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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巡天遙看一千河” ——近五年長篇小說創作綜述
來源:文藝報 | 賀紹俊  2026年11月16日09:16

回望近五年的長篇小說創作,有不少令人難忘的佳作,也有不少創新和突破,這些成果共同構成了一幅璀璨的圖譜。我不禁聯想到曹操的一句詩:“星漢燦爛,若出其里”——今天的“其里”不是大海,而是比大海還要寬廣和深邃的新時代。就讓我們來一次“巡天遙看一千河”的文學之旅吧!

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掀起鄉土文學新高潮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偉大實踐,為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寫作資源,鄉土文學創作迎來新高潮。作家們深入鄉村世界,從百姓生活的細節里捕捉山鄉之變,也在塑造新人物的過程中找到了各自的文學生長點

鄉土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的重要奠基力量,在百余年的文學史上無比風光,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迅猛發展,鄉村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鄉土文學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發展步伐較為緩慢。但是近五年來,鄉土文學的創作與發展迎來了一個新的高潮。這首先得益于生活之變精彩紛呈。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偉大實踐,為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寫作資源,也促使作家重新思考鄉村問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外部條件,就是在這五年間,中國作協正式實施“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推進文學創作高質量發展。“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是為主題寫作而設立的專項創作計劃,是在全國進入鄉村振興的關鍵階段時提出來的,希望通過這一計劃推出反映鄉村振興偉大事業的優秀作品。從主題寫作的角度說,大概還從來沒有哪一個時代主題,能像鄉村振興這樣得到文學最為全面和充分的呈現。這正是“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意義所在,它為如何促進主題寫作積累了新的經驗。同時也可以說,實施“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猶如修建起一座巨大的水庫,四面八方的山泉河流奔涌而至,掀起鄉土文學創作的新高潮。

相比于以往的鄉土文學,這次新高潮涌現出的作品明顯帶來了新意。故事是新的,人物也是新的。這些無疑是生活賜予他們的。但這還無法決定作家就能在此基礎上譜寫出新曲。只有對新的生活有所體驗、有所認識,才可能在鄉土文學上有所創新和突破。比如喬葉的《寶水》寫的鄉村振興故事充滿了真實的力量。這種力量并不意味著對生活的實錄,而是忠實于作者自己對生活的體驗。這讓她自覺規避了以往鄉土文學中牧歌式、悲歌式或審判式的寫作模式,而是循著自己對鄉村精神的理解進行創作。她將鄉村精神理解為一種地域精神,新農村建設要貼著鄉村的世界觀走,才會帶來真正的改變。馬金蓮的《親愛的人們》寫自己家鄉數十年來的日常生活,看上去沒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和巨大的變化,但她與家鄉的山水土地和父老鄉親生活在一起,最懂得鄉親們的內心是如何在時代風雨的浸潤下跳動的。她扣著日常生活緩慢變化中的“新”來寫,寫新事物、新現象如何跋涉千里,進入羊圈門村這個偏僻的西北鄉村,又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肌理。她以細密的日常生活細節豐富了鄉村社會在改革開放中的演變圖景,又以最真摯的情感和最有生活血肉的文字,真實展現了作為西北最貧困地區之一的西海固如何逐步擺脫貧困、追趕新時代步伐的艱辛歷史。小說沒有刻意以鄉村振興為主題,卻成為鄉村振興主題作品中最有說服力的文學文本。老藤的《草木志》新就新在觀察世界的角度。他從人與植物的關系入手去觀察世界。小說中的駐村書記愛好植物,他發現村民仿佛與植物息息相通,覺得在鄉村熟悉了植物,也就熟悉了人。我們認識鄉村世界,會強調人與土地的關系,而老藤則想說,我們還可以從人與植物的關系去認識鄉村世界。植物就像一個王國,不同植物有不同的形狀、習性、色彩、功用,而它們相互之間又糾纏在一起,這就構成了一個良好、和諧的生態系統。駐村書記來到墟里村做扶貧和鄉村振興的工作,這個工作其實也是在幫助墟里村建立起一個良好的社會生態。這正是老藤的一個新的思想發現。

