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2026年第11期|楊逍:水車吱呀呀
誰也沒想到,泊叔又回到了箭子川。大家盡管心中驚訝,可表面上都云淡風輕。箭子川人就是這樣,遇到突然的大事,向來都能穩得住性子。人們明白,時間總會給出準確答案。
“回來了呀?”
“唔,回來了。”
“回來了好喲。”
人們和泊叔見面,這樣打著招呼。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疑問:泊叔只是暫時回來,還是再也不離開箭子川了?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走向,在時間還沒給出答案之前,這將會決定人們對泊叔不同的態度。可大家都不會深問細究,仿佛一旦問出來,泊叔的回答不是他們心中期待的答案,那他們就會傷心難過似的。
泊叔當然知道大家的心思,他還在箭子川的時候,也是和大家一樣如此面對別人的大事。所以泊叔與人打招呼,也是不急不躁,面帶笑容,保持著距離。
“這幾年還好吧?”
“好,唔。你呢,怎么樣?”
“能吃能喝,好呢。”
“這就好啊,特別好。”
泊叔剛回來的幾天,與人碰面,翻來覆去就這幾句話,客氣過后便轉身就走。
泊叔很忙,他要去看磨坊的舊址,要看老屋,還要看看散落在各個山頭的幾塊地。他沒有要與人長談的意思,見面的人也不好多問。他穿著一身嶄新的藏藍色中山裝,白色的球鞋,戴著黑色的棒球帽,像某個人家的老親戚一樣在巷里山間游走。他知道人們在背后議論他,但即使聽到了,他也是微微一笑,仿佛只是一片樹葉從他耳邊落下。
等他將箭子川齊齊走了一遍,才發現早已被夷為平地的老屋和流轉出去的田地都已不需要他做什么了。這時候,泊叔才慶幸當初聽了女兒秀梅的話,置了榆林園的新宅,要不然,這箭子川他壓根就回不來了。
在我們搬到榆林地之前,泊叔家在楸樹泉,我家在杏花堡,我們兩家就像一個大“V”的兩端,不論去哪兒,我們都很少在同一個十字路口碰面。唯一的交集就是我們要在泊叔的磨坊磨面。我們搬到榆林園后,就相當于從大“V”的兩端匯聚到了底部,重要的是我們住在同一條巷子,我們之間只隔了另外兩家。而這兩家人,一戶去了烏海,一戶去了成都,我們只有在春節的時候才能機緣巧合地見上一面。當然,如果泊叔仍然在喀什,我仍然在戎州,那么我們四家人可能好幾年都打不上一次招呼。
我們從杏花堡搬到榆林園,我也就失去了“家”。我曾經住過的老屋被夷為平地,哥哥一家雖然在外地,但他有先見之明買了新宅。父親偏癱后,執意要回箭子川,我只好將父母送回榆林園的家里。母親尚且健朗,足以照顧父親,但每個周末回箭子川也就成了我的日常。我推著父親出門曬太陽,與人見面,我們也都是客客氣氣,昔日里那些熟悉的鄉親也把我們當成了遠道而來的客人。父親剛回來的時候極不習慣,但他口齒不清,也就沒人在意他的感受。
我起初見到泊叔,也只是談吃喝和回應天氣。等見面多了,泊叔就問父親的年齡,父親歪著頭,講不出,我只好代父親問答。
泊叔說:“今年有七十五?”
我說:“七十八。呃,您也過七十了吧?”
“七十二了。”泊叔揮揮手,好像想說點兒什么,卻又嘆了口氣,搖了搖頭。
我說:“您去喀什多少年了?”
