的現實主義作品顯然具有更高、更新、更深刻、更清醒、更富于戰斗力的特色?!?5此處雖以多個修飾語極力突出魯迅的現實主義高于一般現實主義,但并沒有將魯迅獨特的現實主義“提升”歸類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革命現實主義之中,這樣的定位和評價無疑是更為準確的。在對郭沫若的論述中,也不再說明其創作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并非對立的特點,而是表示《女神》“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鮮明的革命浪漫主義特色”56。其后,在對葉圣陶、歐陽予倩等作家的書寫中,僅僅是運用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的概念。關于左聯的部分,僅是較為詳細地敘述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介紹和討論的經過。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冊·第一部分(討論稿)》,1964 年 3 月。此材料由張寶元提供,特此致謝。

總體而言,從各版本的修改可以看到幾個明顯的趨勢,一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兩類概念的運用大幅縮減;二是《部分提綱》試圖在現代文學領域建構三類理論概念的密切關系——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兩結合”、一般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兩結合”相融合,并構建從一般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到革命浪漫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的發展進程,這種嘗試在《綱要》中大幅弱化,在討論稿中則幾乎消失。57

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兩類概念所代表的文學觀念也相應弱化?恐怕并非如此。僅從唐弢對《綱要》的部分批注即可看出,他依然非常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兩結合”創作方法,并力圖更為妥帖地分析作品。例如,《綱要》郭沫若章,執筆者許志英寫道:“《女神》充分體現了郭沫若的藝術個性:借助于浪漫主義的想象,夸張以及縱橫恣肆的形式,表達出革命理想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狂暴熾烈的情感和浩瀚宏偉的氣勢。”唐弢在“革命理想主義……氣勢”處劃線,并在這一段頁邊寫道:“這里要說明了是革命浪漫主義。”58唐弢固然對那些不妥當的概念運用避之不及,但對符合這些方法的創作也毫不吝惜使用“大詞”。在其后《討論稿》的郭沫若章,“革命浪漫主義”出現多達三次,甚至在1980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三卷中,討論郭沫若歷史劇時也多次使用這一概念,而在《綱要》郭沫若章中,則一次也未曾出現。

三、在書寫中獲得自己的生命:中國現代文學史話語體系的形成

一個頗為反常的現象是,當整個文化領域形勢愈加激進之時,《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反而越來越弱化這些富有革命意涵的概念,似乎形成了自成一統的小氣候,獨立于日趨緊張的文化斗爭。為何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對新文學創作方法的敘述會呈現出這樣的演變過程?應該怎樣理解這種現象?

最為關鍵的或許來自此次文學史教材編寫的主導者對形成中國現代文學史話語體系的高度重視和堅持。這與20世紀50年代末周揚倡導的建立中國化的、自己的理論的嘗試一脈相承。周揚組織這次文科教材編寫工作,從總體趨向上,可以看到他力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脫去外露脫節的當代文學批評概念,構建一種相對成熟的、具有歷史性與學術性的現代文學史敘述話語。這種話語的建構體現在多個方面。首先是對論從史出或史論結合的追求與踐行,而非依從此前以論帶史或以論代史的慣性思路。

1961年2月,周揚在討論文藝理論教學與教材時,重點論述“論”與“史”的關系問題,成為文科教材編寫的重要指導,為教材編寫的關鍵難題提出解決方法,可謂是給編寫者吃了“定心丸”。

“以論帶史”的提法不妥當,“論”是從“史”來,是研究史料的結果,現在我們有總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在前,來研究具體的一門門的科學,但具體的“論”仍然在“史”之后,以論帶史,有的地方就以“論”來套“史”,如拿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公式去套文學史……

你們力圖從黨的觀點出發去講文藝發展的規律,精神是好的,但還要從歷史出發……要講規律,但一定要從歷史資料出發,不要勉強去硬套。我們有些講話是指導今人的,不要拿去硬套古人,今天的規律是不是適用于過去,要研究。

