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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跨文化友愛:李娟的阿勒泰書寫與游牧中國的共同體
來源:《阿來研究》 | 歐陽月姣  2026年11月17日10:45

引言

隨著電視劇《我的阿勒泰》的熱播,李娟的同名散文集及其在與哈薩克牧民家庭共同生活基礎上創作的《羊道》《冬牧場》等作品吸引了更多的讀者,也再一次開啟了探討李娟散文的藝術風格和經典化定位的契機。到目前為止,學界對于李娟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幾個維度:作為其書寫對象的北疆邊地風景與游牧民俗、書寫主體的非虛構姿態和“在場主義”的介人性、主題表達上的現代文明反思與“萬物有靈”的生態意識、文字技藝上的修辭與風格分析,以及偶有提及卻有待展開的關于李娟在西部散文這條文學脈絡和當代漢族作家書寫民族生活與文學現象中的位置[1]。綜合來看,引發討論最多的仍是 “地方性”在其創作中的分量。

阿勒泰的遙遠、遼闊,與中原迴異的民俗以及都市人向往的“原生態”風味,本就具有題材上的吸引力。李娟曾表示:“如果說其中也有幾篇漂亮文字,那倒不是我寫得有多好,而是出于我所描述的對象自身的美好。”[2]當然,批評家們視之為自謙之詞,畢竟書寫新疆風貌與人物事象的文章數不勝數,為什么偏偏是李娟的散文令人著迷?甚至提出“如果抽去李娟作品中的阿勒泰因素或阿勒泰色彩,我們還憑何認為李娟是一個優秀的散文家?”[3]在此追問下,書寫主體李娟的“心靈素質”得到凸顯,那是一種“與世界的親密”,“與天地萬物交通的氣質”,但若繼續詢問她此種特質的來源,往往又只能追溯到“大西北之靈氣”[4],承認“阿勒泰的確刺激了李娟對于世界的想象與認知[5]。這或許說明,李娟散文的文學性與阿勒泰的地域性,是很難分而論之的,關鍵在于:它們是以何種方式結為一體?

李娟的上述“自謙之詞”并不是否認自己的文學技藝一一相反,對此她是十分自信的。正確理解它的意涵將有助于我們抵達“李娟的阿勒泰”的真正特殊之處,即:作者將自身的存在放得很低,敘述中的“李娟”只是阿勒泰世界的一分子,而身為李娟的“我”從不置身事外地去觀看或評判周遭的一切人事物,既不執著于知識性的“理解”,也并不建構浪漫化的“風景”,只是全身心投入

地交往、感受和講述。阿勒泰因此被呈現為一個以游牧生產方式為連接點的世間萬物共同生活之處,《我的阿勒泰》《羊道》《冬牧場》等文本以其情感的濃度和生活的深度,堪稱跨文化友愛的敘事范本,顯示出高度的倫理價值。

一、溢出“知識”與“風景”:

游牧中國的日常敘述及其意義

我握著韁繩坐在馬背上回頭看,我們生活過的地方空空如也,只剩一塊整整齊齊干干凈凈的圓形空地。我們一家人在那個圓圈里吃飯睡覺的過去情形幻覺一般浮現了一下。[6]

因為這次在塔門爾圖住的時間不長,我們沒有搭常規的氈房。

不到半小時的工夫,我們“頭上打結兒的房子”就在土堆里立起來了。[7]

等穿過這片林子,眼前露出一大片空曠的傾斜的草地。我一眼看到最高處盡頭上的小木屋,突然想象到自己未來某一天也站在木屋前,慢悠悠地洗頭發、曬太陽的情景。[8]

這便是《羊道》三部曲中李娟所描繪的跟著扎克拜媽媽一家一起轉場的經歷。2007 年春夏,李娟寄身于傳統的哈薩克牧民家庭,短短三個月之內就參與了至少四次長距離的遷移,從春牧場的吉爾阿特開始,經過短暫駐扎的塔門爾圖、可可仙靈,一路向北翻越山嶺和荒原,停留前山夏牧場的冬庫爾,最終抵達深山夏牧場的吾塞,在最高處盡頭的小木屋與羊群一起度過剩余的夏日。所謂“轉場”便是這種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的常態,而每次遷移短則兩三天,對于有些與牧場相距更遠的家庭來說則可能需要十幾天。依據停留時間的長短,牧民會搭建起不同規模的氈房:長住時是四個房架子全部支起來并安裝天窗的大氈房,個把禮拜則對應“頭上打結兒”的袖珍氈房,只住一晚的話便是兩個房架子搭成人字形的“依特罕”[9]。當離開時,“家”的痕跡一并消除,這樣的生活亙古流傳,在西北邊疆的草原上延續至今。

