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益民長篇小說《天牧》:共同體意識與敘事策略
請先想象這樣一個清晨:雪線在遠處橫陳,風是硬的,帶著冰碴的碎響。一頭野牦牛立在亂石堆上,安靜得像一塊石頭;一只雪豹臥在冰舌上,金黃色毛發在寒風里顫動,仍保持著不容冒犯的尊嚴。一個曾經的狙擊手站在牧場上,仰望不遠處的雪山。這是一幅不易歸類的圖景。它不是戰場速寫,也不是雪山牧歌,而是《天牧》(人民文學出版社2026年10月出版)最先呈現的意象。
主人公余木,一名被勒令退役的狙擊手。他回到埋葬隊長的牧場,牧養牦牛。這個開頭,聽上去一點也不像“戍邊故事”。在既往的軍旅文學敘事里,戍邊意味著哨位、巡邏、對峙、犧牲,意味著一個人用身體丈量國境線的長度,用槍口校準忠誠的刻度。然而,著名軍旅作家黨益民在《天牧》里從敘事內部撕開一道口子:他讓那個曾經扣動扳機的手指,轉而去辨認牧草的種類、牦牛的脾性、雪豹的行蹤;他讓一個以“擊殺”為職業的人,轉而承擔民生的責任。這不是題材的簡單平移,而是一場關于“守護”倫理的置換——從以鋼槍守護邊界,到以日常民生守護國土家園。
黨益民的筆,有一種罕見的“畫意”:他寫雪豹,會讓你看見毛尖上顫動的風;他寫牦牛,會讓你聽見它們在屠宰地前的低聲哼叫;他寫牧草,會讓你辨認出十余種不同的綠。這種畫意不是修辭的堆砌,而是一種目光——一種把高原當作“家園”而非“戰場”來觀察的目光。正是這種目光,讓《天牧》在抒寫守護的同時,始終保持著詩的呼吸與畫面的沉靜。解讀這部書,不能只討論它的敘事倫理,更要品讀它的精神與意境。
一、戍邊的另一種方式
邊疆需要被“守住”。“守住”,意味著某種外部的、對立的力量正在威脅它,因此守護者必須以對抗的姿態站立在邊界上。這個邏輯像一柄出鞘的刀,鋒刃朝外。可它也容易把邊疆簡化為一個純粹的軍事概念,簡化為一個功能性的符號。黨益民在創作談中說得坦誠:他想從“單純訴苦式寫作”轉向塑造“有信仰、有溫度的新型軍人形象”,從“傳統邊塞敘事”轉向“新時代軍事變革敘事”“共同體戍邊敘事”。換言之,《天牧》里講的守護,不只是“國土”,還有這片土地上的具體生活——牧人的炊煙、牦牛的遷徙、動物的呼吸、孩子的笑聲、積雪解凍的聲音——那么,守護本身應該是什么樣子?
答案藏在書名里。“天牧”二字,表層指高原牧場,深層卻指向一種雙重動作:牧養牲畜,也牧養自身;經營家園,也被家園所塑造。余木創辦合作社,表面上是產業行為,實質上是一次倫理轉身:從“以鋼槍守護邊界”,轉向“以生活守護土地”。他不再是站立在土地之外的守衛者,而是與土地相互養育的居住者。余木不是在牧場“外面”守護,他就在牧場“里面”守護,他的行為就是牧場的日常運轉本身——給牦牛配種、協調草場、計算飼料、處理牧民的糾紛、應對盜牛賊等。守護不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種生計;不再需要敵人來定義自身,而是以老百姓日常生計來定義自身。當牧民世代放牧,“牛羊踏過草原,他們的家園本身就是國境線”,守護就從一個軍事動作,變成了一個生活事實。這或許是《天牧》對戍邊文學最重要的貢獻:它讓“守”從“對峙”中解放出來,讓守護不以對抗為唯一形態,而成為細水長流、越來越好的民生日常。狙擊手的瞄準鏡里,景物是待命的目標,遠近皆有刻度;牧人的眼睛里,景物是朝夕的鄰居,遠近皆是生活。
二、雪線上的眼睛
