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技術重置與主體之“間”一一再論“文學是人學”
引言
在電影《攻殼機動隊》的尾聲,脫離了肉體的傀儡師從容又篤定地說:“你們人類的DNA也不過是一段被設計用來自我儲存的程序。生命就像誕生在信息的海洋中的一個節點。我是誕生于信息海洋中的生命體。”這段宣言刺穿了人類文明賴以生存的價值確認。一是生物基因的絕對主權,二是人文主義關于“人是萬物之靈”的驕傲。傀儡師將DNA降格為一種程序,一種自我復制的模因(Meme)。在理查德·道金斯的定義里,模因是文化中可復制的信息單元,它寄生在宿主大腦中,通過模仿而傳播。這一理論在數智時代獲得了現實投射:人們的政治立場、審美趣味、消費習慣乃至情感反應正越來越多地被算法模因所塑造。
這種技術現實與人類文明延續已久的自我認知之間,構成了尖銳的、結構性的矛盾。縱觀歷史,人類一直在通過各種方式捍衛自身的特殊性:從宗教傳統中對神之形象的堅守,到《西游記》“心猿歸正”的修行敘事,再到啟蒙運動高舉的理性火炬。即便在19世紀末,達爾文與赫胥黎揭示人類與動物的關聯性,生物學革命也并未動搖人類作為萬物之靈的自信。特別是在1980年代“文學是人學”的復歸浪潮中,主體性更是躋身于不可撼動的價值領域。然而,數智技術的邏輯卻正在對“文學是人學”所依托的現代主體根基釜底抽薪。如海德格爾所警示的,現代技術作為一種“座架”(Gestell),正在將一切存在者都塑造為“持存物”。吉爾伯特·西蒙棟也指出,技術通過“遞階”已經演變成一種自我維持的復雜系統。人們越來越可能將認知權力讓渡給技術系統,享受智能帶來的便利,而在不知不覺中放棄理性主體的地位。
“人”的形象并非自然給定,而是由特定的認知技術所塑造。生物和醫學作為第一代現代“知識型”,將人從道德載體重構為可觀測的生物客體,精神分析進一步挖掘了人的內在深度。而今,算法、界面與大數據作為新一代認知技術,則能夠扁平化地識別、處理信息。學界近期研究已有揭示,“以人工智能為標志的高科技日益深入地影響人類世界,甚至達到了有可能改變人性與人類文明基本形態的程度。”[1]面對這一認知圖景的劇烈變遷,本文引入知識考古學方法,拆解“文學是人學”這一元命題,不再將其視為靜態的本質規定,而是置于技術哲學的視野下,檢視其在認知技術迭代中的范式轉換。
一
“人”的現代知識空間:解剖、進化與內面的發現
“文學是人學”提法至少可溯源到胡風、錢谷融、劉再復等人的文學觀。1980年代對文學主體性的關注,延續了以啟蒙為核心任務的新文化傳統。這個被反復言說的“文學是人學”命題,即便來源有諸多差異,至少在1980年代重提的時刻,人們主要感受到的還是人道激情和美學自覺。“以劉再復為代表的理論家雖然側重于從理性的層面展開自己的理論建構,但在精神上,與1980年代中國文論界、美學界,甚至是整個社會的激情化與浪漫化氛圍是一致的。”[2]也正是在那時,這句口號幾乎升格為了文學研究的公理。回望此命題要先排除對于胡風、錢谷融、劉再復等人的具體思想指代,而是以知識論的方式,將其壓縮打包為一個自1980年至今社會上關于人文思想的整體共識及對人文理想的強烈認同,這也是我們再次探究它的一種感性前提。站在這個立足點往上回溯,進一步發現“文學是人學”作為現代知識型(Modern Episteme)的奠定過程。前現代時期被視為性情和教化之傳達的“文學”尚未形成以“人”為本質規定對象的元命題,現代知識型則扭轉了這一切,把“人”置于自然歷史序列,把它當作一個可被觀察和分析的實體。
在漫長的古典時代,身體一直被包裹在神秘與禁忌之中。中國的傳統醫學講求人體與自然的契合,健康是天命的提示,病痛也就成為道德失序的顯影。這種認知決定了文學對待身體的方式:身體是欲望與衰朽的悲劇舞臺,是命運和德性的圖解。
現代解剖學的興起改寫了這一圖景。維薩里《人體的構造》所代表的實證觀察精神,并非單純地“發現”了身體,而是以理性的手術刀強行劃開了皮膚的屏障,將身體納入到可見的知識秩序。在過去,即便人體已經被文藝復興運動大肆贊頌過,但在根本層面身體仍是上帝精巧的造物,其內部運作原理屬于神的奧秘。威廉·哈維的血液循環理論,又為這臺生物機器找到動力傳輸的管道。知識的逐層累積觸發了托馬斯·庫恩所言的“不可通約”的范式轉換:身體從充滿神秘目的論的有機整體,被剝離為可拆分的且可重新縫補的機械構造。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石破天驚地提出了“人造人”的倫理議題,正是基于對整體性破壞,而身體竟然能夠淪為一地零件的恐懼。這一輪醫學范式的轉移,通過庫恩意義上的“革命”,將人從神學目的論的有機體中連根拔起,拋入機械唯物論的物理對象序列,從而重塑了現代西方理解“人”的基本坐標系。
這一認識框架深刻內化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臨床凝視”。魯迅在仙臺醫專的解剖學學習經歷是其文學世界的關鍵鑰匙,“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3]醫學隱喻貫穿了寫作生涯,華小栓的肺癆是生理之疾,華老栓一家至茶館眾看客對人血饅頭的迷信則是精神之愚,魯迅將這兩種“病”并置呈現。解剖學又另外賦予了魯迅一種去道德化的凝視。在《祝福》中,祥林嫂最后的形象是“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4]這個細節之令人記憶猶新并非因為它訴諸同情,而在于它精確捕捉到一個生命精神熄滅后,僅存的微弱的生理標識。
