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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唐普通官員的杜甫
來源:文匯報 | 王炳文  2026年11月17日10:09

就個體生命史而言,爆發于公元755年深冬的安史之亂宣告了杜甫后半生的開啟,此后十五年的杜甫,才是那個真正為人們所熟識的“詩圣”。不過杜甫只親歷了半部安史之亂。他的后半生由三年半的關輔時光與十一年的南方藩鎮歲月共同構成。半部安史之亂粉碎了他的盛世情結,南方藩鎮歲月則顛覆了他心中的政治秩序,是為杜甫后半生的“戰亂”生命史。

杜甫是大唐復雜完備的官僚體系中的一個普通官員。所謂普通,是指他既沒有明顯超出同類人的政治起點和豐功偉績,也沒有在官場承受特別的人事迫害或政治排擠。承認這一點,才能對杜甫的政治生涯有客觀認知。

唐代官員忙碌而辛苦,要面對嚴苛的考課,承擔繁重的工作。一個唐朝士人從生徒到官員的一生,是一條持續奔波的漫漫長路。“杜陵諸生”(《進封西岳賦表》)杜甫同樣如此。他經歷了“白首甘契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生徒歲月,通過獻賦參選,屬于科舉中相對邊緣的出身,起家官也是與這段經歷大體匹配的東宮率府參軍。此后的左拾遺是追謁朝廷所授,屬特殊時期的優獎。杜甫由此抱定了直通郎官的奢望,但房琯集團瓦解后,他又回到了本屬于自己的遷轉路徑。

直升朝官無望,遷轉掾曹又不甘其辛苦,杜甫遂選擇入幕為官。他先后嘗試在隴右、劍南、東川、夔州、荊南、湖南六處入幕,其中劍南、東川、夔州獲得成功,另外三處未能如愿。對杜甫所處時代的仕宦現象做出歸納,可以看出掾曹、幕僚兩途是當時大部分官員的升遷途徑。后世對杜甫的仕途懷扼腕之嘆,其實這是唐代官制及官員遷轉的常態。

財政改革視角下的杜甫

杜甫幾次關鍵的人生抉擇都與國家財政走向密切相關。玄宗朝以來的中央財政改革,是當時任何人都無法避開的歷史趨勢,但在過往的杜甫研究中少有涉及。

杜甫的釋褐官是同州河西縣的縣尉,此事涉及他的兩個親屬。一個是杜甫的岳父楊怡,天寶年間官至司農少卿,主掌全國送抵中央的錢糧,業務上與庸調轉運對接,手握財政實權。另一個是杜甫的表侄鄭遵意,天寶末年擔任安祿山的隴右群牧使判官,負責全國馬政事務。同州自北朝起逐步發展出規模可觀的國家屯田,河西縣則是核心屯田區,境內屯田分屬司農寺與隴右群牧使。杜甫初授河西尉,與妻家和姨家的助力有直接關系。

細數三大財臣——第五琦、元載、劉晏的早年基層經歷,結合唐代劍南、山南西兩道通往隴右道的庸調轉運線路,筆者認為,杜甫兩個月的成州之行絕非情緒化的悲苦之旅,而是為了謀求財政轉運方面的幕職。山南轉運是第五琦全國財政格局改造的開篇,而他經營山南時,是作為漢中王李瑀的副手,后者一家與杜甫交往頗深。第五琦罷相不到一個月,杜甫離開成州,其間因由不言自明。乾元二年(759)十一月歷來被學界視為杜甫一生最苦時日。人們只顧著感慨他“長镵長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的悲慘,卻很少意識到這組著名的“七歌”結尾處“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的深意。杜甫之悲實為政治劇變影響個人前途,并非扛柄長镵挖挖黃精的腿腳辛苦。

