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仁澤:小說呈現困惑,而故事試圖給出答案 ——讀傅羽長篇小說《抵達》
在成為小說家之前,原名為傅小平的傅羽是批評家。作為媒體批評的代表,他的思考路徑與行文風格與當下主流的學院派批評家有很大的區別。他拒絕學院式邏輯分明、直指中心的模式化語言,而是追求保留文字旁逸斜支的“弦外之音”。因此,他對作品的解讀路徑與行文風格并沒有學院派的套路和模式。某種層面上,傅羽無論是在文學批評、文學隨筆中還是在訪談和新聞作品中,其思考路徑都透露出一種李健吾式的印象主義風格,“批評的根據是人生”。因此,盡管傅羽對現代以來的種種理論話語頗為熟悉,但他并不像學院派批評家那樣對文學史規范與理論話語過分倚重,也規避了部分學院派批評家那種搬運理論以掩蓋思想空洞的弊病,他或許可歸入“性靈”一脈,所謂“作詩不可無我”,或者用詩人楊煉的話說:“他像個靈巧的內心偵探。”他身上似乎并不存在余華所說的批評家人格與作家的人格張力,他一直都葆有某種詩人般的憂郁、敏感和多思。
因此,《抵達》的問世,以及小說家傅羽的誕生,便顯得水到渠成。盡管如此,《抵達》仍顯得出人意料,因為傅羽已在文學圈深耕多年,深諳文學思潮、熱點題材、讀者口味以及評獎動向等文學生態和游戲規則,但體現在這部小說里,卻不見宏大的歷史性的題材、繁復的敘事技巧、玄而又玄的哲學思辨,而是在貼地的日常書寫中,對愛情與物質、生存與欲望、理想與現實、自我與社會等一系列與當代人的生存緊密相關的命題展開了最誠摯的追問和思考。當然轉念一想,傅羽的第一部小說,似乎本應該是這樣。
一、自敘傳與別人的故事
在《十月》雜志的介紹里,《抵達》有三條線索,第一條是“我”作為外地人在上海的生活經歷;第二條是“我”與藍羽的戀愛,這條線索在愛情的框架里討論當代人在物質欲望與精神追求之間的矛盾;第三條是“我”與堂哥原游的交流,涉及“我”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糾結和掙扎。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或許可以說這部小說有兩個維度,一個維度是“我”的故事,另一個維度是別人的故事。
在第一個維度上,“我”出生于浙江安東,大學畢業后便留在上海從事文學方面的記者工作,成為一名“新上海人”。事業或者說工作方面,“我”有一份看上去還算體面的工作,但是無論是經濟收入層面,還是自我實現層面,這份工作都不能使“我”得到滿足。
首先,在經濟層面上,盡管“我”時常表現出一種反消費主義的清醒和智性,以及一種與“魔都”上海格格不入的“大隱隱于市”的從容和通透,但“經濟”這一術語除了攜帶消費主義、功利、效率、物化等負面內涵之外,更作為對衣食住行等人們基本生存資料的抽象概括,是人們不得不面對的課題。特別是“住”的方面,住房問題在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成為中國人的頭號問題,在青年人的口語里,“有房一族”幾乎成為“成功人士”的同義替換。特別是對上海這樣一個特殊的場域來說,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上海早已不僅僅是一個地域指稱,而是成為一個消費主義的符號,負載了國際化、流行、奢華、高貴等內涵,于是,“上海+有房”的組合便成了一種曖昧的象征:房子本是一種關乎生存的必要之物,是民生的根本,但是在“上海”的修飾下,卻成了某種世俗性成功的標志,成了消費主義和世俗成功學的陷阱。“在上海擁有一套房”——特別是外地人在上海擁有一套房——便成了介于生活必需與高端奢侈、民生保障與世俗成功、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之間的,既實在又奢侈、既合理又不合理的訴求。小說中“我”關于房子的糾結,便來自以上兩種價值觀念的碰撞。一方面,租房生活對“我”來說似乎并無不適,甚至租房的靈活性可以帶給“我”某種自由:
