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畫廊主導到多軌并行 當代藝術的生產方式正被改寫
今年上海藝術周期間,筆者除了參觀西岸與ART021兩大藝術博覽會之外,還密集地觀看了一些當代藝術展覽。正是通過這些展覽,筆者強烈意識到,目前當代藝術的生產正出現結構性的轉向。以往,藝術家主要依靠畫廊的商業銷售獲得創作資金;如今,這一通道正被機構委任制、收藏承諾制與品牌合作制等多元并行的機制所補充乃至替代,且三者的邊界與功能也在被重新定義。
機構委任制:從“場所特定”到“品牌化生產”
近日,胡項城個展“星之所自”在上海玻璃博物館開幕。展覽以“木與玻璃”為材料線索,將討論引向“碳基生命與硅基智能”的命題。此展是該館當代藝術委任計劃“退火”項目的最新部分。該項目自2015年啟動,核心機制是:邀請一位(或一組)當代藝術家,以玻璃為主要媒介進行全新創作;館方提供材料支持、技術協作與展覽空間,最終成果以個展形式呈現。
這一委任制的結構性特征在于材料的強制性。藝術家進入項目時,面對的是通常并不熟悉的媒介——玻璃。委任的核心不是“讓藝術家做他想做的”,而是“讓藝術家在與一種陌生材料的博弈中產生新的創作”。換言之,機構承擔實驗失敗的風險,換取藝術家在陌生材料中可能產生的不可預期成果。項目誕生的作品進入上海玻璃博物館的永久收藏體系,而非進入市場流通。因此,“退火”項目可以說是一種以材料驅動的學術性委任,此次胡項城個展無疑延續了這一邏輯。
放眼全球,采用此類委任制創作的最具知名度的機構無疑是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該館渦輪大廳的委任系列,無論早期的“聯合利華系列”,還是2014年啟動、已延續至2036年的“現代汽車委任”,都具有幾個穩定的制度特征:每年一位受邀藝術家為這個特定的工業空間創作一件場地特定的新作,展期約六個月,面向公眾免費開放。這一機制的核心在于,空間本身被建構為一個可識別的、具有品牌效應的“命題”。策展方選擇藝術家時,預期的是藝術家對這一特定空間做出回應,而非將既有作品搬入。塔雷克·阿圖伊2026年的《Hold》便明確“設計充分考慮空間的獨特特征:展廳非凡的高度、氣流以及其聲學特性”;奧拉維爾·埃利亞松2003年的《天氣計劃》則利用鏡面天花板與單頻光源,將整個大廳轉化為一個單色感知環境,其效果完全依賴于該空間的體量。
無論是上海玻璃博物館還是泰特現代美術館,其共同點在于資金與生產邏輯的同構:機構(或企業)出資,藝術家產出特定場域的新作。但差異同樣明顯:泰特的委任深度綁定“現代汽車”這一品牌身份,委任本身即是企業形象戰略的組成部分,展覽被明確標注為“現代汽車委任項目”;上海玻璃博物館的“退火”項目則更接近機構自主策劃的系列委任。這說明委任制內部正在分層:一端是高度品牌化的企業委任,另一端是機構學術導向的系列委任。胡項城個展與泰特渦輪大廳項目的相似之處,恰恰在于兩者都依賴外部資金驅動的“命題生產”。藝術家被邀請進入一個由出資方設定的框架(材料限定或空間限定)中工作,而非先有作品再尋找展出機會。
收藏承諾制:從“事后收藏”到“以展促藏”
前不久,劉建華個展“大始”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開幕,該展是PSA“中國當代藝術收藏系列”新章。這意味著展覽的底層邏輯不是委任創作,而是收藏行為的前置化:機構先有收藏意向或收藏框架,再以個展形式呈現藝術家的作品,展覽本身成為收藏決策的論證與展示環節。PSA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系列”本質上是一種以展覽驅動收藏、以收藏支撐展覽的循環機制。它回應的是公立美術館收藏經費有限,但當代藝術市場價格高企的結構性困境。通過將個展納入收藏系列,機構得以用“學術認可”換取藝術家的合作,而非單純依賴購藏預算。
類似PSA式以展促藏,即機構以個展為收藏的論證與呈現載體,這在國外成熟美術館中并不普遍,也并非國際通行的標準制度,因為收藏的獨立性在那里被視為制度基石。PSA模式的特殊性在于:一家公共機構,在收藏經費有限的條件下,主動以“個展”作為學術研究和關系建立的手段,進而說服藝術家捐贈或協商收藏,使展覽本身成為收藏策略的前置環節。因此,PSA的模式更多反映出一家年輕的公立美術館在收藏經費與學術野心之間尋找可行路徑的結構性妥協與創造性策略。
品牌合作制:從“贊助”到“內容生產伙伴”
浦東美術館剛剛結束的香奈兒項目(la Galerie du 19M Shanghai)則指向第三種模式。這并非簡單的品牌贊助展覽,而是香奈兒將其巴黎的le19M手工坊體系整體搬入美術館,與中法藝術家、手工藝人共同生產展覽內容。品牌在這里的角色不是出資方,而是內容的生產者與組織者:le19M旗下11家高級手工坊、約700位工匠本身就是展覽的“創作者”之一,群展《A Sense of Touch觸碰》匯聚超過31位中法創意人士與手工坊的合作與對話。