小說開篇是一場狙擊戰。余木因為“心浮氣躁”擅自移動位置,暴露在敵方槍口下。趙哲擊斃了暴露的敵狙擊手,自己也被敵方另一槍擊中,血突突地往外冒。觀測手卓瑪用手按住隊長的脖頸,另一只手摸索急救包,直到增援的隊員奔來,她才在寒風中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呼喊。這段文字的力量,不在于它寫了“犧牲”,而在于它寫出了犧牲發生時的全部感官細節。寒冷是有重量的,血是有聲音的,時間是有質感的。黨益民沒有把趙哲的死亡處理成一個英雄主義的“高潮”,而是把它埋在一個戰術行動的流程之中:擊斃、中彈、呼喊、增援。每一個環節都保持著戰場特有的冷靜和效率,恰恰是這種冷靜,讓悲傷變得不可回避。我們感到的悲痛,不來自“英雄犧牲”的概念,而來自那些在此之前已經被建立起來的、屬于“人”的細節:他對卓瑪的低聲呵斥,他“一上訓練場就兇神惡煞”的性格,他腳腫了卻不肯撤離的固執,他三十四歲就冒出來的白胡楂。
整場戰斗中,卓瑪始終是一個目擊者——她看見了隊長的白胡楂,看見了禿鷲落在敵人尸體上啄食眼睛,看見了余木貓腰移動時的危險,看見了隊長被擊中。這也構成了觀測手的倫理困境:看見一切,卻無力改變一切。黨益民寫戰場,寫得像一幅以冷色調為主的水墨長卷:雪豹的金黃、血的紅、霜的鹽粒白、瞄準鏡里灰色的灌木叢,構成一組克制而沉著的顏色。越是慘烈的場面,他越是用最平靜的筆觸;越是揪心的時刻,他越是不肯多說一句。這種以靜寫動、以冷寫熱、以克制寫悲慟的筆法,讓《天牧》的犧牲場景獲得了其他軍旅敘事少有的、近乎宗教畫般的莊重。它不消費死亡,它只是讓死亡在被仔細描摹的畫面里安靜地發生。
余木的“狂傲不羈”與趙哲的“石頭般沉穩”,構成一組貫穿全書的人物張力。趙哲生前對余木的判斷——“如果一個狙擊手沒有一顆石頭般沉穩的心,遲早要付出代價”——在四年后余木重返高原時獲得了回響。余木創辦合作社的過程,本質上就是一場漫長的“沉穩化”:他必須學會等待,學會把一個瞬間的時間觀,置換成一個循環的時間觀。狙擊手的時間感是瞬間的:風速、距離、扣動扳機的那一秒。牧人的時間感是循環的:季節、草場、牛群的繁衍。余木從前者進入后者,就是從“擊殺的時間”進入“放牧的時間”。黨益民沒有把這種轉變寫成一條平滑的成長曲線,而是讓它充滿反復:余木仍然會在某些時刻顯露出狙擊手的警覺和沖動,仍然會在吳麗出現后,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去“偵察”和“判斷”。但正是這種不徹底性,讓人物獲得了可信的厚度。一個曾經以“看見目標并消滅目標”為職業的軍人,要學會“看見生命并照料生命”,需要的不是一次頓悟,而是自我重寫。這把重寫的手術刀握在自己手里,而且刀口向內。
這里還藏著一個更溫柔、也更鋒利的對照。趙哲的生命終止于一次戰術射擊;余木的生命,卻是在一次次給牦牛添料、一次次協調草場糾紛、一次次等待中,被一點一點地續寫。前者是雪線上的一次閃光,倏忽而逝;后者是雪線下的無數個清晨,綿延不絕。黨益民沒有讓余木簡單地“替”趙哲活下去——那太廉價了。他讓余木以另一種時間、另一種節奏、另一種責任,去完成趙哲未能完成的那份“守護”。趙哲守護的是“線”,余木守護的是“家園”;而“家園”里,正躺著那個把生命交給“線”的人。這樣,死者的遺產就不再是一句悼詞,而成了生者日日踐行的方向。
三、興邊與強邊
“天牧合作社”不是小說里一個無關緊要的背景設定。它是《天牧》全部思想的實驗容器。黨益民借余木之手推動的,不是一場浪漫主義的“回歸自然”,而是一個精確的、有現實原型的經濟組織:盤活高原畜牧資源,科學飼養牦牛,帶動牧民增收,留住邊境人口,以民生的穩固夯實國土安全。作者從一位退伍后重返高原創辦牦牛合作社的老兵那里,獲得了大量一手信息;合作社的運作方式、高原牧業振興的真實邏輯,都有現實依據。這使《天牧》對“興邊富民”的書寫,不是政策話語的文學轉述,而是一種現在進行時的敘事。
