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精神世界中最燦爛的精華部分給予兒童
韋葦,1934年出生,浙江師范大學教授,詩人、翻譯家。1958年上海外國語大學畢業后赴云南教育學院和浙江師范大學任教并從事文學研究、創作、翻譯工作。著有《世界兒童文學史》《世界童話史》《俄羅斯兒童文學論譚》《動物文學概論》《點亮心燈——兒童文學精典伴讀》等;翻譯作品有《達尼爾在行動》《撿來的狼犬》《比比揚奇遇記》等;詩集有《聽夢》《一個胡桃落下來》《咕,呱》《魚兒睡在哪里》等。近日,圍繞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兒童文學翻譯與創作經驗等話題,浙江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化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員汪勝與韋葦進行了一次深入的對話與交流。
——編 者

各種版本《世界兒童文學史》封面

韋葦(左)與汪勝
少年抒懷,“我的文學開襠褲”階段
汪 勝:您今年90多歲了,我們真切感受到,您始終沉浸在兒童文學的美麗世界里,一輩子都在為孩子耕耘文字。您愛把兒童文學說成“初陽文學”,認為兒童文學在字里行間閃爍著晶瑩晨露,傳遞人類的良善祝福。請問,您最早發表的作品是什么?
韋 葦:我小時候是在農家高腳油燈下聽祖母講《三字經》和民間故事長大的。到了讀書的年紀,我先到村上的蒙館上初小,之后到隔壁大村上高小。我的語文成績,尤其是作文,常被老師認可。
在我的童年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我幼小就輔助終年耕田犁地的父親,放學回家需放牧家里的耕牛。讀初中以后,星期天也一直放牛、割草。1951年暑假里,我干活回來,突然沒來由地覺得可以給省上的《農民大眾》報紙寫幾句什么,于是,我就把自己在放牛割草中所獲得的經驗形象地概括成兩句:
鋤頭生銹不入泥,
耕牛不壯難犁地。
我順著這兩句編寫下去,完成了一首農人勞作的歌謠。不久后,就在《農民大眾》報紙發表了。當散發著油墨香味的報紙寄到我手中時,我激動萬分。有了第一次發表歌謠的經歷,我就繼續寫繼續投,又再發表。一來二去,我明白了寫稿和發表原來是這么回事。不到一年,我成了《農民大眾》的通訊員,杭州每隔旬日就寄來通訊員學習資料,后來又寄來通訊員內部輔導刊物。這段經歷可以看作是我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起點。我把它們稱作“我的文學開襠褲”階段。
汪 勝:您后來沉迷詩歌,以詩歌為起點踏入文學領域。回望青春歲月,有沒有什么經歷讓您至今印象深刻?而詩歌創作的積淀,又對您后來投身兒童文學研究事業產生了怎樣的深遠影響?
韋 葦:1951年秋,我初中畢業考進了東陽中學高中班學習,初中發表作品的經歷鼓舞著我開始文學創作練習。我把自己寫好的作品寄給北京、上海、杭州等全國各地的報刊投稿,還試圖撰編故事集出版。發表的文章多了,我開始給《浙江文藝》寄詩歌稿子,起初用真名,后來用筆名。沒想到都順利地發表了出來。1954年初,我因為積極寫稿而獲得了浙江文聯的一次獎勵,這讓我信心大增。
高中畢業后,我考入上海外國語大學,專攻俄羅斯語言文學翻譯,兼學英語,選修漢語修辭學,并自學中文系文學部分的內容。大學期間,我始終沉迷于文學的世界并大量閱讀了中外文學經典,尤其對詩歌著迷。1955年,我參加了大學詩歌創作比賽并獲得了一等獎,創作的詩歌還在《文藝月報》(即《收獲》前身)發表。同年,我被吸收為上海市作家協會和共青團創辦的“上海青年創作組”成員,參加其中詩歌組的相關活動。
1956年秋,我作為上海青年文學創作組成員,和后來專為兒童寫詩的樊發稼一道,參加魯迅靈柩由萬國公墓遷入虹口公園的隆重遷葬儀式。1958年,我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云南教育學院任外語翻譯教員。其間,我開始在《詩刊》《作家》《世界文學》《文匯報》等報刊發表詩作和譯文。1961年,我創作的一首兒歌還被收作全國通用教材小學語文課文。這些都為我未來投身兒童文學研究事業打下了良好的底子。
潛心研究,傾力編撰世界兒童文學史
汪 勝:您是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開拓者之一。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歷程中,是什么樣的契機和機緣,讓您走上兒童文學研究之路并為之奮斗終生?