在此之前,李娟跟隨著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離職的母親在阿勒泰地區的富蘊縣度過一大段童年,也曾在少女時期與母親攜外婆一起祖孫三代輾轉于阿爾泰深山的牧場開小賣店,與哈薩克牧民毗鄰而居,《我的阿勒泰》記述的便是她在這個時期的生活。雖說不是沒有感受過在大雨的沙依橫布拉克夏牧場的荒野沼澤中徒手搭起塑料帳篷的倉皇和這個四處漏雨的“家”的潦草,但畢竟不需要那么頻繁的搬遷。《羊道》三部曲和稍后的《冬牧場》則與以往不同,李娟是作為牧民家庭的一員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對于游牧生活方式的理解和牧民生存景觀的呈現,較之從前也更加深刻和體貼。這些散文的首要特點,便是將看似古老遼遠的游牧文化拉到讀者眼前,用一種家常又不失詼諧的語調,復原日常生活的細節,這就使得李娟的阿勒泰在視角和風格上溢出了過去的西部散文已經建立起的那種“新疆想象”。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部散文的“新疆想象”已經形成了較為固定的審美范式。周濤、劉亮程、趙天益、唐棟等本土或寓居新疆的作家,以及張承志、余秋雨、賈平凹、邱華棟等游歷新疆的作家,對于新疆的人文地理已有諸多描繪,這些文本的共性在于開掘“西部精神” “強悍的生命精神、韌性的生活精神、頑強的開拓精神、沉著的自由精神等構成的精神價值總和”,由此構筑的美學風格以“悲”和 “力”為基調,“這里的‘悲’是由悲壯、悲憫、悲慨融合而成的悲劇美,而‘力’則是由雄渾、蒼涼、豪放組構而成的陽剛美”[10]。李娟的散文并非全然異類,那種堅韌的精神和悲憫的情感也流淌在其作品的基層,同時也延續了“ ‘人作為有限存在物’的哲學性體認” [11],但她并不沉重,也不陽剛,少有那種形而上的思辨,更重要的是并不置身事外地去建構“風景”。例如,同樣是寫阿勒泰的夏牧場,作為游客的邱華棟寫道:

……所以牧民會度過整個快樂的夏天。在這個夏天,他只要每天將羊群和牛群趕上山,就萬事大吉了,到了晚上,他再趕羊下山,清點牛羊。除此之外,他可以在天地之間騎馬遨游,自由自在,而這種生活也是我們最為羨慕和渴望的。[12]

而李娟筆下的夏牧場絕非如此逍遙。且不說轉場時的傷筋動骨,扎下氈房之后的日常勞作就計有繡花氈、擠牛奶、做胡爾圖、放羊、拾掇駱駝、釘馬掌、配種、趕牛、背柴、找羊、搖牛奶分離機……需要每個家庭成員“各就各位”才能維持生活正常運轉:

由于晝長夜短,早上四點多大家就得起來擠奶、趕羊。于是每到下午,勞動告一段落時,大家都會和衣午休一場。但總是那么冷,總是陰沉沉的,再瞌睡也睡不踏實。醒來時總是暈乎乎的,腳都快凍掉了,肩背更是又酸又疼。

無論如何,夏牧場的日子還算愜意。[13]

被分配了搖牛奶分離機任務的李娟每天至少兩小時不停歇地搖,戲稱自己搖得“虎背熊腰,肱二頭肌都鼓出來了”[14],負責放羊的斯馬胡力早出晚歸,騎馬并非天地之間自山自在,卻是趕羊的技術性勞動,若是丟了羊則需要天黑冒雨餓著肚子去尋找,此時的牧羊人在荒野中的形象是這樣的:

他正一個人待在東北面那座十來米高的禿石山頂上,坐在一塊凸出的大石頭上,居高臨下,靜靜俯視山腳下自己的羊群。他的紅色外套在沉暗的暮色中那么顯眼。[15]

李娟眼中的牧羊人是實相而非虛構,是愛時髦的、總是穿著好衣服去放羊、暮色中孤獨的斯馬胡力,一個為了參加熱鬧的拖依(舞會)加班加點干活兒、拼命壓縮睡眠的小伙子。很顯然,李娟的書寫更加具體和微觀,在一定程度上掙脫了文化人對于游牧生活的“原生態”浪漫幻想。當然,游記的外在觀察和生活的內在體驗之間并沒有高下之分,但這的確影響到書寫主體在面對書寫對象一一尤其是異文化對象一一時的倫理立場。邱華棟的散文也述及想要參與轉場的愿望,因為非如此便不能“進人一個民族的生活核心”,當他了解到牧民至少還要在此修整半個月,他與同行的攝影師一起提出了讓一兩戶牧民提前轉場的想法,“為了拍攝圖瓦人的生活場景,他已經在這一片山里轉了一個月了。而現在他迫切地要拍到哈薩克牧民轉場的畫面”[16]。最終這個想法實現了,所拍攝的照片也收錄在這本散文集里。然而李娟對于拍照卻非常審慎,甚至“深感不自在”:

