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孤獨與虛無:文學的寓言——雙雪濤中短篇小說閱讀
摘 要
雙雪濤的中短篇小說結構復雜,充滿種種張力。“艷粉街”是雙雪濤為自己繪制的文學地圖。小說中的工廠意象并非單純的空間景觀,而是交織在多重歷史脈絡之中。作為社會組織方式的工廠解體之后,工人的生活與精神面貌都面臨新的困惑。愛與暴力成為雙雪濤小說中的常見語言,孤獨的叛逆少年與流浪作家是眾多小說中反復出現的人物形象。除了現實主義敘事,雙雪濤小說還出現諸多超現實情節,后者同樣寄寓了改造世界的想象。
關鍵詞
雙雪濤;文學地圖;工廠意象;文學寓言;超現實
一
由于一個偶然的機緣,我讀到了雙雪濤的短篇小說《大師》。短促的敘述句,明快的口語風格,找不到藤蔓一般糾結纏繞的句式,小說如同一片荒涼粗獷的戈壁漸次展開。許多作家認為,現代小說必須避免過多的敘述表情,大大咧咧的敘述人時常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口吻。這個世界還有多少值得一驚一乍的事情?他們甚至沒有心情交代一個清晰無誤的情節。破碎的生活令人心碎,說到哪兒算到哪兒,《大師》也是如此嗎?
閱讀結束后,我靜默許久。自以為是的閱讀預期顯然不對。棋局,劣酒,失蹤的母親,父親的肩膀,輸棋之際放聲大哭的男孩……我沒有料到短促的敘述句背后隱藏著如此曲折的內容。短篇小說的狹小空間內部,這些內容的穿插調遣從容不迫,絲毫沒有顯出生硬乃至造作的設計感。別以為它是一個小池塘,水深得很,其情節縝密而完整。必須承認,《大師》讓我重新意識到短篇小說的巨大潛力。
我之所以公開寫下這些感想,還因為雙雪濤的另一些短篇小說提供了進一步的佐證,譬如《蹺蹺板》。《蹺蹺板》的情節是,主人公——工廠里一個開吊車的司機——代替自己的女朋友看護癌癥晚期的父親,兩個人在病房里隨口聊天。由于已進入譫妄狀態,病人的種種陳述亦真亦幻。悲愴傷感的氣氛中,驚悚陡然降臨。病人吐露了一件往事:當年他擔任工廠廠長時,悄悄殺了一個試圖威脅自己女兒的下崗工人,尸體埋在工廠幼兒園的蹺蹺板底下。這幾天死者托夢告知,希望安葬到另一處,否則每一日都有許多小朋友在身上踩來踩去。主人公半信半疑地應承代辦此事。他在一個寒冷的夜晚翻墻進入廢棄的工廠,竟然在門口被攔下來,看門人正是病人口中的死者。按照看門人的說法,病人每個月還往他的卡里打工資。主人公獲準進入空空如也的工廠,真的在蹺蹺板底下挖出一具骸骨。哪一部分情節是病人的幻覺?看門人僅僅是一個鬼魂,抑或那一具骸骨另有其人?懸疑縈繞不去。令人驚奇的是,《蹺蹺板》僅憑一個敘述視角就完成了如此劇烈的情節轉折——如同一個技術高超的司機單手操縱一輛集裝箱大卡車繞過險峻的盤山公路。
在《獵人》這本小說集的序言中,雙雪濤表示對短篇小說具有濃厚的興趣。2018年,他計劃每月完成一篇短篇小說,期待年底攢下十二篇作品——事實上僅僅完成了十一篇。相對于長篇小說的龐大容量,短篇小說接納的許多經驗帶有自足性質。這些經驗的意義無需依賴一個宏大的敘事結構——往往也是歷史結構——來給予證明。因此,短篇小說通常要求更高的生活辨識能力,更為精細地察覺各種經驗的獨立意義。短篇小說視域中的生活不僅是一個龐大的整體,又可分割為一個又一個小房間,每個房間風景各異,需要獨到的眼光。由于短小的篇幅只能承受有限的情節起伏,許多短篇小說失之平淡,如同生活之中乏味庸常的一幕。雙雪濤的短篇小說不僅波濤洶涌,充滿種種張力,而且顯示出迥然相異的敘事路徑。《武術家》的比武與武功秘籍似乎沿襲了武俠小說的橋段,隨后轉入北京大學,最終結束于詭異的幻術。盡管小說情節大幅度輾轉起伏,敘述的腳步卻紋絲不亂。《楊廣義》是一篇刀客的傳奇,仿佛帶有《聊齋志異》的風味,小說的結尾突然將古老的刀術秘技與當代中學生循規蹈矩的課堂生活聯系起來,解構意味突如其來地彌漫開來。《心臟》之中懸浮移動的真實感令人聯想到卡夫卡或博爾赫斯。每月一篇短篇小說,如此密集的頻率令人驚訝,這種頻率證明了雙雪濤心智的活躍程度。雙雪濤還有幾部中篇小說,我傾向于將它們視為篇幅較長的短篇小說。如果僅將小說區分為長篇和短篇兩種,中篇小說多半屬于后者。無論是敘事方式,還是主題的復雜程度,中篇小說都更像短篇小說的擴展,而不是長篇小說的壓縮。
