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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寫下去,對自己負責,對讀者負責
來源:文藝報 | 呂 錚 張引墨  2026年11月16日08:33

張引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助理。責編《大平原》一書獲第十二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與教育專家孫云曉合作創作的《藏在書包里的玫瑰》入選新浪年度十大暢銷書

呂錚,北京作協理事,著有《三叉戟》《雙刃劍》《藏鋒》《打擊隊》《名提》《獵狐行動》等

故事和案件對我而言不是最重要的,我更看重的是與眾不同的故事火種

張引墨:你最近幾年每年都有小說被改編成很受歡迎的電視劇,你有想過這是什么原因嗎?你的文學作品為何如此受影視圈關注?

呂 錚:其實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的作品并不被看見,也不被看好。我第一部小說寫于2003年,2004年出版,當年由于涉案劇內容泛濫,廣電總局加強對此類題材審查和播出管理,而我的文學創作寫的正是相關題材的。所以從創作之初,我就沒那么功利,寫作的初心是發自內心蓬勃的表達欲,想要和他人分享。寫作的底線,是能給自己的人生留下痕跡。創作前十年,都處在訓練、蟄伏的階段。

轉機出現在2011年。寫作七年后,我從魯院結業,寫出了《贖罪無門》,講述一名只剩六個月生命的老警察,用盡余生追捕嫌疑人的故事。這部作品被影視公司看中,2016年改編成電視劇《愛的追蹤》播出。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以影視長劇形式落地,也算某種意義上的厚積薄發吧。

之后我參與公安部“獵狐行動”。我主動請纓,在兩年多時間,每周完成五千字,一共寫了四五十個故事,屬于帶著“任務”的創作,但這也間接讓我完成了寫作訓練。結束“獵狐”工作之后,我想要回歸自我表達,寫一部真正遵從內心的作品,于是就有了《三叉戟》。

2016年,市場流行仙俠玄幻、盜墓網劇,我寫了三個臨近退休的老警察,很多人并不看好,斷言沒有影視改編的可能。對于別人的判斷,我并不在意。確實,從圖書出版開始,一直到影視化,《三叉戟》都不被看好。而在2020年播出之后,卻成為當年的一匹“黑馬”,我覺得之所以成功,原因有三:一是立住了人物,“老三位”的形象突破了傳統警察形象的描摹和塑造;第二是故事接地氣、不懸浮,能讓觀眾共情;第三是沒有人云亦云的趨同,在播出之后顯得與眾不同,因此恰逢其時。

這之后,我創作了《三叉戟》的升級版《雙刃劍》,探討警察面對自身“刀刃向內”的故事。今年還出版了一個科幻涉案混合類型的《夢探》,寫的是2040年沉浸式夢境游戲風靡,無數人遁入由記憶構筑的虛擬夢境中逃避現實。為守護夢境的安寧,公安機關設立了夢境支隊,三個不同身份的人物,帶著不同的目的進入夢境,對舊案進行調查。有評論家說這是科幻現實題材,但我真正的目的是突破自己以往創作的瓶頸,與時俱進、與眾不同。

張引墨:上次我們的對談,提到了你永不消退的創作熱情,這次我在你最新的采訪中看到,你說隨著寫作經驗的累積,雖然體力無法與年輕時相提并論,但在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書寫上,自己迎來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過去寫完一部小說,就要為下一部找素材,如今最大的困境已然轉變為“時間不夠用”,目前已經“攢了5個故事大綱”,這種變化是怎么發生的?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創作靈感噴發的狀態呢?

