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浪潮中尋找連接:2026中文播客大會上的講述與傾聽
當播客從通勤路上的耳機進入公共討論,它還能承載什么?11月14日,以“浪潮與堡壘”為主題的2026中文播客大會在上海舉行。那些通常發生在通勤途中、家務間隙和深夜耳機里的對話,來到上海太平洋新天地T1大廈觀光廳,在面對面的相聚中,延伸出關于技術、創作和共同生活的討論。

2026中文播客大會現場

本屆大會以“浪潮與堡壘”為主題,于11月14日在上海舉行。
“除了肯定AI帶來效率和福祉之外,更把更多的眼光投向資源平等和能力平等問題。無論技術怎么樣發展,歸根結底的問題是每一個個體將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教授周濂的這一觀點,點出了本屆大會反復觸及的關切:當技術改變內容的生產和傳播,人怎樣保有自己的感受與判斷,怎樣與處境不同的人建立聯系,又怎樣使表達獲得繼續生長的條件。
中文播客大會由單向街公益基金會與北京大學社會化媒體研究中心于2025年聯合發起,旨在推動中文播客行業的交流與發展。本屆大會設置一個主會場、三個分會場,共舉辦19場主題討論。來自播客、文學、學術、藝術、媒體、科技及公益等領域的創作者、研究者和行業代表齊聚一堂,圍繞技術變革、內容創作、公共表達以及人與人的連接展開交流。主會場“重構共生”與三個分會場“現實褶皺”“新天地·內容本位”“非標實驗”,讓行業內部的經驗交換與更廣闊的公共議題相互貫通。
耳機里的個人經驗如何進入公共生活
大會開幕環節發布了研究報告《從耳機到公共生活——中文播客的公共話語與未完成的公共空間》。報告由北京大學社會化媒體研究中心研究團隊完成,聚焦中文播客的公共話語與公共空間,關注個人經驗如何進入公共討論,公共價值如何被理解和看見,以及更多不同經驗如何進入公共視野。
《午后偏見》《邊角聊》主播、澎湃新聞“半卷書”工作室主理人鄭詩亮擔任大會開場主持。他從發生在耳機里的講述與傾聽談起,邀請大家通過這份報告,關注這些聲音怎樣連接公共生活。
研究從一批具體節目出發: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進入小宇宙“編輯精選”的1091條單集,覆蓋618檔節目;研究團隊同時訪談了12位學者、主播、行業從業者和資深聽眾,并將2026年6月的編輯精選與當月最熱榜作了對照。這些觀察指向一個容易被題目和分類遮蔽的問題:一檔節目談得是否嚴肅,與它能否把個人經驗帶入共同生活,并不能簡單畫上等號。
在這批編輯精選樣本中,文化知識、生活經驗和社會議題三類內容合計占74.2%,非機構創作者生產的內容占83.3%。公共討論由此擁有了多種入口。它可以從一次就醫、一段職場經歷開始,也可以從家庭內部習以為常的照護責任展開。在報告列舉的《看理想時刻》單集“照護家人,是一場無盡、無條件的付出嗎?”中,照護者的疲憊逐漸引出了權力關系、責任分配和階層差異。隨著追問深入,一個家庭的問題與許多家庭共同面對的處境接上了線。
北京大學社會化媒體研究中心主任王秀麗在現場說明,研究從共同利益、反思性和建設性三個維度觀察節目:它是否觸及更多人的生活處境,是否解釋現象背后的原因,又是否提供進一步回應問題的方向。把復雜問題講清楚,本身就有價值;當講述還能幫助聽眾辨認自己的處境、找到可以查詢和行動的線索,聲音便有機會從陪伴延伸為公共參與。報告提到,《肥話連篇》關于遭遇性騷擾后的維權實錄,既呈現當事人的經歷,也解釋維權過程,整理出可供相似處境者參考的經驗。