目前為止,我讀過雙雪濤的三部長篇小說:《翅鬼》《聾啞時代》《天吾手記》。按照雙雪濤自己的認定,《翅鬼》是他的第一部小說,原名是《飛》。這一部小說充滿青春式的瑰麗想象,帶翅膀的“翅鬼”、陰險狡詐的雪國人、狹小的洞穴、飛翔的紅鳥與溫暖的綠洲無不帶有強烈的象征意味。這種類型的想象后來也曾出現在另一些短篇小說中,例如《刺殺小說家》,只不過瑰麗開始轉為怪誕。《聾啞時代》的空間已經從雪國、斷谷、綠洲這種神話式意象,回到雜亂低俗的艷粉街。“小學畢業的時候,是1997年的夏天,和之后每一次畢業一樣,炎熱而干燥。”《聾啞時代》開篇第一句話便定下青春主題的基調,例如叛逆、愛、性、暴力,小說中的反面力量代表通常是老師與父母,而更為隱蔽甚至無處不在的對手尚未進入視野。青春主題的重要特征是“不自由,毋寧死”。衰老、無力、矛盾、猶豫、堅韌、麻木,如何在這種氣氛中“活著”,甚至被剝奪了“死”的自由?青春主題往往顧不上這些復雜的生存狀況。《聾啞時代》仿佛隱藏著不竭的敘事能量,敘事者長長吸一口氣,就能從游泳池的這一端潛泳到另一端才浮出水面。由于強大的文學肺活量,敘事者甚至不屑于一唱三嘆式的迂回與換氣。在《天吾手記》中,雙雪濤小說涉及的諸多元素幾乎已經完整出現。警察加入叛逆與愛的主題,性與暴力交織在案件之中。這時,代表青春叛逆的一部分校園風格轉換為“硬漢”的硬朗風格。《天吾手記》中存在著一個超現實的“平行世界”,這個“平行世界”寄托了某種改造世界的額外可能,愛——尤其是某種從性愛之中升華的純粹之愛——似乎是實現這種可能的精神力量。多大程度上相信超現實的“平行世界”是另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作家力圖設置一個超越紛擾世俗的形而上出口。無論是《平原上的摩西》還是《光明堂》,人們都可以發現這個形而上出口在故事地平線的遠方閃爍。因此,我決定后續的論述集中在雙雪濤的中短篇小說上,通過它們可以更多地發現展示這些主題的各種形式。
二
任何故事無不發生在特定的空間,這是不言而喻的常識。然而,少數作家具有更進一步的雄心:他們試圖為自己的作品繪制一份獨特的文學地圖。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作品中的各色人等仿佛都活動在相似的空間環境里。從地理地貌到氣候、建筑、方言、飲食、風俗,諸多方面的特征逐漸匯攏,構成一個獨一無二的文學故鄉。這里的人物無不帶有故鄉的印記,走得再遠也不會消褪。許多跡象表明,雙雪濤正在繪制一份文學地圖,這個地方被稱為“艷粉街”。《走出格勒》中曾出現一幅1980年代艷粉街的肖像:
……那時艷粉街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準確地說,不是一條街,而是一片被遺棄的舊城,屬于通常所說的“三不管”地帶,進城的農民把這里作為起點,落魄的市民把這里當作退路。它形成于何年何月,很難說清楚,我到那里的時候,它已經面積廣大,好像沼澤地一樣藏污納垢,而又吐納不息。每當市里發生了大案要案,警察總要來這里摸一摸,帶走幾個人問一問。這里密布著廉價的矮房和胡同,到處都是垃圾和臟水,即使在大白天,也會在路上看見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每到秋天的時候,就有人在地上燒起枯葉,刺鼻的味道會彌漫幾條街道。
艷粉街坐落在東北的某個地方,經常下雪。與溫潤的南方不同,這里缺少豐饒的植物,也沒有漫長的夏季或者劇烈的臺風,下雪卻是家常便飯。飄拂的大雪可能使野外的行人睜不開眼睛,眉毛上結起一層冰,積雪的重量甚至壓垮艷粉街上一座不那么結實的閣樓。這時,街道上冰和泥混成一團,屋檐上掛著冰棱,炕上的被褥冷得像鐵片。艷粉街附近有一個大湖,冬天的時候結了一層厚厚的冰,一些人穿上冰刀在湖面滑冰。冰層薄的地方可能裂開,落入湖中九死一生。艷粉街的人不敢吃湖里的魚。這個大湖隱藏許多秘密與傳說,包括一些被害者的尸體。一篇題為《長眠》的小說中還出現一條冰河,不知距離艷粉街多遠,冰河對岸的地面正在塌陷,一個和尚說是地底下的一塊冰坨子開化了。兩個詩人隱居在塌陷的鎮子里,試圖將冰河里長著六個魚鰭的魚兒從貪婪的村民手里解救出來。