泊叔仰起頭思考,好半天才說:“十多年了。”說完就借故離開了。
我倒不驚訝泊叔所說的時間,而是詫異他為何要在這個時間上裝出一副盤算思考的樣子,然后又給出一個模棱兩可的答案呢。后來我碰到幾次泊叔與別人聊天,也是有人問這個時間,泊叔依然要仰頭思考。我發現,泊叔在思考之后要么會扯開話題,要么就借口離開,一旦有人談到喀什,他們的談話就終止了。
泊叔與人聊天,最深入的話題就是相互問詢年齡,然后從年齡討論到村里所有的老人,再從老人身上談及他們的子女,這樣一次次盤點下來,泊叔就將他缺席的這十余年間箭子川的變化慢慢摸清了。當然,這不是什么心計,而是箭子川的老人們坐在涼亭下每天必議的大事。老人們每天這樣算著,可第二天還是照舊忘得一干二凈,或者并沒有忘,而是故意要將這話題挑起來再議,每天議來議去,卻沒人覺得煩,有時候反而還能抽絲剝繭般地從一個人身上去尋找他的來路,找著找著,那個人家族中一些模糊的過往,就能被他們一點一點從灰塵中明辨出來,有時候會將一個人重新定義,重新認識。比如炮兒爺病了后,他們就是這樣聊著聊著,最后明晰地得出了“炮兒爺一脈是外鄉人”的深刻論斷,炮兒爺被這個問題整懵了,咽氣之前還囑咐后人要好好尋根問祖。
一個人歿了,人們談論的對象就少了一個。大家會重新掐算活著的人的年齡,重新詢問“貴庚幾何”,如此往復,村莊就在這樣的被不斷談論中送走了談論它的老人們。
泊叔參與了這樣的議題,可泊叔卻從不談論自己。偶爾會有人問起他在喀什的生活,泊叔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泊叔知道大家希望他能講出點什么,可他偏不講,就這樣憋著。一個月之后,人們期待的“時間給出的答案”仍然沒有出現,坐在涼亭里的人就對泊叔有了意見。泊叔不在的時候,泊叔就成了大家議論的對象。大家一致認為泊叔變得不真誠了。真誠是箭子川人生活的基本信譽,一個人一旦被下了這樣的定義,在箭子川就不好交到知心朋友。大家背地里議論著泊叔,便又翻出了當年磨坊失火的舊事。
秀梅出嫁的那一年臘月,泊叔去戎州買磨面機配件,下午下了大雪,班車停運,泊叔只好在旅店住下。夜里泊叔的妻子住在磨坊,半夜起了火,等人們將火撲滅,泊叔的妻子已經深埋進了燒焦的面粉里,挖出來后是一團焦黑。
磨坊燒得只剩下了半片倉庫,泊叔為妻子辦完喪事后,就住在了倉庫里。他披著破被子,坐在一堆廢墟中,像一只灰黑的石磨日日望著干涸的水塘發呆。附近的人們輪流供給他飯食。有人拿了被子,披在他身上;有人拿了篷布,為他遮風擋雪;有人試著拿了自家的火爐,可泊叔一見火,就將爐子扔進了池塘。沒人見過泊叔哭,人們擔心他想不開,擔心他會因此生出大病。好在這種狀況只持續了不到一周。除夕的那天,秀梅兩口子來,與大家一起將泊叔抬回了家。
涼亭里的人說:
“那個時候,要不是我端一碗飯,他早就餓死了。”
“是啊,我拿的篷布。”
……
大家將自己的貢獻一一擺出來,一致覺得,這樣的泊叔,怎么可以變成一個不真誠的人呢?
涼亭里的人又說:
“事實上,他離開箭子川的時候早就是這樣的人了。”
“對啊,那年他回家后,還不是照樣喝酒吃肉,照樣走動親戚。”
“還記得嗎?他臨走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與我們客客氣氣了。”
春節過完,泊叔保持著這種與箭子川人的客氣離開了箭子川。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磨坊就這樣以殘破之軀佇立在水塘邊,與破舊的水車遙遙相對。那幾年里,小孩子們在磨坊里捉迷藏,在水車上追逐打鬧,那一夜的磨坊大火隨著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大而慢慢消失在時間里。人們仔細算了算,泊叔離開箭子川已有十七年之久了,十七年時間將泊叔從中年帶到了老年,十七年時間也抹去了泊叔在箭子川的聲息。