順著財政這條線索,我們進一步可以窺見嚴武的中期政治生涯。作為杜家世交嚴挺之的幼子,嚴武天寶間入幕隴右,鳳翔朝廷里與杜甫同處門下省,復兩京后任京兆少尹,無論個人仕宦軌跡還是與杜甫的交往線索,都清晰可見。但因史料缺失或記載混亂,自乾元二年貶官巴州起,嚴武長達數年的政治生命在既往研究中幾近空白,給我們理解杜甫后來的劍南幕僚生涯制造了巨大障礙。借助巴州南龕的造像記等一手石刻史料,我們還原出了嚴武在巴州任上的詳細情形。嚴武任巴州刺史后,通過修建佛龕積累政治資本,并在回朝述職時面謁肅宗皇帝表功。乾元二年,杜甫剛到秦州,便向巴州寄去書信,與嚴武延續舊誼。嚴武收信后不久,于當年冬升任山南西道度支判官,彼時第五琦罷相。此后,元載和劉晏接掌天下財政大權,而史書明確記載嚴武“與宰臣元載交結,以久其權”(《舊唐書·嚴武傳》)。財政的視角使我們得以清晰復原長期缺失的杜甫與嚴武的關鍵交往階段,并在宏觀層面看到一個真實的轉變過程:杜甫先借助漢中王一家的關系站隊第五琦,再通過鞏固與嚴武的交情追隨元載集團。

友誼與政治

杜甫一生交游甚廣,但我們對其人際關系的認識遠遠不夠,有的存在誤讀,有的鮮有關注。比如杜甫曾寫《石硯詩》贊美一位“平侍御”的石硯,以往僅推測“平侍御”為平冽。杜甫何以會與這位后來隨安祿山叛亂的人交往?借助張說撰寫的一方碑文,可以發現杜家與平家逾半個世紀的淵源。武周年間杜并案發后,接替遇刺的周季童擔任吉州司馬的正是平冽的先人平貞眘。同時,我們以“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石硯詩》)之句比照《歐陽琟神道碑》“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奏知三峽轉運”的記載,還原出天寶時期荊蜀之間的財政調配路線,從而將杜甫此詩相對明確地系于天寶十載(751)前后。平冽后來在安祿山的燕政權擔任高官。

相較于平冽,鄭虔與杜甫的交往為世人所熟知。陷偽的鄭虔在六等定罪后貶官臺州,未得與杜甫見面。對此,杜甫的解釋是“邂逅無端出餞遲”(《送鄭十八虔貶臺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即來得晚了一步,沒趕上最后的餞別宴,但這恐怕并非事實——杜甫很可能是刻意放棄了與鄭虔的最后一面。杜甫追謁鳳翔朝廷后,成為平叛紅利的最后一撥獲得者,他對此倍加珍惜。回到長安后,六等定罪及行刑現場對唐朝官員產生了強烈的震懾,由此導致不同經歷的朝臣間關系微妙。杜甫對于鄭虔的回避正是因此。這種解釋看似無情,但可能更接近歷史實情。

高適與嚴武則是杜甫生命中舉足輕重的兩個政治人物。他們之間不僅僅是友誼,更是關涉生死的政治交往。崔光遠與高適的西川軍隊前往綿州征討段子璋前后,杜甫寫下了《楠樹為風雨所拔嘆》。此后西川兵大掠東川,兩川危機不減反增,朝廷派來監軍處置此事時,杜甫又寫下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兩首“毀宅之歌”與兩川時事存在高度重合。

我們或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杜甫在政治上由高適轉向嚴武的內在過程。高適并未如愿入主成都,東川節度使嚴武兼領西川,移駐成都。嚴武兼領兩川的憲銜還只是御史中丞,他是劍南設使以來資歷最淺的節度使,而他的背后是強勢崛起的財臣元載。嚴武入主成都次月,元載便以戶部侍郎拜相,適足為證。杜甫自此篤定了追隨嚴武的心志,與高適漸行漸遠。不巧的是,玄、肅二帝相繼去世,嚴武受征入朝,任山陵橋道使。嚴武臨走前刻意維持了兩川的分治局面,使得高適只擔任了西川節度使。杜甫參與了商討東川治所的四州之會,受留后章彝委派,東西奔走,前往閬州、漢州公干,事實上不斷掣肘高適。此間他寄詩成都,稱贊高適“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警急》),但高適并未回詩。回朝的嚴武未能如愿拜相,于一年后再度入蜀,接替高適擔任劍南節度使。杜甫不在西川的一年多里,唐朝失掉了劍南西北山區的維、茂諸州和柔遠等軍戍,將對吐蕃的防線從梭磨河一路后撤至岷江邊上。西山敗仗固然與高適相對保守的邊防政策有關,但根本上源于西川財政不濟,兩川間持續內耗。及待兩川合一,高適背負了西山敗仗的惡名回京,杜甫則自東川回到成都。杜甫人生最后一年,曾在詩中寫下“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的痛心之語,隱約透露出對杜高之交結局的愧意。杜高、杜嚴兩段交情,見證了大唐在西蜀的風云變幻,充滿了人世命運的悲情唏噓。