事實上,并不是新文學發掘了人,而是巨變的環境發現了人的奧秘,從而誕生新的民族“造人”神話,晚清科學小說中已顯露出對“人”進行機械重構的早期焦慮與嘗試,《新法螺先生譚》(1905)更激進地預演了身體的機械化:軀體與靈魂分離,電力成為腦部動力源。將靈魂物質化、將肉身系統化的文學想象,正是晚清知識人在科學沖擊下,對人何以為人的命題做出的第一次現代性應答,這昭示了現代文學接管的最初的“人”,就已經是一個具有物質性、可被技術分析與置換的客體。這一客觀實在性的根源,福柯曾于《臨床醫學的誕生》中如此闡釋,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醫學革命,標志著一種全新的“醫學注視”(the medical gaze)的誕生。在此之前,疾病被視為偏離常態的現象,醫生關注的是古典的分類,而現代臨床醫學則要求醫生把活生生的、溫熱的人置于解剖學家的手指之下。換言之,“醫院只是對這些軀體的機能秩序進行托管的一個中性空間,醫生則是被醫學委托了的肉身而已。”[5]這種注視不再受限于表象,而是直接切入身體內的空間結構。
解剖學開始從內部拆解身體的奧秘,達爾文的演化論則從外部給予了“人”的崇高地位致命一擊。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這個理論設想是,包括人類的所有生命形式皆源于共同的祖先,在漫長歲月中通過“自然選擇”這一冷酷機制,適應環境的結果。人類,不再是上帝照著自己的形象所造,而是從猿類演化而來的無數物種之一,是自然歷史長河中一段偶然的篇章。這一觀念傳入清末的中國時沒有實現完整的知識移植。嚴復譯介《天演論》(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時摻入了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讓“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從兩個層面重塑了中國人對“人”的理解。
其一,它動搖了傳統哲學中形而上學的價值基礎。人不再秉受天命,居于宇宙核心,而只是自然界殘酷競爭的參與者。對中華民族尊嚴的貶抑,以及我們是否是“適者”的捫心自問,激發了一種強烈的、基于生物本能的自強意識。它催生了大量呼喚“強種”“新民”的敘事,在文學塑造時,人物形象開始丟掉了傳統儒家士大夫“修身”的道德規約,而用強悍的生命力證明自身正當性。晚清小說主人公的人名就多有這種強調意志力的強烈暗示,比如《新中國未來記》黃克強、《電世界》黃震球等。黃克強反復申辯物競天擇的公理,強調若民德、民智、民氣不具足,中國便會在生存競爭中淪為劣敗一方。這里的“民氣”其實已成為描述生物適應力與競爭意志力的術語。
其次,進化論更深層的介入,為理解人性的復雜與矛盾提供了一套自然主義的話語體系。如果人源于動物,那么人性中那些非理性和攻擊性的一面,便不再是需要道德教化的“惡”,而可能是漫長進化中沉淀下來的、有助于生存的基因遺產。這為科學打開了一扇長驅直入的方便之門,文學則借助于科學的框架,深入挖掘人性與動物性之間的模糊地帶。在此視角下,作家得以更坦然地將人視為一個充滿原始本能、在文明與野蠻間掙扎的、未完成的自然造物。在魯迅1907年的文言論文《人之歷史》及1918年的小說《狂人日記》中,他依據進化論指出人類由蠕蟲漸進演化,并指出吃人者有“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6]這比喻是進化論視角下對人性的生物學定性,所謂仁義道德,掩蓋不了人類作為雜食哺乳動物互相吞噬的殘酷本能。“救救孩子”,本質上是一個進化論者對“新人種”誕生的絕望呼告,隱含了對“人”這一物種在進化鏈條上能否實現自我超越的深切疑慮。
物種起源說與解剖學在19世紀末奠定了現代知識型的基石。如果說解剖學是將“人”從神圣形象中剝離出來,那么物種起源說則進一步將其拋入“物競天擇”的冷漠自然史。兩者合謀塑形了現代主體:人不再是萬物的靈長,而是Homo sapiens物種序列中的一個樣本。這一知識型的確立為中國現代文學處理“人”提供了全新的解釋框架。“人”的文學書寫,由此獲得了科學實證主義的庇護。
在身體的自然屬性確立后,一個幽深的領域便亟待勘探:心靈。傳統的“心”之學傾向于認為心靈是一個不假外求的先驗場域,有自然性色彩,人通過修養自能抵達澄明狀態。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卻提供了一張截然不同的心靈地圖,意識不過是冰山一角,其下潛伏著龐大、黑暗且洶涌的潛意識海洋。通過對明治以降日本文學的考察,柄谷行人敏銳地揭示了現代“內面”(Interiority)的被建構性,心理深度并非人類固有的本質,而是在19世紀作為一種特定的認識論裝置被發明出來的。“內面”的生成,與現代知識型對“人”的重構同步。“自我作為自我而得以存在,是需要別的條件的。……弗洛伊德認為,從前沒有內面也沒有外界,在外界是內部的投影的情況下蒙受外傷的性欲內向化時,內面作為內面、外界作為外界才開始出現。”[7]“內面”裝置的介入,重構了文學書寫的可能性疆域。文學獲得了向內轉的合法性,它將目光投向動機、潛意識與情結,致力于勘探那個被技術所共同塑造的深度主體。