租房也就這點好,房租再漲,好歹付得起。要是對這個房子不滿意了就換下一個。如果不在意押金,期限沒滿也可以換,換個環境,還能換一種心情嘛。
但另一方面,“我”又明顯能意識到上述的“豁達”不過是買不起房的聊以自慰:
我聽說,有個登山家總是被問你為什么要登山。他被問得沒奈何了,隨口拋出一句,因為山在那兒。要是被問為什么要買房,我也想替大家說,因為房子在那兒,因為房子像座山那樣矗立在那兒。我能這么替大家說,都是因為大家買得起,或者有可能買得起。
房子作為一種普通又特殊的生活需求與文化符號,不僅直接地揭示出“我”的經濟困境,也映射出“我”在理想與世俗、堅守自我與隨波逐流之間的搖擺和掙扎。
與藍羽的愛情更是放大了這種困境。在《抵達》的創作談中,傅羽坦白:“從小說敘述上推敲,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男女主人公如此缺乏物質基礎,他們的戀情如何可能?”這一“物質基礎”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房子。盡管“我”和藍羽有著靈魂上的契合,但兩人都不是瓊瑤式的愛情至上主義者,深知愛情的物質性。在無房的情況下,“我”和藍羽的愛情也處于某種懸置狀態——一邊熱情地戀愛著,一邊數著這份愛情的倒計時。藍羽母親的那句“和外地人談著白相相是可以的,結婚是一百個不行的”雖然被兩人調侃,但也被兩人默默地遵循著。
其次,在自我實現的層面上,這份工作也不能讓“我”滿足。“我”對文學一直懷有理想主義式的熱愛,文學既是“我”的愛好,也是“我”抵抗世俗的精神依托。當有人看見“我”的小出租房塞滿了書,用功利主義立場質疑讀書不能轉化成經濟收益之時,“我”會堅定地與之辯駁,堅守熱愛和理想的某種純粹性;但是,當“我”與堂哥原游談及文學,當原游鼓勵“我”開始寫作的時候,又暴露出“我”對文學和理想的某種懷疑——
如果不是盯著經典文學,你會發現太多太多的寫作是無效的,也就三分鐘熱度,此后就無人問津了,就跟它們壓根兒沒寫出來一樣。
對于寫作的“無效”的擔憂,一方面是源于“我”對文學的純粹性的堅守,由于從事文學記者這一與文學相關的工作,“我”深知文學界的世故與虛偽,面對具體的文學界的生態,文學創作這一行為的光暈在“我”面前也隨之消逝,某種程度上,“我”對文學創作的認知與熱愛停留在抽象和想象的層面上。另一方面,關于“無效”的擔憂也暴露出“我”對于文學的有效性——無論是世俗層面的有效性,即可收益性,還是意義層面的有效性的希冀。盡管“我”對當下文學界的生態抱有批判態度,但是一種無法介入其中的焦慮和失落仍是使“我”在夢想面前缺乏行動力的原因之一。在這種糾結的狀態之下,盡管原游屢次勸“我”動筆寫小說,但“我”始終“覺得自己像是被什么東西捆綁住了似的,怎么都飛不起來”。
傅羽在創作談里說:“我在小說里寫‘我’的生活經歷,‘我’和藍羽的情感旅程,‘我’與原游的對話與交往,與其說是要塑造人物,不如說是要書寫這個時代。”某種程度上,小說中“我”的生活狀態的確可以概括當下大部分人,特別是進城的農村人和“小鎮做題家”們——困窘的經濟現狀、渺茫的前程、不知通往何處的愛情、對理想的懷疑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行動上的怠惰……小說中關于“我”的生活片段,簡直就是當下無數人的人生切片。這種對于“當下感”的關注和追求,使得傅羽用了一種普魯斯特式的白描筆法對“我”的生活狀態予以呈現。傅羽也意識到這部小說是細節化、過程化、慢節奏和長鏡頭式的,換句話說,在某種意義上,是反情節、反高潮和反戲劇性的。