然而,值得聽見與能夠被發現之間,仍有距離。在1091條樣本中,超過八成的單集在上線后四天內獲得推薦;而2026年6月的90條編輯精選中,只有8條進入當月最熱榜,留存時間均為一天。公共性較高的內容,沒有因此獲得穩定、可重復的傳播優勢。對于制作周期長、受眾規模小、需要耐心展開的題材,上線初期的短暫窗口,未必足以讓它找到合適的聽眾。
這也是“未完成的公共空間”的具體含義。內容版圖不斷擴展,并不意味著各種生活經驗都得到了相稱的表達。報告觀察到,城市、年輕和高文化消費人群仍占據較多位置,城市貧困、農村生活、殘障經驗、養老和地方社會等議題相對稀少。熟悉的人討論熟悉的困惑,可以形成親近的社群,也可能使尚未進入這個空間的人更加難以被看見。
在開幕討論中,《忽左忽右》主播程衍樑講起自己做播客的一個起點。2017年,他在一次非虛構寫作工作坊上,聽調查記者袁凌講述采訪經歷,那些未經磨平的細節使他深受觸動,也留下一個愿望:讓更多人聽到這些故事。幾年后,他終于邀請袁凌錄制節目。聽眾的反饋跨越不同年齡,有人重新認識自己經歷過的年代,也有人第一次接觸到那些社會生活的細部。一場小范圍分享,經由聲音的保存與傳播,成為不同代際理解歷史的材料。
作家、單向街基金會文學總監阿乙則從一個讀者的變化談起。他曾偏愛書本,如今也成為穩定的播客用戶:情況就像報告所說的,聲音有親近、可感的一面,較長的節目又能容納一個問題的充分展開,讓專業知識進入日常語言,把日常事件放回社會背景。談到文化機構可以做什么,他尤其強調長期投入,以及面對不同群體時的謙遜。人們各有自己的身份、利益和生活經驗,機構需要提供平等表達的機會,讓不同立場有可能在同一個空間出現。
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代理副主任、品牌與傳播負責人李光分享了收聽一檔鶴崗地方播客的經歷。在低房價和年輕人遷居的熟悉印象之外,這檔節目講述了在鶴崗實現開書店理想的年輕人,也講述了一些女性尋找新生活的故事。小規模節目的價值,恰在于使一座城市擺脫單薄的刻板印象。李光還談到,播客還能幫助公共健康議題從公眾關心的實用信息逐步深入政策討論,探討健康公平,雖然節目影響很難通過單期節目實現,但可以通過長期積累達到聚沙成塔的效果。
“播客已經讓一些原本不太容易被聽見的經歷,進入了更多人的生活。要讓這些討論繼續下去,還需要有人認真做內容,有人提供知識和資源,也需要給更多人表達的機會。”王秀麗的這段話,也為隨后的討論留下了共同的問題:如何讓已有的表達繼續向外延伸,使聽見成為一種能夠持續的關系。
技術的未來由誰共享
在“AI浪潮之下,誰能共享未來?”圓桌討論中,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周濂、HowOneAI及AI透鏡系列主理人余一、聲動活潑聯合創始人徐濤、益盒Charity Box聯合創始人李治霖,從技術使用權、收益權與規則制定權三個層面探討AI時代的公平問題。主持人徐濤以“K型分化”向現場發問:當技術帶來新的機會,一部分人向上,一部分人可能被甩下,在座者如何判斷自己的位置,又如何看待更多人的處境?