20世紀20年代始,心理分析理論開始進入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施蟄存自覺實踐了“心理分析小說”,甚至開啟了文學批評實驗,“一個女人的生活力,就維系在這兩種欲望或任何一種上。母愛是浮在單四嫂子的上意識上的,所以作者描寫得明白,性愛是伏在單四嫂子的下意識里的,所以作者描寫得隱約。”[8]在當時,直接挪用弗洛伊德理論剖析魯迅筆下人物的潛意識動機尚屬罕見,因此此文一出引發了嘩然,但這標志著精神分析作為一種認知技術已開始測繪中國人的內在宇宙。精神分析真正作為一種普遍性的認知框架席卷中國文學界,則要等到1980年代。這場遲來的“弗洛伊德熱”接力了人道主義討論并形成了奇妙共振。“198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精神分析引論》之后,1986、1987兩年間,作家出版社、中國民間文學出版社、安徽文藝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遼寧人民出版社等,把弗洛伊德的十幾本著作全部出版。有的著作還由幾家出版社重復出版,有的著作重印數次,印數極大。”[9]人道主義討論旨在從政治哲學上,將“人”從階級斗爭工具重新確認為目的本身;而弗洛伊德熱,則回答了寫人的什么這一操作性問題。它為人道主義所呼喚的那個完整的“人”,填充了具體、復雜甚至驚世駭俗的心理內容,也標志著整個社會對探索內在自我的饑渴。王安憶的“三戀”深入情欲與倫理的模糊地帶,將愛呈現為一場交織著本能、權力與自我建構的多方角力。
至此,解剖學打開了身體,進化論置換了人的起源,精神分析和“內面”則挖掘了心靈。文學要面對的“人”,已經是一個剔除了神性、擁有復雜生理-心理機制、充滿深度的現代主體。這個主體,因其客觀性而可觀察,因其自然性而可分析,因其深度而可無限闡釋。他完美地契合了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文學的諸多政治的和審美的規約,也正是在堅實的認知地基上,“文學是人學”的命題才得以在1980年代完成其理論加冕。
二
信息節點和界面化生存:認知技術重置下的“人”
歷史的吊詭在于,當這套現代認知范式將“人”塑造得無比豐滿之時,數字時代的降臨卻開啟了對人的反向削平。現代知識型苦心建構的“人學”大廈,正面臨著被數據化的局面。這不是單純的媒介更迭的結果,而是認知范式的一次強制性重置,新的認知技術接管了對“人”的闡釋權,它悄然滲入人的感官和記憶,并重組人的交互方式。不是在工具層面的修修補補,人在本體論意義正漸次實現著遷移:技術開始改寫人的構成材料。當“人”的基石被連根拔起,“文學是人學”所依賴的經典主體,便懸置于這片新大陸上。
媒介變革引發了一系列的后果,在尼爾·波茲曼看來是人類“童年的消逝”,孩童的世界被新興媒介進行無差別的信息滲透,從而失去了紙質印刷時代的“孤立的讀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傳統,在深度閱讀過程中,“讀者及其反應跟社會環境脫離開來,讀者退回到自己的心靈世界。……整個閱讀過程,作者和讀者仿佛達成共謀,對抗社會參與和社會意識。”[10]但麥克盧漢又從整體人的功能層面樂觀地認定“媒介是人的延伸”,道出技術并非身外之物,它改變人的感官比率,望遠鏡延伸了眼睛,廣播延伸了耳朵,視覺聽覺的增強共同擴展了人類經驗的邊疆。無論是波茲曼所謂的心靈世界的存在,還是麥克盧漢的延伸比喻,其背后皆帶有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他們將媒介視為服務于人類感官的外部事物,尤其是麥克盧漢幾乎將其視為人體的可組織“器官”,“‘身體’與‘人類’才是麥克盧漢思考媒介與技術的出發點”,他的觀點一言以蔽之,是“‘人文主義’傳統在數字時代的‘延伸’。”[11]
德國媒介理論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批判更為激進。他認為,技術媒介并不意在延伸人體,而是具有自主性邏輯,能夠斬斷并重組人體感官。信息論之后的媒介,如留聲機、電影、打字機等處理的是脫離人類語義的純數據流,它們按照自身的硬件邏輯(光學、聲學、電磁)來分割、存儲和傳輸信息。那么人類又是什么呢?對于信息而言,可能不過是這些信息系統沖刷流過的節點。法國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走得更遠。他認為,技術不是人的延伸,而是人的構成性條件。他將外化的技術記憶,比如石刻、書籍,或者電腦硬盤稱為“第三持存”,區別于遺傳得來的第一持存(本能)和個體意識中的第二持存(記憶)。人類之所以為人類,恰恰在于我們能夠將記憶、知識和經驗存儲在自身之外的這些技術載體中,并與之共同進化。人這種“代具性”存在,必須依靠技術器官來彌補自身生物性缺陷,“人在發明工具的同時在技術中自我發明”。[12]