相對于東鱗西爪的描繪,《光明堂》中出現過一張完整的艷粉街地圖,地圖來自一個瘋子雕塑家的手繪。艷粉街的地盤是圓形的,看起來如同一盤蚊香。這個區域內部包含公共廁所、臺球廳、歌舞廳、學校、教堂、工廠、診所、一個大湖。早晨的時候,艷粉街如廁的人會在公共廁所門口排起長隊;白天的臺球廳仍然煙霧騰騰,一些年輕人似乎整天盤桓在球臺旁邊;夜色降臨,歌舞廳門口閃爍的霓虹燈如同一個顯眼的路標。艷粉街的邊緣有一個煤廠,人們稱之為“煤電四營”——雕塑家在地圖中寫有一條注釋:不知為何稱四營,并無一二三營。煤廠里闃無人跡,鐵軌上運煤車的輪子已經銹死,煤塊堆成一座座小山,偶爾會在煤堆里發現一具高度腐爛的女尸。盡管公共建筑不多,但艷粉街地域遼闊,由東至西需要步行一整天。
艷粉街有一些占地面積非常大的工廠,車間空曠寬敞,主要產品似乎是拖拉機。盡管工人很少充當雙雪濤的主要人物,但工廠往往成為小說中的醒目景象。工廠如同一只鋼鐵巨獸,時而寂靜地沉睡,時而伸個懶腰醒過來,渾身的每一個關節都蓄滿力量:
車間有一條生產線,無數的車床、吊臂、工具箱、電鉆、扳手、螺絲。白天開動起來好像不是要生產什么,而是要砸碎什么那樣嚎叫著。一到夜里,碩大的落地窗灑進月光,機器們全都安靜,一點聲音也沒有,好像全都死了。潮氣從地面返上來,彌漫著墳墓的氣息。
好像有誰拉動了總開關,我聽見工廠里所有的機器突然一起轟鳴起來,鐵碰著鐵,鋼碰著鋼,好像巨人被什么事情所激動,瘋狂地跳起了舞。工廠的大道都跟著戰栗起來,面條一樣抖動著,土,石子,樹木,都跟著抖動起來,所有的路燈同時亮了,把一個個廠房照得清清楚楚,那沉重的鐵門,那高高的煙囪,那堆在路邊的半成品,都清清楚楚地裸露出來。我看見他們也站起來,在大雪里跳著舞,身上的軸承、螺絲、折葉,向四處飛濺,落在黑暗里不知所終……
雙雪濤之所以被視為“新東北”的代表性作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作品涉及一批工廠的命運。所謂的工廠意象并非單純的空間景觀,而是交織在多重歷史脈絡之中。從闖關東、俄國與日本的帝國主義侵略到偽滿洲國,東北歷史中既有對帝國主義的不屈反抗,也存在“殖民現代性”帶來的工業基礎。1949年之后,這些工業設施轉換為新中國的工業基礎,東北作為“共和國的長子”率先跨入工業社會。這不僅表明區域經濟的巨大優勢,同時也包含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乃至人才匯集等各個方面的紅利。眾多的工廠與工人階級構成這種優勢的顯眼標志。1990年代,作為老工業基地的東北開始衰敗。東北的重工業曾經從前現代社會的自然經濟中開拓出嶄新空間,但這個空間無法與商品時代順利銜接,進而向后現代社會過渡。這時,一批工廠陸續關閉,部分工人喪失工作崗位。對于雙雪濤這一代作家而言,農業合作化運動、知識分子下鄉改造或者知識青年插隊落戶這些歷史事件所包含的城鄉關系已經成為過時的話題。他們察覺的重大事變是,父母不得不離開工廠,站到街頭賣茶葉蛋或玉米苞子。工廠曾經是他們的“大自然”。房子遭拆遷時,他們不是到山溝里搭建一個遮風避雨的草棚,而是在偌大車間的角落為一家三口找到棲身之地。然而,如今的空蕩蕩工廠僅僅剩下一個看門人,工廠成為一個癱瘓的意象。雙雪濤有一篇小說的標題是《北方化為烏有》,里面的一個人物說:“北方沒有了,你明白吧,北方瓦解了。”這個人物想拯救工廠,如果失敗就要帶上女朋友私奔——“跑到更南的地方去。”他所說的“北方”或者“南方”不僅是地理意義的空間,更重要的標準是歷史與文化意義的衡量。
當然,艷粉街也是如此。
三
工廠的倒閉迫使艷粉街的許多工人重新考慮謀生之道。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他們的日常生活完全托付給工廠的機器生產,雖非大富大貴,卻也衣食無虞。然而,現在每一個人不得不重新規劃自己的未來。他們突然發現,工廠與機器不僅是工作場所與開出工資的機構,而且是一種社會組織方式。與自由散漫的農民不同,工人具有一種集體意識。一件產品來自各條生產線的相互配合。每個人僅僅完成一個微小的零件,工業大生產是一種集體參與的戰役。然而,這種社會組織方式突然解體,昔日的一技之長丟棄在寂靜的廠房。他們脫離工廠后,孤零零地站在街道旁邊,會開機床或者擅長鉗工技術又有什么用呢?巨大的困窘突如其來地逼到眼前:他們手中幾乎沒有余財維持生計。《大師》與《平原的摩西》中,母親因為無法忍受窮困不辭而別,僅僅剩下父親與年幼的子女形影相吊。《無賴》中的母親始終守護在家里,但她的身上一文不名。母親的嫁妝是一個沉重的紅木箱子,里面只有滿滿一箱干燥的泥土——那是貧苦大眾的財富與秘密。《光明堂》中的柳丁被母親拋棄,祖父死于礦難,只有奶奶依靠賣茶葉蛋供他讀書。
