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敘事的新變與獨特價值
在當代中國的文學版圖上,一股以動物為敘述核心的創作潮流已蔚為大觀。從烏熱爾圖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到楊志軍的《藏獒》,從陳應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到王松的《雙驢記》,從次仁羅布的《放生羊》到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黑焰》……動物敘事成為新時期以來特別是新時代以來頗為引人矚目的文學現象之一。我這里所說的“動物敘事”,是指以人與動物的生命關系為敘事核心,聚焦非人類生命主體性與存在價值,并通過人與動物、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糾葛與情感聯結,來回應現代性進程中人類所面臨的價值危機與精神困境的一種敘事類型。它既不同于傳統寓言書寫中動物的符號化運用,也有別于兒童文學中常見的擬人化修辭,而是依托獨特的動物話語方式,立足民族生活與生命經驗,以文學的方式表達作家的現實思索,從而為當代文學創作注入鮮活而持久的生命力。
傳統根脈與外來鏡鑒:當代動物敘事的生成語境
這股創作熱潮并非偶然,而是在傳統積淀、西方影響與時代境遇三重維度的合力作用下應運而生。
中國古代有關動物的倫理思想源遠流長。譬如,道家“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齊物思想,揭示了天人不相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智慧。儒家強調“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將道德關懷從人際擴展到了整個生命世界。從孔子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到宋明理學的“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始終保持著一條超越狹隘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血脈。佛家東傳后,“眾生平等”“戒殺護生”的理念與本土“物老成精”等民間信仰相融合,將一種尊重生命、慈悲為懷的倫理態度內化為中國人的生命體驗與精神傳統。這些思想資源蘊含著豐厚的生態智慧與和諧理念,早已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為中國當代動物敘事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傳統的倫理根基與精神依歸。
20世紀興起的西方動物解放思潮,不僅為世界范圍內的動物敘事開辟了新的話語空間,也為中國當代動物敘事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參照。從彼得·辛格《動物解放》中“一切動物均為平等”的主張,到湯姆·里根對動物生存權利的論證,再到瑪莎·努斯鮑姆、唐娜·哈拉維、凱瑞·沃爾夫等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動物權利”“人與動物之關系”的拓展……這些理論資源極大地豐富了當代動物敘事的理論基礎,也在相當程度上參與塑造了中國作家的創作視野。當然,這種影響更多體現為一種時代性的思想氛圍和問題意識的共振,中國作家并未簡單移植這些理論,而是將其與本土“萬物有靈”“天人合一”的文化傳統相融匯,在對話中生發出具有自身脈絡的敘事路徑。
更為關鍵的是,在不斷加速的現代化進程中,現代人類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精神挑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也經歷著結構性重塑。隨著生態保護實踐的廣泛推進、生態保護意識的深入人心,作家們對于動物敘事、對于人與動物的關系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因此,當“人類世”的困境正在叩問著我們每一個人時,中國當代作家給出的回應是:敞開胸懷面對世界性的思潮,同時回到自身的文化傳統中去尋找答案。中西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一場深刻的對話由此展開,敘事范式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主體覺醒與視角革新:動物敘事的倫理范式轉型
無論是烏熱爾圖筆下鄂溫克森林中那頭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公鹿,還是陳應松筆下神農架深處那只孤獨起舞的豹子,抑或王松筆下那兩頭以自焚完成終極反抗的黑驢,這些當代敘事中的動物形象,與傳統書寫中的動物已判然有別。自先秦早期動物寓言,到以《詩經》比興為代表的詩歌傳統,再到魏晉志怪、唐宋傳奇直至明清小說,動物始終以“文化生命”的姿態發揮著敘事載體與道德寓意的功能。而在當代作家的筆下,動物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性。它們不再是道德說教的符號,也不再是倫理規訓的媒介,而是擁有獨立情感、意志與尊嚴的生命實體。正如張煒在《三想》中所言,人與動物之間“不是高級動物與低級動物的關系,更不是人與動物的關系,甚至也不是一種動物與另一種動物的關系,而是地球上的一種生命與另一種生命的關系,這才是真正的平等”。這種平等,正是當代動物敘事倫理變革的起點。具體而言,這一轉變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