人們將十七年的時間線聯結起來,發現那時候泊叔決絕地離開和現在莫名地回來完全不相搭。那么他就更沒有理由變成一個不真誠的人。有人終究憋不住,就想法打問泊叔在喀什的生活。箭子川有二十余人常年在新疆工作,以烏魯木齊為核心向外散射,但打問的人問來問去,竟沒有找出一個在喀什的,也就是說箭子川人與喀什毫無交集,那么喀什的消息就被封阻在千里之外了。
這種“毫無來由”,讓打聽的人很是生氣,于是就發出了“他憑什么可以這樣”的質問。涼亭里的人這時候意識到泊叔的“謹言慎行”突破了大家對他期待的底線,大家就想當然地以為泊叔是一個以“喀什”的身份和他們說話的人,覺得他有些傲氣。這種莫名其妙的傲氣讓很多人心里不舒服。人心里有了起伏,見面的時候就生分了,大家就把泊叔徹底看成了一個來自喀什的“外地人”。于是,所有人都開始客客氣氣地與泊叔打招呼,恭恭敬敬地向他噓寒問暖,這種態度也讓泊叔不舒服。
時日不久,泊叔再去涼亭的時候,人們聊天,他便插不進話,或者是他挑起了話頭,卻沒人接。有時候他想發表長篇大論,不想聽的人又組織大家打牌,泊叔看牌,喜歡指點,就常有人罵他哪兒涼快哪兒待著去,泊叔一急,和人家吵,對方就罵他到底是哪兒的一根蔥,泊叔又急,揪著人家非要問明白是什么意思?對方說沒什么意思,可泊叔不行,他覺得人家話里的“哪兒”一定是有個特別的意思,他和人家糾纏在一起,好不容易被拉開,掃了大家的興,涼亭很快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泊叔一個人坐在涼亭里,看著遠處的山,近處的樹,最終還是會將目光落在不遠處的健身器材上——那兒曾經是供養水車的水塘,是為箭子川人服務了三十多年的磨坊。泊叔說他總能看見那個披著一身面粉進出磨坊的自己,也能聽見磨面機的轟鳴,能聽見從高水灘流下來的那股山泉水的嘩嘩大響,能看見青綠的水塘和吱呀呀轉動的水車,還有那永遠坐在石凳上邊寫作業邊看管水車的玉梅。
玉梅是泊叔的大女兒,比我大兩歲,與我同班又做過一段時間的同桌。玉梅長得快,是我們班最高的女生,留兩只小辮子搭在胸前。我們放學后或是假期,玉梅就看管水車。她伏在石磨上看書做作業,眼里卻將進進出出的孩子記得清清楚楚。我們一群男生,為了玩水車就常年與玉梅作斗爭。
我們站在水塘北邊,分成兩派,一派喊:“羊羔兒上樹吃柳梢。”
另一派回:“想得美呀。”
這一派又喊:“鹿羔兒翻山吃草尖。”
另一派回:“偏不怕山高路遠呀。”
這一派再喊:“大豆開花麥出穗。”
另一派回:“兩朵金花帶露水。”
大家然后一齊吼:“知足吧。”
玉梅氣憤地拿了扁擔攆過來,我們便“呼啦”一下散開了,玉梅追遠了,一些人就趁機爬上了水車,等玉梅返回來,我們這些人便又聚在了一起。
我們每天不厭其煩,每天變著新花樣,其實也并不是為了玩水車,而是要專意欺負玉梅。但我們越是這樣,玉梅就越是不讓我們玩水車。她和秀梅像兩座門神一樣將水塘的入口守得死死的。
我們喊的口歌兒,前面的部分是揶揄玉梅不讓我們玩水車,而后面兩句則是泊叔的名言。泊叔的妻子在生秀梅的時候大出血,差點喪命。妻子后來還總想著要生,泊叔就說,大豆開花麥出穗,兩朵金花帶露水,知足吧。泊叔的妻子將這兩句當笑話講給磨面的人,這兩句后來流傳開來,就成了箭子川“知足”的歇后語。泊叔對他的發明甚是得意,就每年請白先生將這兩句寫成對聯,貼在磨坊的門上。這兩句口歌兒又成了我們欺負玉梅的把柄。