我在這里生活,我的相機令我的介入成為“強行”的介入,令我與大家的相處形成某種對立狀態。這種對立不公平、不自然、不地道。當我舉著相機對準別人時,總覺得像是舉著槍對準了別人……不知這到底出自怎樣的一種怪異心態。總之,我想留存大家的生活,到頭來卻干擾了大家的生活。某種程度上,我使大家的生活成了表演。當我一舉起相機,生活、勞動中的人們立刻調整坐姿,扯扯衣角,換了表情一一特意做給外人看的,端莊而防備的表情。[17]

于是,《羊道》三部曲沒有留下任何照片。《冬牧場》多次記述了給寄居家庭居麻一家、鄰居、遠房親戚或客人拍照的場景,附錄卻全是風景和動物,除李娟自己騎在馬背上的一張留影以外,沒有人像。可以說,李娟竭盡可能地不讓與她共同生活過的哈薩克牧民被客體化、對象化,更不愿他們被讀者的目光凝視。同時,對于游牧生活細節的呈現,無論是勞動的情景、祈禱的場景、節慶的場景,都極少知識化、客觀化,主觀感受總是優先于客觀認識。《冬牧場》里面記錄了路過李娟所寄居的冬窩子的一位特別的客人,他是在城里工作的哈薩克族人,一個小學的黨支部書記,趁寒假來冬牧場幫牧羊的遠房表弟做家務。當李娟弄不清楚另一位客人與居麻的親族關系時,這位老師主動用漢語向她解釋“他倆是一個部落的”,“部落!多么專業的名詞!”李娟不禁感嘆,但又“忍不住想笑”, “因為立刻聯想到這個黨支部書記整天在地窩子里揉面、烤馕、拉面條、擠牛奶、趕駱駝……的情景”[18]。命名的嚴肅性和知識的正確性消解于日常生活的必要性。

因此,李娟的阿勒泰書寫由于始終把日常生活的實感放在首要位置,從而獲得了一種與異文化他者交往時的倫理自覺。她本就作為裁縫的女兒、小賣店的漢族姑娘內在于阿勒泰的社會生活,《我的阿勒泰》便是在跨文化環境中成長和交往的記錄。當進一步深人哈薩克牧民的家庭生活時,她在主觀上努力“熄滅自我,全身心探索他人的情感和希望”[19],這就使《羊道》《冬牧場》的寫作具備了更自覺的倫理反思性。其重要意義在于,從內部的日常生活敘述而非外部的知識性認識或風景化想象,更有益于培養一種跨文化共同體的友愛品德。因為阿勒泰的哈薩克牧民并不外在于我們的共同體,他們是歷史上的“游牧中國”的群體在當代的后裔。新疆所處的地理位置和自然地貌,使其構成“農耕一游牧文明的復合體”[20]的中國北方的一部分,草原的游牧生產方式與中原的農耕生產方式長期并存,“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起源同在一個上古時期,一切文化都同樣原始,只是因各地的自然資源的不同,在文化表現上存在若干差異”[21]。許倬云在《說中國》中也強調是生產方式而非血統導向了古代族屬的分類:“牧養文化的人群,常常會帶著牧犬在原野上照顧牛羊,在晚上,他們構火圍居,于是他們被人稱為‘狄’一一就是帶著狗在火邊上圍坐的人群。”[22]這兩種社會經濟形態和文化模式經過歷史長時期的互動,在19世紀末以來的工業化和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進程中整合,游牧文化作為邊緣和少數,更容易被主流文化視作知識化或審美化的對象。在此意義上,李娟“熄滅的自我”和減弱的主體拒絕了評判和闡釋的特權(privilege),她“真心喜歡這個民族”[23],與哈薩克牧民共同生活的具身經驗和從中領會的游牧禮性也同樣影響了李娟對世界和人生的理解,那種“萬物平等共生”的意識就誕生于跨文化友愛的關系中。

二、孤獨與友愛的辯證:

敞開邊界的共同生活

稱李娟的散文是“弱主體性”,可能不太符合學界目前的普遍認知。因為自《羊道》系列在2009年獲首屆“在場主義散文新銳獎”之后,再加上《冬牧場》起因于《人民文學》的非虛構寫作計劃,批評家們對于李娟的寫作姿態就總是賦予“在場” “介入” 這類主體意識強烈的詞匯。例如說“李娟立足當下,親身參與,走向偏僻荒蠻的牧場,用‘行動’挖掘真實,用‘在場’代替缺席,用細節對抗空泛,真實地再現了哈薩克牧民的喜怒哀樂”[24],“無論是她的身體還是心靈,都做到了完全的‘在場’”[25];或是“她一直圍繞著最邊遠處人群的流動及對流動的體驗進行創作,在書寫自我生活的同時,也以鮮明的‘介入’意識,建構了一個關于阿勒泰的文學空間”[26]。這樣的批評方向可能會導致過度地將李娟的寫作歸類于“在場主義”或“非虛構”的理論預設,反而模糊了真正屬于李娟散文的特點。試問,若都是“在場”和“介入”,那李娟如何區別于非虛構寫作風潮中的其他作家?事實上,這些主體性較為強勢的詞匯并不那么貼合她的文本,可以說她的散文中有一個明顯的“抒情主體性”,但這個主體并不超出或遮蔽它的敘述對象,它經常是脆弱的,它也在與對象的關系中被充實。

