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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家駒與上海南市安全區: 戰時平民保護的中國實踐
來源:文匯報 | 蘇圣捷  2026年11月16日08:45

饒家駒與上海安全區里的青少年難民在一起

李小超創作的饒家駒像

1937年到1940年間,由法國耶穌會士饒家駒建立的上海南市安全區,在淞滬會戰與日軍占領的夾縫中持續運行,前后救助和保護了30萬以上的中國難民。十余年來,饒家駒不斷重新進入中法兩國乃至國際社會的公共記憶。2026年9月21日,“偉大的和平戰士饒家駒”生平展覽在巴黎中國文化中心隆重開幕;9月10日饒家駒逝世80周年之際,一座兩米多高的饒家駒青銅雕像在法國桑特市揭幕;2013年9月10日,中、法、德各界人士在柏林圣湖公墓舉行饒家駒紀念碑揭幕儀式……一位長期生活在上海的法國神父,在大半個世紀后仍被中法兩國和國際社會反復追憶,原因不僅在于抗戰期間他在上海設立南市安全區并拯救了大量難民,更在于他把保護平民的道德愿望轉化為一套嚴酷戰爭環境中可以實際運行的制度安排。

上海安全區區別于臨時避難場所的關鍵

饒家駒(Robert Jacquinot,1878—1946),出生于法國西部的桑特市,后加入耶穌會。1913年饒家駒來到上海,除了擔任徐匯公學、震旦大學的教師,他也很早投身各種慈善活動,獲得中國社會的好評。

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會戰爆發,大量難民流離失所,涌入租界。到10月底,南市成為中心城區的最后陣地,10多萬難民擠在華界與法租界的交會處,情況危急。為拯救難民,上海華洋義賑會會長、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難民救濟委員會主席饒家駒決心籌建中立的難民安全區。

當時,中日雙方在安全區的性質和主權等問題上爭執不下,上海市政府曾于11月5日發表建立難民安全區的4項原則:1、不與日方洽商;2、此系國際間難民救濟性質,絕非變相之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國領土主權;3、外邦不得派兵駐扎,亦不需外邦武裝保衛,至該區域之治安,則由我方警察負責;4、不訂任何協定。

饒家駒面對的關鍵難題是,既要取得日軍不攻擊的承諾,又不能讓安全區演變為侵犯中國主權的“新租界”。他的處理方式不是促成中日直接簽署政治協定,而是由自己作為中立第三方分別與雙方交涉。11月2日,他向當時的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建議,在南市劃一區域接納難民,并停用其中的兩個軍事設施。俞鴻鈞承諾,如果日軍不進入安全區,中國軍隊也一定遵守有關安排。緊接著,饒家駒與日本總領事岡本季正兩次交換英文信件,并與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直接交涉,重重壓力下,日方最終同意不會攻擊該區域。饒家駒在中日之間苦心周旋,使雙方的承諾通過第三方發生聯系而不必直接會談,既繞開了中方“不與日方洽商”“不訂任何協定”的政治限制,也為安全區建立起最低限度的相互約束。

1937年11月9日,南市安全區宣告成立,位置在上海老城廂北部,南以方浜路為界(方浜路被帶刺的鐵絲網圍著),東西北三面以民國路(今人民路)為界。區內治安由中國派出200名警察維護。南市安全區設監察委員會,饒家駒任主席,法國、英國、美國和挪威等國各派委員。為便于管理,難民區分為9個分區,每區設區長1人,下設總務、文書、訓導、給養、庶務、衛生、清潔、登記、調查、醫務各組。

南市安全區建立的第一天,便開辟城隍廟、豫園、小世界及各學校、教堂等為收容所,當即收容2萬余難民,此后難民人數陸續增加。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圍里,安全區設立155個難民收容所,開辦24個糧食分發中心和24個集體食堂,設立一批醫院、養老院和學校,救助和保護了30萬難民。

由此可見,此處并不是單靠個人威望維系的一處安全區域,而是一套互相配合的制度安排:第一,區域非軍事化;第二,交戰雙方分別作出克制承諾;第三,由饒家駒及國際人士組成的第三方機構承擔斡旋、監督和日常管理工作;第四,在不損害中國主權的前提下,治安仍由中國警察維持,中國政府與社會組織繼續提供資源。饒家駒的外交技巧、語言能力和人道信譽,使這些安排得以實現,而這種把軍事克制、主權、第三方監督與社會救濟結合起來的設計,正是上海安全區區別于一般臨時避難場所的關鍵。

