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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結的事故與永不完結的故事——簡評小說《手可摘星辰》
來源:《青年文學》 | 王文靜  2026年11月16日10:21

現實主義視角下的青春成長敘事曾是類型化寫作的重要面向,而今卻早已跳出校園成長、青春期情感、自我價值認知等固有框架,不再局限于青春期個體的細碎情緒與單一困境,而是深度勾連家庭、校園與社會現實,呈現時代語境中復雜、立體且具備群體性的成長陣痛,形成了更具深度與廣度的敘事格局。黃昱寧的中篇小說《手可摘星辰》正是這一敘事轉向的典型范本。作品以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事故為核心:十歲少年馬超被實習老師李蘇的“流星雨”故事觸動,深夜觀星不幸從高樓墜落,僥幸存活后卻陷入長期失語、行為自閉的精神困境。這不僅是一個裹挾著馬超與父母、老師同陷身心創傷的意外事故,更是一個折射家庭生態撕裂、學校教育標準單一、社會救助機制缺失的悲劇故事。事故的結局清晰既定,可事故引發的糾葛、反思與追問卻永不停休。

一

事故作為中止正常秩序的突發事件,是文學敘事中的重要載體。但既往的文學書寫,常常把事故的悲劇性及其沖擊力作為敘事功能。因此,在青春成長敘事中,傷痛作為事故的遺存,總是具有強烈的歸因自覺,無論多么巧運匠心的敘事,最終都指向因果相續、邏輯閉環——到底是誰?到底為什么?通過還原“意料之外”表象下的“情理之中”,對復雜的社會現實進行呈現和解剖。于是,秘密與揭開秘密的過程就成為寫作者樂此不疲卻千篇一律的選擇。在《手可摘星辰》中,事故不是被這樣處理的。黃昱寧對此保持著一些警惕,她似乎更愿意還原偶然性在事故中的功能和長久被忽略的意義。

多年前輾轉聽人講起的一樁少年墜亡事故,成為黃昱寧直面青少年成長困境并創作《手可摘星辰》的心理動因。但她在小說中拒絕洶涌傾瀉的悲劇性和絕望感。小說中不但沒有慘烈的事故現場,作者甚至為現實中那個冬夜墜亡的男孩安放了一個緩沖的腳手架,這讓馬超得以保全性命,陰錯陽差只是左側髖關節骨折。這個令人倒吸涼氣的事故最終以“專家”的判斷結束:“當時哪怕馬超換一個角度,或者換一個部位,換一種方式從第一根腳手架彈落到第二根腳手架上,結局都可能是不堪設想的。”這個判斷甚至包含著一點黑色幽默,讓馬超的墜樓更像一個不幸中的大幸,整個事故也在媒體“輕快”和“不痛不癢”的結論式報道中實現了社會性完結。

這當然不是作者避重就輕地弱化傷者及其家屬的痛苦,也不是說只要災難性后果沒有出現,我們就有理由故作鎮定。小說通過設置“腳手架”放大事故偶然性的同時,也稀釋了其瞬時的悲劇性,而我更愿意把這種稀釋理解為對悲劇性的重構。在《手可摘星辰》中,黃昱寧不但沒有在事故現場或者醫院急診室設置情節爆點,就連隱藏在挪威之旅眾人回憶中的碎片,也并不能拼湊出一張完整的真相之圖。作者放棄了全知視角,先后運用易江南、李蘇、馬清源三個視角對事件及其背后的生活進行呈現,每個人的經歷都確切而誠實,但每個人記憶中的事實都不一定是真相本身。易江南作為母親,沉醉于自己為馬超打造的成才計劃的“完美配方”,選學校,住學區房,對自己的強勢與焦慮渾然不覺;李蘇本是一個對課堂著迷、熱心于分享和延展課堂內容的青年教師,她能發現馬超的優點,馬超難得的聚精會神讓她對分享課堂的延伸故事充滿信心;馬清源在事業受挫、精神出軌和“父教”缺席的生活中與兒子保持漫不經心的聯結,妻子的強勢更是讓他慢慢失去了進入家庭生活的信心和沖動。由此看來,在指向同一事故的多聲部敘述中,每人都各執一詞,而最值得采信的真相來源馬超卻突然失語,拒絕提供真實在場的事件原委。是觀星失足還是有意自棄?是流星雨的誘惑還是父母吵架的窒息?是在學校的孤獨還是他人的不理解?一個心智尚未成熟的十歲少年,其行為邏輯的可能性多到無法被分析和猜測,于是,墜樓真相被封印的同時,與真相緊密相關的歸因、追責、賠償也必將陷入混沌。

