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不是站在岸邊”——1946—1949年賈植芳在上海
來源:《探索與爭鳴》 | 陳昶  2026年11月17日10:07

在一篇散文中,賈植芳曾將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感受描繪為“?!?。這個“海”的印象,既來自“亭子間”“老板娘”“老虎灶”這些源源不斷進入其生活的具體名詞與新事物,即自己也在不知不覺地成為“這個城市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融入城市的日常;更如賈植芳自己所說:“在這個城市,我親歷了中國半個世紀的風云變幻,同時也目睹了上海五十多年的滄桑巨變,而從上海的歷史變化中,也可以看到中國近半個世紀歷史演變的曲折性和復雜性?!币虼?,這個“?!币部梢钥醋鱾€體命運與城市命運深度聯結的長歷史圖景。

賈植芳先生

1945年,日本投降的第二天,賈植芳從徐州日偽警察局特高科監獄出來后,就和妻子輾轉來到了上海,“從此,我們像一葉孤舟,飄蕩在上海這個‘?!小4撕蟀雮€世紀所經歷的人生的風風雨雨,都與這個‘海’的滄桑變幻息息相關。我不是個站在岸邊,觀望潮起潮落、云起云飛,不讓海洋的浪花沾濕自己鞋子的旁觀者,而總是或主動或被動地處于這種種變化之中……我后半生的甘與苦、榮與辱、憂與樂,都與上海這個‘?!y解難分”。

從賈植芳的人生軌跡來看,自其1946年來到上海后,就再未長時段離開,所以我們并不難理解上述這段自我剖白的意味。但值得我們去耐心考察和細致探尋的是,一座城市和一個人的深度關聯或者說一方對另一方的影響(甚至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是如何發生的?這并不是一個自然且不證自明的過程,而是大時代、城市生活、社會關系、個人選擇等諸多方面交織、共同合力促成的結果。在其背后,我們似乎還可以進一步去思考:像賈植芳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大時代來臨前、新的城市建設即將展開之時,是如何從社會/文學關系中去理解時代、如何看待自己的選擇并在漫長的崗位上堅持自己的知識工作與實踐的?而這一切的背后起支撐作用的“人文意識”又能給今天的我們以何種啟示?

初到上海:流浪文人在上海

一個在胡風眼里喜歡“東南西北走的人”,為什么會選擇在抗戰勝利后來到上海并留居于此?賈植芳后來回憶: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現代的文化出版就成了上海灘相當活躍的行業,形形色色的文人都可以在這片廣闊的文化市場施展身手……上海是一片無垠的“文化大?!保哂型掏掳俅?、融匯眾流的恢宏氣象,是中國知識分子大顯身手的地方。在這里,傳統“文人”慢慢擺脫了對官方的由人身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而成為自食其力、具有獨立人格的社會個體,這是一種歷史進步的現象。那些以賣文為生的職業作家階層漸漸壯大起來,并在中國現代政治、文化、思想、文學的歷史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箲饎倮蟮奈遥呀浻辛藭r間不短的文字生涯,我想到上海這個“文化大?!敝幸辉嚿硎帧?/span>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賈植芳對上海與現代知識分子關系的理解:正是那種高度活躍、兼具包容性與獨立性的城市文化形態與開放自由的文化市場,讓一個“社會型”且“不安于書齋”的文人具有了被接納并發揮自身價值的可能性。這樣的上海也許是促其實現從“革命者”向“文化人”身份轉換的理想之地。

當然,推動賈植芳1946年6月來到上海的另一個原因便是他的好友胡風。自1937年賈植芳在日留學期間向《工作與學習叢刊》投稿,并收到編輯胡風的來信,二人由此建立聯系,直至1939年賈植芳到重慶正式與胡風見面,此后二人一直保持著斷斷續續的書信往來。1946年春,賈植芳到上海短暫看望胡風后便去了徐州。在徐州時他曾給胡風寫信提及:“在這樣悶塞的地方活著,是只許動物式的營生的;住久了,會使你變成一個虛無派,好像回到我們祖先們的洞穴中一樣,是這樣的可怕。要寫什么的話,也只有到上海再說罷?!焙L也正是出于對賈植芳此種性格的了解,在回信中特意建議賈植芳將其豐富的社會經歷以小說的形式寫出來,并成為一個“靜下心”的寫作者。