但合作社在小說中的意義,遠不止于經濟。它同時是一個空間裝置:把軍營、牧場、小鎮、都市這四重空間連接起來,讓它們不再是彼此隔絕的場景,而成為同一條生活鏈條上的不同環節。軍人在忠誠戍邊,牧民在牧場巡邊,基層干部在牧場與小鎮之間奔走,都市則作為“離開”與“返回”的參照系存在。著名評論家傅逸塵注意到,《天牧》不滿足于記錄一個“已經完成”的邊疆形象,而是凝視“多元雜糅、尚未定型的生活現場”。《天牧》所展現的,既不是純粹的軍營,也不是傳統的牧場;既包含國家戰略的投射,也容納個體生存的算計。它是一個現在進行時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一個固有的敘事舞臺。
這是一場靜默的革命。它不靠號角,不靠烽煙,靠的是協調草場時的一場場商議、計算飼料時的一筆筆賬目。當“守”從槍口移到手心里,從對峙移到生計,守護就從一種偶爾的英雄行為,變成一種自覺的生活選擇。而這,恰恰是“富民”之所以能“興邊”、也之所以能“固邊”的根基所在。在《天牧》的視域里,“家”的穩固,才是“邊”最可靠的根基。也正因如此,合作社在《天牧》里,不是一條可以被拔高的“線索”,而是一片需要日日照料的“土地”。《天牧》把剛性“戍邊”,改寫成了一部眾聲的、日常的敘事。
四、未完成的故事
化名吳麗的女孩闖入牧場,是《天牧》敘事結構中最關鍵的一步棋。在此之前,小說的重心在于余木的“重返”與“建設”,敘事節奏相對明朗:退伍、不適應都市、返回高原、創辦合作社、融入牧區。吳麗的到來,把一條懸疑的、博弈的、充滿不確定性的線引入文本。忠誠與背叛、愛情與試探、家國大義與個人情感,在雪山牧場之間相互糾纏,原本平靜的合作社被推入暗流涌動的狀態。
從敘事功能上看,吳麗承擔著“打破穩態”的作用。但她的意義不止于此。如果合作社是《天牧》的倫理實驗室,那么吳麗就是注入這個實驗室的擾動變量:她迫使余木和周圍的每一個人,暴露自己的判斷、欲望和局限。余木作為狙擊手培養出來的警覺本能,在面對吳麗時被重新激活。吳麗的身份是模糊的,動機是不確定的,她的出現讓“忠誠”不再是一個可以一次性完成的表態,而變成一個持續的、需要反復確認和承擔的過程。傅逸塵所說的“不回避時代轉型的矛盾,不遮蔽個體生存的困惑”,在吳麗這條線上得到了體現。
由此觸及《天牧》在敘事倫理上的一個更深層選擇:它拒絕給邊疆一個封閉的答案。傳統的戍邊敘事,傾向于在結尾處完成一種“秩序的恢復”:威脅被消除,英雄得到確認,邊疆重歸安定。這是一種令人安心的結構。而《天牧》的結尾卻是開放式的:軍事變革還在繼續,恐怖分子隨時都可能出現在邊境一線,吳麗帶來的風波并沒有被徹底消解,幾對愛情關系并沒有最后的結果,天牧合作社還面臨新的挑戰……一切似乎都還“在路上”。
這種未完成性,是敘事倫理的明智選擇。因為生活還在繼續。邊疆不是一個等待被完成的項目,而是一個持續被居住、被照料、被重新守護的生活現場。守護的艱難,恰恰在于它沒有終點。你不可能在某一天宣布“邊疆已被守好,從此高枕無憂”。
把吳麗這條線放到更大的視野里看,我們會發現,她其實是一個“測謊儀”——她檢測的不是余木一個人,而是整個戍邊共同體對“信任”的態度。牧民們如何對待這個來歷不明的女子,合作社里有人選擇接納、有人選擇提防、有人暗自算計,這些反應像一面鏡子,照出了這片土地上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信任濃度。而余木在其中學到的,不只是如何辨別真假,更是如何在真假難辨的時候,仍然保持對人的善意。吳麗這個人物,還承擔著另一重功能:她讓“忠誠”從軍人的職業倫理,擴展為一種更普遍的關系倫理。軍人對國家的忠誠,牧民對土地的忠誠,基層干部和小鎮警察對職責的忠誠,在吳麗制造的考驗中都被重新稱量。小說沒有把任何一種忠誠寫成不證自明的品質,而是讓它們在具體的情境中接受磨損和檢驗。忠誠不是一句誓言,而是在信息不完整、后果不可預測的情況下,仍然選擇承擔某種責任。