此展與此前常見的“品牌贊助美術館大展、換取logo露出”有本質區別。在香奈兒模式中,品牌攜帶自己的生產體系(手工坊、檔案、工匠)進入美術館,雙方共同產出文化內容。品牌之所以有能力這樣做,恰恰是因為部分美術館在內容生產上的資源相對有限,而品牌在手工坊體系上的長期投入使其擁有了可以“移植”到美術館空間中的生產能力。這不是品牌單方面的營銷沖動,而是雙方在資源結構上的互補:美術館獲得內容與觀眾,品牌獲得文化合法性與敘事空間。
同期,寶格麗在PSA舉行的“Kaleidos萬花綺鏡”展,與香奈兒le19M項目代表了品牌介入藝術生產的兩種不同機制。香奈兒是“品牌攜帶生產體系進入內容端”,而寶格麗是“品牌作為內容主體,藝術家作為受邀的對話方”。兩位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在展覽中的位置是“特別呈現”,作用是以藝術的創意表達,進一步拓展展覽的色彩探索維度,屬于品牌委任的新作。但委任的主體是寶格麗,而非PSA;作品服務的敘事框架是寶格麗的色彩主題,而非藝術家自身的獨立問題意識。藝術家在這里是受邀進入品牌敘事、為其增添當代藝術合法性的合作者,而不是像香奈兒le19M項目中的工匠那樣,工匠的生產體系本身構成了展覽的內容基礎。
三軌并行:當代藝術走向何方
由此可以看到,三種機制各有其篩選標準:委任制篩選的是“能與出資方框架兼容”的藝術家,收藏制篩選的是“符合機構學術脈絡”的藝術家,品牌合作制篩選的是“視覺語言與品牌美學兼容”的藝術家。事實上,這三種機制并非彼此獨立運行,而是相互參照、相互賦予價值。一個藝術家在品牌合作中獲得曝光,會被機構視為具有公眾影響力的合作對象;一個在收藏系列中獲得學術認可的藝術家,會被品牌視為具有文化合法性的合作人選。三種機制之間形成一種信譽循環:在任一軌獲得的認可,都會轉化為其他軌的準入資本。
實際上,能夠進入多軌的藝術家數量極少,且高度集中于那些活躍的知名藝術家。他們可以在三種機制間切換,獲得委任、收藏、品牌合作的疊加資源。這些藝術家往往是那些作品不涉及對資本邏輯、消費主義或機構權力本身進行直接批判的創作者。真正具有爭議性的實踐,可能在任何一軌中都難以獲得大規模資源。由此,“當代藝術”的價值標準不再由單一學術權威壟斷,而是在機構、市場、品牌之間協商生成。這未必是壞事,它可能打破學術圈的封閉性,讓更多樣的實踐獲得可見性。但它也意味著,那些無法被任何一軌的篩選標準容納的實踐,將面臨被排除在“當代藝術”公共定義之外的風險,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至少還能在學術共同體的爭議中獲得一席之地。
三種機制看似多元,實則共享同一種風險規避邏輯,它們篩選出的藝術家會高度重疊,形成機制層面的贏者通吃,批判性社會議題作品則被排除。于是就出現這樣一個局面:藝術生態呈現一種表面繁榮與話語窄化并存的狀態。展覽數量、委任項目、品牌合作都在增長,但公共空間中能夠容納的、真正引發不適與異議的藝術表達,比例在下降。某種程度甚至可以說,當代藝術創作的獨立性正不斷被收縮。這不是任何單一機制刻意為之,而是三種機制篩選標準的交集效應給整個行業帶來的深刻影響。
結構性轉向何以發生
當代藝術生產之所以出現這種結構性轉向,根源在于支撐當代藝術生產的傳統資金供給正在不斷收縮,而新的資源供給方(品牌、收藏型機構、跨國資本)以各自的方式填補了空缺,并由此重塑了生產機制本身。
長期以來,在當代藝術系統內,畫廊是藝術生產的基礎性資助者。它通過代理藝術家、舉辦展覽、將作品銷售給藏家,實質上為藝術家的持續創作提供了現金流。但這一機制正在萎縮。據悉,中型畫廊在全球多地都正經歷關閉潮。畫廊業的萎縮意味著藝術家通過商業銷售獲得創作資金的通道收窄。這正是委任制和收藏制變得更為關鍵的原因:當畫廊無法穩定地為藝術家提供生產資金時,藝術家和機構必須尋找替代性的資金來源來支撐新作的生產。
另一方面,公共美術館的購藏經費和運營預算面臨長期壓力。法國國民議會2025年的一份質詢文件指出,藝術市場持續通脹而公共機構的購藏資金有限,博物館越來越頻繁地求助于私人共同出資。這一趨勢的直接后果是:私人資本不再滿足于“贊助換logo”的邊緣位置,而是要求進入內容生產環節。香奈兒在浦東美術館的le19M項目就是這一邏輯的典型產物。香奈兒帶來的不是一筆贊助費,而是它自有的生產體系。
品牌自身的邏輯也在變化:從“關聯藝術”到“成為藝術生產的一部分”。本來,奢侈品與藝術合作并非新事,但此前的主流形式是贊助、聯名或借美術館辦秀。近年的變化在于,品牌開始追求更深層的嵌入,越來越希望將自身與藝術生產關聯,因為藝術的價格與生產成本脫鉤,品牌希望這種“成本脫鉤”的邏輯能滲透到消費者對奢侈品的認知中。而實現這一目標最有效的方式,不是讓品牌出現在藝術旁邊,而是讓品牌參與藝術的生成過程。
由此可見,多軌并行并未帶來話語的多元。畫廊業退出主導地位之后,當代藝術不缺資助者,可能缺的是容納異議的公共空間,以及在爭議中彼此辨認的可能。
(作者為上海油畫雕塑院美術館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