呂 錚:我覺得這種變化一部分來自于閱歷的增長,一部分因為我掌握了屬于自己的創作方法論。故事和案件對我而言一直不是最重要的,我更看重的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故事火種。剛開始寫作的時候,覺得一切都很新鮮,寫作會帶有揭秘的沖動。很多寫作者會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之后陷入中年疲憊。警察職業和我的寫作是同步成長的。剛入行,我寫偏向紀實的內容,但我沒有停留在這一層,在兩部小說之后就換了路子。小說需要虛構,需要天馬行空的想象。當我完成第三部《警校風云》之后,也完成了第一次創作轉型。寫《巴士警探》,是警察版的“向左走向右走”,是一個打扒警察的愛情故事,之后創作了《狂探》,才算真正進入文學創作狀態。

我的寫作確實與警察工作結伴而行,生活和閱歷是創作的推動力,也是滋養文學的養分。總結下來有三個方面,第一個就是“看自己”,審視自己在警察生涯中的成敗得失,記錄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人生百味都能隨時記錄。當然,寫作不是對生活的照搬,但那種只屬于當時年齡的真摯情緒和樸素思考,確實之后無法復制。第二個就是“看別人”,看身邊的蕓蕓眾生,用一個旁觀者的眼神觀察和汲取,克制地在小說中描摹細節,也就是我之前聊過的既要有“天馬行空”的創意,也要有“貼地飛行”的細節。第三個是“看社會、看世界”,用一個故事中警察的視角、辦案的邏輯,去記錄時代大潮、科技發展。也正是通過這三個“看”,讓我擺脫了“以案寫案”的束縛,能放開手腳投身到更廣闊的創作領域。這個社會之所以有案件發生,其實就是在人性極端沖突的情況下產生的結果。所以寫警察故事,案件是“表”,寫人性才是“里”。這兩年,我的創作速度雖然降下來了,但質量提升了,就像剛出版的《夢探》,探討的就不只是警察的故事。這是艱難卻有價值的嘗試,也是我在找一條新的創作之路。

書寫警察與人性、時代、社會的關系,才能讓這個題材擁有更廣闊的書寫空間

張引墨:作家張策曾經說過,“寫作就像在沒有路的地方找到路”。我很想和你討論,你為什么會開始寫作?一個警察開始寫作,會不會也有一種“在沒有路的地方要找到一條路”的感覺?

呂 錚:張策老師是我的前輩,他為公安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無悔追蹤》是公安文學的經典。他的創作有一個鮮明特點,就是把警察人物放置于宏大的歷史洪流之中。如今他剛過七十歲生日,依舊保持旺盛創作力,幾篇新作即將刊發,我很敬佩他綿延不絕的創作生命力,也希望自己可以像他一樣能長久地寫下去。

警察故事的創作,其實最怕一上來就“高大全”,如果一上場就是無所不能的精英、戰無不勝的英雄,那人物就失去了成長空間。塑造英雄,要寫出人物的掙扎、彷徨、困境,寫出普通人的一面。這些內容,是文本和讀者之間情感連接的通道,我們一直用“橋梁和紐帶”去比喻,但我覺得還不夠,需要無數個像毛細血管一樣的細節與讀者和觀眾相通相連,才能讓他們同頻共振,產生共情。

有人說,警察故事要想有人看,就要血腥暴力、驚險奇特,我并不認可。要說血腥暴力、驚險奇特,最好看的就是案例集、起訴報告,每起重特大刑事案件的案卷里都有好幾萬字的犯罪細節,相關供述也都像“羅生門”一樣有著先天的戲劇沖突。作為寫作者,要么就寫得比案卷、起訴報告還精彩,要么就得另辟蹊徑,寫出屬于自己的表達。從張策等前輩身上我學到,警察故事里雖然必須有警察,但絕不意味著只寫警察,書寫警察與人性、時代、社會的關系,才能讓這個題材擁有更廣闊的書寫空間。同時,要寫過“百度百科”,寫出AI里沒有的細節。比如,我在《打擊隊》里寫過一個20世紀90年代老警察獲取犯罪嫌疑人指紋的段落。老警察想探探對方的底,就把他約到了談話室。一進門,嫌疑人就看見桌子上放了一個魚缸,里面裝滿了水。老警察說自己腰疼,讓嫌疑人幫著給挪到另一張桌子上。嫌疑人磨不開面兒,一搬魚缸,十個指紋就落上面了。但這還沒完,老警察在桌子上鋪了塊锃光瓦亮的玻璃,跟嫌疑人聊的時候還故意把身體后仰,結果對方下意識地身體前傾,手扶桌面,這下指紋又印上了,老警察來了個“雙保險”。這不就是精彩的細節嗎?不光寫出了人物的智慧、精彩的手段,而且不可復制。我覺得這就是我找到的一條屬于自己的路。

但這些鮮活的素材,有時卻還是會在從文學到影視的改編過程中被忽略,有些改編者不看原著,操著所謂的技術搞“起承轉合”,這也是我時常要參與到自己作品改編的原因。

張引墨:有評論家說你是當下公安文學的代表性作家,說你的文本是公安文學的主流創作代表。你怎么看?

