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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之流中的民眾生活世界 ——探析連環(huán)畫《山鄉(xiāng)巨變》的精神意涵
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 | 莫艾  2026年11月13日09:27

連環(huán)畫《山鄉(xiāng)巨變》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藝探索中具有特別地位。這部作品近幾年才獲得學界更多關注,這與新時期以來連環(huán)畫的發(fā)展和學界有關“十七年”文藝的認知狀況相關。既有研究從不同角度推進了對作品的解讀,但尚有諸多重要問題有待探討。本文試圖在“十七年”美術創(chuàng)作的整體視野下,開掘作品的內在精神意涵。在參照小說原著的基礎上,指出這部作品不是一般性地表現農村合作化主題,而是潛含內在視角,即站在農民的角度體察合作化給農民帶來的多方面影響與沖擊;同時深入剖析創(chuàng)作者如何從農民心理、情感、生活感受等角度,對鄉(xiāng)村社會風土、農民日常生活狀態(tài)與身心狀態(tài)展開真切描繪,揭示作品如何表現鄉(xiāng)村民眾生活世界的多重面向與內在倫理性。由之探討大歷史的展開與日常生活如何形成有機平衡關系問題,并打開認識作品藝術表達的新思路。1

一、作品的創(chuàng)作背景、潛含視角與表現基調

連環(huán)畫《山鄉(xiāng)巨變》是在特定時代情勢氛圍下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新中國連環(huán)畫的探索積累,創(chuàng)作者的個人經驗、社會理解和藝術抱負,以及小說原著提供的基礎等都發(fā)揮了重要影響。作品的準備、構思始于1958年賀友直去農村體驗生活。第1冊草圖創(chuàng)作始于1959年底,1962年秋前三冊出版,1965年第4冊出版。其間國家政治形勢與鄉(xiāng)村社會狀況發(fā)生著階段性變化。概言之,黨中央在1960年秋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1961年1月正式批準、公布),政治、社會形勢進入較為和緩的階段,知識分子政策逐步寬松,文藝界步入較為活躍的創(chuàng)作期,這為連環(huán)畫前三冊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有利條件。2其后1962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再次強調階級斗爭的嚴峻性,由此提出新的文藝創(chuàng)作要求,影響到連環(huán)畫第4冊的人物塑造與表現狀態(tài)。3

作品的誕生與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社會主義文藝探索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進程內在相關:1956年“雙百”方針的提倡推動中國文藝界探求“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道路,1957年下半年開始推行較50年代初期更為激烈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1958—1960年試圖展開一場新的社會改造與文化革命,指向激發(fā)、調動工農兵群體參與社會革命的主體意識與創(chuàng)造力,由此推動知識分子向工農兵群體學習和自我改造的熱潮。在此情勢下,民族、民間的傳統資源獲得更多重視,社會主義文藝如何融合這些資源以表現工農兵群體的精神風貌等問題變得更為急迫。在觀念變化、實踐探索積累出的歷史勢能下,1960年初文藝界在相對和緩的政治、社會氛圍中進入新的創(chuàng)作階段。

這部連環(huán)畫是新中國連環(huán)畫經歷20世紀50年代前期改造、發(fā)展、繁榮過程的產物。新中國成立后,普及美術(以“連年宣”為代表)被賦予社會主義新文化開路先鋒的位置。賀友直所在的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領導呂蒙、黎魯在50年代初便非常重視刻畫豐富的人物性格,重視提高速寫、寫生表現現實生活的能力。41957年后的新文藝形勢又不斷助推連環(huán)畫界追求更高的創(chuàng)作目標。黎魯強調連環(huán)畫需要拓展現實題材,深入表現“細小的日常生活”5;連環(huán)畫應獲得與國畫、油畫同等的位置,并被認為可幫助國畫家“表現豐富的現實生活,豐富的社會相”6。而若想實現這些目標,需要克服許多困難。盡管50年代中后期連環(huán)畫的表現題材有所拓展、表現手法和技法更為多樣,但也存在表現套路固化的問題,在人物性格心理塑造、人物關系表現和敘事能力等方面都有待提升。