周濂從自己的工作經驗談起。AI制作的演示文稿結構完整、圖形精巧,卻未必順著他的思路展開。即便只把AI的建議加入自己的文稿,講到那里時,他仍會感到思維的錯位。這樣的感受既與使用習慣有關,也涉及代際差異。對于一些人,AI已經深入工作和生活,成為不斷協作的對象;對于另一些人,它仍是提高某種效率的外在工具。
更難跨越的差距存在于資源和能力之間。周濂提出,從形式上的機會平等,到資源平等,再到能夠把資源轉化為實際生活選擇的能力平等,中間有許多環節。一個工具向所有人開放,并不保證每個人都有條件接近它、理解它,更不保證每個人都能借助它發展自身能力。圍繞AI的討論若只停留在效率增長,許多人的處境就容易從視野中消失。
余一在招募團隊成員時,也看到這種分化。年輕人長期使用什么工具,怎樣與AI協作,會影響他們呈現問題和完成工作的方式;即使使用相近的資源,不同人的審美、判斷和對成果的要求,也會帶來很大差異。在她看來,個體仍有可以選擇和嘗試的空間。不過,工具升級不斷改變工作的方式,創作者需要面對挫敗,也需要重新確定哪些事情值得交給AI,哪些興趣即使沒有效率優勢,仍然愿意親手去做。
李治霖把話題帶到技術應用的“最后一公里”。他分享了一個面向農村學生的免費AI高考志愿填報項目:工具已經提供出來,實際使用者卻仍有不少是更熟悉這類產品的城市家庭。團隊到農村高中介紹產品時發現,使用者怎樣理解它、從哪里開始操作、誰來幫助他們建立信任,都會影響工具能否真正發揮作用。技術進入教育、醫療和農業的具體場景,需要有人了解當地的困難,也需要持續的解釋和協作。
他同時提醒,討論財富如何分配,應當發生在財富創造的過程中。等到收益已經集中,再回頭追問誰能分享,可能為時已晚。對創業者而言,盡早作出公益承諾、把未來收益的一部分用于公共目的,是可以探索的實踐;對技術開發者而言,訓練材料能否容納不同地區、語言和生活處境,也關系到AI將怎樣理解世界。
徐濤隨后提出一個思想實驗:如果有一筆公共資金,只能做一個項目來緩解AI帶來的分化,嘉賓會如何使用?周濂想到中小學的AI教育。他擔心孩子借助工具寫出更流暢的作文、獲得更高分數,卻未必增強了對語言的感受和自己的思考能力。教育需要幫助他們形成健康、理性的使用方式。余一希望支持資源較少的年輕人,讓他們帶著一手的生活經驗和真實需求,嘗試用AI解決自己遭遇的問題。李治霖則考慮政策倡導,以及讓更多資源進入公共用途的機制。
當話題轉向AI能否替人作出更公平的決定時,周濂保留了更深的疑問。人類關于自由、平等和正義的討論,本來就充滿分歧,把這些材料交給機器,并不會自然生成一個可以終結爭論的標準答案。人仍需參與判斷、承擔選擇的責任。對于普通個體,親自讀懂一個文本,經過思考形成一個論證,即使不足以改變整個世界,也可能是自身成長中重要的一步。技術怎樣發展,與一個人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在這里重新相遇。
讓真實的感受保有自己的形狀
“當所有人都在講述自己,我們如何理解他人?”這場對談由媒體人余雅琴主持,作家張怡微、語言類演員思文、舞蹈藝術家吳孟珂、作家許知遠,從文學、喜劇、舞蹈、影視與播客等實踐出發,討論個人經驗與公共表達之間的關系。自我講述可以帶來力量,也涉及暴露、傾聽和理解的邊界;表達越來越容易,辨認自己的真實感受卻未必變得輕松。
張怡微首先談到創意寫作教學中的困惑。學生常在小范圍討論里講出自己的創傷,教師有時仿佛承擔了心理咨詢者的角色,但課堂并不具備專業咨詢的全部條件。怎樣傾聽,怎樣辨認公開表達的風險,怎樣讓一個人找到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都需要細致處理。她也提醒,播客對表達能力、生活方式和收聽條件有所要求,有些感受需要借助圖像、身體和其他藝術形式才能傳達。