1946年冬,賈植芳、任敏夫婦攝于上海

初到上海,賈植芳夫婦借住在胡風位于雷米路文安坊六號(今永康路)的家,兩家人共同生活了約半年的時間。除了自己的寫作外,賈植芳還給胡風編的《希望》《七月文叢》看稿,這也是二人關系最為親密的一段時光。此后,他又搬去朋友覃子豪的親戚家(位于古神父路,今永福路)的亭子間暫住;三個月后,再搬到虹口區的狄思威路(今溧陽路)和吳淞路義豐里,直至1947年9月在義豐里被捕。離開朋友住所搬至溧陽路后,賈植芳又回到了他所喜歡的交游狀態中。彼時的溧陽路一帶聚集了一批青年藝術家,橫跨木刻、漫畫、音樂、電影、文史、藝術評論等領域,形成了一個以文學藝術為主的公共空間和文人交往群體。這種兼有五四新文化特質與左翼色彩的文化生活與公共交往對賈植芳有著天然的吸引力,他也完全融入了這樣的生活?!澳菚r對門住著一群青年藝術家,有搞木刻的李樺、麥桿、黃永玉,畫漫畫的方成、余所亞,后來搞電影美術的韓尚義等,除李樺年事稍長外,都很年輕,也很窮,但生活得很充實。我正在編《時事新報》的副刊《青光》,與他們交往很多,李樺、余所亞的木刻,我都登過。因為在這一伙人中只有我有家室,所以常常聚在我這里喝酒,聊天,遇到沒錢的時候,任敏就當了家里能當的衣物,也照常不能委屈肚子,吃些劣質白酒和花生米,外加陽春面……”很顯然,這種文學、藝術的公共交往和生活狀態在這一時期對于賈植芳的吸引力遠大于胡風所期待的個人寫作,某種意義上,這也可以看作他此前流浪文人的生活方式在上海這座城市中的某種延續。正如胡風所說:“賈植芳來上海安家一年了,家是安下了,新舊朋友也真不少,但時間可就在聊天會友中度過了。我曾多次和他說,希望他能安下心來從事創作……他自己也一再許諾要好好寫。但最后,還只是將在我這里發表的小說編了一本……”

盡管胡風流露出惋惜,但賈植芳自己曾說,他并不急于寫作是因為有許多其他事情比寫作文學作品更有意思。如果以1947年9月為分水嶺,在這以前,除了編輯工作外,在寫作與出版方面,賈植芳也并不是完全沒有收獲的。在胡風的幫助下,他在1947年4月出版了小說集《人生賦》,盡管集中所收錄的作品幾乎都是1946年他抵達上海之前的創作。除此之外,1949年出版了散文集《熱力》,其中所收篇目寫于1946—1947年的文章是最多的,包括《熱力》《悲哀的玩具》《在寒冷的上海》《黑夜頌》這樣一些重要的篇目。從溧陽路搬到義豐里后,文人朋友間的交往活動仍在持續,同時,賈植芳還通過冀汸等復旦大學學生與復旦學生刊物建立聯系并為之寫稿,其中寫于1947年7月的《給戰斗者》一文便是《學生新報》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三十年向他約的稿。在文章開篇,他寫道:“想起了我們還得用戰斗去紀念‘五四’的戰斗;以鮮血紀念‘五四’所流的鮮血,多少感到悲憤。有人說歷史是循環的,這與其說是不通,毋寧說是諷刺;但在戰斗者的本身說,‘五四’所倡導的科學與民主,現在還得流著血去爭取。‘五四’開始的戰斗任務,到現在變得更艱難,更沉重,我們不能不有一種痛然的覺悟?”1947年6月發表在《新聞窗》上的《一張照片》則是對暴力的強烈控訴與對學生運動的支持,這些文章最終成為煽動學潮的證據而使賈植芳再度入獄。

1947年,賈植芳出獄后,與胡風、路翎夫婦合影(后排左起:路翎夫人余明英、路翎、胡風、賈植芳、任敏,前排左起 :羅洛、朱谷懷、冀汸)

如果將這一年多時間的城市生活、公共活動和個人寫作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就不難發現,五四的時代精神和流浪文人的氣質在此時的賈植芳身上依然是最為突出的,不僅左右著他的寫作內容,也決定著他以何種方式將自身置于城市生活中并通過實踐活動發揮自己的影響。