大豆開花麥出穗,兩朵金花帶露水。我們成天喊著這樣的口歌兒,在這樣的打打鬧鬧中長大。我們小學畢業,玉梅就輟學了,在磨坊幫了兩年工后又去了廣東的制衣廠。我們的生活也變成了一個大“V”,從箭子川出發,越走越遠,我們之間的關聯也隨之越來越稀薄。最后就只有從風中傳來的消息:她結婚了,她婚后第三年就歿了。到底是因為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打聽。她是我們的同伴中第一個離世的人,我們一起長大的同伴,見面的時候也常常避而不談她。我們都怕談起她,就回不到我們的童年了。
母親說玉梅歿了的第二年春天,水塘上方的山泉水就干涸了。那一年我剛上大學,等我假期回來,我們的水塘已見了底,皸裂的塘底像被敲碎的龜殼與全村人赤裸相見。泊叔將水塘用柵欄圍了起來,水車像被囚禁的猛獸再也無法嘶鳴。我們從泊叔臉上看不到任何悲戚。人到中年的泊叔反而身材發福,越發和善,別的磨坊都在不斷漲價,而泊叔卻在二十年里沒漲過一分錢,因而他的磨坊以絕對優勢保持著無人能及的領先地位。也因此,沒有人因為他圍住了水塘而有所非議。
泊叔照舊每年請白先生給磨坊寫對聯,仍然是:
大豆開花麥出穗
兩朵金花帶露水
箭子川人早就將這兩句口歌兒念得爛熟,但玉梅歿后,人們便不再當著泊叔的面說出來了。
因為玉梅,泊叔覺得與我親近一些,見我回家,都要找我聊一聊,讓我給他講玉梅小時候的事。講著講著,泊叔就成了我家的常客。泊叔后來就給我講他當“磨老鼠”時的趣事。泊叔說:“你知道是先有山泉水,還是先有水車?”我搖搖頭。泊叔說:“我爺爺年輕時在蘭州的水車園當過學徒,見識過蘭州水車的巧妙,于是就請人在水塘邊修建了水磨坊。是先修了水車,才從山上引下來泉水。”我說:“那池塘呢?”泊叔說:“有了水車,池塘也當然就是水車的一部分了,有什么不對嗎?”我知道他這是歪理,卻不想和他爭辯。泊叔說:“你知道我為什么要給你們這些玩水車的孩子收費嗎?”我說:“是商機呀。”泊叔說:“每人每天五分錢,算什么商機?”泊叔說得在理,那時候更多的人是磨面的時候交一撮子麩子就能讓孩子玩,現在想想,也的確不賺什么。泊叔說:“我是怕水車不經管,就被損壞了。”泊叔還說:“我只要坐在涼亭,就會想起水車,想起玉梅。”
后來,泊叔每次在涼亭受了冷落,便來我家,父親說話含混不清,他只能和母親聊天,母親忍不住好奇,就問他為什么不在喀什享福而要回箭子川呢?可泊叔卻梗著脖子說:“就是想回來呀,有什么不對嗎?”他這樣一反問,讓母親很是難堪,母親后來給我抱怨,說她其實是想夸一夸泊叔這些年過得好了,有什么壞心思呢?
母親此后便不喜和泊叔聊天,但泊叔還是來,母親見他進來,便借故出去。泊叔就和父親說話,我們都不知道他們要說什么,或者究竟有沒有說話,但他們往往一坐就是整整一個下午。更多的時候,泊叔都是自問自答。我因為母親受了委屈,在和他說話的時候也是小心翼翼。母親警告我:“這樣的人,總歸是小心點為好。”我有點不理解,還為泊叔辯護:“他一定是在喀什遭了什么變故。”母親說:“還能有什么變故呢,一定是和孩子們合不來。他也是個可憐人。”我說:“既然大家都同情他,為什么又要排斥他呢?”母親說:“他這樣的人走到哪兒都不合群。”我倒不認為泊叔不合群,而是他融不進箭子川的人群了,或者是他不想將自己融進來,但不管怎樣,泊叔都成功地將自己變成了箭子川的“客人”。母親又說:“他完全是自作自受。”
但泊叔不認為他的不舒服是他自己造成的,反而覺得是箭子川人變得不可理喻。泊叔說,我還開磨坊的時候,他們可不是這樣。而箭子川人卻說泊叔沒去喀什之前,也不是這樣。因而,箭子川人后來見到泊叔的時候,總會望著他的背影嘆一口氣,說他實在不應該是現在這個樣子。
泊叔在與箭子川人的置氣中,突然干了一件大事。某一天,在涼亭里的人都不愿意和他說話的時候,他站在涼亭里向眾人宣布:“箭子川人欠我一架水車。”