韋 葦:這離不開蔣風先生的引領。20世紀70年代末,蔣風在浙江師范學院(浙江師范大學前身)籌建了我國第一個兒童文學研究室,并面向全國選調人才。我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專業,當時在云南教育學院工作。我雖然沒有專門從事過兒童文學研究,僅1965年在《少年文藝》上發過小說,但蔣風先生信任我,看重我在寫作方面初有所成,認為研究室亟需開展包括外國兒童文學在內的諸項研究,我是合適的人選。于是,在蔣風先生的積極努力下,我于1980年8月調到浙江師范學院,從此走上了兒童文學研究之路。
汪 勝:長期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研究工作的主要對象是中國自己的兒童文學,我們不能把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發展置于世界兒童文學的巨大歷史坐標系中去考察。您的《世界兒童文學史》從理論上打開了一扇瞭望世界兒童文學之窗。在那之后,中國兒童文學也有了較完整的國際參照,有了借鑒和發展的方向。您是如何完成《世界兒童文學史》的?寫作過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韋 葦:1982年,浙江師范學院舉辦第一期全國幼兒師范、普通師范兒童文學教師進修班,蔣風先生安排我給進修班開設外國兒童文學課。當時,外國兒童文學課國內尚無先例,為了給學員們開好外國兒童文學課,我硬著頭皮臨時砌灶、臨時燒火、臨時找米下鍋,終于白手起家。為了減少史著的盲目性,我只能從參閱各兒童文學大國的《百科全書》中“兒童文學”條目開始,按圖索驥,逐漸一步步拓展,把世界兒童文學史的框架搭起來。事實證明,這樣著手搭建世界兒童文學史框架,其路徑是正確的、牢靠的、穩妥的。后來,我又馬不停蹄地用近一年時間準備了厚厚四冊講義。每天除了吃飯睡覺,都在備課寫講義。這四摞外國兒童文學講義被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看中,于1986年初出版,并被兒童文學理論家陳伯吹譽為“拔山、舉鼎”,“一木支大廈”。現在看來,陳老的評價可能過譽,但的確也說明那時候這樣的研究成果還是較為稀缺的。
汪 勝:您始終維持著“太陽伴我,青燈伴我”的讀書、寫作狀態,不斷修訂完善《世界兒童文學史》,前后出了6個版本。您是出于什么考慮,才不斷地修訂和完善這部書呢?
韋 葦:所謂“太陽伴我,青燈伴我”,其實就是我為自己寫作、著編、翻譯生涯所作的寫照。從我調到浙江師范學院教授世界兒童文學課程開始,我始終以虔誠的心態敬畏兒童文學,矢志不渝。我之幸,在于一步彎路也沒有走,一開始就接觸到最地道的、全世界早已公認的優秀的兒童文學。這類文學的幽默品格、娛樂性質和情感的純粹都對我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和誘惑力。我雖然年紀大了,但有責任不斷修訂完善《世界兒童文學史》,為年輕人讀懂世界兒童文學打個好底子。
世界兒童文學發展源遠流長,名篇佳構繁星燦爛。我有翻譯的優勢,主編過《世界經典童話全集》,在選評、編著中小學生課外讀物的過程中,對世界兒童文學寶庫中最具生命力的、歷久彌新的珍品,都做了相應的史述、品評。這些經歷有利于改變我們“缺乏世界眼光”“迷失了中國兒童文學走向世界之路”的迷惘狀態,打開窺見世界之窗,通達世界之路,具有“多方面的意義”。我想,這是我堅持不斷修訂完善《世界兒童文學史》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汪 勝:從1986年至今40年,您如何評價這40年世界兒童文學的發展特點、趨勢,以及世界兒童文學視域里的中國兒童文學形象?