艷粉街的工人并非一個平庸的群體,只作為機器的配角。相反,一些工人內心擁有明亮的追求與夢想。《飛行家》中的李明奇不僅自己琢磨著改進降落傘的部件,而且想制造出一個飛行器。這玩意兒“跟衣服一樣穿在身上,飛到房頂這么高,比如你去我家串門,就穿著它飛過一條街,落在我家院子里。然后就進屋喝酒”。他并非毫無依據地胡思亂想,而是開始具體地鉆研電池與流體力學。另一個人物高旭光酷愛讀書,他的業余時間全部耗費到書本之上,只不過他沒有興趣進入學院當一個專業知識分子罷了。兩個人物惺惺相惜,始終想干點什么出來。李明奇這一輩子從未停下來,“搗騰過煤,開過飯店,去云南販過煙,還給蟻力神養過螞蟻”。他的最后結局是,帶上患有脊髓灰質炎的弟弟乘坐自己制造的熱氣球消失在夜空之中。李明奇留給侄兒的遺言是:“做人要做拿破侖,就算最后讓人關在島上,這輩子也算有可說的東西。做不了拿破侖,也要做哥倫布,要一直往前走。做人要逆流而上,順流而下只能找到垃圾堆。”然而,艷粉街的下一代仿佛不再擁有如此積極的精神面貌。侄兒考上了大學,畢業后在北京的銀行當一個平庸的小職員,工作之余僅僅滿足于陪伴領導踢室內足球。站在東北城市的街道上目送李明奇乘風而去,他絲毫沒有心潮澎湃之感,而是陷入巨大的困意,唯一的期盼就是回家睡一覺:“在冬天的午夜,墜入夢鄉。”
脫離原有的生活軌道后,艷粉街的一些工人開始反省一些為人處世的重大問題,譬如內心追求什么;人生的意義又是什么;工人的身份曾經顯赫一時,工人階級的稱號背后具有哪些精神特征。《光明堂》中那個“工人之家”似乎無法提供人們期待的理論。那里只有幾對男女跟隨樂曲跳交誼舞,談論工人階級使命這一類話題早已不合時宜。意味深長的是,“工人之家”這一塊牌匾的背面是“光明堂”三個字,一個自稱“林牧師”的男子時常來這里布道。一種迥異的價值觀念穿插在舞曲、醉漢的爭吵以及各種世俗的祈求之間,無聲地撫慰凡人的迷茫與苦惱。當然,真正的內心安慰并未到來;相反,漫天的風雪、白茫茫的曠野與那一場莫名其妙的水中審判仿佛象征著價值觀念的混亂。布道的林牧師卷入神秘的命案,被一個少年用匕首刺殺在雪地里。對于那個少年來說,所謂的尊嚴只能依賴暴力實現。他認可的人生導師是一個兼任德育老師的看門人,一個坐過多年監獄的硬漢。打架要找身材比自己高的對手,這是人生導師給予他的簡單教誨。暴力的推崇似乎比牧師嘴里“愛”的說辭更為中聽。雙雪濤小說中的暴力事件如此之多,這是否因為受到艷粉街氣氛的傳染呢?
四
《淑女的選擇》中的一個人物認為,文學寫作只是一種介于“愛”與“諷刺”之間的游戲。這種游戲如何改變世界?這篇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位作家,他每周都要到大學課堂講一講文學。一個著迷的女聽眾每周都給作家留下一封情書,邀請他一起出門改變世界。遭到反復拒絕后,女聽眾從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直接在講臺上割開了作家的脖子,鮮血噴涌而出。文學仿佛只是一個布景,真正的語言是性與暴力。“愛”與“諷刺”不過是性與暴力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裝飾物。性與暴力直接改變了世界:兩個人結合了,或者一個人倒下了。《淑女的選擇》令人驚訝的地方是,愛與暴力之間的轉換如此簡單。幾分鐘之后,情書已經換成致命的水果刀。
《香山來客》是另一個更為暴力的情節。酒吧、藝術、電影乃至數學之間,暴力猝不及防地出現。一個學數學的女子精確計算出性虐待丑聞的市值,試圖要挾一位電影公司的老總。然而,砸在腦袋上的煙灰缸瞬間解決一切。法律監控區域之外,暴力的效率遠遠超過數學計算。《香山來客》中,性已經不需要愛的花圈。正如主人公所言,性的原因來自身體的熱量與能量。愛是一種多余的心理羈戀,主人公僅僅對久未見面的父母保留微弱的心理羈戀——他至少還在口頭上希望,父母每年要及時體檢。