從一定意義上說,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為作家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鄉村世界的契機,作家們創作的小說也成了鄉村振興這一中國偉大社會實踐的最為形象生動的檔案。但我同時還發現,不少作家在寫作過程中都尋找到了自己的文學生長點。如柳岸的《天下良田》寫的是中原地區實施國家高標準農田建設的故事,這是一項涉及農業現代化的新舉措。柳岸通過這一故事塑造了一個真正為農民著想、替農民辦事的基層好干部陳姝。由此揭示:在基層干部隊伍里,不僅有腐敗與反腐敗的矛盾,而且有干工作與不干工作的矛盾。她尤其尖銳地揭露,一些干工作的好干部舉步維艱,而不干工作的干部卻混得如魚得水。柳岸由此拓寬了政治敘述的空間,而這也就是柳岸尋找到的文學生長點。周瑄璞的《芬芳》、翟妍的《霍林河的女人》和余紅的《洞庭人家》分別寫了中原地區、東北地區和洞庭湖區的鄉村史。但三位作家不約而同地把關注的重點放在農村女性命運上,分別塑造出或剛強或堅韌或豁達的新女性形象。這些新女性形象從鄉村大地上脫穎而出,也有力地印證,鄉村脫貧和振興的偉大事業也為鄉村女性的進一步解放創造了優越條件。

張繼的《喜上眉梢》淋漓盡致地彰顯了他的喜劇性創作風格。小說是由一頭驢引發出的一場轟轟烈烈的喜劇。一頭普通的農家驢演變成村里“招商引資”的吉祥物,張繼用溫柔的諷刺寫出了鄉土人性的復雜。畀愚的《純真年代》非常精準地表現了改革開放的時代特征。改革開放不僅解放了理想,也解放了欲望,馬中林在理想與欲望的雙重作用下煥發出極大的創造力。他以激情回應了我們時代的純真。這是一個嶄新的農民形象,也是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可喜收獲。

深耕城市,拓展新時代文學創作的豐富空間

新時代文學書寫的重心逐步由鄉土中國轉向城市中國。經濟是城市文學的土地,商海里的浮沉、工廠里代代相傳的手藝、縣城里尋常人家的悲喜,都是土地上長出的故事

隨著現代化進程持續推進,新時代文學書寫的重心逐步由鄉土中國轉向城市中國,這在“80后”及更年輕一代作家的創作中體現得較為突出。對這一代作家而言,鄉村更多是祖輩記憶里的圖景,城市才是他們切身生活、直面現實的主要場域。客觀來看,相較于積淀深厚的鄉土書寫,當代城市書寫的傳統資源積淀相對薄弱,藝術表達尚在持續探索之中,折射出作家的城市生命經驗仍有待向更深的精神層面掘進。而近五年的創作實踐表明,這一態勢正在發生積極變化:不僅城市題材文學的占比穩步提升,而且城市書寫也涌現出一批富有新意的作品。

我更傾向于用“深耕城市”來形容作家的城市書寫狀態。這一創意來自作家魯敏。魯敏這五年來專注于城市書寫,先后出版了《金色河流》和《此時此刻》。魯敏認為,鄉土文學的故事都是從土地上生長出來的,城市文學也應該有一片能長出故事的土地。她欣喜地發現,經濟就是城市文學的土地,是城市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于是,她深耕經濟這片城市文學的土地,便有了《金色河流》和《此時此刻》如此可喜的收獲。魯敏在《金色河流》里對物質和非物質展開了辯證的追問,表達了她對物質與物質創造者們的尊重和愛慕?!洞藭r此刻》則是以辯證的方式考量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得與失。經濟確實是城市文學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比如潘峰的《海客行》是在全球化大視野下講述中國商人的故事,就像是在書寫一部全球化時代中國商人的“世界史”。以上幾部小說的意義并不在于寫了經濟,而在于作者以一種新的視角觀照經濟。以往的文學作品基本上是將經濟置于被審視的位置上,這樣的視角大體不錯,因為經濟常被看作物質生活的一種呈現方式,而文學常以維護人類精神價值為己任。