寫作《冬牧場》時的李娟已經有了一些身為“作家”的“有計劃創作”的意識,然而若說她在這之前的作品是“介人”的則不免有點倒果為因一一阿勒泰的歲月本就是她的生活的一部分。尤其需要意識到,她是被動地跟隨家庭來到這里的,在她生活的村莊和牧場,漢族反而是極少數,身處語言不通的眾多他者之間的李娟是敏感而孤獨的。如她回首過往時坦陳,《我的阿勒泰》所描述的是一個美化了的自己,實際情況是“那時的‘她’生活在鄉間山野,總與周遭現實格格不入,周圍人們都覺得這個女孩看上去和和氣氣,卻怪異又孤僻”[27]。從童年因為沒戶口而無法在四川老家順利上學的經歷,到少女時期隨母親經營牧場小賣部的遷徙,李娟的生活總是被動地顛沛不安,她的散文也經常訴說對于安穩的“家”的渴望。因此,李娟的主體意識不是“介入”,而是“敞開”。從過去異文化混居狀態的無意識地、被動地敞開,到后來有意識地、主動地向游牧生活敞開。

寫作者開始寫作,往往都起源于主體的孤獨。不僅《我的阿勒泰》如此,《羊道》《冬牧場》里的李娟也經常感到孤獨。正如有論者指出的:“李娟在散文中呈露出的,也是一個散文作者沉思在荒野中、在大地上的一種孤獨的主體性。她雖然也在尋求身份認同和情感慰藉,但骨子里是獨異的。”[28]然而,孤獨并不意味著主體的自我封閉,反而是主體在向外界敞開時,因為得不到回應才產生的情感體驗。《羊道·前山夏牧場》中有一篇《突然間出現的我》描述自己生活在扎克拜媽媽家的孤獨:

所有的黃昏,所有欲要落山的夕陽,所有堆滿東面天空的粉紅色明亮云霞,森林的呼嘯聲,牛奶噴射空桶的嵫嵫聲,山谷上游莎里帕罕媽媽家傳來的敲釘子聲,南邊山頭出現的藍衣騎馬人……都在向我隱瞞著什么。[29]

若是一個自足的、不需要與外界聯系的主體,就不會有被“隱瞞”的困擾,這種孤獨里蘊含著想要探索和了解外界的欲望,更重要的,其實是沒有被滿足的情感需求。李娟自己也揭示了這種辯證的情感體驗:“也許我并不孤獨,只是太熱情……”[30]于是,在收到扎克拜媽媽的女兒卡西小心撿回的貓頭鷹羽毛一一哈薩克族人心目中的吉祥事物一一做禮物時,李娟“不禁歡喜”,“那是第一次感覺自己不那么孤獨”[31]。隨后又寫到斯馬胡力來迎接出遠門回家的“我”,特地繞路去看了瀑布,看著“沖我明亮地笑著” 的斯馬胡力,“我感受到了他滿當當的歡樂與情誼。其實他也孤獨”[32]。對彼此孤獨的情感體認,就發生在友愛出現的時刻。

對于李娟而言,與外界的屏障主要在于語言。她不通哈薩克語,扎克拜媽媽一家不通漢語,《冬牧場》里的居麻漢語也不太好,這在客觀上就使她無法盡情溝通,仿佛“事件中的曲折與細節,在陌生的語句中向我黑暗地封閉著”[33]。陌生的語言、陌生的游牧生活,李娟在牧場上其實是弱勢的一方,雖然她也辛勤地參與勞動,但顯然是被照顧著的被動的主體。《羊道》序言中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李娟自陳:“所有的文字都在制造距離,所有的文字都在強調他們的與眾不同。而我,更感動于他們與世人相同的那部分,那些相同的歡樂、相同的憂慮與相同的希望。”[34]論者往往贊賞其“異域求同”的精神,卻容易忽視這并不是什么形而上的哲思,而是取決于與跨文化他者共同生活的現實性,特別是當主體在語言上與他者隔離的時候,能夠依靠的也就只有情感的相通。也正因為如此,那些深蘊情感的時刻在李娟筆下尤其動人:

當時,我已經做好了走到天黑的心理準備。結果走了不到一個鐘頭就迎面遇到了卡西!啊,最最親愛的卡西!