“論”與“史”的關系要解決,這是基本方法問題,從史料出發。史與論統一這是一個根本問題,這樣作要花力氣,但是只有這樣才能搞出可靠的東西來。59

在這幾段論述中,周揚點出教材編寫的根本問題即“史與論統一”,這是對此前文學史弊病的精準診斷。他對以“論”套“史”的意見正是對以當下創作方法硬套現代文學作品和現象的批評。這些意見并非只是針對文學理論的教學與教材編寫,對文學史編寫同樣有效。

1962年2月28日,唐弢傳達周揚對現代文學史的意見,嚴家炎在筆記中記錄了周揚的意見:“五四后就有革現和革浪,是不是不那么說。說法很不一樣。要從創作本質出發,實事求是。”60從記錄時間和批評的具體內容來看,這應該是周揚對《部分提綱》“緒論”部分所提出的意見。周揚批評的這部分在后續的《綱要》中被刪除。周揚的意見表現了從歷史事實出發的嚴謹態度,他所期望的是從創作本身出發,總結相關規律,而非投機取巧,以當下的批評概念簡單套用到對歷史的敘述中。20世紀80年代,唐弢回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時也涉及“論從史出”還是“以論帶史”的問題。

六十年代初寫這部文學史時,正當史學界討論“以論帶史”還是“論從史出”問題到達最后階段的時候。我是主張“論從史出”的,我現在仍然認為:用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是重要的,這是根本問題,因為評論家總有自己的標準,有所側重,但對一個具體問題來說,還是要“論從史出”?!敃r討論的勝利者卻是“以論帶史”派,我們這部文學史也深受影響,寫成以后,第一部分就是“緒論”。“以論帶史”,這不是實事求是的辦法。這次壓縮修改時,改成了“引言”,把抽象的理論改掉一些。61

唐弢自述主張“論從史出”,但迫于形勢,該著仍深受“以論帶史”的影響,從“緒論”的創作方法部分,也可窺見“以論帶史”對其書寫的影響。不過,從各版本的演變來看,編寫者在盡其所能減少“以論帶史”的負面影響?!耙哉搸贰焙汀罢搹氖烦觥鄙婕暗氖茄芯糠椒ǖ膯栴},前者是從外在的、統一的宏觀論斷出發,尋找匹配的例證,以論斷覆蓋文學史現象,后者是從文學創作與現象的實際出發,以一定的理論方法為指導,形成文學史的書寫脈絡。當然,這兩種方法并非截然二分,而是互有滲透,但最根本的還是史與論如何統一,變成一個有機的系統,而非機械、生硬的組裝搭配——強調史實,重視第一手材料,讓論述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之上,甚至材料與史實本身就形成了理論無法違抗的表述,生成了自己的意志。

其次是文科教材編寫對準確、系統、持重的學術性風格的堅持。在《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中,黃修己評價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強調了尊重史實的唯物主義的精神、對歷史應有的客觀態度,企圖確立一種持重、平實、穩妥的風格,無疑是對朱自清所開創的新文學史編纂傳統的繼承,同時也是對左傾思潮的一種反撥”62。黃修己的評價確為公允之論。對于當時歷史情境下的編寫組來說,這無疑是需要智慧和勇氣的,是一種有難度的繼承,也是一種熔鑄唯物史觀與文學史編纂傳統的新的開拓,甚至可以說,現代文學學科得以成熟也有賴于這樣的成熟話語體系的形成。

所謂準確,是對理論概念運用的謹慎和嚴肅。對概念嚴謹性的考慮讓他們抑制了以新概念套文學史現象的企圖。如果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兩結合”這些概念泛化,看似拓展了現代文學中的社會主義因素,但也稀釋了概念的準確內涵,概念趨于泛化,失去了內在規定性。例如,周揚曾說:“我與蘇聯科學院的一些文學博士們座談。他們說對勞動人民同情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說:那契可夫也同情勞動人民呀!后來他們也不能自圓其說。總之,他們抹煞時代、階級的區別。講什么‘全人類’、‘人道主義’,放棄了階級分析。列寧格勒有一研究魯迅的,甚至說魯迅的《懷舊》也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63。周揚批評的現象在此前的文學史中并不少見,甚至是一種普遍的取向,大量的現代文學作家被納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兩結合”麾下,他們的目的與蘇聯學者當然完全不同,他們希望中國現代文學盡可能增加社會主義因素,以配合《新民主主義論》對新文化性質的宏觀論述。但這卻與周揚批評的蘇聯學者一樣,實際上從另一個方向瓦解了兩類概念的獨特內涵。