但另一方面,在小說的第二個維度,即“別人的故事”的層面上,一種戲劇性和張力感卻油然而生。傅羽坦承這部小說具有自敘傳色彩,“敘述者‘我’身上有我的印記”,但實際上,這部小說使用了相當多的筆墨去講述別人的故事,小說一開始便“不妨從我堂哥的故事講起”。與“我”得過且過的狀態不同,堂哥原游從小便流露出某種夢想家和行動派的氣質,他十歲時第一次看見村子里的拖拉機,擁有一輛車的理想便在他心中生根,直到后來成為他的一個情結,用原游的話說,“男人不會開車像個什么話”,但這個理想最終因為一場摩托車意外事故,變成了永遠的遺憾。在事業上,原游本是一名歷史教師,他對歷史懷有敬畏,認為“歷史是嚴肅的,開不得半點玩笑”,因此,他對這份工作充滿熱情,他是“很受學生們歡迎的那一個,他不像他的很多同事那樣照本宣科,搞得歷史就像是那些冷冰冰的年份、人物和事件的記錄,他喜歡把歷史都當成形形色色的故事來講”,但也因為那場意外,原游告別了講臺,“到形同虛設的圖書室做了管理員。”
除了原游的人生起落之外,“我”姐姐原茵的婚姻故事也頗具古典言情小說的戲劇性。姐姐在進城打工時與忠厚老實的姐夫相戀,但因姐夫家境貧寒遭到父母的強烈反對。為了防止姐姐一意孤行,父母一度將姐姐軟禁在家里,當姐姐追隨姐夫而去時,父母和姐姐甚至上演了一場巴士斷親的戲碼。數年之后,姐姐第一個孩子意外死亡,接著第二個孩子出生,父母才正式接納了姐夫,一家團圓。
除此之外,藍羽的父親在家庭責任與自我追求之間掙扎的故事、藍羽的遠房叔叔與鄉村女孩的故事,甚至連“我”父親年輕時候闖蕩上海的故事、看海途中偶遇的新婚夫婦的戀愛故事等,這些“別人的故事”不僅在整個小說中占據可觀的分量,并且在戲劇性和張力程度上都比“我”的生活經歷更為轟轟烈烈、一波三折,也更容易從中榨出某種讀者和批評家所喜聞樂見的“生命的困境”或“個體的掙扎”等意涵。馬丁·華萊士認為自敘傳作者們“經常從最好的角度描寫自己。他們掩蓋某些事實,認識不到他人的重要性”,這樣的判斷在傅羽這里似乎失效了。
二、“新窮人”及其合法性
20世紀80年代初,高曉聲在《陳奐生上城》中,以農民陳奐生的視角,描繪了改革開放后城市與農村在物質層面的巨大懸殊,通過陳奐生進城之后在村里地位“顯著上升”的情節,在不無同情地諷刺了陳奐生們的小農意識的同時,也暴露出城市已然成為一個巨大的賦魅機器,它將像塞壬的歌聲一樣召喚無數鄉下人投身它的懷抱。1982年,鐵凝的《哦,香雪!》在性別的框架內,將城市與鄉村放置在了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后、富有與貧窮、強大和脆弱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關系中,用香雪以四十個雞蛋換取鉛筆盒的情節,標定了鄉村文明對城市文明的崇拜和臣服。同年,在路遙的《人生》中,陳奐生“上城”的簡單滿足和香雪對城市的情感層面的向往,已經被高加林“進城”的雄心壯志和機關算盡所替代,對于高加林來說,進城不僅關乎理想,關乎發展,更關乎生存。
關于農村人進城,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主要呈現出兩種書寫路徑。其一是通過農村人進城之難,來批判和反思城市化進程,其間也流露出對鄉村樸素的人倫與道德的懷念。孫惠芬的《民工》《保姆》《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尤鳳偉的《泥鰍》,陳應送的《太平狗》,等等,這類作品通過描寫農民工在城市中物質生活的困苦和尊嚴的被踐踏,最終要么死亡,要么走向道德的反面(精神的死亡),揭示出現代化進程對農村生存空間的擠壓和對鄉村樸素的人情與道德的破壞。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更是以殘酷的筆觸書寫了農村人在城市的生存之難。涂自強是一名大學生,不同于農民工群體在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階層的末端處境,也不同于高加林高考失利的階層躍遷失敗,涂自強成功獲得了大學錄取通知書——這一現代性結構為寒門子弟頒發的階層躍升的通行證——但等待他的依舊是理想、愛情和事業的多重失落,最終他積勞成疾,患上癌癥去世。相比起物質困境,石一楓的《世間再無陳金芳》則主要展現農村人進城的精神困境。陳金芳深諳城市名利場的游戲規則,通過投機和欺騙等一系列手段,似乎終于躋身“上流社會”,擺脫了經濟和物質層面的困苦,但她卻陷入了精神層面的巨大迷失,她知道自己始終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無法獲得他人的接納和自我的身份認同,在城里人陳予倩光鮮的表殼之下仍然是農村人陳金芳,最終她在一次投機失敗之后選擇自殺。