在四顧無人的荒野,在最無助的時分,突然遇到最最熟悉的人,簡直令人喜極欲泣。

卡西一邊向我跑來,一邊用漢語大喊:“可憐的李娟!”

可憐的?……我愣了一下。

等反應過來時,驚覺,好多事情無須言語也能去到最恰當的地方,尋到最恰當的結局。如隨木筏順流直下,如種子安靜地成為大樹……雖緩慢,卻有力。[35]

卡西原本并不知道“可憐的”在漢語中的意思,因為生活中的實體物事解釋起來很容易,但若是涉及抽象的、精神層面的范疇,要解釋則相當困難。但是,隨著李娟在家不停地對失去母親的小羊、冒雨找羊回來的斯馬胡力、牙疼的扎克拜媽媽說著“可憐的”,卡西也漸漸在共同生活的過程中理解了什么是“可憐”,最終對荒野中孤獨無助的 “我”喊出了“可憐的李娟”,“她不僅僅是學會了一個漢語詞匯,更是準確地、熟練地表達了某種特定情感”[36]。這便是同情和關愛。

身為脆弱主體的共情也是李娟觸摸游牧文化的方式。她描述人的身體的病痛、動物的生死、植物的盛衰,生命首先被呈現為艱辛和痛苦,接著是在忍耐中鍛造的堅韌和尊嚴。《羊道》《冬牧場》中反復提及和贊美的游牧文化的禮性,包括取用自然資源的節制、宰羊之前的誦經祈禱、主人待客的慷慨無私、轉場路上的互幫互助等,都起源于游牧生活的困難,由此孕育出的禮性實質上便是一種共生法則。這種生存哲學對世界不是強悍的征服和索取,而是順應自然的節奏,在與他者萬物的關系中共同生活。在深山夏牧場的最后一站吾塞,斯馬胡力告訴李娟他們居住的小木屋“夏天是人的房子,冬天,就是熊的房子”[37]特別讓李娟感到自己與這些“友鄰”的息息相關。體驗了這一切的李娟忍不住為游牧生活辯護:“怎么能說這樣的生活動蕩,這樣的生活沒有根呢?它明明比世上任何一種生存方式都更為深入大地。”[38]頻繁的轉場也使李娟推論出生活的本質,抵達了她個人的人生哲學:

生活總是在到來與離開之間,只是經過而已。但是,什么樣的生活不是“經過”呢?經過大地,經過四季,經過一生,經過親人和朋友,經過諸多痛苦與歡樂……突然間非常難受。[39]

人終究還是孑然一身,作為個體的身體、知覺、意識始終有其邊界,并不可能與外界同一。這種感受在書寫《我的阿勒泰》的時期主要表現為與世界的疏離感,那時的她經常寫道:“只有我一個人很奇怪地存在于世界上”,“我與世界無關”,“而我是一個最大的消失處,整個世界在我這里消失”[40],“我在這個世界上,明明是踩在大地上的,卻又像是雙腳離地,懸浮在這世界的正中”[41]。這些語句透露出的均是年輕的李娟對于自身存在的焦慮。通過與哈薩克牧民家庭一起共度的游牧生活,她仿佛在不停歇的“經過”之中把握到了某種深人大地的感覺,領悟到邊界雖不可消除,但卻可以與他人、與世界處于一種開放性的聯系中。《羊道》《冬牧場》在敘事上經常使用第三人稱的“李娟”,比如寫斯馬胡力洗馬潑水,“也不管旁邊正在洗衣服的李娟的臉色"[42];寫小羊不肯乖乖入圈,“平時欺軟怕惡,入圈時只往李娟所在的方向突圍”[43];寫冬牧場的日常, “唯有李娟總是愉快而適然,令人驚奇。她奮力勞動,大碗吃飯”[44]。這種書寫指向自我的客觀化,即“我”是這個世界中的一個,“我”的存在也是堅實可靠的。在這之后的李娟散文從“懸浮感”中落了地,更高密度出現的“獨語”顯示著主體更坦誠地向讀者 “敞開”。正如有論者所說:“這種獨語不再是寫作者抽身于現實世界之外,對一個封閉內斂的幻象世界的主觀構造,而是一個更為闊大深遠的自然世界本身在人的主觀體驗之中落下的精神投影。”[45]2018年,近作《遙遠的向日葵地》獲得“魯迅文學獎”后,李娟發表感言:“寫作是我攀附世界的蔓條,扎根人生的土壤,是我的光合作用。可能我也是一株植物,持續生長、無際蔓延就是我的全部了”[46]。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寫作便是她與世界連通的根系,幫助她抵達存在論的深度。在她描述的意象中,寫作主體仍然是脆弱卻堅韌的植物,這與瑪莎·納斯鮑姆在其政治哲學中提煉古希臘悲劇與哲學對于好的人類倫理生活的意象表達極其相似,“這種生活的根基就在于信任變幻不定的事物,就在于愿意被暴露在世界中,就在于更像一株植物(一種極為脆弱但其獨特之美又與其脆弱性不可分離的東西),而不是一顆寶石”[47]。李娟的散文呈現出的正是脆弱的主體立足于大地,以具身化的細膩知覺以及與他者之間的愛和依戀,在變動不居的環境中持續更生的樣貌。