唐弢在談魯迅的思想時,曾引用周揚的解讀作出如下表述,清醒地指出魯迅的限度。

周揚說:“哀其不幸”,就是作家能對勞動人民懷有同情,這就是民主主義、人道主義思想;再加上“怒其不爭”,要人民起來斗爭,這就是革命民主主義、革命人道主義思想,魯迅就是這樣;如果再進一步,看到農民已經在爭,這就是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了,魯迅的缺點就是沒有到達這一步,看不到農民已經在爭。64

唐弢雖然推崇魯迅之偉大,但并不以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生硬地套在魯迅身上。這或許也是“魯迅的革命現實主義”改為“革命現實主義的特色”的原因。

所謂系統,意味著文學史追求的是一種有機的、體系性的書寫,而非割裂的、缺乏連貫性的寫作。《部分提綱》中過于突出的創作方法論述與作家作品的分析是脫節的,這與此前的文學史大同小異,顯示出相似的弊病,嚴重影響了文學史敘述的某種內在統一性。而在《綱要》以至《討論稿》的修改過程中,這種割裂和脫節逐漸被克服,雖則仍難以完全避免。

創作方法的敘述與作家作品解讀的割裂是此前新文學史的普遍問題,這在唐弢主持的調查報告中也有說明。“總結上述情況,我們覺得這十幾本教材主要存在這樣兩個弱點:第一、對一些理論性的重大問題,如新文學的性質、主流、創作方法等,還限于概念的說明、下定義,缺少具體分析和論證,因而各書有關整個新文學面貌的介紹還不能給人鮮明、確切的認識。第二……”65在這段問題總結中,他們已經提出創作方法限于概念說明而未能具體分析論證的問題,這一方面是文學史書寫的普遍性難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突入的主流批評概念難以與文學史充分協調。在激進政治引領下這些問題很容易發生,要完全避免并非易事。他們弱化創作方法的統攝性,看似犧牲了某種外在的系統性,實際上卻以一種更具內在性的觀念描繪一些若隱若現的線索,這些線索足以為后來者在合適的時機提供開掘的機會。

最后是周揚針對教材編寫一再強調的將傾向性隱藏的春秋筆法。嚴家炎的筆記記錄了周揚對此問題頗為直白的說法,“‘狂妄地用總結……’,不要寫這些口氣。寫歷史要有傾向性,但不要用主觀性太強的語言。春秋筆法很厲害,要學學這個,看似平淡,傾向在其中”66。主觀性過強的語言,以張揚的語言掩蓋了背后邏輯與論證的乏力與虛弱。對于文學史尤其是教材的書寫來說,這樣的語言反而會損害其可信度和接受度。周揚多次談論要學習西方教材的寫法,認為將傾向性隱藏的筆法,更容易讓讀者接受。

在1961年5月的一次《中國現代文學史》座談會上,周揚則直接針對現代文學史書寫談傾向性問題:“你總有傾向,但與作報告不同,不能那么直接,擁護反對的東西已成為歷史的東西,要采取文學歷史發展過程的敘述,傾向性在敘述中。我看到你們第一章寫‘胡適批判’,我不大同意,當然可以批判……”67周揚在其他教材的討論會、座談會上也多次指出這一問題,提倡春秋筆法。傾向性在敘述中,意味著文學史的書寫是一種更多顯示客觀性的書寫方式,這種方式要求他們縮減那些外露的“大詞”,以內在的褒貶自然而然使人信服。

