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蘇區的文藝統戰
長期以來,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史的研究多聚焦于高層談判、政策文獻與軍政部署等方面。這些十分必要。與此同時,有個問題未能得到充分解釋:在當時識字率極低的陜北鄉村、在軍事對峙的前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究竟是如何抵達人心的?美國記者斯諾當年的一段觀察提供了線索。
少女起舞的封面照
1937年4月,《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在北平以“上海丁丑編譯社”名義秘密出版,由王福時、郭達、李放等人編譯,素材取自美國記者施樂(斯諾早期中文名字)、史沫特萊,美國學者韓蔚爾刊發于英美報刊的通訊報道,同時收錄陳云化名“廉臣”所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等重要文獻。這本書最耐人尋味的是封面,其配圖不用領袖肖像,亦不取行軍場面,而是選用八名少女翩翩起舞的照片。內封關于封面照片的說明寫道:“那是紅區里少女們扮演的舞蹈,紅區每個村莊都有少男少女組成戲劇團體,圖中的陜西少女正在作那有名的‘統一戰線舞’,它的意義是動員全中國人民來抗日。”據編譯參與者李放回憶,這張照片是從斯諾拍的照片里選的,這些少女是陜北蘇區女籃球隊員,之所以選擇這張照片是為了在白色環境下方便秘密發行。
值得注意的是,這張照片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照片說明中提到的“戲劇團體”“統一戰線舞”。回顧歷史,在當時大大小小的劇團中,極有名的就有人民抗日劇社。
人民抗日劇社
人民抗日劇社源于1932年在瑞金成立的工農劇社。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南來的文藝骨干與當地的西北工農劇社等力量匯合,1936年1月,中共中央將其改組為人民抗日劇社,任命危拱之為社長。
危拱之是我國第一批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女共產黨員之一,長期從事紅軍文藝工作,并走完了長征全程。由一位既懂專業、又上過前線的人主持人民抗日劇社,陜北紅色文藝很快打開局面。據她向斯諾介紹,當時陜北、甘肅一帶約有30個巡回劇社,“每個軍都有自己的劇團,幾乎每個縣也都有”。
人民抗日劇社帶到陜北的,是一整套在中央蘇區歷練成熟的節目。危拱之親任導演,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國際歌》《祖國進行曲》以及《兒童舞》《新老海軍舞》等歌舞,連同《軍事活報》《擴大紅軍活報》《亡國恨》等劇目,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教給年輕演員;成仿吾、馮雪峰、廖承志等也為人民抗日劇社編寫新劇本。
舞蹈如何成為媒介
人民抗日劇社自成立之日起便肩負明確的政治使命。彼時民族危機空前深重,內戰未息、輿論封鎖嚴密,國民黨當局對蘇區的污名化宣傳,使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難以深入基層、廣為人知。陜北鄉村貧瘠落后、群眾文盲比例很高。人民抗日劇社從這一實際出發,以短劇、活報劇、歌舞、合唱等通俗形式,把民族危亡、日寇暴行、團結抗日等內容搬上舞臺。
《海陸空軍總動員》是人民抗日劇社極具代表性的舞蹈節目之一。青年演員身著簡易服裝,依靠隊形變換,依次模擬騎兵、步兵、空軍、海軍的作戰姿態,展現全軍動員、協同御敵的場面。斯諾在保安觀看《統一戰線舞》演出時記述:“幾隊青年戴著水手帽,穿著白色的水手服和短褲——先以騎兵隊形出現,接著是空軍隊形,然后是步兵隊形,最后是海軍隊形。”《海陸空軍總動員》與《統一戰線舞》是否為同一支舞蹈,目前尚無確鑿史料定論;重要的是這一舞蹈形態承載的內涵:抗日救亡不是某一支軍隊、某一個群體獨自承擔的斗爭,而是全體中華兒女一致對外的共同使命。
舞蹈是可以跨越群體的通用語言。舞蹈隊形的模擬,把“全軍動員”從一句口號變成肉眼可見的圖景,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直接演給百姓看。
跨越陣營的觀看
人民抗日劇社的演出還走出蘇區腹地,前往臨近國統區、東北軍駐防線附近的集市與前沿地帶開展宣傳。1936年7月,負責東北軍統戰工作的葉劍英在安塞主持東線工委工作,提議邀請人民抗日劇社赴前線開展宣傳。8月,危拱之帶隊從保安趕赴安塞,周恩來、葉劍英在此接見劇社成員,布置面向東北軍的特殊宣傳任務:演員改換紅軍服裝,宣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和平統一”“打回老家去”等主張,勉勵大家用好文藝這個武器,感召東北軍官兵,推動停止內戰、團結抗日。
人民抗日劇社演出的《亡國恨》《寧死不屈》等劇目直擊民族苦難,許多東北軍官兵含淚看完,當場表示要打回老家去、不當亡國奴。葉劍英充分肯定文藝統戰的獨特價值,認為這種宣傳方式有著難以替代的作用。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醞釀的關鍵時期,人民抗日劇社依托常態化文藝宣傳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厚植團結抗日的社會共識。1937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其民心基礎與輿論土壤,有一部分便植根于這一時期的文藝實踐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人民抗日劇社的實踐啟示我們:有效的宣傳,要善于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多樣形式。歸根到底,統一戰線工作是做人的工作,重在潛移默化,根基在基層民心。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黨委統戰部副部長、副研究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