其二是將城市視為某種救贖之道,以擺脫農村的物質困苦和精神壓抑。這種思想路徑常見于“女性主義小說”脈絡。王安憶在《男人和女人》一文中,認為“土地向人索取的勞動是太過單一、太過狹隘,又太過苛求體力,女人無法取得優勢,無法改變必須依附于男人生存的命運。而到了城市這一嶄新的再造自然里,那才真正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盡管王安憶筆下的女性多是生于城市長于城市,但在為數不多的對進城農村女性的書寫中,都將城市視為某種救贖性的場域。如《保姆們》里的進城務工的女性,就一掃農民工可憐、悲慘的固化形象,而展現出某種堅韌和獨立的品格;《富萍》也講述了自幼父母雙亡的農村女孩富萍通過進城擺脫了寄人籬下的困境,也通過在城市中的一系列遭際,完成了自我意識的覺醒。東西的系列小說也將城市看作農村人擺脫生活困境的唯一出路,如《篡改的命》通過講述汪家三代人以極端方式在城市扎根的故事,寫出了農村生活的物質貧困對人的壓抑。
不論是對城市報以批判,還是將城市看作農村人的救贖之道,其基本的敘述動力都是農村作為一種封閉空間所造成的人的物質匱乏和精神貧瘠,盡管城市中有著道德淪喪、價值失序等問題,盡管對農村人來說,進城之路也面臨失敗的風險,輕則逃離回農村,重則失去尊嚴和生命,但城市依舊具有無比強大的誘惑,令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農村人神往之、奔赴之。
在進城書寫的脈絡上,《抵達》則呈現了一種新的、更復雜也更難以言說的困境。傅羽在創作談中提道,他首要解決的是主人公“缺乏物質基礎”的問題,但實際上,這種缺乏與上述進城農民的物質匱乏已不可同日而語,“我”的物質困境已經無關生存。作為一名記者,“我”雖無房無車,但已經不像涂自強們經受過食不果腹之苦,也不像富萍們面臨寄人籬下之困,更不像陳金芳們深陷無法自我認同的精神折磨。《篡改的命》中汪氏一門三代人舍棄生命和尊嚴換來的城里人身份,在“我”這里也不成問題,“我”在畢業后就拿到了上海戶口,成為所謂的“新上海人”。“我”的物質困境更多的是一種“新窮人”式的生活焦慮。“新窮人”是鮑曼基于對歐美國家福利制度的衰弱和消費主義的盛行而提出的概念:“在全民就業的生產者社會,貧窮是一回事;在生活圍繞消費者選擇建立(而非圍繞工作、專業技能或崗位建立)的消費者社會里,貧窮是另一回事。”在“我”與藍羽的交往中,充斥在兩人之間的,是米萊斯、奧菲利亞、夏加爾、莎士比亞、倫敦、英國、寶馬轎車、凱司令蛋糕、“廣場里的特色餐廳”、“一旁的西式茶餐廳”、“面朝大海的餐廳”等一系列頗具消費主義性質和“小資”意味的符號;豎立在“我”的文學夢想背后的,也是一種包含世俗成功學在內的社會認可與自我實現的需要。若說之前進城作品中關于進城者的窮困是源于工作缺乏和收入低微所造成的基本生存資料的匱乏,那么《抵達》中“我”所陷入的則是一種欲望——這種欲望已經不能與早期的拜金主義、利欲熏心之欲望混為一談——始終無法滿足的狀態,是當下得過且過,未來卻無所希望的困境。
長久以來,對第一種貧困——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病無所醫的貧困的同情性書寫,以及由此而生發的社會批判,都是中國文學慣常的寫作路徑,其在文化邏輯上占有不可動搖的合法性。20世紀50—70 年代,艱苦和貧窮的狀態本身被賦予了某種道德意味,而“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則容易陷入某種“敵我矛盾”的指控風險;新時期以來,“小資”的生活方式更是被融入現代性批判的文化理路中,用以指控市場經濟帶來的拜金現象和人文精神的失落。但是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當下,中國社會已經進入鮑曼所說的“消費取代生產并成為社會運轉軸心的消費社會”,貧窮的屬性也已經悄然改寫。2014年,汪暉對“新窮人”做過更符合中國現實的論述:“他們是一個內需不足的消費社會的受害者。他們通常接受過高等教育,就職于不同行業,聚居于都市邊緣,其經濟能力與藍領工人相差無幾,其收入不能滿足其被消費文化激發起來的消費需求。……這類貧困并不因經濟狀況有所改善而發生根本變化,他們是消費社會的新窮人,卻又是貧窮的消費主義者。”