《白色拳擊手》浮動于一片如真似幻的氣氛之中,一切情景仿佛是拳擊手粉碎性記憶的重新黏合。饒舌的房產中介,幼兒園孩子清脆的聲響,街頭飛馳的汽車,厚厚的書本,保潔阿姨的閑聊,定期來上拳擊課程的學員……這些紛雜的片段之間,只有拳擊動作顯現出精確的連貫與清晰。拳擊是一種冷靜的暴力語言,所謂“有城府,無恩怨”。生活的許多細節已經喪失溫度,包括鄰居的性誘惑。拳擊手終于想起來,多年前他曾從一場“叛亂”中出逃,現在似乎又落入對手的隱蔽包圍。他在等待暴力語言提供最后的結論。
雙雪濤對于暴力保持尖銳的感受,許多小說浮動著隱約的不安。各種生活片段似乎風平浪靜,但暴力可能在任何一個時刻冒出來,甚至原因不明。《平原上的摩西》返回艷粉街,講述了一段因果復雜的恩怨情仇:莊德增、傅東心夫婦和他們的兒子莊樹與李守廉、李斐父女是街坊——李斐的母親已經不在人世。傅東心喜歡李斐,時常私下輔導她讀書。莊樹與李斐兩小無猜,前者頑劣,而后者文靜。不久之后,莊德增、傅東心一家遷居他處,莊德增逐漸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李守廉因為工廠倒閉而下崗。傅東心試圖資助李斐讀書,李守廉謝絕了。這一段時間,艷粉街出現幾起劫殺出租車司機的案件,警察裝扮成出租車司機誘捕嫌犯。李守廉與李斐父女乘車出門時,陰差陽錯地被警察誤認為劫匪。由于中途發生交通事故,警察身受重傷成為植物人,李斐雙腿癱瘓,李守廉拿走警察的槍支蟄伏在艷粉街。李守廉的一位孫姓行醫朋友開了一家診所,孫姓朋友父子負責治療李斐的雙腿。十二年后,莊樹也成為一名警察,調查陳案時發現李守廉與李斐父女曾經卷入這個案件。他約請李斐見面,敘舊之際方才得知,十二年前李守廉與李斐乘車出門,恰恰是因為李斐與他的約定;他所不知道的是,此時真兇已經浮現——真兇已經在另一起案件之中落網。
如此繁瑣的復述僅僅簡略地再現了故事的輪廓。事實上,情節中還包含眾多貌似干擾破案視線的細節,例如莊德增與傅東心父親的曲折聯系,莊德增生意成功與李守廉下崗后窘迫生活的對比。《平原上的摩西》是一篇引人矚目的小說,眼花繚亂的案件線索、巨大的懸疑與懸念的解除設計,顯示出作家強大的情節控制能力。幾乎沒有人可以事先預料,李斐與莊樹當年孩子氣的約定是諸多誤解的起因,虛擬的警方邏輯無懈可擊。當然,多聲部第一人稱敘事增添了情節的復雜程度。每個人物僅僅顯現個人的見聞,沒有一個居高臨下的上帝視角俯瞰與評判一切。我贊同一種解釋:多聲部第一人稱的敘事形式并非故弄玄虛,而是借助各種視角顯現多元的價值觀念。《平原上的摩西》的內容遠遠超出一個案件的偵破,案件背后隱含多種價值觀念的角逐:民間的情義、工人的正義感、帶有宗教意味的“愛”、警察的職業精神、底層生活的暴力對抗等。令人不安的是暴力的源頭,傅東心的教誨真的能讓莊樹或李斐這一代人的內心平靜而充實嗎?
相較于《平原上的摩西》,《刺客愛人》的敘事更為從容自如。如同《平原上的摩西》,《刺客愛人》很早就開始在情節中埋下各種伏筆,編織一張隱蔽的因果網絡,而后者的場面、細節與情節的轉捩更為飽滿圓潤。小說內部隱藏著一場驚心動魄的兇殺,其對象甚至持續兩代人。第二代的兇殺不存在復仇的動機,痛下殺手不需要多么嚴重的理由。小說的情節隱含眾多暴力元素,無論是母親治療兒子的癤子、攝影師拍照,還是妓女接客,拳腳相向或者動刀子似乎家常便飯。正如標題將“刺客”與“愛人”并列,暴力與愛只有一線之隔,殺戮隨時可能從愛的旁邊涌出來,瞬間淹沒一切。愛仍然是一種內心的羈戀,但這種羈戀可以頃刻中斷。輕而易舉的結束仿佛證明,這種情感正在喪失刻骨銘心的性質,例如李頁之于姜丹。然而,最令人驚恐的是霍光與小馬以及馬小千父女的關系。霍光槍殺小馬后,雙腳始終穿著小馬的鞋子,不久之后重返沉尸的湖泊觀看他人滑冰,湖畔結識小馬的女兒馬小千,并與她通信,資助若干生活費用。這一切顯然異于冷血殺手的職業守則,而流露出某種內心溫度。然而,多年后的某個時刻,他突然尋獲馬小千的蹤跡,綁架并且試圖殺害她——與錢財無關。動機模糊的暴力幾乎無法防范,霍光甚至比殺手更為危險。在《刺客愛人》中,警方的力量十分微弱;一個負責破案的警察演變為姜丹的繼父,法律因無所作為而融入世俗,一如暴力與愛比鄰而居。《刺客愛人》中不存在傅東心式的人物,只有姜丹熾烈的愛顯示出世俗人間的堅定情意,她的法學教授身份僅僅是這種情意的外在軀殼。然而,這種情意能夠遏止可怕的暴力泛濫嗎?