賀友直在20世紀50年代上海連環(huán)畫改造和發(fā)展過程中迅速成長:1957年開始的知識分子改造浪潮對他的影響,7以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將《山鄉(xiāng)巨變》作為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作品,并嚴格把關,先后兩次推翻其創(chuàng)作草圖,這些因素都對他的創(chuàng)作有直接影響。《山鄉(xiāng)巨變》的突破性同時基于畫家的深層經驗。賀友直自幼浸染于鄉(xiāng)村社會風土,敏感于鄉(xiāng)間人情事理,16—27歲(1938—1949年)經歷了生活的艱難,這些構成他生命經驗的基底。在意識與情感上,他始終強調自己來自“底層”。8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50年代后半期、60年代初期持續(xù)的下鄉(xiāng)經歷,不斷激活賀友直此前的農村經驗,并促使他逐漸形成某些觀察、認識社會的意識與經驗。這些多重經驗感受,同時構成他接受周立波小說的重要基礎。同時,周立波的小說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對現實的教條化理解,生動描寫了南方鄉(xiāng)村風土、生活,這些都極大激發(fā)了賀友直的創(chuàng)作熱情。還需看到,這部連環(huán)畫不是在一般意義上將小說原著作形象化、通俗化轉譯,而是呈現了新的精神意涵與對鄉(xiāng)村生活的理解。

1955年,周立波因回到老家湖南益陽而有機會再度貼近觀察家鄉(xiāng)社會與合作化進程。在寫作這部小說之前,他對農村合作組織發(fā)展過程面臨的困難與干部成長的艱難性已積累了一定的觀察、思考。9相較《暴風驟雨》,《山鄉(xiāng)巨變》顯然努力擺脫教條化的階級認識圖譜,呈現有關鄉(xiāng)村社會的更多觀察視點,同時較為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并以新的情調表現鄉(xiāng)村自然、日常生活與人情禮俗,描繪出一幅清新的社會主義鄉(xiāng)村畫卷。近年文學研究者從多個角度就作品的敘事邏輯、主題意涵、美學風格、鄉(xiāng)土理解等展開討論。其中有關小說對鄉(xiāng)村日常生活、風景的表現的討論,直接有助于理解賀友直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賀桂梅認為小說采取了“‘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動員敘事結構,內在地帶來了一種基于主客體二分的透視法則”,“但由于作家對‘生活’這一核心概念的獨特理解,使得小說對鄉(xiāng)村社會日常生活和風物的書寫,很大程度又游離出了政治視點的發(fā)出者,而表現出自身的豐富性與曖昧性”。10李娜指出小說的表現基于周立波有關合作化運動相對樂觀的預設,這使他面對復雜變動的鄉(xiāng)村現實,內在緊張感有所不足,從而未能更加正面、耐心地認識合作化過程中農村社會、農民的變化。由此來看,小說略帶喜劇色彩的描寫筆調、“淳樸、輕松、愉快”的生活感覺與“風景化”處理手法造就了作品的特別品質,同時反映出作家對現實認識的相對“靜態(tài)”與認識深度的不足。11

連環(huán)畫看起來忠實于小說的基本敘事格調、表現主題與人物塑造,并且由于自身媒介特性,連環(huán)畫文字腳本較小說的描寫遠為簡單。但賀友直通過圖畫的表現(配合部分情節(jié)的再組織與改動)傳達出新的現實理解視角與表達意涵。賀友直自述基本創(chuàng)作思路:合作化運動帶來的“變革當然是巨大的……但終究是農民內部進行的一場革命,又是采取自我教育的方式……作者用清秀的筆墨描寫場面景色,以親切樸素的語言講這個故事,因之,整個作品給人以質樸秀潤的感覺。對于這樣一種主題思想、情調意境的作品,以現在表現出來的方法和形式,是比較恰當的”12。這段寫于1979年的內容反映了賀友直對農村合作化和那段歷史中農民的基本態(tài)度。他于1962年初的創(chuàng)作思路闡述與這一理解是內在呼應的。13賀友直強調作品的風格基調、形式語言與現實理解、表現內容存在內在的關聯。14他指出自己體驗生活、開始構思和創(chuàng)作初稿是在1958—1960年,那時農村已實行人民公社制度,因此較小說描寫的從初級社到高級社階段的狀況(1955、1956年)已發(fā)生很大變化。15