《抵達》也面臨這種書寫“新窮人”的合法性問題。在小說的開頭,傅羽寫道:
也許我最好是等到多年以后再來講這個故事。年歲老去,樹木愈發顯出清晰的紋理,我們像樹一般長成的經歷也會慢慢深刻起來。但我懷疑到了那時,我也許就不想講了。……何況總有一些想法,我當時覺得很有意思,事后回想卻覺得不過如此。
整篇小說都不時可見這種講述的惰性和猶豫:“當時覺得有意思”但“事后回想卻覺得不過如此”,以為是“詩意盎然的雪山飛澗”,但追溯起來,“不過是條毫不起眼的小山溝”。或許,這種惰性和猶豫一定程度上就源自傅羽對“新窮人”之合法性的講述困境——一邊是衣食無憂、偶爾可以“小資”一下的日常生活,另一邊是對于物質困境的焦慮——如何講述這種困境,如何表達這種焦慮?
最后傅羽選擇“不妨從我堂哥的故事講起”。“我的故事”與“別人的故事”也就在這種時候發生了交接:在“我”無法講述自身的時候,“別人的故事”便被召喚出場。
小說中“別人的故事”不僅映射出“我”的現實困境,也是一種敘述策略,在“我”難以講述自身之時,讓“講述”這一行為進行下去。比如,當“我”糾結買房和買車的“面子”問題時,“我的一個朋友”便適時地登場:
我這么說,也是因為,我這人雖然談不上虛榮心爆棚,但畢竟還要點臉面,因為臉從來都不長在屁股上,也就沒法兒當它是屁股。就說我一個朋友吧,他在證券公司當交易員……
關于堂哥原游的故事,也不僅僅是對原游的講述,更倒映出“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而“我”向藍羽講述的姐姐原茵的婚姻故事,其意味則更為曖昧。其時“我”正和藍羽處在一場似是而非的戀愛關系里,一方面“我”和藍羽情投意合,另一方面又面臨物質基礎的挑戰,這種困境使得藍羽用一種曖昧的“普通朋友”的身份面對“我”的家人,在此情境下,“我”向藍羽講述姐姐為愛放棄一切的浪漫故事,除了提示出“我”與藍羽的現實問題之外,也暗示出“我”對這一問題的回應。
除了原游和姐姐的故事之外,穿插在小說中的其他故事也都與“我”保持著高強度的同頻共振。比如,在與藍羽駕車看海的途中,偶遇一對新人的婚禮,受邀參加,與新人和賓客把酒言歡,氣氛融洽。
這場奇妙的際遇似乎為兩人的旅程抹上了浪漫的色彩,預示著兩人的美好未來,但接下來遇見的寄居于爛尾樓的拾荒老婦,又像是現實的當頭棒喝,提示著“我”無房的事實。
傅羽的“自敘傳”,顯然與郁達夫式的狂風暴雨般的自我傾訴不同,他冷靜而克制,甚至有一種刻意的躲避和隱藏。但另一方面,“我”不僅作為小說中故事的聽眾、對話者和講述者,更擔任小說的敘述者,在小說中有著強烈的、不可忽視的在場感,所有的人物又都經由“我”的篩選和情感加工,所有的故事都被統攝在“我”的語調、情緒與價值衡量之下。這或許就是傅羽為“我”的困境——也是為“新窮人”的困境——找到的一條合適的講述方法。在創作談中,傅羽坦白,在職業方向和生活經歷方面,小說中的“我”都與作者本人有較高的重合度,“我”對于生活和寫作的某些觀察和思考,也是他本人的現身說法,就連藍羽這一“百分之百虛構的人物”,也烙印著“我愛人身上的一些可貴品質”。可以大膽猜測,小說中關于“我”的故事與作者的現實經驗有相當程度的重合,而“別人的故事”則大都源自虛構。博爾赫斯說過“強大的虛構產生真實”,這句話或許也可以倒過來:強大的真實需要虛構。對于《抵達》來說,“我的故事”是經歷,“別人的故事”是情緒;“我的故事”是事件,“別人的故事”是思考;“我的故事”是形,“別人的故事”是神。
三、講故事的人們