呂 錚:我算不上公安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同時我也不覺得自己是公安文學的主流創作代表。我更愿意當一個寫好自己故事的寫作者,對自己負責。無論是《混亂之神》《贖罪無門》,還是《名題》《三叉戟》,其實我故事里的主人公大都是非主流的,甚至被邊緣化的。按照老北京的方言說,是“迤邐歪斜”。他們身上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卻并不影響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守護正義。前幾天上班過馬路,我被一個戴著頭盔騎電動車的小伙子給別停了,我嚇了一跳,以為“劫道”的呢。結果頭盔一摘,是一個讀者,說大學時就看《三叉戟》,沒想到在路上遇到了作者。我覺得這部作品時隔六年還沒被人遺忘,就是因為三個主人公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主流英雄。他們沒有不高高在上,甚至像街邊遛彎的大爺,反而能讓讀者和觀眾接受。

但在創作的過程中,我認為也不能刻意回避光榮、職責、使命這些大詞,但寫這些大詞之前,必須要進行足夠好的鋪墊。在《三叉戟》的編劇過程中,故事進展到三分之二,需要三個主人公分崩離析,之后才能摒棄前嫌、同仇敵愾。我把那一段放在了公安局的會議室里,搞預審的大噴子先對男一號大背頭發難,說:“我搞了一輩子預審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最珍惜的就是咱們之間的信任,現在你都不信我了,咱們還何必在一起辦案呢?”他說的關鍵詞是“信任”。之后刑警大棍子隨即“暴風驟雨”:“這個世界上有個詞叫道義。道義是德行、是品性,人跟人之間沒有法律契約的關系,你不懂這個,就寸步難行,還辦什么案子?”他說的關鍵詞是“道義”。最后才是大背頭開口,也道出這部戲的價值觀,他說:“你們說的都沒錯,信任、道義都對,但警察最應該相信的是什么?是證據,是法律!搞案子要剔除一切人為因素,不能相信任何人,有時連自己都不能信!講信任、講道義、講人情就會動作變形,法律才是黑白之間的一堵墻,警察就是砌墻的人……”最后三個人分崩離析,大背頭頹然地坐在椅子上,看著會議室墻上的四句話、十六個字“對黨忠誠、服務人民、執法公正、紀律嚴明”,肅然起敬,慢慢站立起來。寫完之后,自己也怕寫得有些過于“正”,但在播出之后,彈幕上有了即時反饋,觀眾都覺得很熱血。

張引墨:你曾說過,真正高級的快節奏,不是劇情的層層疊加,而是人物心理、人物關系的快速變化和細微拉扯。我非常認同,你能否從寫作的角度展開講講你的這個創作理念?

呂 錚:很多人誤以為,特警抓捕、爆炸、打斗就是快節奏,其實漫威大片的遇冷已經說明問題了,觀眾對堆砌特效動作感到審美疲勞。我帶著兒子看電影時,追車的戲份往往令人昏昏欲睡。真正的快節奏,來自人物關系的層層遞進。

拿《雙刃劍》舉例,董刃、江鋒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與《三叉戟》的“老三位”類似,只要人物進行對撞,就能產生化學反應,故事的節奏便能被帶起來。《雙刃劍》可以看作《三叉戟》的升級,我對人物、故事、人物關系都做了大幅度調整,案件只是給人物對撞鋪設的舞臺,只要人物立住了,讀者就能共情,就愿意讀。作為警察故事,我要力保人物不“順撇”,形象不“陳舊”,每個人的境遇不同,避免千人一面。