也就是說,過去的小說寫經濟,基本上是一種道德的視角。寫商人,首先想到的詞語多半是“為富不仁”“唯利是圖”“見利忘義”“貪得無厭”,等等;當然也有“童叟無欺”“誠信為本”這類給人好感的詞語。這些詞語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從倫理道德的角度臧否商人的,文學中的商人書寫似乎也主要圍繞倫理道德展開。但是,上述這幾部小說不再拘泥于道德的視角,而是從哲學、民生、命運等多種角度去考量經濟。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過渡,從鄉土敘述向城市敘述的轉型,都蘊含著一個重新審視經濟的問題。文學創作者無須把經濟視為洪水猛獸。在城市的煙火里,經濟是燃點最低的那把柴火;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經濟領域耕耘的人,可能會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也會被時代所塑造和沖擊。

工業題材也是城市文學的重要內容,作家在工業題材上的深耕同樣亮眼。從新中國提倡工業題材創作起,工業文學雖然得到高度重視,卻往往在固定模式里止步不前。路內是一個寫工人的作家,他突破了傳統工業題材的局限,開辟了一條工業小說的全新寫作路徑,體現了不一樣的工人立場和世界觀。他的《山水》也與以往寫工廠子弟的小說不同,跳出了工廠語境,轉向平民家族敘事:小說以司機路承宗與妻子周愛玲從抗戰烽火到改革開放時期橫跨五十載的生死相守為主線,并輔以收養五個孩子的往事,通過這一特殊家庭的冷暖悲歡折射出半個世紀中國的變遷,見證了個體命運與時代史詩的磅礴共振。其寫作底色依舊是工人式的隱忍、務實、堅韌和世俗溫情。李鐵的《匠戶志》在另一個維度拓展了工業文學的空間。工業題材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將工業審美對象化。李鐵在《匠戶志》中對此作了有益的嘗試。他借鑒武俠小說的寫法寫工廠的生產技術。在他的筆下,工人對待手藝的態度,就像對待武功的態度一樣,懷揣手藝絕招,便如同武林豪俠一般可以笑傲江湖、獨行天下。李鐵寫的當然不是傳統武俠小說,他寫的是追求技術、掌握了高超技術的工人。其實可以將這些工人稱為“工業俠”,這部小說也可以稱為“工俠小說”。小說將車鉗刨磨的精度、鋼鐵冶煉的火光、精密裝配的默契轉化為具有韻律感和儀式感的藝術描寫,如同武俠作品描寫劍招、內功一樣,賦予技術以審美感染力。水運憲在《戴花》中以一位思想者的眼光去講述六七十年前的工人故事。他精心塑造了一組工人群像,表現了工人的勞模情結和技術崇拜,重新擦亮了“工人”這一在新中國歷史中非常響亮的稱呼,表達了重塑工人主體性的心愿。這也在石一楓的《漂洋過海來送你》中得到了呼應。這部小說的核心人物是爺爺那年枝,他是北京醬油廠的一名普通工人,身上既有傳統文化的“范兒”,也有新中國工人的底氣,“范兒”加底氣構成了那年枝這一類普通技術工人的“里子”和“面子”,是他們的尊嚴。

張楚的《云落》可以被視為一部中國縣城的發展史和心靈史。縣城就像是解開中國現實萬象的密鑰,張楚將它牢牢掌握在掌心,以此洞察人心和世事。魏微的《煙霞里》寫了一個從小鎮走出來的青年女性田莊,刻畫了她既在時代之中又在時代之外的復雜心態,讀來令人感慨。兩位作家對小城鎮這一城鄉過渡空間的書寫,將文學對城市的深耕變得格外精細。