法華鎮閣樓與一個新知識分子的轉變

1948年9月底從南市看守所出獄后,賈植芳先是住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伯父的商行里,隨后搬至上海近郊的法華鎮農房,開始了在閣樓上數月的隱居與寫作。不同于居住在虹口時期的“聊天會友”,暫避法華鎮的日子里,賈植芳則是主動將自己“孤獨地隔絕起來”。這期間他主要做了兩件事,其一是編了散文集《熱力》,其二是撰寫了《近代中國經濟社會》一書。埋頭從事編、著工作,固然有避險于此、打發時間、養家糊口等外在原因,但主要還是他所說的“也是為了對自己的經驗作一番認真的清理”“在寫作中去探索人生意義和思考中國歷史與社會”這一根本原因使然。

賈植芳著,《熱力》《近代中國經濟社會》

編《熱力》時,賈植芳身邊一無所有,躲在小閣樓里,無法外出,就請任敏和朋友尚丁、劉北汜及復旦大學新聞系學生逯登泰等幫忙尋找舊報紙刊物,把文章抄錄下來。瀏覽編入《熱力》中的所有文章,不難發現,賈植芳1946年到上海前后特別是1947年的寫作,和此前有了一個明顯的分野,即此時的文章均在不經意中流露出魯迅所說的“掙扎”和“斗爭”下的“極期”之感:寒冷/溫暖、黑暗/光亮、妥協/抗爭等對抗性力量構成這一系列文章的內在結構、強烈張力和行動感。當然,也正像《熱力》《黑夜頌》《在寒冷的上?!贰对诤淅铩贰督o戰斗者》等所寫的那樣,在這一些對立中,后一種力量對前一種力量又是壓倒性的,不可逆轉的:“甚至衷心的感謝黑夜的鍛煉的賜予,它使你可以完成巨大的工作,使你變得偉大!”“一股澎湃的熱氣從敞開的瓶口聲勢壯烈的冒出來,冒出來。”一個時代不可遏制的變化正被賈植芳敏銳地感知和記錄,他在《熱力》序言中更清晰地寫道:“我很想這篇文章在陽光燦爛的悅快中來動筆,現在在寒冷甚至還有點黑夜的遺痕中哆嗦著來寫,使我懂得崇高的心境是什么,然而我在寫這篇文章的中間,將出來的陽光和煦的熱力,已然充塞于宇宙中間……我單純的感謝完全從黑夜的軛下掙出來的歷史的歡欣,和從一個終點又是起點出發的嚴肅心境,而放下了這篇文章,微笑的向前望著這蘇生的天地。”

如果說《熱力》是在創作層面通過生命來感受這個“極期”以及呼喚、擁抱熱力與光明,那么,《近代中國經濟社會》則是賈植芳有意識地通過學術著述的方式來理性地思考中國歷史與社會。因為在日本主修社會學的緣故,賈植芳始終對中國的現實社會保持著研究的興趣和熱情,甚至于“困居西安一段時間里,曾讀了不少有關中國歷史、社會方面的書,同時也關心過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那一類文獻”。正是這樣的興趣、知識儲備與現實境遇促使賈植芳在1948年底著手寫這本著述。盡管書的內容主要是分析近代中國社會在面臨傳統小農經濟解體與外來資本入侵的雙重困境下,土地制度、手工業、商業等層面的具體問題以及經濟結構變動帶來的社會結構問題與社會階層矛盾,但賈植芳的意圖與初衷卻是十分明顯的:“中國知識分子往往從歷史上尋找抨擊和揭露現實黑暗的題材。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手法。”對于這種手法,他進一步給出說明,“每每在倒霉時,更想對自己的命運、中國的命運作一番透徹的思考:為什么中國這幾十年搞來搞去總搞不好?”可見撰寫《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的根本動力是“促新”,“送去舊的,迎接新的,這是當時知識分子從理性上可以接受和把握的時代精神……以堅定建設新中國為出發點”。

賈植芳1948年從監獄出來,遠離了此前的公共交往生活、進入個人寫作狀態后,便開始投身于新的思考:如何在“四周沒有光明”里用寫作“呼喚光明”,以及如何投身新的時代和新的社會的建設。在分別完成這兩本書的編、著后,因被特務再次發現,他再一次轉移到獄友同學在南京路的家中暫住,隨后決意暫時離開上海避去青島。