《天牧》的深刻之處,在于它把“忠誠”從軍旅文學中一個近乎儀式化的主題,重新拉回到日常生活的重力場中。儀式化的忠誠,是漂亮的、完滿的、一勞永逸的;日常的忠誠,卻是笨拙的、含混的、需要反復確認的。而恰恰是后者,才配得上“守護”這個詞真正的重量。也正是在這里,《天牧》顯出它作為“新時代軍事變革敘事”的自覺。變革,不只意味著裝備的更新、戰法的演進,更意味著人對忠誠、犧牲、守護這些古老主題的重新理解。當吳麗這樣一個模糊的變量被放進文本,作者其實是在替整個時代發問:在一個身份可以隱藏、動機可以曖昧、關系可以模糊的年代,我們還能夠相信什么?忠誠在變革年代里的形態,不是變淡了,而是變得更重了;它不再是一枚可以別在胸前的勛章,而是需要一次次重新作出的艱難選擇。
五、凝視雪域生靈
《天牧》最對高原生靈的書寫,是一次成功的探索。黨益民在后記里說,書中的牦牛、雪豹、雪狼、旱獺、鼠兔以及十余種牧草,“都有科學依據”,不是虛構臆造。
開篇那只臥在冰舌上的雪豹,首先是一個視覺錨點。它的金黃色毛發在寒風中顫動,禿鷲盤旋卻不敢俯沖;“雪山之王”即使已經僵硬,仍然維持著某種不可冒犯的尊嚴。隨后,逃竄的恐怖分子朝雪豹開了一槍,雪豹躍起、摔落。這個細節在情節上無關緊要,卻在象征結構中至關重要:對雪豹開槍的人,是對這片土地本身開槍的人。雪豹不是“背景”,它是邊疆生命共同體中一個不可被排除的成員。守護國土,如果不同時守護國土上的生靈,就是一種殘缺的守護。小說中,卓瑪在狙擊鏡里看見禿鷲啄食敵人尸體的眼睛,看見野牦牛“慢騰騰地朝西邊走,陽光勾勒出它高大威猛的輪廓”,看見三條野狼朝灌木叢走去。這些凝視,把戰場嵌入了一個更大的生命網絡之中:人的殺戮,只是高原生靈日常活動中的一個事件,而非世界的中心。
第二章“扎雪牧場”,進一步展示了黨益民書寫非人世界的功力。嘉措啦聽見狐貍嘆氣,發現棕熊咬開鐵絲偷走了牛肉,牦牛路過屠宰地時會停下來嗅聞血跡、發出不安的哼叫,久久不愿離去。這些細節沒有任何寓言化的意圖,它們就是高原生活的事實性紋理。但正是在這種不事聲張的書寫中,一種“生命美學”被建立起來:牦牛們有記憶、有情緒、有對同類的哀悼;狐貍的嘆息和棕熊的偷竊,不是“災害”,而是雪域生靈共處的方式。
余木經營合作社,如果只把牦牛當作經濟單位,那他就仍然是那個從“外部”看牧場的狙擊手,只有當牦牛的哼叫進入他的聽覺,雪豹的死亡進入他的道德感知,他才真正開始將自己與這片土地融為一體。這里,我們可以看見“天牧”一詞最深的一層含義:人不是在“天”之下“牧”萬物,人本身就是被這片高原所牧養的存在。人在守護土地,同時也在被土地承載;人在放牧生靈,同時也被生靈牧養。《天牧》把生態意識從一種附加的“主題”,變成了敘事的內在視角。小說沒有用議論的方式宣示“要保護生態”,而是讓讀者通過卓瑪的望遠鏡、嘉措啦的耳朵、余木的眼睛,一次次地看見、聽見、觸碰到生靈的真實存在。當守護的對象包含了雪豹和牧草,守護者就必須放棄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學習一種更謙卑的居住姿態。