追問時空,開啟理解宏大歷史的微觀窗口

近年長篇小說注重以時空為敘事基底,借對時空深度追問拓展歷史書寫的內涵,著力發掘地方文化主體性,在邊緣與中心的辯證對話中,開辟出新的文學生長方向

小說敘事需要由時空來搭建舞臺。舞臺上不斷上演著一幕幕精彩的歷史劇,因為作家們對時空的執著追問,而有了更深刻的內涵。

革命歷史題材是被反復書寫的題材,也是創作難度較高的題材之一,作家在此實現突破并不容易。究其緣由,往往是缺少了一份執著的追問。但作家一旦執著地深入追問,便會大有收獲。比如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和龐貝的《烏江引》,都是對革命者靈魂的深度追問?!肚Ю锝綀D》寫十來位革命者所有行動都處在敵人高度監視的狀態下,圓滿地完成了組織安排的任務,這是革命創造的歷史奇跡?!稙踅芬孕≌f家的想象還原了紅軍長征途中料敵如神的指揮智慧。追問往往以現實為由頭,作家們由此追根溯源,從而更清晰地勾勒出歷史的內在邏輯。如范穩的《青云梯》從今天飛速發展的鐵道建設開始追問。小說通過修鐵路的故事,對百年來的中國現代化進程進行了全面的反思。吳廉膺和陳云鶴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代表了中國現代化的兩股推動力:一個具有破壞性,在摧毀阻礙中國現代化的東西;一個具有建設性,在為中國現代化修建自己的鐵路。百年風云的鐵路故事也表達了范穩的美好愿望,他相信在新的時代,吳廉膺與陳云鶴的兩種思想路徑以強大的國家作為后盾,必將凝聚在一起,從而將鐵路修得越來越好。

在津子圍看來,任何一條大河都承載著文化和歷史的重量。他在《大遼河》里,想象自己沿河行走,去尋覓時間里流淌出的一條浩渺的歷史之河。在行走中,他發現了遼河對中華文明的獨特貢獻,它與黃河、長江一樣,是中華文明另一條重要的河流。葉兆言選取《璩家花園》這樣一處城市僻靜角落作為觀察歷史的切口,讓小花園成為大歷史的解說員。這個空間看似處在歷史敘事的邊緣,但在葉兆言的筆下,我們得以看見邊緣與中心之間盤根錯節的關聯。邊緣既處在中心秩序的籠罩與規約之下,又會以自身的方式對中心形成反饋與牽動。作家正是經由這一重辯證關系,發掘歷史之中隱而不彰的脈絡,讓藏于城市深處的璩家花園,成為理解宏大歷史的微觀窗口。

西域史書敘事常以征伐戰事為主線,不少邊塞西域題材創作,也習慣于以政權博弈、刀兵征戰作為歷史主軸。對于邱華棟等作家來說,他們的歷史敘事是從歷史遺存出發,所有的時間都壓縮在一個個廢墟里,為人們創造出一個通過相對多變的時間視野去觀照歷史的特殊途徑。為了追問時間,作家主動抓住“時間的手”,而不是被時間牽著鼻子走。譬如,邱華棟的《空城紀》書寫了龜茲、高昌、尼雅、樓蘭、于闐、敦煌六處古城及歷史遺存,回望漢唐時期的歷史與文化;《龜茲長歌》放大龜茲樂的線索,用一把漢琵琶串聯文明流轉;《敦煌變》從洞窟出發,串起敦煌千余年的壁畫與人事。這不同于以往歷史題材文學創作中的刀兵相見、宮廷內斗,而是讓文化、藝術、文字成為歷史的主角,借此告訴人們: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是靠刀槍和武力建構起來的,而是靠文化、藝術和文字建構起來的。