真相的混沌并不影響少年墜樓事件如同石子激起的漣漪,終將一圈一圈漸次平復。但是對于少年馬超而言,真相歸于混沌的時刻才是悲劇開始的地方。黃昱寧在《手可摘星辰》的創作談中坦言,“墜落不應該是故事的結束,而是開始”,這意味著她將對既往青春成長主題中的創傷敘事采取一種新的態度。或者說,她既不贊同社會新聞以輕飄飄的措辭為事件定論,也不想在收攏完整的因果鏈條后僅僅導向懺悔、反思和批判。在馬超自傷未遂同時也是成長未遂的經歷中,《手可摘星辰》更愿意從無限逼近真實生活的偶然性和無序性中,沉淀青少年教育的不可承受之重,在每個人既是受害者又是肇事者的復雜和悲傷之中,重新放置馬超事件的悲劇性。

二

在此意義上,馬超成長的故事永不完結。十年之后,馬超的骨折痊愈,學校的賠償到位,李蘇到外企重啟職場,易江南和馬清源不但沒有離婚,而且開始學習“要耐心,要正面,少替他判斷,更不要下命令”等改善親子關系的做法,看似已經制度性完結的事故,以一種更加隱蔽和頑固的形式長期地困擾著所有人,小說也刻畫了這種習之如常、日久益堅的精神困境。比如:腦部檢查沒有病癥又無法確診自閉癥的馬超,他長達十年的失語、封閉、執著于刻板順序等表現與行為都無法得到有效的治療。受到刺激的易江南,一方面拼盡全力為兒子尋找學校、機構等出路,另一方面又無法處理性格中的強勢、心中的內疚,以及隱秘的疲憊、嫉妒,甚至在某個瞬間產生“如果徹底看不見是不是解脫”的暗黑念頭;她與丈夫馬清源雖然不再激烈爭吵,卻被“孩子”這塊石頭死死壓住,“以一種近乎仇恨的方式互相理解”,夫妻之間演變為推脫責任、互相傷害的畸形關系。而對教育事業躊躇滿志的“985”大學畢業生李蘇,十年間也陷入精神牢籠,離開教師崗位后仍然恐婚恐育。

十年并不算短,但是這些很難被關注、更難被解決的生理與精神困境并沒有得到真正的修復。《手可摘星辰》反映出當代社會生活的新變對人們困境體驗的更新,也為青春敘事填補了新的內容:改革開放前的成長傷痛多是時代風云下的生死離別、饑餓記憶、父權壓制,四十年之后,青春成長之痛早已不是簡單的代際溝壑與認知對抗,相反,經濟發展、條件改善讓許多的家庭還沒有學會應對從生存到生活轉變這個課題,愛的包裹和變形導致了過分的關注與控制,成為青少年成長的精神牢籠。更重要的是,這種傷痛超越了青春邊界,成為一種覆蓋年齡、身份、職業、性格的社會問題。可見,“骨感”的現實常常溢出經驗的模板,而文學存在的意義,就是質疑曾經的經驗,反駁墨守成規,就是對那些被認為是終極、絕對、必然的不屈從。小說沒有按照現實中的事故結案程序推進,簡單的歸因和分責嘗試注定只能像律師羅思捷煞有介事的調查一樣無功而返。因為這并不是一樁憑借耐心拆解就能理出頭緒的復雜事故,所有的人都沒有惡意,所有細碎、無意識的偶然都在悄悄集聚、互相咬合,生成了難以休止的悲劇故事。