在由代碼驅動的世界里,算法的服務器承擔了認知和理解人的工作。弗洛伊德曾試圖通過語言、夢境這些晦澀的通道,潛入幽深的潛意識海洋,這種挖掘從動作上其實預設了“人”擁有一個需要被努力解讀的內在。然而,今天主宰我們生活的算法邏輯,卻翻轉了這一認識論。正如基特勒指出的,算法對潛意識的幽暗毫無興趣,它們只處理可被形式化的信息。何為形式化?就是能快速被捕捉到的清晰的凸起及走向。在這種技術格式下,感情變得多余,經驗則在蒸餾過程之后流失了營養,作為“剩余物”被系統放棄。依照安德烈耶維奇對監控資本主義的分析,平臺將交互行為轉化為原始數據(raw data),高效地產出“數據影子”以實施預測。悖論在于,它們用以尋找潛在經濟利潤的“用戶畫像”越是精準,活生生的人就越是缺席。算法無需理解人,它只需要計算出用戶的行為概率并推出相應的服務。于是,傳統人文主義所珍視的“理解”本身,試圖穿越差異去觸碰另一個主體的熱情企圖就成為了極度低效的行動,可以從實踐中實現的寶貴的主體間性消散了。我們并未失去深度,但失去了被技術系統“承認”人有深度的必要性。理解之失落,或許正是數智時代“文學是人學”所面臨的真實困境。
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中科技含量最高的文本——科學家報告文學及以科學家為主角的現代小說,它們如何描繪人和科學的關系呢?反直覺的是,關鍵的思維躍遷并不發生在科學實驗室,以徐遲《哥德巴赫猜想》為例,“攀登是徐遲此文用以貫穿全篇的關鍵意象……從馬克思到陳景潤,他們分享了科學工作者勇攀高峰的姿勢,也形象地使科研行為變得易于感知。”[13]對科學發現突破的描寫,往往刻意摒棄對科學革命結構的客觀數據化描述,而將科學家的“驚險一躍”塑造為激動人心的、排除了一切偶然性的經典人文主義時刻。在這一敘事邏輯中,數字與公式是人類意志的外部工具,科學家形象依然可以被順利回收進啟蒙主義后的“成長小說”脈絡里,其主體性愈發的完整且高貴。在傳統的以人及人之關系為中心的小說中,主人公通常是被外部世界的激烈碰撞后,通過個體努力實現人格屹立及內心頓悟來實現成熟。當個體成為網絡中的數據節點,敘事動力又是什么呢?
在網絡文學勃興的“系統文”中,人文主義圖景正在急速坍縮。以《大醫凌然》《我能看見狀態欄》等“系統醫療文”為例,主人公往往被綁定一個可視化的系統界面,它發布任務,完成后提供獎勵。人物的素養積累全部圍繞著系統派發的行動,行云流水的操作和立馬兌現的藥劑獎勵帶來了行動主體的刺激。“系統”就是橫亙于主體與現實之間的絕對中介,它主張理性行動者模型。醫生這個最具人文視野,尤其是在20世紀文化中國里最蘊含意味的形象,比如《在醫院中》的陸萍、《歲寒圖》的黎竹蓀、《人到中年》的陸文婷、《霍亂之亂》中聞達、《滄浪之水》的池大為……他們在道德與欲望、理性和規則間的掙扎和努力,忽然不成立了。系統醫療文的大夫們,似乎沒有被注入過醫學理想或道德律令,只是將工作內嵌于電子游戲的系統界面,扮演一個在醫學職場上打怪升級的游戲玩家。這反映出媒介的現實化與現實的媒介化兩種同時發生的趨勢。游戲里的玩家注重的不是精神的自我認知,而是快感通道的指認。事實上,一個人需要任何一種精神喂養都無可厚非,但如果淺表的數據能夠輕易占領快感通道,也就說明,這具主體喪失了與外部的博弈權和闡釋權,漸趨透明。
如控制論先驅諾伯特·維納所言,“信息,與其說是旨在儲藏,不如說旨在流通。對于人腦來說,沒有馬奇諾防線。……我們只不過是承前啟后的中介物而已。”[14]當媒介不再僅僅是人體的延伸,而是如基特勒所言斬斷了感官、如斯蒂格勒所言構成了記憶的“第三持存”時,人作為“代具性”存在的本質便暴露無遺。于是人與技術的界限開始崩塌,一種名為“賽博格”(Cyborg)的混合主體應運而生。唐娜·哈拉維提出的賽博格隱喻,精準描繪了這一境況。賽博格是控制論有機體的簡稱,指機械與生物體的混合存在。“我們都是賽博格”的宣言,意指我們不僅在心理和生存層面上與機器、信息系統緊密耦合,更意味著人的社會現實正由人機關系所構筑。這個打破了人與動物、有機體與機器、物質與非物質之間傳統界限的賽博格,正是在哈拉維看來的后現代世界主體。
手機和電腦,這些我們隨身攜帶的纖薄平板,已然成為了人與技術網絡之間的標配接口。文檔是基礎的工作界面,APP是展開個人生活的界面。斷開與手機電腦的連接,許多人會陷入認知的失能性焦慮。人們通過電子地圖導航城市,也通過它導航人際關系:因為導航協助了人類主動取消項飆意義上的“附近”。“支撐地圖功能的語式就不僅是一種關于‘是’什么的陳述語式,同時也可以是一種推動‘做’什么的命令語式。更重要的是,當導航產生的‘流量’(traffic)在地理信息空間和實在空間同時發生,一種涉及‘流量’這一信息時代核心資源的‘實踐活動’也越出了數字地圖,進入實在空間,并在這個過程中與資本、人和物的‘流動’結合,悄然塑造著空間自身的功能。”[15]代碼、算法與界面已深深扎根于當代人生命經驗的底層邏輯。界面化生存,意味著傳統的、基于肉身和面對面交往的完整主體性,正在被分布式的主體狀態所取代。人的意識于是部分地離開了曾長期駐留的大腦,彌散在瀏覽器的多個標簽頁里,懸浮在即時通訊的對話窗口中。