韋 葦:我一直強調,開放的中國受惠于兒童文學的國際共享性。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就曾在世界兒童文學大會上發表過題為《開放的中國受惠于兒童文學的國際共享性》的主題發言。所謂兒童文學的國際共享性,也就是兒童文學的全人類共享性。兒童文學比成人文學更容易突破政治制度的界限和宗教信仰的樊籬,順利地、迅速地、廣泛地贏得其他國家民族的讀者。無論在西方或東方,兒童文學總是最容易橫向流傳,最容易互相擁有。兒童文學所具有的這種國際共享性和全人類共享性,正是兒童文學作家們的幸運和榮耀所在。
縱觀這幾十年的發展,多元融合、文明互鑒正是世界兒童文學發展的鮮明趨勢,不同國家、民族的互相交流碰撞,題材表達愈發豐富。中國兒童文學不再只是外來作品的接納者,正以獨有的東方敘事走向國際舞臺。我們既要虛心借鑒域外經驗,更要守住自身民族根脈,向世界講好中國孩童的故事。我長期致力于世界兒童文學史研究,尤其對世界童話的研究最多,先后出版過《外國童話史》《西方兒童文學史》《俄羅斯兒童文學論譚》《世界童話史》等,也正是希望搭建中外對話的橋梁,讓中外兒童文學雙向奔赴、彼此照亮。
放眼世界,緊跟世界童詩潮流
汪 勝:您是兒童文學領域的重要學者,但相對于學者,您更在意自己的詩人身份。您常說:“最讓我醉心的是詩,詩可以滋養我的精神。”您早期寫新詩,后來沉醉于童詩的世界,始終秉持兒童文學國際共享的理念,努力與世界童詩發展的步伐保持一致。為此,您做了哪些努力?
韋 葦:最主要的就是通過翻譯將具有世界性典范意義的童詩引入國內。當然,我自己也寫童詩。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浪潮涌動,國內讀者對世界童詩的渴望愈發強烈。為了給理論著作提供最具說服力的詩例,同時也為了打開世界童詩的大門,拓寬中國兒童的視野,我開始從國外兒童文學書刊中挑選翻譯童詩。
我始終認為,凡是盛傳不衰、廣為流布的優秀兒童文學作品,都具有歷史的共享性和國際的共享性。兒童文學具有天然的親和力,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都最容易實現跨地域、跨文化的傳播。這種跨越國界和種族的共享性,不僅是兒童文學的獨特魅力,更是創作者們的幸運與榮耀。我將更多的世界優秀童詩引入中國,就是要讓世界童詩的百花園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綻放出更加絢爛的光彩。
汪 勝:您在翻譯世界童詩的同時,也創作了不少童詩。您的童詩作品,也為兒童文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素材。學者朱自強為您的童詩集作序時談到,“韋葦先生的童詩創作,與他在外國兒童文學方面的深厚學養有著血脈聯系。他的童詩創作,是在匯入世界童詩潮流”。我深以為然。請您講講自己創作童詩的故事。
韋 葦:從事兒童文學研究和翻譯以后,國內很多少兒刊物邀請我撰寫“卷首篇”。正是這一契機,讓我持續耕耘童詩創作。在我的童詩作品中,印象比較深的一首是《大雁飛來》:“秋風/在我們抬頭仰望的時候,/鋪開一片/湛藍湛藍的紙。/大雁飛來/在上頭/寫一首/長翅膀的詩。”這首詩被《兒童文學選刊》作為卷首詩收載,讓我感到很意外。當然,這也是對我的一種莫大鼓舞。
汪 勝:讀您的童詩,總能感受到成人詩歌里找不到的童真。您對兒童現實生活中的童趣,也有獨特的觀察和發現。請問您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是什么?