其一,動物形象實現了從“轉喻型”到“擬實型”的根本變革。所謂“轉喻型”,指動物主要作為意義的載體,服務于人性議題的象征性表達,屬于“以獸喻人”的敘事傳統;而“擬實型”則意味著作家致力于還原并再現動物作為生命本體的真實面貌,賦予其不可化約的生命價值。在烏熱爾圖的《七叉犄角的公鹿》中,那頭雄壯的公鹿不再是獵人的附庸,而成為鄂溫克民族精神的象征。楊志軍的《藏獒》中,“岡日森格”以忠誠、勇敢與智慧成為青藏高原精神的生動寫照,其個體生命的終結也喻示著傳統草原秩序的改變。郭雪波的《銀狐》中,銀狐“姹干·烏妮格”的生存抗爭,則映照著人類尋找精神家園時的掙扎與希冀。這些動物形象的塑造,使人與動物、動物與動物、動物與環境之間的倫理關系獲得更為豐富的表達,非人類生命本身逐漸成為被發現的主體性存在。它們在各自的文本語境中展現出不同的生命特質:有的堅韌不拔、鍥而不舍,有的勇敢機智、威猛無畏,有的友好忠誠、情感豐富,有的純凈通透、率真質樸。作家在創作中著力渲染和塑造動物的情緒與性格,使其鮮明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由此展現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其二,敘事視角發生了根本性翻轉,由“人看動物”轉向“動物觀人”。很多當代作家轉而采用動物視角作為主敘述視角,以非人類的感知方式觀察、體悟人類世界。這種間離效果使敘事獲得了獨特的批判鋒芒與倫理反思空間。遲子建的《越過云層的晴朗》以一條大黃狗的視角展開敘述。它雖通曉人事,卻并不懂得“文革”給主人帶來的精神創傷,只記得日常相處中的溫馨與善意。這種“局外人”的目光溫潤地弱化了歷史的沉重,敘述筆調隨之輕快舒展,讓讀者獲得了不同于一般傷痕文學的審美體驗。陳應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則走向了另一個方向。小說通篇以豹子“斧頭”的第一人稱展開。在神農架,它以一種全然非人的目光打量著那個野蠻而破碎的世界。這種視角賦予敘事一種近乎殘酷的清醒——當人類與動物的生命空間已無路可退,孤獨的豹子便成了這個時代最后的見證者與言說者。莫言的《生死疲勞》更將這一手法推向極致。小說以西門鬧的六道輪回為主軸,讓其先后化身為驢、牛、豬、狗等動物,每一世都以動物之身審視鄉村歷史與人性變遷。動物之軀與人的記憶重疊在同一個角色身上,使小說在荒誕中抵達真實,于戲謔中完成了對歷史與命運的深沉叩問。
其三,在倫理模式上,當代動物敘事拓展出更為復雜的道德困境與思考空間。賦予動物以生命尊嚴,這只是敘事的起點。真正復雜的地方在于,當動物化身為一面映照人性的鏡子,人與動物的相遇便不再止步于溫情脈脈的和諧共處,而是不可避免地轉向對人性潰敗的審視,乃至對文明本身的追問。陳應松的《太平狗》中,忠犬“太平”歷盡磨難瘸著一條腿回到故鄉,它的主人程大種卻永遠留在了城市——狗回去了,人回不去,這一事實本身就構成了殘酷的對照。笛安《莉莉》中的母獅莉莉,半生的飄零與困惑,何嘗不是現代人精神處境的隱喻?它在原始野性與人類情感之間游移,映照出我們在文明與本能之間永恒的搖擺。王松《雙驢記》中黑七以自焚完成的終極反抗,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中老黃牛面對死亡時的平靜從容……這些作品都把人物推入無從逃避的倫理困境。無論人還是動物,都被置于選擇的夾縫里,無法以現成的善惡標準簡單裁斷。而鏡子所照見的,不只是個體的道德困境。當現代性浪潮不斷沖刷著民族的文化根基,動物便成為承載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的媒介。烏熱爾圖筆下的公鹿與馴鹿,阿來筆下的鷹與蛇,郭雪波筆下的銀狐與蒼狼……這些深植于民族民間土壤的動物形象,映現出文化根脈的斷裂與堅守。
去符號化的形象塑造、視角的翻轉,以及倫理困境的深度開掘,這三個層面共同指向同一個核心命題:人與動物的關系,正從“人與物”的支配邏輯,轉向“他者與我”的倫理相遇。這種轉向,讓文學獲得了深度介入當代精神危機的敘事能力,也使動物敘事從一種題材類型,升華為具有倫理實踐意義的文學品格。
生命共情與文明互鑒:動物敘事的多維價值及世界面向
正是這種以動物為主體的敘事轉向,使當代動物敘事獲得了超越文學本身的多重價值。首先,從文學自身層面看,這些作品通過對動物生命的倫理關懷、對人心的喚醒,以及對理想民族性格的塑造,深度介入現實生活與精神處境。譬如,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黑焰》、陳應松的《豹》等長篇小說,阿來的《蘑菇圈》、王松的《紅駱駝》等中篇小說,烏熱爾圖的《一個獵人的懇求》、次仁羅布的《放生羊》等短篇小說,共同構成兼具民族根脈與世界眼光的敘事譜系,為中國文學參與全球倫理話語的建構提供了扎實的文本支撐。
其次,就社會價值而言,當讀者在跨越物種的情感共鳴中重新感知生命的重量,其對自身的理解、對他者在世界中位置的認知,都在悄然改變。當代動物敘事從生態倫理層面看,是對“生命共同體”理念的文學回應。它通過賦予動物以主體性,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的認知習慣,促使讀者在情感共鳴中反思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動物不再只是被書寫的對象,而是與人共同構成了敘事的主體。這樣一種寫作實踐,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情感認同基礎。同時,它也是對現代性精神困境的深度療愈。在技術理性日益膨脹、人與自然日益疏離的今天,這些故事通過呈現人與動物之間的真摯情感,喚醒人類被物質主義遮蔽的良知與善性,為迷失的現代心靈尋找精神家園提供了寶貴的敘事參照與情感慰藉。正如有學者所言:“我們與動物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不可簡化的多重的、錯綜復雜的、可以被重塑的關系。”
從更宏闊的視野看,植根于“天人合一”傳統與“萬物有靈”信仰的中國動物敘事,正以其獨特的地方性知識回應全球性的生態困境,為世界文學貢獻不可替代的中國經驗與倫理智慧。烏熱爾圖、阿來、石舒清等作家深植于民族民間土壤的創作,以各具特色的方式將中國的傳統生態智慧呈現于世界面前。從燦爛的文明和悠久的文脈中開掘資源、汲取營養,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構建具備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動物敘事話語體系,中國動物敘事必將在世界文學版圖上綻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為全球動物敘事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經驗。當然,中國當代動物敘事仍處在探索與生長之中。也正因如此,這一敘事類型才值得我們持續投以深切的關注與期待。
[作者系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本文系2024年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重點項目“中國當代動物敘事的譜系建構研究(1979-2023)”的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