再說近期的漫威大片,有一部挽回口碑的《蜘蛛俠:嶄新之日》,一上來寫的是一個被愛人、朋友遺忘的孤膽英雄,如何從證明自己到完成靈魂蛻變的過程,故事披著科幻的外殼,但內核寫的是人物的掙扎和成長,所以才能獲得票房的成功。我們一定要明白,讀者和觀眾是懂的,如果人物塑造不好,人物關系搭建潦草,就算動作情節再密集也會顯得“慢”,他們也會看不下去。

張引墨:在寫作的道路上,你有沒有走過彎路?你到現在已經出版了20多部小說,為什么還要在每本小說中讓自己做到不同?

呂 錚:我覺得我的每一本小說都是在走彎路,但彎路走完了之后,反倒都成了捷徑。這么說可能顯得故弄玄虛,或者有點裝。但這所謂的彎路其實就是一種迂回,有點像我們搞預審去進行智慧較量,一上來不能拍桌子瞪眼那樣。要想問出真話,得政策教育、圍城打援,最后關鍵時刻亮出證據,再隨風潛入夜、春風化雨地溝通。我覺得寫作是要不斷給自己設置困境的,只要覺得寫得順了,寫得舒服了,那一定開始“順撇”,走下坡路了。螺旋式上升,才能在潛移默化中長進。

我給自己定下過原則,每一部小說都要和上一部不一樣,如果能做到截然不同就最好了。所以每次開新篇,就會遇到所謂的瓶頸,而一旦通過艱苦的努力突破瓶頸,作品也就會展現出不同。如果在《三叉戟》獲得讀者認可之后,我繼續照方抓藥走老路,那也就不會再出現《縱橫四海》《藏鋒》《打擊隊》等獲獎作品。這可能跟我曾經從事經濟犯罪偵查工作有關,80多種經濟犯罪類型,辦案的時候,我最怕接連接手同類型案件,覺得辦起來沒意思,有時甚至會向領導主動請纓,想辦一些新型的犯罪案件。無論是辦案還是寫作,我都期待新鮮感,每成功突破一個新類型,就像玩游戲時人物解鎖了新技能,才能讓自己更加心里有底。但只要感覺游刃有余了,就又立刻警醒,尋找求新求變的途徑。寫作對我而言,是一場20多年既美好又殘酷的自我較量。

技術對于靈感而言,是如虎添翼的

張引墨:有位文學評論家在一篇評論《雙刃劍》的文章中提到,你的小說把嚴肅又天然帶神秘感的警察形象還原到日常生活內部。我很認同,最近有兩位同事,在讀完《雙刃劍》之后,都提到了小說中輔導小孩做放水和儲水那道數學題的情節,開始讀都覺得,為啥要寫這么一段,后來卻又覺得這道數學題都變得很哲學了。這種對警察生活的精確描述,來自你自己的生活體驗嗎?

呂 錚:這主要是一種寫作技術的運用。為了掌握技術,我近年來利用業余時間去中戲、北電進修,我覺得技術對于靈感而言,是如虎添翼的關系。之前我跟一些朋友說,寫作要以技術為韁,以靈魂為馬,就是這個意思。說回到輔導小孩做放水和儲水那道數學題的情節,其實是借助這個情節去鋪陳整個故事的意象,把讀者能看到的生活日常融入起承轉合的故事邏輯中,最后在關鍵時刻稍微“給那么一下”,讓讀者感受到一絲哲理的意味。整個過程是不能讓讀者“醒”的,也不能寫得“嗨”了去主動下場咄咄逼人,有留白、能余音繞梁,讓讀者看完一遍才恍然大悟,或者能重新翻看尋找前面鋪陳的蛛絲馬跡,這才是有意思的故事。

張引墨:看了你的小說之后,才發覺警察也是普通人,褪去警服之后,同樣會有困惑迷茫,也會遭遇中年危機。你筆下的警察,都是穿著制服的普通人。之前我們探討過,枯燥的現實生活會給小說創作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那么普通人的生活是否就等同于枯燥乏味?一名寫作者,該怎樣身處平淡現實之中,卻能創作出精彩動人的故事?