韋 葦:《點亮心燈——兒童文學精典伴讀》這本書是我最滿意的作品選集,已經在復旦大學出版社重印了十多次。這是一本小學教師和幼兒園教師、少年兒童家長繼續提升語文和文學素養及水準的首選讀本,也是一本可供人們閱讀一生的書。
汪 勝:童詩是詩類文學中最適合兒童記誦的部分。一首好的童詩對一個孩子的影響是深刻而久遠的,由此,也引申出童詩與詩教之間的關系這個當下普遍關注的話題。您能否談談兒童詩教育的必要性,或者說進行童詩教學的意義在哪里?
韋 葦:教孩子讀文學作品,其本質性的任務是帶領孩子進行文學審美活動。那么,讀童詩的根本任務就是:教孩子對童詩的獨特性進行審美感知和理解。
童詩的短小、易于上口等特點,讓孩子學會和習慣于詩意地表達,把握住詩文體簡潔、凝練、靈動、別致的語言修辭方式,是童詩需要獨立進行教學的理由。詩有非訓示教育卻包含大教育的內涵,譬如比利時詩人卡萊姆的《善良》就是很好的例子。這首詩也是我翻譯并引入中國的。詩作僅有兩個詩段:
要是蘋果只有一個,
它準裝不滿大家的提籃。
要是蘋果樹只有一棵,
掛蘋果的樹杈準覆不滿整個果園。
然而一個人,要是他把
心靈的善良分撒給大家,
那就到處都會有明麗的光,
就像甜甜的果兒掛滿了果園。
詩表達的意、味、情、境、思,顯然比其他文種要集中得多、濃烈得多,意象沖擊力有時比一般的形象沖擊力要強大得多,一下子就能感染和打動孩子的心靈,能直接作用于孩子的靈魂,讓孩子在瞬間悟到詩人想要表達的意思:把“善良蘋果”拿出來同大家分享,讓大家像感受明麗的陽光那樣,感受你的善良給大家帶來的暖意和甜潤。這種感受獲得方式的集中和強烈,是童詩教育不同于其他文學教育的地方。有的小學會對童詩鑒賞單獨進行教學培訓,其特殊意義也就在于此。
汪 勝:您一輩子從事世界兒童文學史研究,您覺得自己在這一領域做過的最有意義的事情是什么?
韋 葦:主編出版《世界經典童話全集》(20卷)是我認為自己在世界兒童文學領域做過的最有意義的事情。站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我覺得我們的兒童文學出版事業應該做一件事情,即對20世紀的成就有總結意義、對21世紀的發展有文獻意義的大事。因此,我想把童話這一人類文學史上最古老的、世界上讀者最多的文體的成就作總體展示,也是為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作貢獻。“全集”的出版,可以向世界宣告:中國的兒童比較完整地擁有了世界諸大洲許多個世紀創造的童話中最精粹的部分。
童話具有假定性、幻想性和詩性等特征。這決定了它能夠突破所有現實條件,包括時間、空間甚至生死的限制,創造出種種現實兒童希冀的理想世界。童話對于才智和創造力的需要,比任何一個文種都要多。很難有第二個文學寶庫比童話寶庫更靈光閃爍,異彩紛呈。人類把富蘊真善美的文學給了兒童,實際上就是把精神世界中最燦爛的精華部分給予了兒童,以此表達人類對未來的美好期盼。
讓我們用世界上最優秀的童話,給孩子的心靈播撒善良、勤勞、正直、無私、真誠、堅毅、勇敢等優良品性的種子,給他們的生活以可遵循的準則與規范。讓我們把精神財富中價值最高的部分交付于新的一代,使他們的生命獲得人性的完善,也更有助于未來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
兒童文學創作一定要寫得有趣一點、好玩一點
汪 勝:您一直強調兒童文學的趣味性和教育意義。記得您曾在90歲壽誕慶典大會上借用任溶溶先生的話,說要“把兒童文學寫得有趣一些、好玩一些”,呼吁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家去踐行任溶溶先生的文學主張,創作出更多富有情趣的優秀作品。您眼中的優秀兒童文學作品是什么樣的?