五
雙雪濤小說之中的人物類型有限,農民、航海家、政府要員、大老板、軍人或海外僑胞幾乎沒有出現。任何一個作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布置文學客廳,訪客只能來源于他所關注的社交圈子。雙雪濤一批小說中反復出現一個孤獨的叛逆少年。這個叛逆少年的活動區域通常是校園及周邊的街道與網吧。他課業不佳,父母已經不在或無暇照顧,即使考上中學,還要考慮籌劃九千元學費。他不可能贏得老師的寵愛,也不屑于呼朋喚友,充當一個威風的“大哥”,而是如同一只孤獨的小野獸,游弋于一片不大的叢林,踢足球,打電子游戲,偶爾出入于臺球廳,必要時用拳頭、棍棒乃至刀具說話。他與校霸大打出手時,即使頭破血流也不退縮;偶爾可能有一個氣味相投的女朋友短暫出現在身邊,或是風風火火的江湖同道,或是驚艷四方的叛逆美少女——總之不是白頭偕老的家庭伴侶。我想考察的問題是,那個叛逆少年后來怎樣了?他們如何穿越顛簸的青春叛逆期,平穩地停靠在社會指定的碼頭?
情況似乎不太理想。《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安德烈是一個窮困生。盡管安德烈對諸多課堂知識乃至為人處世保持著獨立的思考,但始終作為不受歡迎的另類遭到老師乃至父母的鄙視。事實上,安德烈并未順利進入社會,而是成為一個格格不入的“別扭分子”,他的后半生將在精神病院度過。《無賴》中的“我”很快染上了“無賴”的江湖氣,例如用啤酒瓶砸在自己的腦門上,或者右手操起扳子廢掉自己的左手。但是,這種江湖氣又能走多遠?《光明堂》中的柳丁更為糟糕。他只會用匕首表達自己的意愿,悲劇性結局早已鎖定。《跛人》中的“我”突然在火車上見到自己的未來鏡像:一個桀驁不馴的少年依靠自己的勇氣與力氣闖蕩天下,多年后不過成長為火車硬座車廂里的一個酒鬼。“我”一下子退縮了,拋下女朋友劉一朵返回父母身邊,老老實實地開始復讀,終于考上大學,畢業后定居北京。定居北京就算完成人生理想嗎?《飛行家》《長眠》顯示了那些忙忙碌碌的小職員如何庸庸碌碌地混日子。《平原上的摩西》中,莊樹在監獄里見到了自己的另一種鏡像。那個犧牲的輔警如同猛烈的一擊,促使他擺脫原有的軌跡而躍入新的生活。這時,他心目中正義、尊嚴與勇敢無畏的男子漢氣質終于獲得了法律——顯然也是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肯定。當然,這種成功的形象蛻變為數不多。事實上,雙雪濤的小說還設置了一種可能:文學。《走出格勒》中,那個少年一直將一支破舊的鋼筆保留到24歲。這支鋼筆是文學寫作的象征。鋼筆來自父親的獄友,本來用于充當扎人的武器。父親將鋼筆送給兒子,希望他能夠寫出一點什么。鋼筆曾經被另一伙街頭混混搶走,那個少年不惜冒險要回來。他不僅用這一支鋼筆給再度入獄的父親寫信,而且真的開始以文學謀生。
雙雪濤小說中另一個反復出現的人物是作家,譬如《間距》《白鳥》《不間斷的人》。這些作家多半已經脫離艷粉街移居北京,平時參加各種文學聚會,出入五花八門的飯局,然后返回出租的公寓撰寫文稿。如同《間距》中的作家“瘋馬”,他們可能才華橫溢,但是尚未獲得廣泛的承認,因而只能充當文學打工者,混跡于電影或電視圈子,作為“槍手”撰寫電影或電視劇的故事大綱和劇本,甚至僅僅參加劇本策劃會議,旁敲側擊地為編劇提供靈感。這個作家形象或許可以追溯到雙雪濤的個人經歷,然而,這個人物的反復出場同時涉及一個嚴肅的主題:對于當今這個世界,文學究竟意味著什么?可供謀生的行業如此之多,為什么要頑強擠入這條賽道,在窮困潦倒的同時還要飽受精神煎熬?