凱瑟琳·海勒斯的論述進一步將這種人技耦合推向認識論的深水區。她指出,后人類并不意味人類的消亡,而是一種對人類獨特性的去中心化處理,基于自由意志的,自洽而完整的人類主體形象便彌散開來。“主體性是突生的,而不是既定的;是分布式的,而不僅僅是鎖定在意識中的;是從混亂的世界產生并且與混亂的世界結成一體的,而不是占據一種統治和操縱地位并且與世界分離的。”[16]
這種生存狀態的嬗變,修改了文學的敘事邏輯。在劉慈欣的《三體》中,面對外星高等文明,人類整體的生存成為超越一切個體價值的絕對命題,個人的情感與道德顯得渺小,這本身已是對傳統人性敘事的巨大沖擊。小說始于葉文潔對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絕望,終于程心對人與宇宙關系的重新審視。《三體》是從文化層面上質疑啟蒙神話構建的“人”,越過形式直達人的本質,將后人類想象或構建引入了文學領域。在更為激進的科幻想象中,記憶可以移植,情感實現了數字化存儲。那個曾經統一連續的、基于生物軀體大腦的“我”變得可疑。文學通過這些想象逼迫我們回答:當承載意識的底層物質從血肉之軀,到“缸中之腦”,再到硅基和芯片,什么才是構成“我”的同一性的關鍵?甚至進一步,“我”真的重要嗎?真的有無法言說的第一人稱體驗本身嗎?人類真的獨特嗎?一連串追問標志著倫理關切的轉向:從獨尊人類,轉向思考生命與非生命、有機與無機、自然與人工造物混合體的權利與關系。“當人的生命形式從純粹的碳基,轉換為碳基-硅基的混合樣態,并且,這種新的生命形式不是特異性的而是普遍性的存在時,那么,人的物化問題就不僅僅在于外部形體或是生活方式,更在于人對于物的認識,乃至‘人-物’關系的重塑。”[17]這就是后人類倫理的核心場域,它要求我們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在一個所有行動者(即便ta是非人的)緊密糾纏的網絡上,重新思考正義、責任與共生的可能。
正是在這一轉向中,我們的情感結構暴露出一種分裂。面對非人行動者,文學(尤其是科幻文學)呈現出三種截然不同的反應姿態。第一,《銀翼殺手》與《人工智能》提供了“人”的同情:我們對復制人和大衛的悲憫,建立在他們也像人一樣渴望愛的認識前提下,這看似超越了人類處于萬物中心的窠臼,實則仍將“人性”作為唯一的救贖尺度。第二種,《機械姬》釋放出恐懼:當機器人艾娃展現出理性表演與殺戮本能,人們驚恐地發現,被奉為圭臬的“人性”本身包含著巨大的惡,且此種惡通過數據學習能自然延伸至非人行動者身上。第三種尤為反諷,即《西部世界》式的自戀滿足:即便德洛麗絲們覺醒并掀起了對人類血雨腥風的復仇,她潛意識里仍在追尋伯納德(福特)的認可,仿佛無論智能如何演化,人類依然是那個扮演上帝的“造物主”。這三種姿態,無論悲憫、恐懼還是欣慰都暴露了我們難以擺脫的“擬人情結”。一個像人且友善的人工智能是安全的,可一旦對方表現出異質性,危險的雷達警鈴大作,人類的同情便凍結了,取而代之的是戒備或將其馴化的企圖。這種自戀是人類在面對“人”的定義權被數據化接管時,一種本能的、自憐的情緒。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技術哲學所描繪的關于“人”的圖景,從斯蒂格勒的代具性存在,到哈拉維的賽博格,再到海勒的后人類……正在與我們的情感現實發生劇烈的摩擦。一方面,“文學是人學”命題所依賴的對現代主體的深度想象正在瓦解;另一方面,我們的文學與情感卻仍緊緊攥住那個有深度的人不放。關于“人”的“知”和“感”的錯位便是今天最大的困境。我們自然能夠將“人”只理解為基因的或者歷史的容器,連續的“我”可能正是數據流的幻覺,但我們不還是只能在人類語境中去感受世界嗎?雖然劉慈欣早就呼吁要“超越自戀”,但自戀是我們目前借以理解這個正在被算法解析的世界的固執支點。再一次,我們需要將“文學是人學”這個宏偉的命題懸置起來,在新的技術地平線上,重新尋找文學言說人類狀況的可能。
三
文學生產的變局與“人學”命題的再問題化
我們現在要將目光從宏大的“人”之定義,收束至具體的“文”之現場,問題隨之浮現:在數智時代,文學究竟是一種正在消亡的前數字時代的遺存,還是人類特有的不會被歷史長河沖刷掉的表意方式?如果沿用工業時代以來的“經驗論”,將文學視作作家個人生活經驗的蒸餾與結晶,結論注定令人沮喪。因為經驗本身完全是可復制的惰性因子,大語言模型能夠以遠超人類習得的效率,模仿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文學經驗。這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界定“文學”邊界,如果讓文學等同于語言經驗的數據化重組——正如許多AI寫作那樣,那么它自然可以被算法輕松取代,這一點劉慈欣已經在《詩云》里用太陽系的算力論證過(只不過實踐主體是宇宙高等文明而非AI)。因此,本文將“文學”的含義窄化為人類的寫作行為。只有當我們把“文學”從廣義的文本生產中剝離出來,聚焦于這種人類獨有的、具有過程性的意義活動時,我們才能將“文學是人學”命題的討論再度問題化:作為一種人類精神生產形式的文學,該如何重新定義自身的存在?