到了青島之后,賈植芳暫停創作,轉而開始翻譯,共譯了奧勃倫的《晨曦的兒子——尼采傳》、恩格斯的《住宅問題》和維吉達的戲劇《幻滅》三種。早在1948年賈植芳出獄去探望胡風的時候,就已經將翻譯作為接下來最合適的工作方式推薦給胡風,但彼時的胡風正在焦灼中寫《論現實主義的路》,并沒有接納賈植芳所提出的翻譯《天方夜譚》的建議。其實從此處也可以看到,這不僅是賈植芳對胡風的建議,也是他對自己未來的某種安排。將翻譯作為接下來的重要工作,并非僅是在逃難中不便于著述而采取的折中方式,而是他經過認真考慮后的未來工作規劃。盡管這三本譯著最終只有《住宅問題》得以出版,但依然可以發現賈植芳在翻譯文本選擇上的某些考量。戲劇《幻滅》是通過愛情故事來對匈牙利當時的現實社會進行批判與控訴。翻譯《尼采傳》據賈植芳自己的回憶,則是源于“在某雜志上讀到布達佩斯大學某教授的論文,他認為尼采以后,知識界人染上了一種虛無主義的氣氛,一種精神病癥,直至今日不衰”。賈植芳并不同意將問題的癥結歸于尼采,而是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尼采所生活的那個現實世界的精神統治”。但如果接著往下看,就會發現,在指出問題根源后,賈植芳的真正意圖是要從尼采身上獲得啟示和警醒,從而返回自身,探求新一代知識人自我更新與超克的方式,他說:“在我們新一代的知識人,在與時代和人民結合中,在他的精神的苦斗中,是踏過了尼采的痛苦和克服工夫戰斗了過來的?!S多人都可以我為標本作引導,達成一種更高尚更光輝的更尊嚴的生命’,所以在尼采的影子中含有我們自己的面像,或是歡快的勝利以后的回憶,或是面臨新生時的痛苦訣別,或是正還在個人的監獄中的苦戰和惡斗……”

如果說,《尼采傳》是翻譯給新社會知識分子的啟示錄,那么,《住宅問題》則是賈植芳試圖通過翻譯為彼時舊中國民生亂象、住房矛盾尖銳等現實問題尋找到的新的社會發展方向和參考方案?!蹲≌瑔栴}》是恩格斯批判改良主義、闡釋科學社會主義的經典文獻,其核心批判對象以蒲魯東主義者米爾柏格為主,同時一并批判資產階級改良派,闡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徹底化解住宅困境。而賈植芳翻譯《住宅問題》的1949年初,“青島已經陷入了混亂之中,街面上也凌亂骯臟不堪,與我記憶中的青島恍如兩個地方……平津、淮海兩大戰役正進入高潮,北方的難民往南逃,南方的難民往北逃,都擁塞在青島”。面對上海、青島的城市生活、住宅現狀與新的建設要求,可供參考的城市制度、住宅規劃、經濟和人口等研究確實顯得尤為重要與迫切。

陳思和手繪賈植芳先生漫畫頭像(作者提供)

通過對賈植芳1948年9月出獄之后的工作實踐的梳理及討論,可以看到其狀態已完全不同于初到上海時期熱衷公共交往的流浪文人狀態。從上海到青島再返回上海,恰是新的時代來臨的前夕,作為有所感知、有強烈責任意識的知識分子,必然會在新的時代的感召下,努力實現自身的轉變,并將這種轉變真誠且積極地投入、匯流到新的社會變革中。因此,無論是散文集《熱力》在“極期”張力中那份難以抑制、澎湃而出的熱力,還是《近代中國經濟社會》以歷史為參照系,以理性分析來提供歷史、社會、經濟發展可參考的路徑,抑或借由翻譯給知識分子與現實中國以啟示與借鑒,都是在為“新”愿景的實現而作種種切實的努力。如果再多作一層細致辨析,一個清晰的圖景就會在眼前展開:以上無論是寫作、著述還是翻譯,賈植芳所涉均不止于文學范疇,而是廣泛觸及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經濟學、城市和人口研究等領域。如果從學科意識這一層面來看,或許會讓我們遙想起更早以前的嚴復,那時他也正是通過翻譯《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等來建立現代早期人文學科的基本方向與意識雛形。而作為從社會活動中走來的流浪型文人賈植芳,盡管在身份和時代境遇上都不同于嚴復,但在新的時代即將到來之際、在完成自我身份轉換的過程中,也何其相似地從不同的學科意識和內容層面來進行著自己的實踐探索。這種身份的轉變和知識工作方式的變化,不僅匯入時代的洪流、上海城市的革新之中,也為賈植芳后來的學院工作作了最初的準備。

“人”的問題:社會之心與文學之心的辨析

通過對1946—1949這三年間賈植芳在上海的城市生活軌跡、文學藝術公共交往和活動的展開,以及個人寫作的綜合考察與分析,可以看到,他在將自己融入上“?!钡暮榱髦械姆N種努力、探索與改變。如果說前文主要在分析賈植芳的變化,即從流浪文人到新知識分子的轉變,特別是其創作從批判舊時代轉向以文藝的方式參與新建設,那么,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在這個身份轉變與知識實踐轉向的背后,是否還有一些不變的部分是貫穿賈植芳全部的生命與寫作實踐過程的呢?