大家對此嗤之以鼻,都覺得他魔怔了。箭子川人大部分搬到榆林園新宅后,村上將村前的松樹河從“S”彎道改成了直道,多出來的土地修建了小廣場,又加固了河堤,在河堤上修了一條貫通箭子中學的八米寬的大道,這樣一來,村里的孩子去學校就由原來的步行半小時變成了十分鐘。村里的車輛也由此而去鎮上。但人們傍晚去小廣場跳舞、打籃球、健身卻一般都是走之前經過水塘邊的小路。這時候,殘缺的磨坊和干涸的水塘就顯得很不合時宜。村上就和泊叔商量要拆了水車和磨坊,填了水塘,泊叔起先還有點糾結,后來是秀梅做了主,答應了下來,村上給泊叔補償了一萬塊錢。后來,村上又在水塘的地方裝了健身器材。
眾人的指責像冷風一樣吹著泊叔,但泊叔不為所動,他站在涼亭中央,義正詞嚴地說:“你們得賠我。”
大家不知道泊叔怎么會有這么詭異的想法,但他這個“賠”字講出來就很不應該。更讓大家沒想到的是,泊叔宣布完之后,就扛了鐵鍬,抬了幾根廢舊的木頭,堵住了從小廣場通往榆林園的路。
起先是一群初中生要去打籃球,泊叔不讓過,少年們從生下來就沒見過泊叔,他們無法理解他們從小走到大的路為什么不讓過。泊叔說:“這是我的地盤,沒什么理由。”少年們說:“哪兒冒出來的老頭這樣蠻橫不講理。”泊叔說:“莫說不讓你們過,即使你們的老子來了也不能過。”少年們硬闖,泊叔持著鐵鍬威武地立于當路。可泊叔哪是少年們的對手,即使他怎么努力,少年們還是一個個從他的鐵鍬下躲了過去。泊叔氣急敗壞,沖著嘻嘻哈哈遠去的少年們罵:“再走這條路,老子砍了你們的腳筋。”少年們打籃球,沒人理他。
黑鳳凰舞蹈隊經過的時候就沒少年們這樣好的運氣。黑鳳凰的成員大都是近十年間娶進箭子川的小媳婦,他們大都不認識泊叔,有個別認識的,也不曾在泊叔的磨坊磨過面。鳳凰們平時跟著丈夫飛去不同的城市,只有臘月里才陸續飛回來,一年中能湊在一起跳舞的時間最多不超過一個月,他們對每晚的跳舞很是珍惜。但泊叔一看見迎面而來黑壓壓的鳳凰們,就大吼滾開。鳳凰們比少年更不能理解,一個嘴急的接著就說:“哪兒的神經病呀。”還不等泊叔回話,另一個又說:“誰給你的權力喲。”泊叔說:“這是我的地盤。”鳳凰們立馬就炸成了一窩老母雞,唱紅臉的裝糊涂,唱白臉的扯著嗓子諷刺。泊叔知道罵不過,便揮著鐵鍬朝鳳凰窩里砍去,鳳凰們一看遇到了瘋子,只好狼狽撤退了。
婦女們退去,老人們來。老人們畢竟見過世面,均不與泊叔計較。老人們只問:“為什么呢?”泊叔說:“這是我的地盤。”老人們又問:“誰給你的權力?”泊叔說:“我自己給我的權力。”老人們說:“撒泡尿照照吧。”泊叔果然就撒了泡尿,尿成一條直線,泊叔指著直線說只要我活著,誰都不能過。泊叔的行徑讓老人們覺得匪夷所思,他們看著瘋狗一樣沖著人群狂吠的泊叔,認為泊叔糊涂了。
那么,水塘到底算不算泊叔的地盤呢?這樁早就了結了的公案被重新提出來,倒讓大家對原有的斷決有了質疑。于是,人們追根溯源:
水塘是箭子川大家公有的水塘,即使泊叔的爺爺修建了水車,但也不影響水塘的公眾屬性;接著泊叔圍了一半水塘收費,但人們還是要在水塘邊洗衣服、飲牛,水塘還是大家的;后來泊叔為了擴大磨坊,填了一小部分水塘,修了半爿倉庫,水塘雖然干涸了,但大雨之后,人們還是要用水塘的水蓋房子,水塘仍舊是大家的。可現在的問題是,既然水塘是大家的,那么村上在擴路的時候為什么要付一萬塊錢給泊叔呢?泊叔說你們做賊心虛。泊叔口口聲聲說的是“你們”,而不只是村干部,這個“你們”就包括了箭子川廣大的人民群眾,而群眾又覺得這是村干部們擅自做主造成的惡果,于是,大家就又對村干部們進行聲討。泊叔成功將他與群眾之間的矛盾轉化成了三方矛盾,泊叔在這個空隙里就更加肆無忌憚了,一度與人動手腳。
而村干部的辯解也振振有詞:為什么要讓他修水車?為什么要讓他圍水塘?又為什么要讓他在水塘上建倉庫呢?這一件件細究起來,哪一屆的干部沒有錯?哪一個群眾沒有錯呢?一連串的為什么問下來,人們就都啞口了。
人們怎么也想不通,“這樣的”泊叔有什么理由“這樣干”呢?