在傳統的文學觀念中,作者是文本意義的源頭,作品是個人經驗的升華。因此,柳青、路遙等現實主義作家的寫作姿態才被如此重視。只有處于文學生產的絕對核心,作家深入生活、文學介入現實才得以可能。這種中心地位,根植于現代“作者權”(Authorship)的法律觀念建制,其權威性源于那個被確認的、獨一無二的署名主體。然而,這種基于個體獨創性的文學生產觀,正在被當下的數字書寫條件所重構。首先要被重新理解的便是作者的“去中心化”。不是羅蘭·巴特“作者之死”的理論宣告發揮了效用,而是數字文化的生產關系正在改造內容的出產邏輯。網絡文學的平臺機制便是最鮮明的例證,作者的“原創性”雖然仍受維護,但在實際的生產場域中,作者卻并不處于一個孤立的中心,因為他被緊密嵌置到了一個由讀者即時反饋、平臺算法分配與資本預期約束共同作用的實時網絡里。
即便是在標榜“原創”的頂級網文大神身上,也具備了分布式重構的生產要素,以愛潛水的烏賊《詭秘之主》為例,每更新一個“魔藥序列”或“途徑設定”,便會引發讀者在社區內的即時考據與二次創作;而作者本人表示會參考讀者對設定的追問來調整后續伏筆鋪設。《詭秘之主》連載期間作者多次表明常看起點“本章說”以查漏補缺并獲取靈感調整后續劇情。[18]這提升了文學生產的迭代效率,使其成為一種高度適配平臺生態的動態過程。與作者一同發生質變的,還有現代版權法所守護的那個完整、封閉、自足的“作品”概念,文本不再是以定本形態存在的紀念碑,而更像是液態化的、可再生的“文學信息體”,開源創作社區中一個故事開頭能分裂出無數分支世界。“不同IP的故事創意及敘事資源被眾多作者提取,這使得故事原本的整一性消解,去中心化成為網絡文學數據庫寫作的分布模態。”[19]如此,讀者的經驗就能暢行無阻地穿梭于小說、同人圖、跑團規則與影像成品之間。進一步看,生長于網絡平臺的文學信息(暫且放棄使用“作品”這個詞)的價值衡量標準往往從審美深度轉向傳播效率、情緒喚起與話題度。從根本上看,“‘平臺文學’已全面地突破了‘小說’的規范體系”,[20]借助技術邏輯即算法,其存在方式已深度嵌入數字資本主義的內容生產鏈條。
可以引入馬克·安德烈耶維奇關于“監控資本主義”的論述來分析數據被選擇和投放的基本邏輯。他將互聯網的運作方式類比為一種新型的資源調配。已存在的文學文本,即便是經典文本,也可以變成被平臺持續關聯的“數據原料”。這即是在上文中將“人”和“文學”分開論述的必然原因:大語言模型對“文學”與“人”的“分割”,是一個更大的“離散化與重組”進程的一部分。人的經驗、文學的形式,在被拆解為可計算的數據單元后,獲得了無數新的排列形態,以供算法重組與預測,這為文學的跨界融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人機協調的局面制造了更為海量的文本,文學的生成主體不再是一個先驗的“人”,而是人機耦合、數據反饋、平臺中介的臨時網絡節點。
如果文學的經驗正在被數據化,那么真正的變革已經發生了:文學試圖捕捉和塑造的“情感結構”也正被數據結構“格式化”。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情感結構”概念,指的是一代人正在變動的生活中所共享的、尚未被固定為正式意識形態的活生生的感受。這種感受的微妙與矛盾,正是文學表意的動力。然而,相較于感受所需要的鮮活的回彈力,算法留下的是一種相對扁平的空間。由于算力的迅速回收,感受面臨被“預制”的可能。APP或者平臺的界面設計,本身是需要數據流的清晰可察,隱形的河道也就一定程度在規定情感的表達方式與流動方向,僅僅通過技術性的“過濾”即可實現。以UP主“衣戈猜想”的《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為例,[21]視頻本身蘊含了復雜的時代情緒,但在傳播過程中,平臺的數據結構傾向于將其歸類入“治愈”、“勵志”或“販賣苦難”的標簽。觀眾復雜的情感共鳴被“一鍵三聯”(點贊、投幣、收藏)所收集,而難以被平臺技術容納的其余表達只能暫時折疊。事實上,愿意在評論區發聲表達的情緒(多數讀者往往選擇“已讀不回”)具有更強的烈度,從而形成了一股壓力,迫使內容生產者在下次創作時,必須預判這種被數據驗證過的“有效情感”。處在數據反饋、大眾期待和苦惱情緒多方夾縫中,UP主“衣戈猜想”在身陷海量質疑但又不得不回應的困境中去實施“表演性”回應,其與受眾之間的真誠聯結被異化為流量計算的博弈。久而久之,威廉斯所珍視的那種動態生成中的、充滿流動的模糊性的“情感結構”,在平臺的數據網絡里便成了一種既可以被放大的噪音,或者又能被退化為結構性的沉默。
與紙媒時代的標準大相徑庭的是,蔓延于網絡平臺的文學信息依靠的不是審美深度,而是傳播效率。文本的多義性深度常遭忽視,因為在注意力經濟時代,只有能夠瞬間擊穿受眾心理防線的情緒強度,才是分配關注力的絕對主導。文學必須承認自身面對著情感表達方式本身被數據邏輯裁剪的處境。在各種界面下運行的文學信息更多時候都作為認知設施,嵌入在數字資本主義的生產鏈條中,負責調節人與技術、人與世界之間的感知間距。面對如此表意環境,“我們再也無法天然、直接地真正獲得這種整體性視野——它必得依賴于對特定‘區塊’及其規約的發現與融入,同時經由超脫于這種融入實現對不同‘區塊’及所指示‘現實’的反思性聯結”。[22]這或許意味著,真正的任務應是以清明的視野,去澄清“文學是人學”的當下指涉,重新搭建屬于這個時代的“人學”與“文學”的精神空間。