雙雪濤曾經在小說集《飛行家》的序言中坦率地說:“我喜歡寫小說,可能這是一種省力的懷念,讓所有人成為我的虛構,而我非常膽怯出現在他們面前,因為那會使所有意念中的精神塔樓都變成一件真實的黑色圍裙,同時伴隨著責任、世故和磨損,不太適合一個懦夫。”現代世界的每個人正在成為孤島,文學虛構是擺脫孤獨的重要補充。“我用自己笨拙的大腦創造一點點東西,印成一個方方正正的實體,遙遠的某個人,關上門倚在床上,拿起她,用他(她)的靈魂去識讀,是我能夠對抗這孤獨的唯一方式。重要的不是誰創造了這個東西,重要的是你摸到了她,聞到了她,認出了她,然后認出了自己。”在這個意義上,虛構與真實的區別正在模糊,虛構正在形成世界的另一部分,甚至是相當關鍵的那個部分,正如《不間斷的人》這篇小說所展示的。
這篇奇特的小說包含兩條情節線索。其一,一位名叫“安東”的作家因為劇本的失敗而欠下電視臺二百多萬元——劇本的預付稿費已經用于購買房子與汽車。就在他即將因此遭受訴訟時,一家自稱“鳥骨”的影視公司出資二百萬購買劇本,拯救安東于危難之中。安東試圖在互聯網上查找“鳥骨”的歷史,卻一無所獲。其二,大學里一位名叫“陸絲絲”的女博士研制出兩臺會思考的機器(人工智能計算機),分別借助魯迅小說《傷逝》兩個人物的名字稱為“涓生”與“子君”。這兩臺機器不僅能從事常規思考,而且擁有性別意識,繼而開始睡眠與做夢。正如陸絲絲企圖擁有人工智能的智力,涓生與子君則企圖擁有人類的身體——它們渴望走出狹小的實驗室,進入社會。換言之,人工智能甚至比人類更為迫切地渴望擺脫孤獨。經過縝密的談判,陸絲絲與子君合為一體,她同時征用實驗室姓刁的看門人的身體,使之與涓生合為一體。事實上,“鳥骨”影視公司即由涓生與子君——也就是陸絲絲與姓刁的看門人——組成,他們以父女關系現身,分別取名為“刁仰光”與“刁瑞秋”。兩條情節線索的匯合在于,刁仰光與刁瑞秋拜訪安東,要求他為刁仰光定制一個劇本,劇本的內容是一個砍下的龍頭如何重新返回龍的身體,使之復活。
我無意像猜謎一般去破譯《不間斷的人》中發財樹、《周易》群里的傘先生預言、龍以及塌陷的大地各自象征什么,而是對人工智能、文學虛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更感興趣。人工智能征用人類的身體跨入社會的各個角落,這或許是即將發生的事情。各種跡象表明,科學技術正在對世界進行顛覆性的改造。所謂的顛覆性不僅指解放勞動生產力、大幅度增加社會財富,更重要的是,人類的精神結構正在產生強烈震蕩。傳統意義上的人文學科——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藝術等——所構造的精神歷史可能遭受人工智能的重組。計算的速度以及信息收集的規模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傳統的精神“深度”也可能被鏟平。這不僅涉及信仰、信念、世界本原、愛這些重大問題,而且涉及如何表述哈密瓜的生與熟,或者男女之間兩性之情。刁仰光與刁瑞秋了解世界上的一切知識,然而,所有的事情只能在一個平面上僵硬地鋪陳。人工智能無法體會生物意義上的輕重緩急,正如它們的語言發音顯得機械平板。《不間斷的人》陸續揭示出一系列微妙乃至令人失笑的細節。人工智能肯定知道自己的缺陷。重要的是,它們為什么邀請一個落魄作家從事文學虛構——企圖彌補世界的缺陷嗎?在它們的觀念中,虛構是否是世界的組成部分,二者可以相互銜接甚至相互替代嗎?
六
雙雪濤的《女兒》隱含著內在的張力:兩個文本相互呼應,一種等待經驗喚起另一種等待經驗。這時,短篇小說的“有限舞臺”反襯出作家的匠心:小說的構思既精致巧妙,又飽滿充分、渾然一體。雙雪濤的一批短篇小說具有相似的特征,例如《大師》《蹺蹺板》《香山來客》《買狗》《爆炸》《跛人》《獵人》等。
我突然意識到,所謂“有限舞臺”不僅指短篇小說的短小篇幅,同時也指現實主義的敘事形式。“現實主義”是一個存在爭議的理論概念,這里僅使用其中不存在爭議的那一部分涵義:按照日常生活的表象再現現實世界。現實主義當然允許文學虛構,然而,這種虛構必須吻合常識遵循的原則——現實主義不會向《西游記》的神魔鬼怪或者加西亞·馬爾克斯式的魔幻情節發放入場券。我之所以集中提到雙雪濤這一批現實主義小說,恰恰因為試圖闡述一個相反的話題——雙雪濤同時還有另一批超現實的小說。人們可以在另一些小說中察覺,雙雪濤似乎對現實主義的“有限舞臺”流露出某種不耐煩。他的另一批小說如此頻繁地突破現實主義的邊界,以至于可以進一步追問:雙雪濤的文學想象拋棄了哪些理所當然的常識,從現實主義的虛構躍入超現實的虛幻?