高密度人口條件下持續運轉的治理體系

劃出一塊不受攻擊的區域只是第一步,真正困難的是讓數十萬人在戰爭和占領環境下長期生活。安全區內的難民收容所設在教堂、城隍廟、庵堂、清真寺、學校、公所和飯店中,還有一些商店及空置的民居也收容了不少難民。城隍廟在安全區開放后的幾天里,住滿了成百上千難民。饒家駒感嘆,這座寺廟終于成為庇護子民的真正城隍廟了。

為了安全區的安寧,饒家駒不斷地與占領軍交涉。1937年11月12日,日軍在安全區周邊武裝巡行,以示威脅。后經饒家駒嚴正交涉,日軍才未越過民國路。此外,安全區建立了票證系統,所有貧困難民都享有免費獲得口糧的權利。當時管理方給每人每天6兩米,其他社會團體也發放饅頭、大餅和米粥。饒家駒與法租界協商,法租界的水電供應延伸到安全區。最終,安全區建立了24個開水房,向全體難民提供服務。

饒家駒每天都會出現在安全區內安定人心。他有著很高的威信,經常牽著兒童的手,撫摸他們的頭,從口袋里掏出糖果給他們吃。他和難民一起經歷著危險。一次在安全區的交界線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飛來的彈片撕開了長長的口子。還有一次,準備硬闖安全區的日本兵用槍頂著他,他毫不畏懼,不準他們前進一步。

饒家駒不但從中國政府處募集到巨額款項,1938年5月,他又前往美國、加拿大。是月26日在白宮,羅斯??偨y為饒家駒在中國的善行和創舉所折服,慨然承諾提供70萬美元援助。美國將原本擬處理的小麥運到中國,慷慨地交給饒家駒支配,從美國到中國的免費運輸由美國紅十字會提供。

南市安全區在寺廟、教堂、公所和公共建筑設有難民學校。盡管非常簡陋,但不少孩子的文化啟蒙就是坐在鐵皮餅干筒上開始的。安全區設有3座難民醫院,專設1座產婦醫院以及1座災童醫院。還特地在九畝地阜春街設立殘老院,收容60歲以上的孤獨老人。殘老院的生活待遇較普通難民為優:每日早晚各發稀飯一次,中午供給午飯一次。

安全區的管理機構還要時刻留意傳染病信號,各慈善組織和監察委員會共同組織、調配力量開展防疫。僅霍亂疫苗一項,截至1938年8月20日已完成9萬多人次接種。在兩年多時間里,如此狹小而人口密集的安全區沒有發生傳染病疫情。不僅安全區內的難民得以安心生活,甚至連好不容易擠入兩個租界的數萬難民也返回南市,紛紛進入安全區。由此可見,南市安全區并不僅是一塊被動等待戰時“不要轟炸”的避難地,而且是逐步形成了治安、人口管理、食品與水供應、醫療衛生、教育和社會救濟相結合的戰時城市治理體系。正因為這一治理體系在高密度人口條件下持續運轉,上海的經驗才具有被模仿的可能。

奔赴抗日前線的難民青年

安全區能夠持續運行,也依賴強大的社會資源動員能力。上海市政府和警察承擔治安與行政職責,商會、同鄉會、慈善團體、宗教組織和普通市民提供錢物與服務。寧波旅滬同鄉會購買光餅60000只分送難民。伶界發起義演,集款資助難民。捐助難民的義賣會上,謝晉元、虞洽卿、梅蘭芳等名人悉數到場,上海地方協會也捐助了巨款。冬季來臨前,上海市商會發動全市的棉花店、布店捐獻棉花布匹。饒家駒在圣心小學安置15臺縫紉機,趕制出15000套棉衣褲。法租界為救濟難民而發行慈善獎券,所得90%撥付安全區。到1939年3月底,上海全市的各種捐款達到312萬元。國際社會的評價是:“令人敬佩的上海,這座以無法估量的慈善捐助著稱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p>

中共地下組織也積極參與難民救助。中共江蘇省委專門設立難民委員會,由朱啟鑾和周克先后擔任主任,指導全市的難民救濟工作。在饒家駒創辦的第一收容所內,中共設有支部,主要成員有陳方舟、沈濤、魏瑞英、潘達等。饒家駒為收容所主任,陳志皋為副主任,黃慕蘭為總干事,姚潛修、潘達為副總干事。其中潘達是震旦大學畢業生,也是饒家駒的學生,后來擔任所長。