她舉了一個令自己難忘的例子:輪椅使用者預訂酒店時,想看到入口臺階的照片,平臺展示的卻往往是大堂、房間和漂亮的設施。對許多人不起眼的一級臺階,決定著另一些人能否獨立進入。一個看似私人的要求,因被具體講述而顯出共同的意義。這樣的細節足以讓聽者重新檢查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也讓“理解他人”有了可以著手的地方。
思文把問題拉回成長中熟悉的作文題。小學時,題目問獲得“三好學生”有什么感受,她想到的是高興,卻又知道只寫高興似乎不夠。最后,母親提醒她可以寫“再接再厲”。后來寫爺爺,同學的評語是看出了爺爺的可愛,卻沒有看出他的偉大。她一度也想尋找爺爺的“偉大”,直到從事表達工作,才逐漸意識到,真實的感受可能早已被慣用的評價和標準覆蓋。
在她看來,陳詞濫調的形成,常常發生在一種真實經驗打動人之后:它迅速變成流行的文化符號,人們繼而努力靠近那個符號。面對同一件事,一個人可能高興,也可能難過,甚至兩者兼有;若急著選取符合期待的態度,感受本身就會失去位置。能夠察覺自己的真實反應,并且把它表達出來,是創作者需要反復練習的能力。
這種練習也改變了她與他人相處的方式。做脫口秀時,幽默有時會從快樂變成競賽,朋友聚會也仿佛必須接住每一個梗。她曾習慣用挖苦顯示機智,后來發現,這樣的表達會使身邊的人感到壓力。播客給她提供了一個可以坦然說出正向感受的渠道,不必每句話都好笑,也可以認真表達善意。創作的邊界,因而與日常生活中的自省連在一起。
許知遠關心的,是個人經驗與周圍世界、所處時代之間的共振。他說,每個人都可以保有不必公開的秘密,而采訪真正吸引他的,是一個人的獨特經歷怎樣參與塑造了他的感情和判斷。提問者也要有所收斂:過分釋放自己的表達欲,會壓住對方說話的欲望;保持開放,又意味著不斷接納陌生經驗,并留出消化這些經驗的時間。
他并不把公共表達理解為消除個人聲音。個人感受能夠激起廣泛的共鳴,而公共問題也需要經由具體的人才能獲得質地。兩者之間沒有一個固定比例,創作者只能在試探、猶豫和調整中尋找分寸。過度沉溺于自我可能陷入重復,脫離個體的公共語言同樣會變成陳詞濫調。與陌生人交談的快樂,有時恰恰來自暫時忘記自己,讓另一個人的世界充分展開。
吳孟珂則把討論帶回身體。一個人嘴上說不害怕,身體卻可能已經退后、發抖;語言還沒有整理清楚的感受,身體有時先作出了反應。她談到肢體創作如何承接文字難以繼續表達的部分,也談到觀眾面對當代舞時常有的“看不懂”。在她看來,這種困難不應取消微小、抽象感受被呈現的機會。讓沒有舞蹈經驗的人卸下羞恥感,開始覺察自己的身體,也是建立聯系的一種方式。
討論最后,張怡微對“理解”提出了一個較為寬容的期待:理解他人是很高的要求,有些不理解來自經驗的缺乏,并無惡意。表達可以繼續,直到某個細節、某個時刻,為對方打開一個入口。聽見尚不等于理解,但一個故事被保留下來,便有了日后相遇的可能。
在自我衡量之外重新接近世界
在“世界如此遼闊,我們如何生活?”對談中,學者許紀霖、陳碧、主播史炎和非虛構作者劉詩予,圍繞競爭機制、技術變化與個人生活,探討人們如何重新建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主持人陳碧從年末常見的自我盤問切入:一年即將過去,自己是否變得更好?做完一期節目,播放量和評論如何?當生活不斷被拿來評估,連“成為自己”也可能成為一種壓力。