2009年,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講述了吳摩西與牛愛國兩輩人為了找尋一個“說得上話”的人而開始了遙遙無期的跋涉。有論者認為這部小說寫出了“中國式的孤獨”。而在《抵達》這樣一部普魯斯特式的經驗白描的小說中,一個頗具魔幻色彩的地方是,這部小說里的人物幾乎都深深地陷在“對話”和“講故事”的激情里。小說中人物之間的交談幾乎全被故事填充,不論是“我”與藍羽、“我”與原游,還是“我”與家人之間,幾乎只要一進入交談,就會自然而然地開始講故事。不僅是小說人物在互相講故事,更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小說講述者的“我”——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將其看作作者本人——也是在向讀者講述一個故事,小說的第一句就是:“也許我最好是等到多年以后再來講這個故事。”
本雅明曾對現代小說與故事做出區別:“講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親歷或道聽途說的經驗,然后把這種經驗轉化為聽故事人的經驗。小說家則閉門獨處,小說誕生于離群索居的個人。此人已不能通過列舉自身最深切的關懷來表達自己,他缺乏指教,對人亦無以教誨。寫小說意味著在人生的呈現中把不可言詮和交流之事推向極致。”故事的能量在現代已經逐漸喪失,因為“經驗已貶值”,愿意聽故事的人在今天“十之八九會弄得四座尷尬”,因為我們不再具備“交流經驗的能力”。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小說只呈現困惑,而故事試圖給出答案。
傅羽關于“故事”的強調,或許就是對當代人面臨的問題給出答案的一種努力。在創作談中,傅羽說這本書的題目一開始叫《飄搖》,“飄搖”也是傅小平對當代人生存困境的一種概括:
這個詞能貫通小說透出的一些氣息和情緒,也能體現我自己那些年里身處上海不時冒出來的,或者說是男女主人公在情感旅程中不時體會到的,仿若“無根的野草”般的心緒、情愫,這其中或許還反映出了時代的某種情緒,諸如我們多數人都可能面臨的由生活巨大的不確定性引發的不由自主的無力感,身居都市扎不下根遙望故鄉又發現回不去了的撕扯感,以及身心總是難以自洽引發的不適感,等等。而這個詞本身,還隱含了一種以無能的力量艱難跋涉,從而讓板結的沉重現實,得以有一點點松動的美學意味,這近乎一種理想主義情懷。
關于“飄搖”,我們或許能想到社會學家項飆提出的“懸浮”概念。“懸浮”一方面是說人們為了一個不知何時才會到來、不知是否會到來的未來,將“當下”懸置起來,“當下”是通向“未來”的工具,是一種暫時狀態,是沒有意義的,在“當下”必須埋頭工作,才能通向“未來”的美好生活;另一方面,“懸浮”也是對人們的階層位置和工作狀態的一種描述,在內卷化的社會里,人們像蜂鳥一樣拼命拍打翅膀,卻只能勉強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和階層位置,不能向上移動分毫。“懸浮”最初是20世紀90年代項飆通過對農民工的觀察而形成的概念,在當下仍不斷被人提及,因為進城務工的年輕人與當年的農民群體工具有極大的相似性。
與“懸浮”相比,“飄搖”這一說法聽起來顯得輕松許多,似乎抽空了“懸浮”所蘊含的“蜂鳥振翅”般的勞累和疲憊,徒留一種得過且過的無力感,不禁讓人聯想到一個傳統的詩歌意象——浮萍。在“懸浮者”的認知里,未來還是可期待的,現狀還是可改變的,這也是促使他們不斷振翅的動力,但是在“飄搖者”心中,一切的行動都毫無意義,未來不再可期——“飄搖”抹去了“懸浮”中的沉重感,卻也呈現出生命所不能承受之輕。比起“懸浮”,“飄搖”似乎更能概括一種近幾年新出現的社會現象,即“躺平”現象。
