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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入戲,分寸最要緊
來源:浙江日報 | 江 飛  2026年11月14日09:46

日前,由麥家同名小說改編的音樂劇《風聲》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迎來第100場演出,北京站已連演十余場,現場反響熱烈。近些年,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戲劇作品層出不窮,有些作品已經成為叫好又叫座的“新經典”,比如舞劇《紅樓夢》、話劇《人世間》《長安的荔枝》等;但也有部分作品出現“重流量、輕內涵”“文學性流失”等問題,比如舞臺劇《文城》等。這一現象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首先,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一現象背后的深層問題:一是文學作為藝術母體,為戲劇、影視劇乃至游戲等創作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核心資源,既提供了素材,更提供了思想深度和情感內核。當然,并不是所有創作者都能勝任文學作品的戲劇改編,只有吃透了文學文本,尤其對其思想和情感有了深刻理解和把握,再通過創造性解讀和舞臺化轉換,才能形成二次創作的新經典。二是今天戲劇界不缺平庸之作,缺的是好編劇、好劇本。為什么缺呢?主要是因為好劇本的創作難度相對較大,需要劇作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較高的戲劇專業素養和扎實的文學表達能力。三是文學與戲劇應該是精神共通、互相成就的關系。文學為戲劇提供根基,戲劇為文學注入活力,文學要有戲劇性,戲劇要有文學性;當然,兩者的融合也需把握“度”——過度依賴文學會讓戲劇失去原創性和劇場性,過度脫離文學則會讓戲劇失去詩性。

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而戲劇是一種涉及文學、音樂、舞蹈等多種形式的綜合性、在場性的舞臺表演藝術。從文學到戲劇,本質上來說是一種符號轉譯,即從語言符號轉譯為視聽符號,而文學和戲劇都可以說是文化符號。如果是中國的文學文本被改編為中國的戲劇文本,那依然是中國文化內部的符號轉譯,依然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與規約;而且無論是什么符號,本質上都是表意符號,文學也好,戲劇也好,改編也好,移植也好,歸根結底都要表現人生世相,表達人情冷暖,展現人性命運。

相較于影視劇的改編,文學作品的舞臺改編有其共性,也有其特點。舉例來說,曾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劉斯奮長篇小說《白門柳》先后被改編為話劇、漢劇、粵劇等,成為文學與戲劇互動的典型案例。這部作品的成功改編,首先得益于小說文本自身的優勢。作家劉斯奮耗費16年創作、130萬字的三卷本長篇小說《白門柳》,實現了歷史小說的一次深刻轉型,即從歷史事件的再現,轉向對特定歷史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與文化命運的深入剖析,不僅描繪了錢謙益、黃宗羲、冒辟疆等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群體的個體選擇和心路歷程,更刻畫了柳如是、董小宛等女子的才情、深情和風骨,尤其對錢謙益和柳如是之間、冒辟疆與董小宛之間的情感糾葛寫得婉轉細膩,尤為動人。這為多劇種舞臺改編提供了豐富精彩的底本和可信賴的元敘事。

其次,舞臺改編要從紛繁復雜的情節和人物群像中高度提純,不求大、不貪全,立主腦(出自李漁《閑情偶寄》,指確立作品的核心主旨與中心線索),去枝蔓。如話劇、漢劇從中選擇了錢謙益與柳如是的故事,粵劇從中擷取了冒辟疆與董小宛的故事,不像小說那樣細致還原歷史現場,而是重在表現特定歷史語境中特定人物之間的復雜關系、跌宕起伏的情感沖突和命運抉擇,可謂抓住了戲劇的核,再加上韓再芬、李仙花、黃嘉裕各具特色、韻味醇厚的表演,最終實現了文學和戲劇的雙贏。

再次,高質量的文學作品的戲劇改編,實現了兩種藝術的跨界融合及經典的二次生長,也為傳統戲劇的傳承發展帶來了諸多機遇:一是為傳統戲劇注入現代人文精神。中國傳統戲曲劇目多為道德教化或歷史演義,人物容易扁平化。而優秀文學作品提供了復雜的人性、心理深度與思辨性,這讓戲曲能從“演故事”提升到“演人性”,用古老程式探索現代人共通的精神困境,與當代觀眾產生靈魂共鳴。二是倒逼表演程式創新。這是深刻的機遇。在表現新內容時,舊的程式不夠用了,就必須創造出新程式。這種創造不是拋棄傳統,而是憑借“四功五法”的內功,從新生活中提煉新程式,讓傳統的程式恢復生長性。三是實現受眾破圈。文學IP自帶讀者群,例如《孔乙己》被改編成黃梅戲,原著讀者會帶著情感預期走進劇場。他們很可能轉化為戲曲的長期欣賞者。

毋庸諱言,碎片化改編尤其是短視頻改編正成為當下的主流傳播方式,輕量化的“文學+戲劇”跨界內容,能快速破圈吸引大眾,但也容易造成思想和表演的平庸化。像舞臺劇《文城》這樣的“帶妝劇本朗讀”,即使有余華小說《文城》IP的加持,由于放棄了戲劇表演的底線,過度追求形式實驗,不能有效處理文學語言和舞臺語言的轉換,改編不成功是必然的,許多觀眾也很難接受。換言之,要在改編泛濫的環境下自覺規避亂象,要真正實現文學精神與戲劇藝術的長效傳承、深度傳播,需要做到內外結合:在內,編導演要堅守戲劇本體,敬畏藝術,像《主角》中的“易青娥”那樣,練好內功,愛惜自己的羽毛,有所為有所不為,堅持精品主義、長期主義;在外,藝術管理者要目光長遠、格局宏大,不要盲目追求所謂流量、點擊率、大制作、大獎等,要尊重藝術規律,為人才培養和精品創作提供寬松適宜的環境和必要幫助。

總之,越是在一個眾聲喧嘩的環境里,越需要靜下來、慢下來、沉潛下來。作家要向編劇學習,增強戲劇性;編劇要向作家學習,增強文學性,二者取長補短,互促共進。無論如何,跨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創作出“立得住、傳得開、留得住”的精品力作才是最終目的。

(作者系安徽大學教授、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