賈植芳和胡風

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這個關鍵性問題,我們不妨先引入賈植芳和胡風兩次關于社會/文學之辯。賈植芳在1948年出獄后到胡風位于拉都路(今襄陽南路)的家中看望,胡風彼時正在全力寫作《論現實主義的路》,以此進行自辯和參與論爭。賈植芳后來回憶過當時的情形:“(胡風)手不停筆,口不離煙,徹夜不眠地工作,嘴唇因為抽煙的緣故都發白了。一次我坐在他書桌對面,他寫一張,我看一張,一口氣把這部稿子寫完。我對文章的內容沒有什么意見,不過對他在文章后附記中涉及的一些具體人事,勸他用語婉轉一些,可以用商榷的態度來討論理論問題,不必太‘尖銳’?!睆倪@一段描述可以看出賈植芳對胡風積極參與這次論辯的態度和他所選擇的處事方式。對于為何不必太“尖銳”,賈植芳是如此解釋的:“胡風是個十足的書生,考慮問題比較單純,我因為抗戰以來一直在政治、軍事圈里打滾,有些方面比他看得復雜……”將胡風視為純粹的文人書生,而視自己為社會中人,這是賈植芳將自己與胡風比照之后所認為的二人之間最大的區別。也正是這樣的區別,促成賈植芳與胡風之間關于文學/社會的不同理解與實踐方式。賈植芳在翻譯工作上的思慮和選擇是多年的社會閱歷使然,而他此后在翻譯上的投入和胡風對朋友建議的未接受及對翻譯的不重視,也正是二人所秉持的社會之心與文學之心的根本差異的顯現。

第二次發生在兩人之間的社會/文學之辯,隔著歷史的風云更使人感慨,同時也將二人對文學與社會之關系的分歧更向前推進了一步。胡風曾表達過對賈植芳到上海后未能全心寫作的惋惜之情,在胡風看來,賈植芳豐富的社會經驗、廣闊的見識如果不用于寫作,是未能發揮其作用的。在這段時光過去了近半個世紀后,賈植芳讀到胡風的回憶錄時,對于胡風的惋惜也給予了正面而直接的回應:“胡風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因為我與他對人生意義的看法不完全一樣。胡風是純粹意義上的詩人、文學理論家,他熱愛文學,視文學為生命……而我在當時并不把文學創作視為職業,也從未認定去當專業作家那條路,我關心人生社會甚過文學……我始終把它看作業余愛好,只是把它看作自己人生感受的一種記錄,它的第一義的意義仍在人生社會本身。我不是為創作而體驗生活,而是由生活走向創作,生活對我來說是第一義的,創作是第二義的。”這段話里,賈植芳明確地指出胡風是“視文學為生命”,而自己則是“關心人生社會甚過文學”,這段透徹的自我剖白劃出了二人最本質的區別:胡風是文人,全身心地投身文學的世界;而自己是革命者,是社會中人,關注的始終是現實人生。更進一步說,胡風所倡導的文藝觀以及創作實踐是要通過文學來理解、把握時代與社會,從而發現問題與病灶,以此來實現對“人”的改造,特別是要求知識分子在精神上以自我戰斗和自我成長來實現超克;而賈植芳要做的實則是在現實社會中發現“人”與記錄“人”,并非要給出方案去實現對“人”的校準。自然地,這一“生活第一義、創作第二義”的觀念也反映在如《人生賦》《人的悲哀》《剩余價值論》等小說創作之中。這一觀念讓賈植芳的小說更親近魯迅而非胡風及他身邊的青年作家路翎等人的創作風格。通過辨析二人的身份認同、對社會/文學的理解以及所形成的文藝觀念和創作實踐的差異,最終我們可以看到,從文學之心看社會的胡風,他所執著的是在文學世界中對社會與人的一份更高、更為純粹的要求;而從社會之心看文學的賈植芳,他所秉承的是由社會經驗出發對人的理解與容納,顯示了一種肩挑文學內外的通達。