我們不妨把這種姿態,稱為“與萬物共生”。它不是居高臨下的保護,也不是浪漫化的擬人;它是一種承認——承認這片高原從來不是只屬于人的,承認人的守護必須安放在一個更大的生命共同體之中。雪豹僵硬了,禿鷲飛遠了,可牦牛還在哼叫,溪水還在封凍與解凍之間循環。守護的真諦,或許就藏在這些不被宏大敘事注視的日常之中:一個人選擇留在一片土地上,不是因為他能戰勝所有威脅,而是因為他愿意日復一日地照料這片土地上的生命,并在這種照料中,讓自己的生命也成為這片土地的一部分。
我們還可以在“凝視”里,看見一個更為隱蔽的層面:這些生靈不只是被守護的對象,它們也是“見證者”。雪豹聽見了槍聲,牦牛看見了死亡,禿鷲看見了戰場,狐貍嘆息著看見了人的煩惱。它們用它們的方式,為這片高原上的守護與犧牲做了沉默的見證。我們以為自己在注視著邊疆,卻不知我們自己也被這片高原上的萬物注視著。守護一旦被如此見證,就再也無法自欺:因為你能騙過自己,騙過敵人,卻騙不過一頭從你身邊走過的野牦牛。
六、虔誠的高原跋涉者
黨益民把《天牧》的寫作,稱為“另一種高原跋涉”。這個說法,不能僅僅當作修辭來讀。他描述了具體的寫作狀態:獨自躲進偏僻民宿,隱姓埋名,生活規律如軍營——“該出操時起床鍛煉,該熄燈時臥床休息”——但內心“經歷著一次次高原狂雪”,“靈魂一直行走在雪原”。他“七易其稿”,每敲下一個字,都是“對靈魂的一次叩問”。這些后記自述,指向一個關鍵的事實:寫作行為本身,被體驗為一種戍邊。不是“寫一個戍邊故事”,而是“以寫作的方式戍邊”。
這里的“跋涉”,有兩重意思。一重是地理的、經驗的跋涉:四十二年的高原軍旅,七次生死劫難,對特戰、牧業、林草、民俗的系統性積累。這些東西構成了《天牧》的經驗底座,像雪線之下的基巖,看不見,卻托舉著一切。另一重是精神的、寫作的跋涉:把一個曾以“擊殺”為業的人,一寸一寸地改寫成“牧者”,這不只是人物塑造,也是作者對自己的重新書寫。黨益民在讓余木學會等待的同時,也在讓自己學會等待;在讓余木從狙擊手變成牧人的同時,也在讓自己從“寫下犧牲”的人,變成“以寫作來守護邊疆”的人。
這種“跋涉作為方法”的姿態,對文學批評提出了一個容易被忽略的要求。當一部作品的生命經驗密度達到《天牧》這樣的程度——當它同時承載著狙擊戰術、邊境封控、牦牛飼養、合作社賬目、雪豹毛色、牧草種類——批評如果仍然停留在“主題歸納+人物分析+語言特色”的常規流程中,就實際上把作品重新扁平化了。批評也需要一種跋涉:進入文本所扎根的那片生活世界的具體肌理,去辨認那些“有科學依據”的牧草名稱背后的觀察積累,去感受狙擊手的時間感與牧人的時間感之間的摩擦,去理解合作社所承載的遠比“創業故事”復雜得多的倫理負荷。批評的“在場”,不是聲稱自己理解了一切,而是承認作品的厚度,要求一種同樣耐心的、不急于結論的閱讀。
中國作協副主席、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陳彥說,黨益民的創作“緊緊扎根于雪山與邊地”,“這種‘在場’寫作的獨特性是不可替代的”。評論家、作家李炳銀則說他的書寫“別人無法復制,自然也難以逾越”所以,我們應該尊重這部創新之作,采取同行者的姿態去閱讀和評價:和余木一起跋涉,和黨益民一起跋涉,在文本所展現的雪線之上,一寸一寸地辨認那些被寫下的和未被寫下的東西。我們應成為同行者,走進作品所扎根的遼闊雪域,與作者分擔同樣的寒冷與感動,分享艱難跋涉中的那束理想的文學之光。
黨益民說,這部書是“獻給雪域高原和戍邊戰友的最后一個軍禮”。在這樣一個浮躁功利的時代,愿意為一部作品艱難跋涉,愿意為戍邊人和高原生靈立傳,愿意蹲下來辨認一棵牧草,愿意聽一頭牦牛的哼叫,愿意“有依據”地描述邊地風物,這樣的作家極為少見。因此,這部具有“突圍”意義的戍邊小說,更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