別人想不通,我更想不通。有人覺得我對泊叔的這種反常行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明確講是我蠱惑了泊叔。我的發小元豐作為這一撥人的代表來找我。元豐說:“你們天天在一起密謀,這件事你就得管。”我說:“我如果管起來,就與他真的拎不清了。”元豐說:“現在不是你想不想管的問題,而是即使你不管,大家也認為是你慫恿了他。”我說:“我縱然想管也管不了呀。”元豐說:“你還沒看清嗎,大家把他當鬧情緒的小孩子看呢。”我這才明白了大家的意思——箭子川人其實并不真正生氣,大家只是不理解,這種不理解里又夾雜了同情和遷就的成分。我說:“那就隨他去,等鬧夠了,自然就罷休了。”元豐說:“他需要一個臺階下呀。”我說:“那我去試試。”
我和元豐一起去,路上又碰到了幾個繞路走的人,也跟上了我們。大家說泊叔這樣鬧了三天,我們看了三天的熱鬧。元豐說:“大家以不走這條路的實際行動支持了他,他也該知足了。”
三天下來,因為沒有阻撓對象,泊叔竟然坐在路中央勾著頭睡覺。那把生銹的鐵鍬在他懷里像一條軟塌塌的皮鞭。我叫了一聲泊叔,泊叔凜然一驚,一骨碌爬起來,握緊鐵鍬說不許過。我說一個攔路的人怎么可以睡覺呢。泊叔說老子閉著眼也能看清這個世事。我說沒人過,又有什么可攔的呢。
泊叔說:“我只想要我的水車。”
我說:“是你同意了他們才拆掉的呀。”
泊叔說:“可我現在反悔了。”
真是蠻不講理,這時候我才覺得母親的警告簡直就是真理。
我說:“別鬧了,回吧。”我試著靠近他,他卻大吼:“不許過。”
元豐說:“我們偏要過,怎么樣呢。”
我們都以為我們這樣鬧一鬧,泊叔就會結束這一場鬧劇。但我們沒想到的是,元豐要走過去的時候,泊叔卻揮舞著鐵鍬拍過來,元豐身強力壯,一把抓住鐵鍬,略一用力,就將泊叔甩在了地上。泊叔頭部磕出一道小口子,流了一點血。傷不重,但我想著送他去醫院,這事兒也就了結了。但泊叔執意不肯。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打電話叫榮大夫來給他包扎傷口,他還是拒絕,元豐和幾個人就摁住了他的腿腳,泊叔說:“你們殺了我吧。”大家不理他,等傷口處理好,幾個人就將他抬回了家。我和元豐幾個人拆了路障,交通又恢復了。
但令我們更沒想到的是,第二天,頭上纏著繃帶的泊叔,又按時來到了路上,他仰面躺在地上呆呆地望著天空。他不許別人扶他,也不讓任何人靠近他,就那樣橫在大路中央,將自己變成了一個路障。
人們的耐心總是有限,慢慢地也就不再理他。少年們不從這兒經過,照樣可以在籃球場打球,黑鳳凰們不從這條路經過,照樣可以在廣場跳舞,老人們不從這兒經過,也照樣可以坐在涼亭里談論“貴庚幾何”。人們像放棄一件舊物件一樣將泊叔晾在了一邊。
泊叔就這樣躺著,大家也就這樣等著,箭子川的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泊叔回來前的樣子。
泊叔躺了七天,箭子川的演藝公司在廣場演出的時候,他撕了頭上的繃帶回家了。沒一個人理他,大家一邊看戲,一邊談論他的不堪。演出結束的時候,大家發現,泊叔扛了幾根木頭堆在路上,人們以為他又想出了新辦法,也不理會。
第二天早上,人們看見泊叔在路邊搭帳篷,中午又看見他帶來了刨子、鑿子、手鋸?、墨斗和角尺。泊叔就這樣叮叮哐哐地干了起來。人們好奇一個“磨老鼠”怎么會干木工呢?有人湊近去看,發現他的手藝極差,橫木刨得凸凹不平,楔口歪歪扭扭,墨斗和角尺也用得并不規范,但他不管這些,即使不小心被斧頭砸了手指,也只是簡單包扎一下就又埋頭苦干。