韋 葦:我一直堅持,優秀的兒童文學,一定是趣味性與教育性共生的,既要好玩好看,又要有意蘊、有溫度。這也是我特別推崇任溶溶先生、呼吁后輩作家學習傳承的原因。卓越的兒童文學作品都是根植于“趣味”土壤里的“常青樹”。
在國外,可冠之以“卓越”的兒童文學作品很多,至少有一百幾十位作家為世界兒童栽培了這樣的“常青樹”。有了這些作家和作品,兒童文學才成為一門有足夠研究對象的獨立的學問,兒童文學研究才有了前提。我們談論兒童文學發展,首先也是以這一大批作家和作品的存在為前提和基礎的。中國兒童文學起步雖然晚于歐洲一個世紀,但無疑也栽培了一批自己的“常青樹”,例如金波、任溶溶的詩,葉圣陶、嚴文井、包蕾的童話,張天翼、陳伯吹的小說,等等。中國兒童文學“常青樹”的欣欣向榮、葳蕤紛披,是我們共同愿望的體現。
其實,兒童文學從來不是只寫給孩子的。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安徒生就自述道:“我的童話不只是寫給小孩子們看的,也是寫給老頭子和中年人看的。小孩子們更多地從童話故事情節本身體味到樂趣,成年人則可以品嘗其中的意蘊。”孩子和成人,存在著感受水準、思維深度、審美要求、把握方式的差異。在孩子那里,只要能引起他們的興趣,滿足他們的好奇心,有他們喜歡的情節和語言,有他們可以理解和把握的意味,也就可以了;但在成年人那里,光具備這些顯然是不能滿足的。譬如少年兒童很喜歡的《國王的新衣》,成人會同他所耳聞目睹的瞞哄、欺騙、奉承等種種丑惡的虛偽現象聯系起來,理解作品用喜劇、諧劇藝術的方式揭露現實,從而進一步將作品價值推入哲理。
因此,凡能吸引包括兒童在內的各年齡層次讀者的心的內容和藝術,不管它是否為兒童而寫,都是優秀的兒童讀物。譬如,都德的《最后一課》、契訶夫的《萬卡》、辛格的《山羊茲拉特》、管樺的《雨來沒有死》、冰心的《小桔燈》、劉真的《長長的流水》、郭風的《葉笛》等,它們豈是專為兒童而作?然而它們卻被兒童文學史所珍重。
所以我始終強調,兒童文學創作一定要寫得有趣一點、好玩一點,傳承前輩作家的創作初心,才能創作出更多經得起時間檢驗、滋養一代又一代孩子的優秀作品。它們不但傳得開,而且留得下,成為世界精神文明的共同財富。
汪 勝:您雖已耄耋之年,依然密切關注中外兒童文學的新發展,您翻譯的兒童文學作品也長久地受到了不同年齡段孩子們的喜愛。請問,您對中國兒童文學未來的發展前景有什么期待和憧憬?
韋 葦:越是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它的題旨就越是開放的、多層次的,越可以讓讀者多角度、多層面地去把握它們,因而越能發展兒童的想象力。這種兒童文學作品常常是游戲的、娛樂的、幽默的、喜劇的。在中國,過去很長時間,社會對兒童文學作品的選擇很難從認知教育的目的蕩開。因此,也很難把游戲的、娛樂的、幽默的、喜劇的兒童文學作品作為首位的、優先的選擇對象。現在,這種情況多少發生了變化,社會也終將以這樣的一些標準來選擇兒童適讀的文學作品:健康明朗、想象方式符合兒童的思維方式,形式新穎、別致,行文簡潔、活潑,趣味幽默、生動,能吸引兒童的注意。
我始終相信,一個民族對兒童文學的自覺,是這個民族文明程度的測試儀之一。擁有這種自覺的民族,愿意把最充沛的才智與靈氣傾注于兒童文學,產出更多具備世界影響力的作品。我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