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映川 :每個人的路
小說的起點是一樁關于“失態”的事件。一個男人在圖書館抓撓自己瘙癢的私處,被對面的女孩拍下來發到網上,由此引發了一場蝴蝶效應般的輿論風暴。這件事甚至算不上冒犯——至少在那個男人那里不是。但它恰恰因此更值得寫:一個無心的、狼狽的動作,和一個有意的、憤怒的鏡頭之間,到底誰更應該被審判?我更想寫的是“觀看”與“被觀看”的殘酷辯證法,是我們在數字時代被無限放大的關于體面的焦慮。
周達明這個人物起初并不討喜。他粗糙、庸常,有著房產中介特有的那種過分殷勤。我寫他每天早上帶同事在街邊做操喊口號,寫他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的羞恥,也寫他對著商戰小說抄寫金句的笨拙。他有一種令人尷尬的認真,這種認真恰恰暴露了他在努力成為一個體面人,卻不合時宜地露出馬腳。他治不好的瘙癢是一個絕佳的隱喻——身體有自己的語言,它拒絕被規訓,被壓抑,會在最不該發作的時候發作。他在圖書館桌子底下那只無法控制的瘙癢的手,恰恰是他整個生命狀態的縮影:他永遠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處理自己說不出口的狼狽。
唐千音則站在另一個極端。她受過良好的教育,有清晰的審美和道德坐標系,她相信世界應該有序、干凈、符合理性。她在圖書館看到周達明的行為不僅憤怒,更有一種美學上的受辱。她將拍下的視頻發布到網上時,她以為自己是在維護某種神圣的秩序。可她忽略了一件事:當一個人以審判者的姿態舉起鏡頭,她同時也把自己放置在了權力的那一邊。而這種權力一旦啟動,便不再受她控制。
我無意塑造所謂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周達明是受害的一方,但他粗糙的神經末梢確實讓他無法理解唐千音的恐懼。唐千音是加害的一方,但她的恐懼真實,她的屈辱真實,她作為女性在公共空間里被那些黏稠目光反復測量、反復冒犯的經歷真實。我想寫的是這種真實的復雜性,也許同一個人在同一種處境里既值得同情又應該被譴責。沒有誰的感受是假的,但兩種真實的碰撞卻制造了徹底的災難。
何棠的出現讓這種復雜性變得更加尖銳。她是新聞系的研究生,天然懂得如何操弄敘事。她幫周達明翻案,推動輿論反轉,但她也在消費周達明。她那三千塊“采訪費+路費”是一份精準的報價單,也是周達明第一次知道自己可以被定價。買斷的不是新聞,而是一個人的遭遇被轉譯成流量的權利。我在寫何棠的時候想到的是我們每個人的處境:當舉起手機拍攝、轉發、評論、站隊之時,我們到底是正義的參與者,還是奇觀的消費者?我們歡呼真相大白的時候,是否意識到剛剛又完成了一次對當事人的消費?
小說行進到后半段,輿論兩次反轉,唐千音和周達明輪番經歷社死。唐千音在深夜獨自跳舞,脫掉衣服站在鏡子前,看見自己瘦成了一塊門板。那些她曾經憎恨的、引來無數目光的豐腴肉體消失了。那個畫面寫得很痛快,也很殘忍。網絡暴力最殘忍的地方,不是奪走你的名聲或工作,而是讓你為了自保,親手把自己削成另外一個人。唐千音最后選擇曝光周達明的家庭黑料,把戰火燒到他坐過牢的父親和改嫁的母親身上,那一刻她已經不再是為了維權,她是在自殺式的戰斗。我不原諒她,但我理解她。
周達明最終退回了山里,接替老楊的工作喂猴子。他坐在山頂,一只大公猴蹲在旁邊,跟他一起看風景。那個畫面有一種近乎理想的平靜。周達明需要的或許不是清白,而是從被觀看的舞臺上退場,退回一種不需要表演的生活。這可能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體面。
可能有讀者會認為,周達明應該告唐千音更為合理。為什么不利用輿論紅利重新站起來?我理解這種疑問。在我們的敘事慣性里,蒙冤者應該逆襲,弱者應該反擊,正義應該徹底降臨。但現實里更常見的情況是:人被碾過一次之后,會選擇繞開碾過他的地方走。周達明不是英雄,他只是個普通人,普通人最大的愿望不是復仇,是平靜度日。
周達明被黃老頭趕出門那天,他拖著行李箱走出大門,順手把門邊一袋垃圾帶下樓扔了。那是他多年養成的習慣,住在那兒時一直順手做,哪怕是走的最后一刻他也沒改。它是周達明這個人的全部底色——他在被世界拋出去的時候,仍然在做一件順手的事。同事們也是一樣,周達明把呂先生那單交給鐘悅時還在替她著想,但他在已經瀕臨崩潰時,從鐘悅那兒得到的只有詛咒。他從頭到尾對別人沒有惡意,可別人對他的涼薄也從頭到尾沒有意外。如果要說壓迫,這種不對等的、單向的善意付出,也許比那場輿論風暴更早地把他壓垮了。
我為什么將小說的題目取作《必經之路》?
周達明有幾次提到自己讀的人物傳記,那些偉人“都經歷過慘痛的失敗,背叛和羞辱,這些最后又都成為他們奮發崛起的動力”。他甚至有點兒遺憾,覺得自己“蹦不了多高,跌下來也摔不了多痛”。這是一個非常卑微的念頭,一個人渴望逆境,因為他覺得只有穿過逆境才能成為更好的人。后來逆境真的來了,他才發現這條路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樣。他在筆記本上寫過“逆境是淬煉意志的熔爐”,等他自己被扔進熔爐里,他才知道那不是什么淬煉,只是燃燒。我們都以為自己知道那條路通向哪里,等真正踏上去才發現,我們根本不認識路。
“必經”這個詞帶著一種宿命感。唐千音走到那條路上,不是因為她是壞人,而是因為她是一個被恐懼和屈辱驅使的人。何棠也在這條路上,她比唐千音走得聰明,她能把別人的遭遇轉化成自己的資本,但她也停不下來,因為流量是一條不歸路,你必須不停地找到下一個可以消費的人。周達明被開除、被驅逐、躲到山里,他以為自己下了車,可網上關于他的一切還在滾動播放。這條路很多時候不是你想才走的,而是無可奈何地被推上了傳送帶。
我讓周達明最后回到山里喂猴子,山野間與猴子相處的場景寫起來很輕,但我希望它們有一種重量。一個人要經過多少荒誕的路,才能退回到一個地方,可以安安靜靜地看風景?如果那條熱鬧的、喧囂的、充滿正義與審判的路是必經的,那這條安靜的、退讓的、近乎認輸的路,是不是也是必經的?
這篇小說用了很多跟“路”有關的意象:圖書館的臺階、周達明每天步行二十分鐘上班的街道、他帶客戶看房時走過的小區、他逃往岑王縣的動車、花果山上歪歪斜斜的石階。每個人都在走路,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正走向哪里。唐千音走在學院派的路上,覺得知識和秩序能保護自己;周達明走在奮斗的路上,覺得汗水能兌換尊嚴;何棠走在流量的路上,覺得熱點能兌換前程。這些路最終都交匯在圖書館那個下午,一只躲在桌子底下撓癢的手把所有人的路都改變了方向。
所以“必經之路”不是一條已經被修好的路,它是一條不斷被修筑的路,而每個經過的人都在添磚加瓦,也在被這條路碾壓。我把這句話放在最后,因為它是我最想說的:沒有人能聲稱自己只是,路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