毋庸諱言,周揚在不同政治形勢下的搖擺給文學史編寫帶來波折與轉變。尤其是1962年11月周揚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討論會上的講話相比此前主張大幅后撤,姿態更為保守。但這次講話乃至后續的多次指示其底色依然是堅持學術性的史論結合的文學史敘述話語,而不是退回到“大躍進”時期以論帶史的局面。

此外,不能忽視的是創作方法概念本身的混亂局面,讓文學史編寫者無所適從,因此,他們經過審慎考慮更傾向于避免撿起這些“燙手的山芋”。中國現代文學史由于與當代政治、文學、人事關系緊密,其所負載的意義相當復雜,在關鍵問題的表述上,編寫者自己常常難以定奪,很多情況下還需求助于文藝界高層,他們的意見往往最終決定了問題的答案。不過,讓編寫者頗感為難的是,他們得到的并非共識而是分歧明顯的各種意見。在嚴家炎的筆記中,他就記錄了周揚和邵荃麟二人對于創作方法問題的分歧,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窗口,觀察二人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及其差異。嚴家炎的筆記記錄了傳達周揚、邵荃麟等人意見的具體細節,關于創作方法問題,他們顯示出了不同的認識?!皠撟鞣椒ǎ褐軗P同志為了避免‘革現’‘革浪’概念理解不一致,‘五四’時可不提。荃麟則認為可以提。他們意見在要求講清發展線索上是一致的?!舐摗瘯r期及《講話》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則非提不可?!?8在這種情況下,編寫組對這一問題始終難以形成定論。

不僅是周揚、林默涵、邵荃麟等文藝界高層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兩結合”并未形成統一的意見,甚至作為文科教材領導者的周揚對于這一問題也沒有穩定一致的看法。他有時強調不要忽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應有地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則是創作方法的新發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蘇聯產生、發展,要給予應有的評價”69。有時又強調“兩結合”相對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優越性以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蘇聯的蛻化,例如周揚強調“兩結合”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兩個不同,一個是“我們把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一個是“我們沒有像蘇聯那樣死,寫到章程中去,要作家一律執行。我們只提倡,作為方向,但不是作為唯一的”。70林默涵插話時則表示:“因為修正主義也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口號,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承認它?!?1這里,周揚與林默涵的態度顯然也有不小的差異。有時,他又認為不應糾纏于弄不清楚的問題,“必要的概念我們要搞清楚,但也不要卷到概念中去”72。又如,“在你們的講義中不要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去和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結合作優劣比較,這種問題就像集體農莊和人民公社一樣,要在實踐過程中去總結,這類啃不動的問題你們不要去啃。”73這里又認為沒必要弄清這類問題,可以避而不談??傊@種頗為模糊的態度,讓編寫者只好將這些概念束之高閣,不作詳細討論。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兩結合”兩套概念在當時的關系頗為微妙,不僅當時的批評界和文學史編寫者沒有統一的認識,文藝界領導者沒有清楚一貫的說法,而且后來的研究者對于這段時期兩個概念孰輕孰重也有很大分歧,無法形成定論。在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系統性梳理和研究中,陳順馨認為:“1958年,毛澤東提出‘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取代了已有二十多年歷史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口號。”74而后,汪介之則以一些例證證明“提出‘兩結合’的口號之初,并沒有以它來取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用意,更沒有規定不準繼續使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否定了1960年之后“兩結合”成為取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新的藝術方法的觀點。75但結合上述史實,即便“兩結合”未取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兩者的關系也顯得頗為微妙,對于文學史編寫者來說,恐怕很難在文學史具體書寫中穩妥地駕馭二者。然而,這些理論概念的運用又是編寫者在寫作修改過程中不能不考慮的“規定動作”。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唐弢在批注中果斷要求增加郭沫若章“革命浪漫主義”的表述,但從整體上看,文學史中這些概念又是逐漸縮減的,雖然概念背后的這套創作方法觀念仍然穩固。