當然,我們也可以做出善意的假設:假如馬超對秩序的執著以及性格的“特別”能夠更早地被重視和善待;假如易江南不是一個“虎媽”,也沒有把迷信學區房、嚴控作息的焦慮感傳遞給孩子;假如馬清源沒有外遇,馬超沒有拿到石頭;假如李蘇沒有講流星雨,或者父母愿意陪馬超觀星談心……但是,否定這些前提,也不能規避所有可能從而得到確定的結論。或者說,《手可摘星辰》提供的只是萬千家庭中的一個樣本,永不完結的不僅是當事人的人生體驗,更是無法自外于“馬超式家庭”的每個人的人生。

三

《手可摘星辰》作為一篇不足四萬字的中篇小說,容納了一個三口之家長達十年的創傷與自救,展示了老師、親友以及社會各方對少年墜樓事件及其前因后果的反應,塑造了易江南、馬超、李蘇、馬清源、羅思捷、維貝克等顆粒度極強、形象立體、觸感真實的人物,令人印象深刻。應該說,內容的豐沛與人物的鮮活都得益于小說在敘事上的獨具匠心。小說從現實正在進行的北歐旅行切入,不僅讓“失散”多年的馬超一家和李蘇重逢,得以在場式地回憶與拼貼往事,同時也用十幾天的表層故事包裹長達十年的過往歲月,或者說,在有限的物理時間中還原了當事人被痛苦持續煎熬的心理時間的膨脹狀態。無論是從十年前媒體做出的“幸運”結論,到眼前“體型與面孔奇特地屬于兩個年齡”、反應漠然、眼神空洞的馬超,還是從墜樓當晚要求孩子必須準時睡覺,到如今仍然提醒孩子喝水上廁所、不能用刀叉的易江南,事件消逝的年輪與十年未變的牢固形成了極具張力的內部時間結構。

空間方面,流動成為小說擴容的重要手段,而旅行無疑是最佳的敘事外殼。小說表面是通過赴北歐觀光游覽,實現精神撫慰乃至康復,實質上,這同時也是一場短暫而又漫長的精神復盤。旅行所到之處,不管是蒙克的油畫《尖叫》、于特島恐怖事件紀念地,還是卑爾根木屋、特羅姆瑟的極光,每一個場景都成為觸發記憶的開關,每一次列車前進都象征著情緒的流動,叫聲、傷口、鳥、奇觀等意象次第展開,保持著小說豐滿又斑斕的畫面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隕石這個反復出現并承載多重意義的物象。抽象的隕石就是李蘇課堂上講的“流星雨”落下后的實體,而具象化的隕石串聯起四個人的秘密與羞恥:它記錄著馬清源的精神出軌、李蘇的懵懂和失望、馬超從教師辦公室拿走的意外,以及易江南發現實情后承受的背叛。十年后,當這塊石頭從馬超手中又回到李蘇這里,甚至可以說,象征著幸運以及不確定的這塊石頭的旅程,幾乎構成了小說的“潛文本”。

與隕石的冰冷和堅硬相對的,是小說字里行間的克制與溫度。《手可摘星辰》是一次勇敢又溫柔的寫作,黃昱寧既不懼于把少年墜樓與生物特性、偶然性相連接,宣告青少年教育的嚴峻性,也從未放棄對家校教育、喪偶式婚姻、醫療體系和社會救助框架缺失等問題的反思和提示,“手可摘星辰”甚至還是黃昱寧對少年成長中浪漫幻想的保護和期待。她帶著深沉的理解把代表著所有媽媽的易江南寫出來,寫她的堅強與孤獨,寫她的一往無前和剛愎自用,寫她對母愛的執著與誤解,這是“至深者呼喚至深者”①的話語,是直面現實最感人的溫度,也是她把青少年成長敘事從“不可靠”②變成可靠的原因。

注釋:

①陳超:《文學的求真意志》,《打開詩的漂流瓶——現代詩研究論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頁。

②“不可靠敘述”提法源自黃昱寧:《給人物一個重來的機會》,《人民文學》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