三、“深情的共同體”:

從王蒙的伊犁到李娟的阿勒泰

在文體論的形式研究層面,李娟散文對于“情感”的詩學呈現已經受到重視,有論者認為情感作為她散文寫作的動力機制,催生了“移情”的美學:“李娟筆下作為修辭方式的‘移情’,既創生于個體生命形態與明亮而深遠的大地的情感維系之中,也成為其美學形式”[48],由此拓寬了當代散文美學范式的邊界。這里想要補充的是,“移情”不僅是其文本的美學形式,也是倫理形式。

如前所述,《我的阿勒泰》《羊道》《冬牧場》等作品可以歸入當代的漢族作家筆下的民族書寫,正因為書寫的對象是共同體內部的異文化他者,書寫主體的倫理意識和價值取向就尤為重要。所謂漢族作家筆下的民族書寫指的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興起的一股漢族作家書寫少數民族生活的文學潮流。在全球化進程中,現代性的不斷深人致使人們感覺到傳統的失落,“面對這一困境,漢族作家自然地向邊遠少數族群文化尋求自救方案,以緩解現代性的擠壓和逼迫,少數民族文化便被浪漫化處理為與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的一種鏡像,漢族作家開始通過書寫他者以達到自我文化的反思和重建”[49]。這一脈絡下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包括紅柯的《西去的騎手》(2002)、《烏爾禾》(2007),范穩的《水乳大地》(2004)、《悲憫大地》(2006),再平的《蒙古往事》(2005)以及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的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2005)。這些作品從文體上來說均是長篇小說,形式上盡可能地融人少數民族神話、傳說、故事、歌謠等素材,在敘事中極力展示異文化他者的民俗文化景觀并為其傳統文化精神賦予“本真性” (authenticity) 的純潔和高貴,在此邏輯下誕生的便是所謂“原生態”的想象一一一個純凈的、反現代性的烏托邦。

從情感表達來看,這些作品通常也是高度抒情化的,因為其敘事目標就是最大限度地引導讀者認同于異文化他者的傳統文化精神,即相較于現代文明而言更親近自然和萬物性靈的精神,以此療愈現代都市人內心的貧瘠和荒蕪。就如遲子建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的跋文中解釋小說的緣起,在創作者的意識中,鄂溫克人下山定居的政策、鄂溫克畫家柳芭回到森林葬身河流的新聞,與澳大利亞所見之土著人在城市生活中的不適與沖突的畫面交互重疊在了一起,催生了這部小說所關切的主題:“面對越來越繁華和陌生的世界,曾是這片土地主人的他們,成了現代世界的‘邊緣人’,成了要接受救濟和靈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們內心深處的哀愁和孤獨……”[50]作家花了三個月的時間集中閱讀鄂溫克族歷史和風俗的研究資料,結合此前下田野調查的兩天經歷,最終創作了《額爾古納河右岸》這部彌漫著“自然而浪漫的氣息”[51]的作品,并且采取了以一位鄂溫克族女性為視點的第一人稱敘事形式,講述20世紀鄂溫克族群及其傳統文化的“消亡史”。然而,“他們內心深處的哀愁和孤獨”是否能夠在兩天的田調期間被充分理解,又或者,這份哀愁和孤獨是否其實更多出自寫作主體自我的情感投射?第一人稱敘事的使用讓作者的聲音占用了鄂溫克族女性主角的身體,也涉及為異文化他者“代言”的倫理問題,不免令人擔憂這其中是否存在某種“鳩占鵲巢”式的煽情。同時由于主題先行,小說著重渲染的是在變動的歷史中鄂溫克人所信奉的薩滿文化的亙古不變,而不是鄂溫克人的民族文化及其個體如何在變動的歷史中被重新塑造。這也是諸多此類文學作品的共性,即傾向于將少數民族文化視作本質的、原初的,而忽視了少數民族也與漢族一樣經歷著現代性的變遷,他們的心靈同樣經受著現代文明的沖擊,特別是,他們的生活也構成了當代中國現實的一部分。