人與動物之間的邊界是常識之一,一個人不會混同于一條魚。然而,《長眠》與《光明堂》力圖撤銷的恰恰是人與魚的邊界。《長眠》中的人物——例如那個司機——終于變成了他們不斷獵殺的六鰭魚。《光明堂》中的少年沉入湖底,看到了一場由一條大魚主持的審判,那條大魚背后也有三對黑色的鰭。穿越生與死的邊界也是雙雪濤小說中的常見設置。《白鳥》中的死者會給一個作家兼酒鬼發短信,《松鼠》中的軍人會從墳墓里跑出來,教導學生如何開槍射擊。《劇場》仿佛是多重空間的折疊,可能呈現于同一個時間,也可能瞬間熄滅,消失得無影無蹤。《心臟》打開了一個怎樣的空間呢?仿佛一輛自動駕駛的救護車載著一個奇怪的噩夢在高速公路上疾馳。
《火星》是一篇令人驚悚的小說。我一直按照現實主義的期待閱讀,因為小說的敘事方式并未顯出哪些異常跡象。沒有察覺任何助跑,超現實的詭異想象突然開始起跳:信封里飛出來的黑色八哥的確嚇人一跳。過了一會兒,那些薄薄的信封會站立起來,在茶幾上列隊游行。《武術家》和《預感》令人想到另一個問題:如何將超現實的想象回收到現實主義的抽屜之中。《武術家》中出現了一個穿紅襖的日本女孩,她武功高強,實則是她哥哥的影子,人形鬼身,只是她自己也不知道。沒有人可以在刀劍的較量之中收服她,最后是一句日本咒語使之化為一縷飛煙,消失于無形。《預感》中,一個科幻作家夜釣時遇到一個外星人。外星人來到這里尋找它祖先丟失的一句話,倘若無法如愿,就要下一場勢不可擋的暴雨,淹死這個城市的所有居民。情急之中,科幻作家七拼八湊地找到這句話,于是,一切煙消云散,外星人返回天上,科幻作家釣魚的那個湖泊“像縮水的衣服”一樣蒸發了。
如果說,現實主義文學的背景是業已發生的歷史,那么,超現實正力圖擴大歷史舞臺的邊緣,人類至少可以利用想象為自己補充一些活動空間。
七
超現實的特征是不真實,這種補充又有什么意義?一個直接又渺茫的問題。
雙雪濤在《獵人》這本小說集的序言中說:“有那么幾個夜晚,我在睡夢中醒來,發現窗簾沒拉上,窗外巨大的城市看著我,永遠清醒,萬語千言,一言不發……每當這個時刻來臨,我的精神都會戰栗,從而抖落一些灰塵,他的活力在虛無中涌起,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渴望文學,渴望在艱辛的工作中賦形。”我的理解是,他的精神渴望借助文學現身,加入到世界之中,成為世界的一部分。
文學與窗外那個世界具有什么關系?僅僅是增加一個活動區域,就像為自己的居住之所增加一些面積嗎?問題可能更為復雜。事實上,二者之間可能產生一種結構性相似。雙雪濤的另一篇小說《刺殺小說家》的情節是,一位富豪出資雇用一個殺手去刺殺某個小說家,因為小說家構思的情節會在很大程度上應驗在富豪身上。當然,小說中的富豪角色不再權勢滔天、日進斗金,而是即將死于非命。因此,富豪必須趕在小說情節完成之前,清除小說家的肉身。富豪的代理人將世界與小說之間的結構性相似形容為“盅蠱之術”。
……盅蠱之術便是如果你有記恨之人,照著他的樣子扎一個小人兒,用銀針刺入小人之中,你所記恨的人也會跟著受苦,如果法力很強,疼痛的位置都會大體一致。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雖然在我看來無論多么玄虛的事情,內在一定有現實主義的規律在推動,只是我們沒有找到那個規律才覺得玄虛。
殺手找到了小說家,兩個人在交往中成為朋友。殺手了解到故事的來龍去脈,決定站到正義一邊,他放過了小說家,故事結局如期而至,那個富豪大約保不住自己的腦袋。當然,任何一個清醒的作家或批評家都不會幼稚地贊成“盅蠱之術”的解釋,但他們至少相信,文學有希望以某種方式影響乃至改造這個世界,這也是他們不懈工作的一個重要理由。顯而易見,相信每一篇小說都會在世界上留下投影,促使那些不法之徒改邪歸正,那肯定比“盅蠱之術”更為可笑。事實上,只有極為少量的文學有機會給世界打一個補丁。因此,我想補充的是,作家或批評家只是為極其渺茫的希望而不懈工作。他們當然知道這一點,正如《寬吻》中的那一只海豚。《寬吻》中有一個海洋館,里面喂養著幾只擅長表演的海豚。因為表演的游泳池太小,海豚發出的聲波會來回彈射,以至于它們徹底迷失而失明,最終因此自殺。第三只名叫“海子”的海豚與女訓練員排練了一個節目:女訓練員坐在木筏上,偽裝失足跌進水里,“海子”疾速游過去將她馱起放到岸上。“海子”也失明了,但它為了這個節目與女訓練員而選擇堅持活下去。女訓練員解釋說:
對,所以它會堅持活下去,因為這個節目,它會活著,然后一次次把我救起,即使它知道這是假的,它也會擔心,擔心另一只海豚搞砸。所以它會相信這個節目是真的,然后等待每天救我。
超現實與真實之間存在多種界限。某些時候,“相信”可能成為解構這些界限的一種力量,從而使超現實成為現實的一部分。魯迅曾經為孩子求救,只不過《狂人日記》將求救的呼吁轉換成狂人的臆想。《寬吻》中的每一個人物都無比清醒,臆想的主體只能由海豚承擔——救起不幸的落水者。當然,從事文學寫作的小說作家知道,他們與自己筆下的海豚相去無幾。因此,我想說的是,《寬吻》中的海豚如同作家為自己撰寫的一個寓言。
(作者單位: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6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