作家在追問時間的同時也在追問空間。由此,近年間的文學創作中也出現了地域文化意識的勃興。但作家們并沒有止步于地域文化風情的景觀性呈現,而是對空間的文化擔當充滿興趣。林白的《北流》在這一點上具有代表性。想當年,身處邊地小鎮的林白一心向往奔赴地處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如今她才深刻領會到家鄉的意義,寫下了《北流》。她發現了家鄉北流的方言是如此強悍,又如此生機勃勃。家鄉方言不僅塑造出家鄉人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也構建起一個特色鮮明的小世界。但林白憂心忡忡地看到,北流的方言開始逐漸從生活中消失。北流是一個象征,它提醒人們在對待文化多樣性時應該秉持公允和包容的態度。張者的《天邊》用一段跨越半個世紀的邊疆敘事,深情講述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故事,同時也有力地回應了林白對于小世界的擔憂。他為小說所取的名字“天邊”很有意思,從字面上說是指邊疆,但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詞——“天下”,天下體現了封建王朝的世界觀,帝王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也就形成了中央與地方的差序文化概念和文化思維,形成了以中原文化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的同心圓結構。這種文化思想對文學創作影響很大。長期以來,許多作家無論寫歷史還是寫現實,都習慣于將故事置于這樣一個同心圓結構中來考量。這固然強調了中國文化的一體性和統一性,但無形中又都遵循著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原則。這是“天下觀”的延伸,其后果之一是讓地方的文化主體性逐漸弱化。張者小說的標題就暗含著對天下的應答,他讓邊緣帶著鮮明的主體性與“中心”進行對話,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地域文化的復雜內涵。冉正萬的《屯堡》講述了一名明代文人在一次科舉考試風波中從中心京都逃往邊地屯堡的故事,使對空間的追問具有歷史的深度。楊志軍的《雪山大地》最打動我的地方是他對草原的追問。他充分挖掘了草原荒野的自然之美,并融入了民間信仰的文化之美。程青的《鳳舞》通過一位新女性形象的風采展現了家庭觀和婚戀觀的變化。無論是邊地、草原還是家庭,勢必會有更多作家來追問。這些空間已經成為了新時代文學的生長點。

“寬譜化”現實主義創作,廣納多樣風格

深刻體察現實、賦予敘事以價值意蘊,是現實主義創作的靈魂。近年來,許多長篇小說對現實的深切體察,使寫實與想象都有了根基,先鋒性的奇詭、寓言化的荒誕與散文化的細密,都可以成為小說叩問人心的方式

毫無疑問,現實主義仍是新時代小說創作的主流。這既植根于深厚的創作傳統,也源于其強大的包容性,能夠廣納各類新的元素,持續拓展藝術表現力,從而形成“寬譜化”發展的態勢。

如果認為現實主義僅僅是反映現實,那便是對現實主義最大的誤解。深刻體察現實、賦予敘事以價值意蘊,才是現實主義的靈魂。陳彥的《星空與半棵樹》和《人間廣廈》就是具有思想震撼力的現實主義作品。前者對鄉村曾經存在的“村霸”等問題作了大膽揭露和深刻剖析,后者直擊最讓城市人焦慮的住房問題?!度碎g廣廈》圍繞西京文化藝術研究院的福利分房事件展開敘事,輻射到城市、鄉村的不同角落,去探問有關生命安居與精神棲息的不同維度和面向,展現了利益紛爭下的人性百態,深刻揭示了當代社會中權力、欲望與公平的碰撞。畢飛宇自覺接續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精神,他在以疾病為題材的小說《歡迎來到人間》里,像魯迅的《狂人日記》一樣,塑造了一個“狂人”式的啟蒙者。魯迅借狂人的眼睛,發現了中國歷史一直在“吃人”的秘密,并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畢飛宇則繼續向前走了一步,他筆下的傅睿是一名行動中的狂人,開始了“救救孩子”的行動。劉震云的《咸的玩笑》則是從另一個角度延續了魯迅的思考,我從他寫的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倒霉史中看到了孔乙己的影子。他將世態的悲傷轉化為一種冷峻的幽默,這種冷峻的幽默就是“咸的玩笑”?!跋獭笔亲钊粘5奈?,也是沉重的味,“咸”里飽含著劉震云的哲思和風骨。