許紀霖把這種處境放進代際經驗中理解。對他所經歷的一代知識分子而言,個人的道路往往與家國敘事緊密相連;今天,自我越來越需要單獨面對生活的選擇。自主帶來空間,也帶來承擔后果的責任。當確定性減少,人們可能重新向往被安排的生活。自由與不安交織在一起,無法只用一面的得失概括。
“世界如此遼闊,我們如何生活?”對談現場,聽眾向嘉賓提問。
劉詩予從國企職工家庭的記憶出發,補充了另一種感受。長輩即使只負責修理某個零件,也能理解自己的勞動怎樣參與了一個更大的事業。而一些年輕人在龐大的組織里長時間工作,卻很難知道這些付出幫助了誰、產生了什么價值。她因此認為,個人與集體的疏離,并不總是主動選擇;尋找自身意義,也可能來自共同生活中價值感的缺失。這一回應使討論保留了兩代人之間的距離,也讓“成為自己”顯出不同的現實起點。
談到那些無法立刻計算用途的經歷時,史炎回憶,最初做播客沒有明顯的流量和商業回報,錄制本身卻帶來很多快樂。許紀霖則講起自己如何從研究民主黨派史,逐漸被其中的知識分子吸引,轉而追隨人的經歷和思想。他借“小貓釣魚”說出另一種理解:沿途看見蝴蝶和蜻蜓,也可能是值得珍惜的生活經驗。原先被看作分心的興趣,有時會慢慢長成一條自己的路。
劉詩予關于侗族婦女的訪談,為這種討論帶來了更具體的參照。她在貴州走訪時,看到當地婦女染布、織花帶,也要耕作、參加歌隊。外來的訂單需要交付時間,但唱歌和農事同樣安排著她們的日子。這使習慣用日程和完成量衡量自己的她感到震動:原來生活還可以遵循另一種節奏。她也坦言,自己常常不知道怎樣休息,即使騰出時間,也難以安然與空閑相處。
把視野轉向世界,還包括接觸使自己不舒服的不同意見。劉詩予談到,在評論中遇見相反立場,最初會感到抗拒,好像自己被否定了;越過這一層反應,才可能看見個人經驗尚未覆蓋的部分。許紀霖則看重能夠提出有力異議的朋友,以及面對面交往中對彼此的了解。史炎用養育孩子的經驗作了補充:孩子不斷提出成人不再追問的問題,使人有機會重新認識熟悉的生活。
這些經驗沒有抹去現實壓力。現場一位剛參加工作不久的聽眾提出,寫作和與朋友交流可以暫時紓解焦慮,工作和生計的難題卻仍然存在。對談也因此回到更具體的尺度:給興趣留下位置,允許一件事暫時未完成,嘗試那些自己做得并不好的愛好。一個人的生活需要結果,也需要容納尚未被結果定義的時間。
共同講述也要容得下不同的聲音
“個體故事如何變成共同故事”特別論壇由學者張力奮、作家蒯樂昊、主播傅劍鋒、記者劉棟共同參與,討論個體敘事如何匯入更豐富、多元和平等的公共敘事。蒯樂昊主持的這場討論,先從“共同”一詞本身展開了一段辨析。
張力奮擔心,追求一種整齊的“和聲”,可能再度遮蔽草根、邊緣與日常生活的記憶。在他看來,個體經驗的碎片并非需要被消除的缺點,它們保存著生活的復雜性。共享的記憶應當容納不同聲音,也應當讓一個普通家庭、一處地方、一個人對往事的回憶擁有獨立的價值。他強調公共性,同時堅持個體、民間敘述的位置。
蒯樂昊回應說,她所理解的共同敘事,是所有人共同享有說話的權利,并在不同聲音中尋找公共關切。養老、快樂、生活環境,都是可以讓人們相遇的問題。傅劍鋒也把這個概念解釋為“一起講故事”:讓不同的人獲得講述的機會和能力,再由這些故事引出對共同問題的認識與行動。論壇沒有繞過詞語背后的分歧,而是在交談中逐步說明彼此所珍惜和警惕的東西。