需要說明的是,從故事主題、基本情節(jié)和整體面貌來看,這部連環(huán)畫看上去似乎和那一時期表現農村合作化主題的連環(huán)畫作品沒有太大差別。但如果深入創(chuàng)作者主動創(chuàng)造的那些占據篇幅不多但別具深意的表達,便會發(fā)現作品內在潛含的另一表現視角和實際偏離主導敘事邏輯的多重內涵。這一潛含的重要視角,是賀友直實際試圖從普通農民的視角表現合作化過程對鄉(xiāng)村社會生活、人心的多方面沖擊與影響。因而,這部連環(huán)畫一方面通過重新組織、刪減部分情節(jié)以突出清溪鄉(xiāng)的合作化發(fā)展主題,另一方面利用圖畫空間和“制造情節(jié)”展開積極的二度創(chuàng)作。16連環(huán)畫的人物基本依照小說原著的設計,但對幾個角色如亭面糊、陳先晉、張桂貞與盛佳秀的刻畫顯露出獨到之處。以當時的眼光看,這些農民不僅不是支持互助合作運動的積極分子,而且在政治意識、價值觀念、生活習性、勞動習慣等方面存在著種種缺點。賀友直著意從在地農民的角度表現合作化進程對農民家庭狀態(tài)、生活感受及農民有關土地、勞動的心理、情感、價值感的影響與沖擊。17

連環(huán)畫的另一重要突破,是站在農民的視角,通過多個視點展現他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周立波小說有關清溪鄉(xiāng)風土、自然景物、民俗等面向的描寫?zhàn)堄猩?,并參與構成了小說的敘述基調與審美特質。不過細味,這些描寫因受限于作家深入現實的有限性而更多停留在靜態(tài)的“風景化”狀態(tài)。而在賀友直筆下,農民的日常生活、日用之物、家園與自然攜帶著農民生活、勞作的真切印跡與精神、情感、倫理的豐富意涵,撐開了農民對自己所處生活世界的感受空間。連環(huán)畫作的整體表現基調、藝術風格和形式語言的創(chuàng)造性,也是在這些感受、體認過程中生成的。

二、從普通農民視角展開的體察:“日子”的意義與興味

這部連環(huán)畫作中具有突破性的部分人物塑造,重點觸及合作化初級社階段普通農民對日常生活的訴求、感受與新的社會生活之間的張力,合作化對農民有關土地、家庭的情感和倫理意識的影響、沖擊,以及這種境況下家庭—集體、公—私關系面臨的一系列挑戰(zhàn)。

賀友直重點塑造的兩位男性農民亭面糊與陳先晉同為貧農出身,精通農活,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改中獲得土地成為中農,對互助合作并不積極,有時甚至強烈抵觸?!巴っ婧保ㄊ⒂油ぃ┻@個角色以當年評判標準看較不典型,但在小說和連環(huán)畫中都是重要角色。小說中這個人物是個慢性子,在家常呵斥孩子,出門愛與人攀扯,貪杯,遇事常常糊涂又容易跟風,同時待人和善,常能看人好的一面,是村中的“和事佬”,同時是村中精通農事的“老作家”和集體生產的骨干。賀友直的刻畫依據小說描寫,同時融入自己的經驗感受,將這一人物的家庭日常狀態(tài)、應對公事的態(tài)度與生活興味等作為表現重點。

周立波描寫亭面糊應對“公事”的態(tài)度被賀友直敏感把握與細膩表現。其中鄧秀梅同亭面糊一家吃晚飯時聽到村里廣播通知開會,是重要情節(jié)。賀友直描繪“面糊不怎么關心開會,兀自給菊滿挾菜,盛媽媽手里端著熱氣騰騰的菜走來,似是好意為秀梅做的,邊走邊回過頭去聽外面的喊聲”的情形(第1冊第41、42頁),試圖表現“秀梅在這一家人中熟悉到很平常隨便的程度”18。換一個角度,賀友直也在借此呈現亭面糊這樣的農民的日常家庭狀態(tài)和應對合作化“公事”的態(tài)度。在小說的基礎上,賀友直增加刻畫亭面糊在合作化會議上酣睡被叫醒后,神情“迷糊”而溫和地看著正在被干部批評的落后分子符賤庚的細節(jié)(第1冊第68頁)。這些場景顯示了畫家的敏感:即便合作化運動成為鄉(xiāng)村的首要政治,對于亭面糊這樣的農民來說,“過日子”始終是第一位的。一日三餐、柴米油鹽和田間地頭、門前屋后的耕作,勞作后一家人圍爐取暖、兒女繞膝,這些構成農民最為基本的日常,并且其意義是多方面的。