從項飆對20世紀90年代農民工的觀察,到傅羽對當下新窮人的講述,一個比較顯著的變化是,新窮人“通常接受過高等教育”。其實,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譜系中,不僅可以將《抵達》放在進城書寫的脈絡上進行考察,而且在知識分子書寫的脈絡上去探討這部作品,也頗具意義。自魯迅以來,知識分子一直都是中國文學的重要書寫對象,從五四時期的啟蒙者形象,到十七年時期對知識分子“小資”傾向的警惕和批判,到“文革”時期的“臭老九”形象,新時期之后的“歸來者”和社會主義建設者形象,再到20世紀90年代的邊緣人和頹廢者形象,知識分子雖然在不同時期承擔著不同的意識形態內容,但一個不變的地方是,其與非知識分子的二元結構相對比較明顯。從《祝福》里的“我”與祥林嫂,到《廢都》里的莊之蝶與唐婉兒、柳月等女性,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在社會位置、生活方式、個體經驗、認知能力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別。但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教育體系的逐漸完善,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九年義務教育制度的實施,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之間的鴻溝開始彌合。格非《欲望的旗幟》和李洱《導師死了》中塑造的年青一代的知識分子,不僅失去了啟蒙的社會功能,連莊之蝶式的風雅氣都已喪失殆盡,只剩下評職稱、發文章、開會、掙錢等日常瑣碎。正如項飆所說:“特別是今天,所謂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之間的邊界已經很模糊,你混飯吃我也是混飯吃,大家都一樣,只是一個職業分工問題。”其實,知識分子身份在當代的降維和祛魅,除了市場文化和專業壁壘導致的知識分子從“立法者”向“闡釋者”的職能轉變之外,還有教育的完善和技術的發展帶來的知識平權,使得“知識分子”這一稱謂不再具有之前的啟蒙者、引領者、人生導師等內涵,僅僅指某些專業性較強的職業,用陳思和的話說,“崗位型知識分子”已經替代了“廣場型知識分子”。在當代,祥林嫂不需要向“我”詢問“一個人死了,還有沒有靈魂”的問題,因為“我”不再具備回答人生命題的資格,當代的祥林嫂們也都擁有了思考社會人生的知識結構和認知能力。
《抵達》便寫出了這種當代人對于時代、社會和自我的某種“夢醒了無路可走”的困境。無論是“我”對房子問題的糾結、對寫作行為的純粹性和功利性的思辨,還是“我”與藍羽“今朝有酒今朝醉”式的愛情,都是源于“我”對人生的智性思考:“我”在洞察自身虛榮心的同時,也知道“要面子”在人性中的合理性;在維護理想的純粹性的同時,也明白理想落入現實之后所不可避免的世俗色彩;在追求心有靈犀的愛情的同時,也深知物質基礎對于愛情不可或缺的意義。“飄搖”之所以抽空了“懸浮”中蜂鳥振翅的掙扎、之所以戳破了“懸浮”中對美好未來的期待、之所以體現出一種躺平式的百無聊賴,就是因為當代人對現實與理想、社會與自身關系的高度思辨。面對現實與社會,“我”既不能出乎其外,又不能入乎其內,于是,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但另一方面,智性的思考終究會帶來某種解決策略——哪怕是暫時性的,就像傅羽所說:“再是飄搖在路上,也終究會抵達某個地方。”“講故事”或許就是傅羽為當代人的困境提出的一種策略,通過“講故事”,人們重新找回“交流經驗的能力”,重新建立“深度交流的可能”。無論是講述“別人的故事”,還是講述“我的故事”,都是認識社會、認識他者、認識自我的過程,是在繁復的思辨中做出選擇的過程,也是為自己的生命錨定重心的過程,就像《抵達》的開頭:
我只是想講一個故事,還是想再講點別的什么,我現在并不知道,但也許講著講著就知道了。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