現實主義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它的力量來自對現實的洞察。倘若不將現實主義視為一種封閉的創作方法,每一種風格或流派都能從中獲益匪淺。比如,蘇童將先鋒性與現實主義有機結合,從而形成了沉穩的南方敘事美學。他的《好天氣》通過酸天氣、綠眼淚等意象自如地進入兩個家庭的時代變遷,并演繹出奇譎瑰麗的故事。呂新則一以貫之地將先鋒性帶入鄉土敘述中,其思想深度的現實基礎越來越結實。他的《深山》可以說是將魯迅的鐵屋子意象擴展為“深山”意象,呼吁人們走出“深山”,去擁抱一個開放的世界。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則將身體異化的現代理論植入到工人下崗的社會現實中,但這種非現實的寓言并不會冒犯現實的真實感。艾偉的《春歌》以現代意識和現代形象去重述《白蛇傳》,充分體現出現實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無限敘事可能。

“寬譜化”是我借用的一個科學術語,本義是指覆蓋波段很廣的光源,以此比喻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段越來越豐富,風格色彩也越來越多樣。前面提到的作品,幾乎每一部都呈現了不一樣的光譜。即使都采取寫實性很強的寫法,也帶來了不一樣的閱讀感受。比如,楊遙的《太陽離弦》,是一種誠實與內秀的寫實。作者在路遙《平凡的世界》的規范化現實主義敘述基礎上有所突破,不是對生活進行典型化處理,而是對生活采取誠實的態度。誠實意味著相信道理就存在于生活本身;誠實地表現生活,就是要把生活本身所蘊含的道理傳達出來。作品不追求廉價的樂觀主義,也不販賣苦難,而是在尊重生活的基礎上發掘真實的力量,通過生活本身所蘊含的道理打動讀者。又如,孫惠芬的敘述是老實的,但她始終關注人的內心,從而蹚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心理現實主義之路。她在《紫山》中將三個被剖析的人物置于一個逼仄的時空里,對他們的靈魂展開無休止的拷問。她把人物心理的內外因素都想到了:內與外的糾纏,正與反的交鋒,再一層層地剝開,不厭其煩。這也形成了她在敘述上的典型特點:緩慢、復沓,但我們在閱讀時并不會感到乏味和疲倦,因為緩慢與剖析的進程相吻合,復沓是因為這里面有太多的東西可供琢磨。付秀瑩依托于鄉村的日常生活,形成了一種以散文化、淡化情節為特征的小說敘事風格。她的《青枝》將這種敘述推向極致,具有一種“反小說”的驚艷感。她以綿密、內斂的寫實手法,寫鄉村女孩米子的成長。她采取一種單純化的敘事,不依賴戲劇性的外部沖突,而是深入米子幽微的內心世界,以“心緒的漣漪”來驅動敘事,以普遍性的描寫替代特指性和具體性的描寫。這樣的好處是完全不被故事所牽累,可以更充分地展現敘述者的心理活動和情感狀態。

當作家對現實生活及其體驗懷著一種尊重和珍惜的態度時,他在寫作時大概就會優先選擇現實主義的表現方式。畢淑敏將這種尊重和珍惜藏在心里40余年,寫出一部謳歌昆侖雪山和軍人理想的長篇小說《昆侖約定》。小說以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個高原軍區診所為核心空間,串聯起8個女兵組成的護士班、巡邏隊、戰地醫院等多條線索,講述了高原戍邊戰士在極端環境中淬煉生命、追尋理想的動人故事。石鐘山的《父親的陣地》從子女的視角回望軍人父親徐勝利,在敬意中保留了反思。這兩部軍旅文學都飽含著對歷史和前輩深切的敬仰之情。

就在完稿之際,我又陸續收到作家們的新作,但已來不及將這些新作一一寫進文章里了。我不由得感嘆,在這“星漢燦爛”的文學夜空之中,將不斷會有新星在閃爍!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