中共黨員積極投身難民教育。周克專門編寫國語教科書,第一課題為《我們偉大的祖國》。王玉珍擔任教員,陳國棟在奧林匹克收容所救助難民,李一氓在康悌收容所服務。當時在難民中流傳著一首民謠:“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四軍?!秉h領導的上海慈聯會以“疏散回鄉”的名義,請饒家駒幫忙取得兩批通行證,輸送部分青年難民投奔新四軍。撤離時,饒家駒要求謹慎從事,法商輪船掛上了紅十字旗幟。有1200余名難民青年被輸送到皖南新四軍,此后又有2000余人被輸送到上海市郊和蘇南、蘇中抗日游擊區。

參與難民救助的革命者還包括曹荻秋、陳國棟、韓念龍、劉述周、彭柏山、吳大琨、余立金、周林等,其中不少人后來在黨政、外交、教育等領域擔任重要職務。由此可知,南市安全區并非單純的“外國人救中國人”,而是一個由國際中立人士倡議、在中國政府許可和中國社會廣泛參與下運行的合作機制。正因如此,后來所謂難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既具有國際人道主義色彩,也具有深厚的中國社會實踐基礎。

1940年6月16日,饒家駒奉法國天主教會之命,離開中國回巴黎從事戰時救濟工作。在他黯然告別相處了27年的中國人民后,南市安全區因缺乏主持人,很快于6月30日停止了運行。

上海模式的擴散及其國際影響

饒家駒曾指出:上海安全區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已拯救中國很多非戰斗人員,因此,“我們有個合理的想法,這個方案能夠同樣地應用到其他環境或者其他地方”。此后南京、漢口等地的嘗試,既顯示了上海經驗的示范效應,也暴露出這種模式在不同戰場和政治條件下的局限。

1937年11月,南京的各國人士決定汲取上海經驗建立安全區。德國人拉貝等致函饒家駒,請他聯絡日本外交官和軍方,饒家駒隨即協助斡旋。南京安全區明顯受到上海模式啟發,但其政治條件并不相同:日方拒絕像在上海那樣正式承認安全區。盡管如此,拉貝、魏特琳、馬吉等人仍繼續組織安全區并收容難民。這一差異說明,第三方斡旋并不一定能換來交戰雙方同等程度的承諾。

1938年秋武漢戰局惡化,圍繞漢口難民區的建立也經歷了反復交涉。饒家駒在上海與日本總領事等討論方案,又赴重慶爭取中國政府的支持與救濟資金,并與英、美、法等方面會商。10月漢口難民區建立后,饒家駒擔任委員會臨時主席,日方承諾不以難民區為轟炸目標。南京和漢口的案例表明,“上海模式”能否有效運轉,取決于交戰雙方能否真正接受區域非軍事化、尊重第三方監督并持續履行承諾。

1940年回到巴黎后,饒家駒也在德軍占領下的巴黎試圖仿效“上海模式”,建立“日內瓦之地”以保護平民,但未能成功。1945年5月德國投降時,戰爭已耗盡德國的人力財力,社會陷入混亂,饑餓與疾病蔓延。受聯合國委派,具有大愛精神的饒家駒又前往柏林救助德國難民。他不計前嫌地幫助曾侵略過自己祖國的國家的難民,卻由于長期營養不良和過度操勞罹患白血病,于1946年9月10日在柏林去世,終年68歲。

二戰時期中國的安全區實踐促進了國際人道法的進步。早在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約以及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中,雖已有若干涉及平民保護的規范,但尚未建立專門的戰時平民安全區制度。1929年,法國軍醫總監喬治·圣保羅建議,在戰時為平民和生病、受傷的士兵設立安全區。但國聯商議后稱,大多數國家認為這不切合實際,交戰國不會接受。之后,由瑞士人亨利·喬治發起的日內瓦國際協會繼續努力。該協會以饒家駒的實踐證明這些理念具有可行性。研究安全區問題的巴黎天主教學院伊夫·德拉布里埃教授在1938年指出:“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在上海和上海周邊地區,存在(且至今仍存在)一片安全區,聚集著數量可觀的平民人口?!?/p>

1948年,國際紅十字會第17屆大會通過《戰時保護平民的公約草案》。1949年8月12日,63個國家簽署日內瓦第四公約——《關于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公約吸收了以南市安全區為代表的戰時平民保護實踐經驗,并將有關建立安全區的理念以條約形式予以規范化,使其能夠更好地指導其他地區設立類似的安全地帶。

77年來,不少國家根據日內瓦第四公約設立中立的安全區,保護了數以百萬計的難民。今日之世界,戰爭頻仍,饒家駒在中國的人道主義努力應該被銘記。他所倡導的以中法合作為重要基礎的平民安全區中國實踐,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