傅劍鋒介紹,單向街基金會與騰訊共同發起的“共同敘事”項目,嘗試把創作者的寫作與科技向善所關注的社會議題連接起來。首輪征集收到144份樣章,經獨立評審選出12個項目,涉及養老、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教育和人工智能等方向。養老題材占據較多位置,也顯出了創作者對現實變化的共同關注。資源支持的意義,在于使這些需要沉浸、調查和長期寫作的工作能夠展開。
談到敘述怎樣抵達他人,劉棟從自己的氣候報道經歷說起。2021年鄭州暴雨洪水之后,他不斷追問,如此極端的事件為什么發生,它與別處城市和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關系。追隨這一問題,他逐步接觸氣候研究,也改變了自己原先把氣候變化視為遙遠、宏大議題的認識。
對報道者來說,困難在于公眾已經承受許多焦慮,再增加一幅末日圖景,可能只會使人關掉頁面。劉棟希望從人們可以感知的變化入手:小區里的花期、孩子夏天的戶外活動、工作與能源轉型之間的關系。把這些經驗背后的關聯解釋清楚,才可能使氣候問題進入日常關切。在他的敘述中,認識變化是一個逐步發生的過程,行動的可能也有賴于這種持續的理解。
張力奮則把新聞教育的意義落在很小的地方。他帶領學生做口述史、打撈建筑與居民的記憶,也鼓勵他們觀察身邊的公共設施。他提到,學生對不便于殘障人士通行的路面展開調查,推動了實際改善。用專業能力使生活中的某個細節變好,是他看重的公共性。在更長的時間里,重要細節還可能改變人們對一個年代的整體認識,使歷史不再只剩下概括。
傅劍鋒分享了一次與母親長談的經歷。作為記者,他采訪過遠方許多人的生活,卻在這次談話中才更深入地理解母親:童年的離散與艱辛,怎樣影響了她后來的節儉、克制和助人。貼近身邊的人,使他重新體會到個體經驗的分量;而進一步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又能幫助他看清這些經歷怎樣發生。
從新聞工作轉入企業的公益與可持續發展實踐后,他開始更多考慮問題可以怎樣拆解、怎樣解決。他以企鵝急救平臺借助視頻通話連接急救調度人員與現場目擊者的實踐為例,說明技術怎樣參與具體的社會協作。將解決問題的過程講清楚,也可以使更多機構和個人看見可以嘗試的路徑。他主持的播客《世界還有辦法》,延續的正是這種關切。
真實故事的吸引力與講述者的責任
主會場討論敘述的公共價值,分會場則把問題推進到創作現場。在“講述真實,需要怎樣的邊界?罪案播客的創作與商業可能”中,《霓達播客》主播王哪跑、《天才捕手FM》主播及天才捕手計劃合伙人猛哥,談起選題、核實、受害者保護和商業回報之間的具體權衡。
王哪跑說,聽眾對“好聽”的期待在變化,有人重視扎實的刑偵過程,也有人更容易被濃烈的情感吸引。創作者會觀察反饋,卻也必須確定自己的最低要求。對于她和搭檔劉下來,這個要求首先是講述真實發生的事情:把二手資料與可信的新聞報道、判決材料相互核對;一個故事即使轉折很多,只要找不到可靠出處,也可能被放棄。
對真實的尊重,還包括怎樣呈現傷害。有些細節與案件偵破有關,無法完全略去,但是否繼續鋪陳、是否以獵奇的口吻渲染,仍是創作者的選擇。王哪跑回憶,他們曾收到一方當事人及律師參與節目的邀請,這對希望接近一手資料的主播很有吸引力。不過,在無法同時充分聽到另一方聲音、可能給仍在生活中的當事人造成新一輪傷害的情況下,他們最終沒有推進那個選題。
猛哥認可這種謹慎,也提出可以在清楚呈現材料局限、不把自己當作裁判的前提下,繼續探索更多聲音進入節目的可能。兩種考慮落在同一個困難上:多一個視角,會使故事更豐富,也會對創作者提出更高要求。對于親歷者講述的故事,人物的心理、當年的對話都容易誘發補寫的沖動;然而,一個情節即使能讓敘事更精彩,一旦脫離真實,便不能因為“好聽”而被添進去。