在日趨激進的文化氛圍中,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抵擋了當時主流批評概念的過度侵擾,這一文學史的編寫甚至可以視作一種躲避乃至抵抗激進風潮的避風港。新文學創作方法敘述的演變,從一個切面顯示出中國現代文學史話語體系的形成與成熟,顯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如何站立起來,盡管它仍需外露的支架支撐。在第一手材料和史實的支撐下,編寫組以文學史的沉穩厚重和學術性的堅持構建了一個相對于文學創作和批評而言更有自由度的彈性空間,這種空間在后來成為孕育新的文學研究方向與潮流的溫室,成為培養打破舊有規范的文學史研究新人的學校,乃至成為一種引導新的文學創作的指向標。它以其集大成的豐富性在力避“左”傾政治傷害的同時建構了豐富的現代文學地形圖,雖有不可避免的遺憾,卻也盡可能地給后來者以基礎性的導航與指引,引導后來者追尋更為廣闊的現代文學的天地。

注釋:

1 在當時的現代文學史中,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并非總是作為一個完整的結構出現,更普遍的情況是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分別出現在對不同現象、作家作品的描述中,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兩結合”概念群,只有極少數現象或作品完整符合“兩結合”的意涵?!皟山Y合”提出后,以單個形式出現的概念大多應視作對“兩結合”概念群的選用,以單個形式出現甚至反而體現了運用的準確性,顯示了“兩結合”在現代文學中漸進發展的趨勢。因此,本文仍會以“兩結合”代稱此類現象。

2 參見宋聲泉:《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前史發覆》,《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

3 《對高等學校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意見》,上海魯迅紀念館唐弢專庫藏,第2—7頁。

4 同上,第3頁。

5 同上,第3—4頁。

6 感謝陳艷博士、段美喬博士提供的意見,幫助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中的問題》的大致寫作時間。

7 《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中的問題(供討論時參考)》,上海魯迅紀念館唐弢專庫藏,第2頁。

8 同上,第2—3頁。

9 以上兩種方案具體時間不詳,但應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綱目第四次修訂稿》(1961年10月23日)之前。

10 下文簡稱《部分提綱》。

11 《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草稿)》(1962年6月),下文簡稱《綱要》,為當時唐弢手寫批注本,藏于上海魯迅紀念館唐弢專庫,其中有大量唐弢的圈點和批注,記錄了唐弢所接收的意見、自己的閱讀感受與修改思路等,顯示了唐弢作為主編對這部綱要的具體意見尤其是進一步修改的意圖,對于理解后續的編寫修改有按圖索驥之功,是一份相當重要的珍貴材料。

12 《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冊 · 第一部分(討論稿)》(1964年3月)、《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冊 · 第二部分(討論稿)》(1964年4月),下文簡稱《討論稿》,兩份材料由張寶元提供,特此致謝。

13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開明書店1951年版,第49頁。

14 同上,第53頁。

15 同上。

16 同上,第84、122頁。

17 同上,第172頁。

18 參見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頁。

19 周恩來:《為總路線而奮斗的文藝工作者的任務》,馮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 第一集 文學理論卷一》,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頁。

20 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上卷,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目錄”。

21 同上,第131頁。

22 同上,第12—15頁。

23 同上,第15頁。

24 同上,第10頁。

25 同上,第259頁。

26 同上,“內容說明”。

27 參見《中國現代文學史綱目第四次修訂稿》《“中國現代文學史”綱目第三次修訂稿“第一方案”說明》《中國現代文學史綱目第三次修訂稿“第二方案”說明》,上海魯迅紀念館唐弢專庫藏。

28 商金林:《周揚同志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討論會上的講話記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下午)的兩個版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12期。

29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草稿)》,1962年6月,上海魯迅紀念館唐弢專庫藏,第64頁。

30 參見唐弢手跡,出處同上。

31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冊 · 第二部分(討論稿)》,1964年4月,第359頁。

32 《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中國現代文學史部分提綱(草稿)》,1961年12月,上海魯迅紀念館唐弢專庫藏,第4頁。