沿此脈絡來看,李娟的阿勒泰書寫是漢族作家書寫民族生活文學的一個異類,她不寫歷史故事,不寫神話傳說,只是書寫哈薩克牧民的日常生活,描繪游牧中國的當代圖景一一他們是來小賣部購物的顧客、牧場上的鄰居、拖依(舞會)的伙伴、搭車遇到的熟人或陌生人。在非虛構的敘事中,寫作主體既是作為觀看者的“我”,有時也是作為參與者的第三人稱的“李娟”一一她書寫阿勒泰,她也在阿勒泰的內部。散文文類的選擇為寫作主體預留了一個明確的發聲位置,而不是虛構小說那通常隱藏起來的敘事者聲音,讀者能夠感覺到“李娟”鮮明的存在,而前述的“弱主體性”又保證了“我”的聲音不會蓋過書寫對象的聲音,“我”的情感不會替代異文化他者的情感。尤其是,當她描述的也是一種快要消失的異文化時,呈現給讀者的不是哀悼的挽歌,而是身在其中的猶豫和迷惘。《冬牧場》寫到在牧民定居工程推進下,阿勒泰的游牧景觀已經快要終結,但在這之前李娟就已經注意到了在他們生活中不是很傳統的那些事物:電視機、手機、音箱、流行歌曲……孩子們想要電腦和網線,垃圾填人爐灶不再是禁忌。年輕一代的加瑪不想再放羊,聽到扎克拜媽媽的女兒卡西回到阿勒泰市區上學的消息非常羨慕,“想出去打工,想穿得漂漂亮亮地走在城市大街上,過獨立、新鮮又時髦的生活。為此她努力地學習漢語”[52]。就連居麻也在期盼著退牧還草的政策落實,這樣就可以領到賠償金買一輛車跑運輸,不必再放羊。這些他者的聲音平等地呈現于文本中,讓讀者意識到哈薩克游牧文化不是抽象的,它首先是具體的人的生活。李娟熱愛哈薩克民族,惋惜傳統文化的衰落,但也承認“無論如何,生命需要保障,世人都需要平等地受用現代生活”[53]。她的迷惘和憂傷并非外在的、審美性的,因為正在消失或變化的也是“我的阿勒泰”,是“我”的現在和“我”的過往。

“移情”的前提是書寫主體在倫理上意識到自我與他者平等地共存于世,在此意義上,李娟的散文為當代漢族作家書寫民族生活提示了一種可能的路徑。漢族作家書寫民族生活若想要避免對跨文化他者聲音和情感的“盜用”,首先需要做到的應該是學習他們的語言,與他們共同生活,建立跨文化友愛的關系。照此來看,李娟并不算先行者,反倒是接續了王蒙在20世紀80年代創作《在伊犁》系列小說所蘊含的精神內質和文學品格。

王蒙從1963年至1979年在新疆寓居了16年,大部分時間在伊犁的伊寧市郊區巴彥岱公社生活,收入《在伊犁》的8個短篇就取材于這段經歷。雖說是小說,作家也把自己的原型化作“老王”放置于故事里,與小說里的少數民族人物(主要是維吾爾族人)交往互動,使這些小說具備了濃厚的自傳色彩,“老王”的發聲位置也就類似于阿勒泰故事里的“李娟”。鄉親們單純真摯的友誼讓受到政治沖擊、自我流放邊地的知識分子老王深受感動:懂漢語的年輕農民穆罕默德·阿麥德聽了老王的經歷、看到老王在田邊啃硬馕,總說“心疼得很”,在極為拮據的條件下慷慨地招待老王喝茶吃面;房東阿依穆罕大娘在老王學會維吾爾語后告訴他“您一來我們就知道您是個善良的人”,因為老王一搬來,燕子就來家里筑巢了,在維吾爾傳統里這是對一個人品德的認證,雖然聽起來不怎么“科學”,但言語之美令老王幾欲淚下:“我似乎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聽到過誰用這種天真、信賴、本身就無比善良的態度與我講話了”[54]。“老王”不僅對伊犁生活中的家居日常、生產勞動、文化風俗都進行了細致的敘述,更深入到每一個人物在這具體的時代環境中的生存樣貌和精神狀態,特別是少數民族的個體生命在共和國諸次運動里的政治參與和他們對“老王”的同情和保護,其深刻處是李娟的阿勒泰書寫所不及的。這也有賴于“老王”學習維吾爾語到了純熟的境地,不僅日常溝通無礙,還能夠在政治生活與文學藝術方面進行精神交流,與異文化他者之間的相互理解也抵達了更深的層次。“在伊犁”的“老王”在主體上更是脆弱的,作為一個落難的知識分子,他在情感上得到跨文化友愛的治愈和救贖,在其中起作用的不是想象的烏托邦,而是共同生活中的愛。離開伊犁以后的“老王”一想起房東二老“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愛心、責任感、踏實和清明之感”[55],多年過去,當90歲高齡的王蒙回顧新疆歲月時,首先想到的仍是其中的“深情”,“在那段日子里,我深深地感受到我們是民族的共同體、命運的共同體、價值的共同體、歷史的共同體、文化的共同體,是生活的共同體,也是文學的共同體,更是深情的共同體”[56]。