當然,節目能被誰聽到,并非主播完全可以控制。創作者都遇到過年齡很小的聽眾,也曾因聽眾受到作品影響而感到更重的責任。隨著節目影響擴大,過去憑直覺作出的決定,越來越需要經過反復核查和討論。
這場對談也沒有回避制作的成本。王哪跑介紹,節目發展早期曾長期沒有接商務合作;后來即使形成影響力,廣告仍受品牌調性、預算和市場變化影響。付費內容提供另一條路徑,卻又容易陷入“更長才更值”的壓力:為了證明價格合理,不斷增加時長和投入,最終可能讓創作者自己也難以維持。猛哥借買雜志的經驗提醒,讀者購買的價值并不限于紙張,聲音作品的勞動和內容同樣需要被認識。
圍繞知識產權,文本、聲音、錄音、視聽內容和改編利用涉及不同的權利,合作與授權需要說明具體范圍。把作品帶來的回報合理地留給創作者,關系到下一次創作能否發生。倫理要求與生產條件在這里彼此牽連:認真核實、審慎表達、承擔責任,都需要足夠的時間和支持。
鏡頭打開之后播客發生了什么
在“一年之后,重新品味視頻播客”分會場,《日談公園》主播李志明、視頻博主及《十六號線》主播G僧東、魔幻旅行家史里芬、elsewhere創始人劉旌,從各自一年的嘗試談起。李志明回憶,自己曾明確表示不做視頻播客,后來因為客戶提出需求,開始拍攝;曾看好這一方向的史里芬,也坦言實踐并沒有帶來想象中的快速增長。不同出發點在現場匯合,使所謂“風口”重新變成一項項具體的制作選擇。
視頻多出的價值究竟在哪里?史里芬看重現場感:訪問音樂人,可以到他的工作室、采風的地方,讓空間和行動進入表達;一些需要演示的內容,也確實必須借助畫面。但坐在房間里談幾個小時,并不會自動贏得視頻觀眾的耐心。在他的嘗試中,節目被組織成一個個相對完整的故事,以適應更激烈的注意力競爭。長視頻與短視頻、直播、短劇同處一個傳播環境,創作者無法僅憑時長獲得額外的寬容。
G僧東選擇了較輕的做法。他已有視頻制作團隊,試做視頻播客時,把錄制和成片控制在較短的范圍內,盡量降低后期和審核的負擔。李志明對此頗有感觸:音頻創作者初次接觸攝影、燈光、多機位剪輯,容易投入過多精力,做出一期之后,卻發現難以持續。看似只增加了一臺攝像機,實際上要重新安排一整套工作。
拍攝還會改變人的狀態。幾位嘉賓談到,鏡頭在場時,人會關注坐姿、表情和動作,像站在舞臺上面對觀眾,情緒也更容易帶上表演感。音頻錄制中能夠放松的細節,在視頻里可能變成被審視的對象。與此同時,翻看筆記、沿著準備好的材料展開,在音頻中較為自然,在視頻里卻可能影響觀感。完整地看見一個人,有時也意味著表達者需要付出更多注意力來管理自己的形象。
劉旌從文字記者轉向視頻訪談后,同樣感受到采訪關系的變化。在相對私密的談話中,記者表達善意,是為了讓對方愿意繼續說,從而獲得更多信息;進入畫面之后,觀眾同時觀看提問者與受訪者,一種原本幫助交流的姿態,也可能得到另一種解釋。如何保留自己的工作方式,同時理解視頻的表達特點,成為新的課題。
圍繞完整節目與切片的關系,嘉賓們也有不同判斷。李志明逐漸發現,有些用戶看完幾分鐘的片段,消費已經完成,未必會繼續觀看幾個小時的訪談。可是只發切片,又可能與平臺對內容賬號的期待發生沖突。其他創作者則提醒,平臺承諾推薦,與實際獲得穩定的觀看和留存之間,還隔著許多環節。面對不同平臺提出的時長、形式和傳播建議,創作者需要知道自己能持續做什么。
商業上,視頻使品牌更容易理解植入方式,也可能為音頻節目帶來新的合作。但幾位嘉賓的經歷差異很大:有人接到要求增加視頻版本的廣告,有人仍以實物置換或自有周邊試探,有人尚未找到合適的投放模式。對未來的期待沒有取消眼前的賬目。節目如何被發現、制作要投入多少、這些投入能否維持,仍需逐項回答。