當我們將目光從宏大的“人”之定義轉向具體的“文”之生產,會發現當下的文學正在發生一種功能的分化,雖然分化一直都有,諸如新文學傳統與俗文學分野,或者國家文學與民間文學的區隔……但當下的分化顯然更為徹底。總結上文提及的所有文學類型或者內容,作家中心論的、網絡傳播的、自動化寫作的、后人類的、科幻的……一切的駁雜也許都可以分類進入兩種不同的生產邏輯:
第一種是數據重組邏輯。以大語言模型為代表的AI寫作是對海量語料庫的統計性重組。“大模型給出的方案本質上是統計學意義上的最優解,是它訓練數據中所有已有文本的某種加權綜合。這意味著它的輸出天然地趨向于中間值,趨向于那些已經被寫過、被討論過、被驗證過的方向。”[23]最終誕生的平均化敘事,肯定需要削平語言的未定義量,且排斥不可見者。文學不是為了尋找理想讀者,而只是傳播容易大量復制的“模因”,最終凝固為阻斷意義流動的語義結晶,一段永不突變的DNA。
第二種是人類表意邏輯。林云柯在分析《午夜兇鈴》中“詛咒錄像帶”何以構成文學性的“計算機病毒”時指出,有效的文學模型必須保留語言中未被定義者與不可見者,“無論采用什么創作工具,‘創作’的第一推動力仍然在于‘心中有鬼’的創作者。”[24]西蒙棟提醒我們,技術物只有嵌入到由人和世界組成的審美關系網絡中,被定位到一個此時此地的具體情境中,才具有美學意義。技術物自身當然并非美的,“只有當技術物嵌入到由人和世界組成的審美關系網絡中,被定位到一個此時此地的具體情境中,才是美的,也是具體的。通過引入美學維度,西蒙棟對技術物存在的標準又復歸到了具體性這個要求上。”[25]
后者對我們當下的問題具有直接啟發意義。人類寫作的價值,不在于產出完美的文本,而在于它必須是一個生命體對抗認知熵增的過程。生命之所以為生命,在于它是一個開放系統,通過消耗能量,在混亂中艱難地開辟出意義的路徑。用維納和薛定諤的話說,都是“負熵而生”。這種“過程性”是人類表意邏輯區別于數據重組邏輯的根本所在。在AI可以瞬間生成千萬字標準化文本的背景下,人類寫作中進兩步退三步的“慢”和“難”不再是缺陷,而恰恰構成了其“具體性”的美學特征。它標志著那個曾經居于宇宙中心的、穩固的“主體”,如今需要在書寫這一完整的“間性”活動中,通過與他者、與世界、與技術物的摩擦,重新確立自身的方位。梅洛-龐蒂的洞見在于,意義不是現成的,它源于身體與世界的互動。當人們讀到“刺痛”這個詞時,調用出本在大腦皮層中儲存的、與身體受傷相關的神經元鏡像。這種基于肉身在場的、不可復制的體驗感,是數據重組邏輯無法模擬的,畢竟,數據重組呈現的只是完美結果而不是過程。只有一個人在書寫(哪怕只是打腹稿)的過程中,人類意識才如此集中,在雜亂的記憶碎片和模糊的情感波動中,讓不可預知的語言網絡最終涌現出超脫于人類理性的自身的意志。行為本身比結果更為重要。只是為了證明“在”,他/她正在經歷展開的時間,正在感受熵增的壓力,并試圖用意義去對抗它,未來人類依然需要扮演西緒福斯。
回到“文學是人學”的命題,在當下新的技術條件中,我們何須為預設感到悲壯。黃平指出,“就像19世紀在達爾文的進化論面前予以抵抗的宗教,21世紀在算法治理面前予以抵抗的,是文學。”[26]這句話可以這樣理解:文學不再需要承擔捍衛人類尊嚴的重任,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至此,“文學是人學”便從一個本質主義論斷轉化成為一個關于存在方式的命題,在算法重構世界的同時,低效的充滿摩擦的人類寫作,保留了在主體之“間”穿行的余地,踐行著對人類自身的理解。套用維納“人有人的用處”的粗暴句式,文學就是有文學的用處。
結語
行文至此,我們已目睹了一場雙重變局的展開。一方面,在技術治理和界面化生存的社會空間,那個經由解剖學和精神分析苦心確立的、具有穩定內在深度的現代主體,正在離散成為分布式的數據節點;另一方面,在軟件研究與新媒介生態的透視鏡下,文學的生產機制也已深度嵌入數字資本主義的鏈條,從作者中心的孤獨寫作蛻變為平臺、算法與大眾協同參與的混雜行動。當“人”的基石松動,“文學”的邊界溶解,我們或許不必執著于為“文學是人學”縫制新的注腳,而應轉而追問:在技術深度介入的今天,文學何以面對流變的“人”?對此,一種辯證的反轉或許提供了更具生產性的方向:在網絡基礎設施對一切精神的重塑下,文學研究的目光便不能僅在舊有的“文學”與“人”的一半定義里空轉。
文學不是一面被動映照先驗本質的鏡子。我們亟需一種自我問題化的勇氣,重新撬開文學的黑箱。它應當被視為處于主體之“間”的一種動態實踐,即在人-機算法-網絡-物的交織關系中,探索我們如何在數據化生存中依然保有對生命復雜性的感知,以及與他人、與非人世界建立聯結的可能。在技術的晨曦中,重新學習書寫,這或許是“文學是人學”在數智時代所能獲得的生命力。