呂 錚:警察當然也是普通人,要重復日復一日、高強度的工作,也要面對生活的柴米油鹽、一地雞毛,但我想寫的,也正是這些普通的蕓蕓眾生。我沒覺得普通人的生活等同于枯燥乏味,反而,細節來源于平凡,實踐出真知。就像剛獲得魯迅文學獎的王計兵老師,送外賣的日子也能寫成詩歌,關鍵看你要用什么樣的視角去觀察生活、去體味平凡。

在我從警十年的時候,感覺到了一種疲憊,那時當了探長,生活被工作填滿。于是,我寫了自己“探”字系列的第一部《狂探》,用寫小說的方式獨面自己的內心,在小說結尾處,故事中的人物和我自己,都找到了答案。而到了40歲的時候,面對中年危機,我又寫了第二部《謎探》,同樣是以文學的手段解開自己的心結。

文學令人自省,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寫作也幫我打開了生活的另一扇窗,讓我擁有了另一重人生,天馬行空的創作靈感甚至一度讓我在辦案手段上也能推陳出新;而警察的職業素養,也讓我的寫作自帶一份長久堅持的計劃性和任務感。比如,我每天早晨都會步行七公里上班,路上需要一個半小時,我會在睡前列出一些需要解決的情節或者需要改善的對白,在步行的路上,拿手機把想法、思路和臺詞錄下來,“唱雙簧”似地自說自話,等有空了再轉成文字。我的寫作其實就來源于這些縫隙中的時間,許多靈光一現的細節,也都是這么誕生的。

所以說,精彩動人的故事,恰恰來源于平淡的日常,關鍵就看你會不會挖掘、會不會利用。

張引墨:如今人工智能深度滲透日常生活,你覺得人工智能會對你個人的寫作帶來怎樣的影響?如果人工智能持續迭代快速發展,未來我們該如何進行寫作?

呂 錚:有人說過,未來的世界有兩種人,用AI的和不用AI的,現在連我爸都已經開始使用AI了,比如讓豆包規劃旅行路線,或者生成朋友圈的文字。當然,那些文字一看就有AI味,比如大量重復的“一邊……一邊……”“不是……而是……”,而AI給出的文字越是圓潤、無懈可擊,就越顯得乏味。我想讀者之所以花時間閱讀,絕不是要看千篇一律的東西。

兩年前寫《雙刃劍》的時候,受某個平臺邀請,我參加了一個AI寫作的討論會,平臺朋友信誓旦旦地宣稱,大部分寫作者在未來會被AI替代,當下已有部分寫作者開始了“本地部署”,只要用自己以往的作品進行投喂,便可生成新的作品。這令我思考,當文本生成不再是門檻的時候,寫作的核心價值該是什么。在我也嘗試了“本地部署”后,會心一笑,覺得真正能讓寫作者安身立命的,絕不是經過“投喂”依靠自己以往作品重新生成的“新作”,而是要推陳出新、與眾不同。更精妙的構思、更遼闊的視野、更獨特的生命體驗、更豐沛的信息密度,這些才是寫作者安身立命、打動讀者的法寶。而那些重復的、陳舊的、教條的、信息量低下的作品則會大概率被AI取代。所以要想區別于AI,就得寫出獨特之處,寫出AI所不能的東西。

張引墨:你現在在寫什么呢?對于未來的寫作如何規劃?

呂 錚:新作《夢探》已于11月初上市,這部科幻、懸疑融合的小說我寫了近十年,是十分期待讀者反饋的。現在手里在磨一部初定名為《小人物》的長篇,寫的是一個生意失敗、跌入谷底的“小人物”,被人誘惑成為傀儡,但最終幡然悔悟的故事。故事的結構是AB兩端,第一段誤入歧途、為虎作倀,是“惡”;第二段是迷途知返、挺身追兇,是“善”。這部小說寫得特別“嗨”,信息量很大,初稿幾乎是一氣呵成。我會繼續打磨修改,力爭在面世時,讓讀者看到我新的改變。

對于未來,我還是充滿期待的:降速提質,寫下去,對自己負責,對讀者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