大約十天,人們看見他平整出了十余根長約半米、厚約半寸的梯形條木,后來又見他裁出了長約二十厘米左右的矩形木塊和長約十厘米左右的圓柱體木塊。他白天干活兒,晚上就將木料和工具放在帳篷里,有時候他在紙上寫寫畫畫,能熬到半宿。大人們為了不招惹麻煩,遠遠地躲著他,就連小孩子們也都受了大人的管束,從沒有哪個孩子鉆進過他的帳篷。一個月后,人們看見泊叔將那些小木塊榫接起來,打了膠水,又用鐵絲捆扎加固,一個不太圓的輪圈就制作成功了,然后,他又用十字榫連接輪圈與輪軸,再將那些梯形條木斜插進早就開好的等距燕尾槽里,用木楔和膠水固定。人們這時候才發現,泊叔制作了一個小型水車的輪圈。
人們明白他的意思,也沒人理他,大家就那樣看著他的水車一天天成型了。兩個月后,一架粗糙的水車豎在了大路邊上,泊叔對此很是得意,他拿著刨子去涼亭聽人們閑聊,看人們下棋,得空就說:“晾曬幾天,再刷上桐油,會更加漂亮。”但他的聲音總會被淹沒在貴庚幾何的嘆息和車馬殺伐的吼聲中,沒人在意他的水車,也沒人討論他的技藝。泊叔也不在乎這些,常常自顧自地說完,就繼續去修理他的水車,在木楔上敲一敲,在輪軸上鑿一鑿,仿佛經過他的精心打磨,水車會成為一件無與倫比的藝術品。
但泊叔的荒唐還是得罪了一些人,某一個深夜,水車遭到了襲擊。第二天,人們看到支離破碎的水車散落在地上,條木被抽出來,輪圈斷為兩半。涼亭里的人興致勃勃地猜測“兇手”,嘴上說著“闖了大禍”,可笑容卻在贊許“英雄”。他們等著看泊叔大怒的樣子,期待泊叔追查“兇手”引起的動蕩。然而,令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泊叔見到水車的時候,卻一臉平靜。他盯著那些亂木看了一個早上,不發一言。下午,泊叔將他的工具箱又搬了出來,他敲斷了輪圈,砸開了十字榫。第二天他又扛了些木頭來,重新開始做他的水車。這一次,他不再像之前那樣著急了,像一個偷懶的工人,干一會兒活,就去涼亭里坐一坐,即使不與大家說話,他也要坐著。那梯形條木被他挑來揀去,小木塊榫被他敲進去又拔出來,他反反復復,十多天也看不到任何進展。仿佛他的主業就是坐在涼亭里聽人們說話,而不是制作水車。
此后,人們會從那堆亂木中經過,去廣場看戲,去跳舞,去打籃球。泊叔偶爾也會和經過的人打招呼,對腿腳不便的人收起他橫在路上的條木。最終,還是有人會停下來,與他討論如何才能將輪圈做得更圓一些。
有一天,我推著父親從河堤的大路去涼亭,遠遠地看見泊叔坐在那堆木頭里,我竟覺得他像是披著一身白剛從磨坊里走出來,我的眼前是清凌凌的山泉水,還有藍瑩瑩的水塘,水塘里,水車吱呀呀地響。
【作者簡介:楊逍,生于1981年,甘肅天水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第四屆甘肅小說八駿之一,魯迅文學院第47屆高研班學員。在刊物發表小說兩百余萬字,獲首屆山東文學獎、第二屆林語堂散文獎、第五屆、第八屆黃河文學獎、第二十六屆梁斌文學獎、第二屆紅豆文學獎等多種獎項。出版小說集《天黑請回家》、歷史文化散文《遙望西域》等多部。長篇小說《鳳凰銜柴》入選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計劃(202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