這份“深情”落實在文學表達上便是寫作主體自傳式地出現在文本內部,同時使用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與寫作對象雙向溝通。即便程度有所不同,從王蒙的伊犁到李娟的阿勒泰都呈現了雙語的碰撞互滲,以及主體和他者在生活中建立起的一種平等的、信任的、關懷的共同體關系。這種關系并不否定差異性,同時也不把差異性本質化,以主體和他者之間的情感維系為其基本的倫理形式,“深情的共同體”由此得到了文學上的賦形。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在非虛構散文和自傳式小說之外,跨文化友愛的倫理還能否在其他文體形態和敘事形式中呈現?或許還有待更多的創作和批評。

(四川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釋

[1]汪娟:《生命、邊緣、焦慮一一周濤、劉亮程、李娟散文的共同言說方式》,《當代文壇》2013年第6期;汪娟:《他者的鏡像:論漢族作家筆下的少數民族書寫》,《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田文羽、徐梅:《構筑精神家園視域下漢寫民文學流變一一從遲子建到李娟》,《文化學刊》2023年第7期;等。

[2]李娟:《阿勒泰的角落》,新星出版社2024年版,初版自序,第329頁。

[3]龔自強:《回到世界與人的基本一一李娟散文論》,《藝術評論》2016年第7期。

[4]劉志榮:《大地與天空的遼周與隱秘一一李娟散文漫談》,《文藝爭鳴》2011年第15期。

[5]龔自強:《回到世界與人的基本一一李娟散文論》,《藝術評論》2016年第7期。

[6]李娟:《羊道·春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79頁。

[7]李娟:《羊道·春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97頁。

[8]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30頁。

[9]李娟:《羊道·春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164頁。

[10]王貴祿:《論西部散文的新疆想象》,《當代文壇》2015年第4期。

[11]王貴祿:《論西部散文的新疆想象》,《當代文壇》2015年第4期。

[12]邱華棟:《山之顏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頁。

[13]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頁。

[14]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9頁。

[15]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113頁。

[16]邱華棟:《山之顏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頁。

[17]李娟:《羊道·深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1頁。

[18]李娟:《冬牧場》,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257一258頁。

[19] 李娟:《冬牧場》,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再版序,第6頁。

[20] 許紀霖:《農耕、游牧與海洋文明視野中的南北文化》,《知識分子論叢》2018年第1期。

[21]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唐曉峰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頁。

[22]許倬云:《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頁。

[23]李娟:《羊道·春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再版自序,第5頁。

[24]劉金鳳:《非虛構散文〈冬牧場〉十年研究綜述》,《新紀實》2022年第10期。

[25]鄭亮、畢瑞:《轉場中的“在場”:李娟“非虛構”寫作中民俗文化的呈現一一以〈羊道〉系列散文為例》,《石河子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26]胡新華、張姝雅:《邊地書寫中的媒介期待與個體自省一一論李娟的散文創作》,《石河子大學學報》2021 年第3期。

[27]李娟:《我的阿勒泰》,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四版自序,第4頁。

[28]吳曉東:《李娟的意義一一兼及〈我的阿勒泰〉電視劇改編中的“媒介間性”》, 《文藝理論與批評》2025 年第1期。

[29]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3頁。

[30]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4頁。

[31]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6頁。

[32]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7頁。

[33]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頁。

[34]李娟:《羊道·春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自序,第2頁。

[35]李娟:《羊道·春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115一116頁。

[36]李娟:《羊道·春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117一118頁。

[37]李娟:《羊道·深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46頁。

[38]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20頁。

[39]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19一320頁。

[40]李娟:《阿勒泰的足落》,新星出版社2024年版,第72、73、77頁。

[41]李娟:《我的阿勒泰》,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221頁。

[42]李娟:《羊道·深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61頁。

[43]李娟:《羊道·深山夏牧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29頁。

[44]李娟:《冬牧場》,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159頁。

[45]路楊:《寓“獨語”于“閑話”一一李娟散文片論》,《山東文學》2018年第9期。

[46]佚名:《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授獎辭及獲獎感言》,《文藝報》2018年9月19日。

[47]瑪莎· C·納斯鮑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與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徐向東、陸萌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頁。

[48]吳曉東:《李娟的意義一一兼及〈我的阿勒泰〉電視劇改編中的“媒介間性”》,《文藝理論與批評》2025 年第1期。

[49]李長中:《“漢寫民”現象論一一以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為例》,《中國圖書評論》2010年第7期。

[50]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跋,第266頁。

[51]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跋,第270頁。

[52]李娟:《冬牧場》,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309頁。

[53]李娟:《冬牧場》,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311頁。

[54]王蒙:《王蒙文存· 8,在伊犁、新大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一221頁。

[55]王蒙:《王蒙文存· 8,在伊犁、新大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頁。

[56]何瑞涓:《〈在伊犁〉:深情的共同體和共同體的深情》,《中國藝術報》2024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