談論視頻播客的這一年,嘉賓們算的是制作的工時、觀眾的耐心和商業回報。媒介形式的變化,會改動觀看習慣、采訪關系與收入來源,也會改變表達者怎樣坐下來、怎樣開口。創作者對聲音的珍惜,與對新形式的嘗試,可以同時存在;最終仍須回到內容本身,判斷多出的畫面究竟帶來了什么。
讓值得聽見的聲音繼續生長
在主會場之外,三個分會場共設置13場討論,把“播客能談什么”延伸到更具體的公共議題。議題包括聲音媒介的新問題與新發現、媒體機構的播客實踐、視頻播客、垂類播客的可持續發展、AI與創造力、城市觀鳥與氣候行動、女性健康、老年想象、城市審美、地方文化、跨文化理解、公益故事傳播,以及類型播客的創作倫理等。
從“飛鳥的信使:從城市觀鳥到氣候行動”,到“走出粉紅櫥窗:播客如何談論女性健康”,再到“當體面老去成為一種要求,我們如何重新想象老年?”,不同場次讓身體、年齡、地方和環境經驗進入同一張討論的地圖。“從越來越相似的城市開始,重新思考美的價值”與“地方的呈現與想象:誰在定義一種文化?”,把注意力投向身邊空間;“世界那么遠,播客怎么講?”則把目光引向更遠的人群和生活。聲音的可能性,在這些具體的問題中展開。
大會還特別放映紀錄片《來之不易的樂觀》,并邀請周軼君、任長箴參與映后交流,以影像與對話拓展對現實生活和個體經驗的討論。影片記錄周軼君前往非洲,見證人與瘧疾的漫長戰役,以及人們在艱難的“最后一公里”所付出的努力。公共健康因人的行動而變得具體,也與當天關于技術如何抵達需要者、公共議題怎樣被理解的討論形成呼應。
討論要繼續,創作者也需要繼續工作的條件。單向街公益基金會在大會上宣布啟動全新播客創作者支持計劃“聲吶計劃”,鼓勵具有原創性、專業性和長期創作潛力的播客持續生長,促進中文播客內容生態的多元化與可持續發展。
閉幕環節,許知遠談到基金會長期支持青年創作者旅行、寫作和藝術實踐的經驗,也表達了對獨有、敏感、真正好奇于世界的聲音的期待。聲音是一種探索世界和彼此的方式,“聲吶”的比喻,也寄托著讓這樣的聲音傳得更遠、找到同伴的愿望。
在隨后的分享中,創作者的生存問題被直接提了出來:制作節目要考慮成本與收益,而只有一兩千人收聽的節目,也許并不具備容易實現的商業前景。市場化之外的支持因此具有實際意義。它使暫時沒有站到流量中心的聲音,有機會繼續查資料、訪談、錄制和剪輯,也使一些不容易被商業指標衡量的議題,能夠獲得更長的生長時間。
“播客讓普通人的聲音有地方落下,讓復雜的生活經驗不被簡化為標簽。我們希望通過‘聲吶計劃’,傾聽更多真實的聲音,也讓公共議題的討論多一份溫度。”單向街基金會創辦人許楠說。

播客創作者支持計劃“聲吶計劃”在大會閉幕環節發布
從發布生態研究報告、廣泛探討播客公共價值,到啟動播客創作者支持計劃,本屆大會嘗試將播客行業交流、知識與生態研究、個體與機構的創作實踐進一步連接。信息日益豐富,傳播方式不斷變化,播客所提供的持續傾聽、深入交流與突出個體表達的特性,正為人們理解自身與外部世界提供另一種可能。
一天的討論留下了許多具體的聲音:輪椅使用者想在酒店介紹中看到入口的臺階,年輕人想知道自己的勞動幫助了誰,創作者為一個找不到可靠出處的故事停下,也有人仍愿意為一檔聽眾不多的節目投入時間。這些經驗各有分量,尚未被說盡。大會結束后,它們將回到不同人的生活,成為下一次提問、下一次講述的起點;而一個更開放的聲音空間,也正需要在這樣的持續工作中慢慢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