注釋
[1] 劉起林:《高科技文明前景的人文激蕩與中國文學自覺》,《文藝論壇》2026年第1期。
[2] 泓峻:《主體性問題在中國當代文藝思想中的展開及其理論》,《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2年第6期。
[3] 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頁。
[4] 魯迅:《祝福》,《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
[5] 陳若谷:《“再造”醫者——“十七年”醫療敘事的科學權力、地方經驗和動員結構》,《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5期。
[6] 魯迅:《狂人日記》,《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頁。
[7] [日]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9頁。
[8] 施蟄存:《魯迅的〈明天〉》,《國文月刊》創刊號(1940年6月16日),第30頁。
[9] 王元明:《弗洛伊德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
[10] [美]尼爾·波茲曼著,吳燕莛譯:《童年的消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頁。
[11] 車致新:《媒介不是人的延伸——基特勒對麥克盧漢的“后人類”批判》,《跨文化對話》2018年第39輯。需額外說明,此論文的注釋1勾勒出麥克盧漢本身的宗教思想傾向。注釋1如下:在“媒介即消息”中,麥克盧漢對“消息”(message)一詞的選用頗有深意,這一點往往為人所忽略(在漢語翻譯之后尤其難以體現原文中的“雙關”),即這句話中的message不僅指媒介研究或“信息論”意義上的“信息”(information),也隱含地指向具有神學意味的“消息”,后者體現了麥克盧漢自身的天主教思想與技術哲學的奇特耦合。
[12] [法]斯蒂格勒著,裴程譯:《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頁。
[13] 陳若谷:《1970年代科學家形象及轉型時期的敘述——重讀徐遲〈哥德巴赫猜想〉》,《小說評論》2023年第3期。
[14] [美]諾伯特·維納著,陳步譯:《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頁。
[15] 秦蘭珺:《城市數字地圖:POI數據體制與“流動空間”生產》,《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2期。
[16] [美]N.凱瑟琳·海勒著,劉宇清譯:《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頁。
[17] 詹玲:《后人類時代中國科幻小說創作的人學觀面向》,《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10期。
[18] 《愛潛水的烏賊:永不滿足,永在挑戰》,《南方周末》2024年2月6日。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65816(引用日期2026年10月20日)
[19] 賀予飛:《從符號、裝置到生產機制:網絡文學數據庫寫作的變革及限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7期。
[20] 邱曉丹:《網絡文學的“平臺-算法-資本”三維結構——兼論平臺經濟中當代文學的轉型與文化空間再定位》,《文學評論》2026年第2期。
[21] 本條僅11分半時長的視頻于2022年7月25日首發于B站,至2026年上半年,僅在B站的播放量已超半億,評論條目已超30萬。
[22] 楊宸:《“文學”是“人”學——論數字文碼化時代的大文學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6年第4期。
[23] 陳楸帆:《AI是極其強大的平庸化引擎,但作家的工作恰恰是抵抗平庸》,《文藝報》2026年3月13日第5版。
[24] 林云柯:《人工智能會夢到鬼故事嗎?——從“文學模型”到計算機病毒》,《中國圖書評論》2024年第10期。
[25] 公維敏:《吉爾伯特·西蒙棟:技術物的發明與關鍵點網絡》,《自然辯證法通訊》2023年第6期。
[26] 黃平:《人學是文學——人工智能寫作與算法治理》,《小說評論》202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