33 《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中國現代文學史部分提綱(草稿)》,第4頁。

34 同上,第5頁。

35 同上,第6頁。

36 同上。

37 同上,第23、25頁。

38 《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中國現代文學史部分提綱(草稿)》,第4頁。

39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草稿)》,第4頁。

40 《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中國現代文學史部分提綱(草稿)》,第4頁。

41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草稿)》,第4頁。

42 同上。

43 同上,第5頁。

44 同上,第57頁。

45 同上,第6頁。

46 同上,第18頁。

47 同上,第22頁。

48 同上,第23頁。

49 同上,第30頁。

50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草稿)》,第113頁。

51 同上,第107頁。

52 同上,唐弢手跡,第107頁。

53 同上,第148頁。

54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冊 · 第一部分(討論稿)》,1964年3月,第19頁。

55 同上,第109頁。

56 同上,第134頁。

57 此外,可資對照的是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一卷、第二卷的正式出版本,這兩卷在《討論稿》基礎上進行修改,分別于1978年6月和11月出版。其在創作方法的表述上與《討論稿》基本一致,無顯著修改。1980年12月出版的第三卷無底本可供參照,為新時期重新編寫,除了論及郭沫若歷史劇的部分采用了革命浪漫主義的表述,基本未出現兩類概念。這顯示出20世紀60年代修改的方向基本得到了延續。

58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草稿)》,唐弢手跡,第30頁。

59 周揚:《在上海文藝理論教學座談會上的講話》(1961年2月22日),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辦公室、南開大學八 · 一八紅色造反團教育革命兵團:《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周揚在高等學校文科方面的黑話集》(下文簡稱《周揚黑話集》),1967年9月,第22—23頁。

60 嚴家炎記錄:《62/2/28 唐弢同志傳達周揚同志對現代文學史的意見》,未刊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嚴家炎文庫藏。筆記記錄的應為周揚對1961年12月印出的《部分提綱》的意見。

61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唐弢文集》第9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378頁。

62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第二版),第120頁。

63 周揚:《在〈文學概論〉提綱討論會上的講話》(1962年10月10日),《周揚黑話集》,第171頁。

64 嚴家炎記錄:《唐弢談魯迅研究》(1961年5月31日),未刊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嚴家炎文庫藏。該材料為嚴家炎記錄的筆記稿,由徐清揚整理。

65 《對高等學校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意見》,上海魯迅紀念館唐弢專庫藏,第9頁。

66 嚴家炎記錄:《62/2/28 唐弢同志傳達周揚同志對現代文學史的意見》,未刊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嚴家炎文庫藏。此處周揚引述的文字來自《部分提綱》“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斗爭”一節,原文為:“馮雪峰在論戰后期寫的《關于“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一文,肯定蘇汶是‘幫手’和‘友人’,狂妄地以總結的語氣,要‘糾正’瞿秋白和周揚對于蘇汶的估計上的‘嚴重的錯誤’,同時也宣揚了‘藝術即政治’的修正主義觀點。”參見《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組:《中國現代文學史部分提綱(草稿)》,第14頁。周揚的意見顯示他對這種傾向性外露、不夠確切的表述不太認同。

67 周揚:《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中國現代文學史〉座談會上的講話》(1961年5月29日),《周揚黑話集》,第61頁。

68 嚴家炎記錄:《5/7傳達周揚、荃麟、其芳等意見》,未刊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嚴家炎文庫藏?!?/7”指1962年5月7日,此為唐弢向編寫組傳達意見,時間在1962年6月《綱要》印出之前。

69 周揚:《在〈文學概論〉提綱討論會上的講話》(1962年10月21日),《周揚黑話集》,第181—182頁。

70 周揚:《在〈文學概論〉提綱討論會上的講話》(1962年10月10日),同上書,第170頁。

71 同上,第171頁。

72 同上,第170頁。

73 周揚:《在上海文藝理論教學座談會上的講話》(1961年2月22日),同上書,第24頁。

74 陳順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與轉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頁。

75 汪介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理論行程》,《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