有了這份對“從社會之心看文學”的深層理解,我們還須沿著這樣的思考進一步去追問一個問題,那就是:賈植芳所關注的人生、晚年一直提到的“把‘人’字寫端正”的這個“人”,究竟是指什么,應該將之放在何種脈絡、語境和意義上去把握與踐行?在大時代轉折點和新城市建設期,賈植芳著力關注的是社會制度問題、經濟問題、城市建設與民生問題、歷史哲學問題,說到底,他在根本上關心的是“人”的問題,即“人”在新的時代即將展開、新的社會需要發展的時刻的生活問題。在現代早期,嚴復通過大量翻譯人文學科的著作(社會學、法學、經濟學、哲學等)所著眼的同樣是近代社會轉型時期“人”的問題,希望通過建立現代人文學科與人文意識來改造國民性,塑造具有現代意識的“新人”。那么,在五四精神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賈植芳,其觀念和踐行中的“人”與嚴復所提倡的具有獨立精神與現代意識的“人”的區別在哪里呢?

《賈植芳全集》

在給《學生新報》所寫紀念五四運動三十年的文章中,賈植芳寫道,“我們還得用戰斗去紀念‘五四’的戰斗”“以鮮血紀念‘五四’所流的鮮血”。賈植芳是在五四精神影響與感召下讀著魯迅作品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在1930年代投筆從戎,同時因寫稿、投稿而逐漸進入左翼文學陣營。據他回憶,1937年,他在日本東京內山書店看到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第一輯《二三事》,書名取自魯迅的《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編輯風格與撰稿陣容讓他認定這是堅持魯迅傳統的左翼進步刊物,于是將描寫自己參加“一二·九”運動被捕入獄體驗的小說《人的悲哀》投去,小說很快刊出,并收到了編者胡風的來信和稿費。因此當1947年賈植芳在給《學生新報》寫《給戰斗者》一文時,對于時代的要求與對于“人”的理解,既深受“五四”精神的影響,也有身為左翼文人對新的時代要求和新的責任使命的感知,也就是說,他對“人”的理解始終貫穿在時代的變化與發展之中。只是對于賈植芳而言,“人”的問題并不止于此,這個“人”除了貫通在歷史變化和思想意識的流脈中,更蘊涵在他豐富的社會現實經驗和人生閱歷里,超越了對“人”的觀念性的理解,是一個有血有肉、具體且真實的作為個體的活生生的、有溫度、有熱力的“人”。而這種對“人”的感受、記錄和深刻的理解,攜帶著歷史的波瀾與激蕩、社會的實感經驗,也將“五四”、救亡、普通人的生活與遭遇、朋友間的道義、個人的命運、新的建設與愿景、城市生活與崗位意識都涵容于其中。這樣一種從社會之心看文學、從歷史意識與現實人生來理解“人”的方式,不僅讓賈植芳保持著與時代、社會的緊密聯系,也使之將這種緊密的聯系深深扎根于上海這座“海”一樣的城市及其生活之中。

結語

新中國成立后,賈植芳先后進入震旦大學、復旦大學從教并創建了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學科。1950年代,他主要從事俄語文學教學、翻譯與研究工作,并積極參與課程體系改革、編寫教材、培養學生。這些方面,與他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特別是剛到上海之后那三年中的知識工作與實踐探索是相接續的,這一點尤為體現在翻譯工作、學科構想,以及二者與時代、社會的密切關聯之中。新時期之后,賈植芳擔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同時積極推動編輯和出版工作,在其身邊圍繞著一批年輕的學生、作家、編輯與出版人,他也成為一個完全的學院中人。但賈植芳晚年卻仍對其學生陳思和說:“到現在我依然覺得我是一個作家,要在社會中去創作。”賈植芳身處學院、身為知識分子,卻能做到不為其所縛、所困,這是因為他始終能從寬闊的社會層面、通達的知識視野進入文學,也能在廣闊而真實的社會現實中去理解“人”、關切“人”,感受與尊重“人”的實感經驗和生活力量。也正是這種從社會與實踐中發展來的“人文意識”,使賈植芳能一直堅守他的民間崗位,這是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可貴品格,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同樣是尤為重要的。

1997年,在賈植芳先生家(前排左起:李歐梵、賈植芳、山口守、坂井洋史;后排左起:陳思和、宋炳輝、張業松、宋明煒)(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