那些被誤讀的杜甫生命時刻

公元756年,杜甫攜家北逃落腳三川后,以往普遍認為他被叛軍俘虜,帶到長安。這種解釋或許更具戲劇性,卻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進入潼關的燕軍數量有限,主要任務是維持京師治安,并確保長安東部華州、同州、商州等關鍵州郡的穩定。除了阿史那從禮的部落兵北返草原時匆匆經過,沒有任何史料表明,燕軍的兵力到達過遙遠的鄜州。在顏真卿撰寫的《顏允臧神道碑》中,我們找到了相對可信的解釋。碑云“潼關陷,太守李揖計未有所出,君勸投靈武。至寧朔,屬同羅招六蕃府,絕不得通”,記載了延安太守李揖試圖組織官員北出蘆子關,但因六州粟特變亂、關外路絕,最終迂回南下追謁肅宗的歷史事實。這才是杜甫北出蘆關不果,折而南下的真實原因,是群體政治行為而非個人英雄情懷。不過杜甫在南返的后半程與延安官員群體分道揚鑣,繼續南下返回長安,李揖則迂回追及肅宗,并成為宰相房琯的心腹。這段與李揖的生死因緣,是杜甫后來在鳳翔朝廷中堅定追隨房琯的一個重要原因。

來瑱被稱為“來嚼鐵”。“嚼鐵”乃上古神牛,食鐵出鋼,意指來瑱皮膚黧黑,體格健壯,善打惡仗。而“三吏”末篇《潼關吏》的壓軸語“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也未有深入研究。結合唐朝在相州潰敗后的人事變動,我們看到“防關將”正是新任陜虢華節度使來瑱。杜甫喊話新任的最高上司,與之交惡,是他離任華州司功的直接原因。

杜甫生命中還有很多關鍵細節尚待考辨。如杜甫早年曾給在臨邑縣任職的二弟杜穎寫信,提到“河決”“簿曹”兩個關鍵信息,一直被誤讀。有人將“河決”解釋為開元末年的洛水泛溢,將杜穎所任的“簿曹”望文生義地解釋為縣主簿。事實上,在唐代官制中,“曹”對應的是戶、兵、法、倉等行政分管單位,并非主簿。結合漢代舊稱與唐人習慣,我們發現“簿曹”正是唐代兩個縣尉中的司戶尉,負責征發丁夫防河。至于“河決”則指天寶十三載(754)鄆、齊兩州的黃河決堤,杜甫生命中的重要人物蘇預(蘇源明)、顏真卿、平冽都是這場河決事件中的風云人物。如此一來,杜甫、杜穎、蘇預等人,乃至安祿山,都因這場河決緊密聯系在一起,這有可能為理解杜甫生命史打開新的突破口。

再如杜甫抵達成都的時間,以往系于乾元二年臘月底,但杜甫記載到達當天入夜時“初月出不高”(《成都府》),結合月相,時間應是在乾元三年(760)正月初三前后。同樣地,“無風云出塞,不夜月臨關”(《秦州雜詩二十首·其七》)指向初八至十二之間的上弦月和盈凸月,可知杜甫在八月十日前后抵達秦州。《秋興八首》寫作時間久有爭議,根據詩中的時節指稱,結合柏貞節到任夔州的時間,筆者認為,此詩作于永泰二年(766)九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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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研究中,十五年的“戰亂”歲月幾乎占據了杜甫的全部生命史,且基本圍繞“詩圣”的形象加以闡釋。借用武周年號作比,恰是一種“證圣”的立場。研究者往往持有先入為主的立場,比如認為他懷才不遇,或是遭受排擠,由此來解釋其為官、生計中的各種問題。用這樣的方式勾勒出的杜甫,面貌是失焦的,行為是詭異的,行蹤是飄忽的。對此,我們不妨摁下“證圣”的沖動,以歷史的視角客觀還原。

我們慣于宏大敘事,縱論千古英雄,仿佛五品、六品都不算官,只當了個縣令、縣尉便算是命途多舛。然而歷史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的生命史構成的,每個生命都有其獨特的意義與價值。還原“詩圣”之下的杜甫,其實還原的是一種純粹的人文關懷。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