賀友直同時有意在合作化主題中開掘空間,“見縫插針”地表現這一人物的更多面向。亭面糊去龔子元家勸其入社卻被龔子元灌醉,這是作品中最為讀者津津樂道的情景。賀友直大膽化用電影的鏡頭調度手法,以連續(xù)變化的視角,鮮活表現人物的心理變化(第3冊第17—44頁,為第3冊近四分之一篇幅)。龔子元的奸猾、城府、算計、狠毒,將亭面糊的憨厚、天真、貪杯、好攀談襯托得更加有趣,透出畫者溫厚的欣賞目光。賀友直借此情節(jié)呈現傳統鄉(xiāng)村生活的重要面向:寒冬之中,農民在家中倚著灶臺烹煮采摘、獵取的山野美味,就著小酒熱絡攀談,松木繚繞的香氣、熱鍋柴火燉煮飄出的菜香、溫熱的酒香和著鄰里友朋的聲音,是鄉(xiāng)村生活難得的舒朗、愜意時刻(第3冊第23頁)。這是依托于自然的饋贈發(fā)展出的具有濃厚興味的鄉(xiāng)村生活風俗形態(tài)。在1956年合作化加速發(fā)展和20世紀50年代末期農村(賀友直創(chuàng)作階段)的物質生活條件和對鄉(xiāng)村公共資源、私人空間日趨嚴厲的管理下,這樣的表達意味明顯。

周立波以帶著含蓄喜感的筆調描寫亭面糊返家的醉態(tài),但并沒有刻畫人與自然的關系。19連環(huán)畫則以連續(xù)的畫幅表現鄉(xiāng)村風土和人與自然的關系(第3冊第39—44頁)。賀友直借鑒宋畫描繪寒冬雪景的手法,同時展開新的創(chuàng)造:近景與中景交替、結合,將人物真切置于山間林木、坡石、田塍、積雪之中。其中醉漢的呼吸、身體的擺蕩與寒林霧靄形成親切的感通,亭面糊醉中的悠然與憨態(tài),使寒冬積雪的山林生發(fā)出和人別樣的關系和意趣(圖1),傳達出農民與自然活潑而富于生機的關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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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賀友直繪 《山鄉(xiāng)巨變》連環(huán)畫第 3 冊 第 39 頁 線描 1962 年

賀友直同時通過亭面糊被年輕人護送回家的情節(jié),加強對亭面糊與老伴情感的表現(圖2),較小說的描寫更具厚度。20在空間表現上,畫作采取貼近的視距和小角度俯視角度,通過院門這一連接院內外空間的“裝置”和自然的身體姿態(tài),使幾個人物聚合起來。老夫妻的照顧、疼惜和年輕人悉心顧及老人情面、自尊的善意,獲得妥帖而更為厚重的表現。賀友直還讓兩個孩子出場,使“家”的氛圍和“家人”的意涵更為豐滿。賀友直提出通過“四小”手法(“小動作”“小孩兒”“小道具”“小動物”)深入、細膩、妥帖地表現人物心理,這幅畫有助于讀者體會他這一創(chuàng)作思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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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賀友直繪 《山鄉(xiāng)巨變》連環(huán)畫 第 3 冊第 44 頁 線描 1962 年

借“醉酒”這個合作化題材作品極少出現的情節(jié),賀友直表現了南方鄉(xiāng)村風土、生活形態(tài)、人情禮俗的醇厚興味,并將之與對20世紀50年代鄉(xiāng)村樸素、溫厚的家庭關系、鄰里關系的感受與寄寓結合起來。在周立波小說中,這些內容作為底色存在,但較少被置于“前臺”,賀友直則利用極其有限的圖畫空間表現這些面向。

賀友直同時注意刻畫干部對亭面糊的態(tài)度,以加深對這一人物的表現。這也是周立波小說的內容,而將之轉換為畫面語言難度極大,非常考驗畫家的能力。在表現亭面糊不僅開會睡覺而且對大家的批評不特別在意,劉雨生對之溫言批評的情景,賀友直描繪鄧秀梅“自然地靠著桌子,歪著頭笑瞇瞇地瞅著面糊”(第1冊第68頁)。賀友直考慮以此表現鄧秀梅既希望亭面糊感到她“關心這個老農的進步,也不致因為過份嚴肅而使得他受不了”。將形象的表現深入到表情和身體姿態(tài)的深度,顯示出創(chuàng)作者感受、思考的程度。這一細節(jié)體現了賀友直對干部如何做群眾工作的理解較此前發(fā)生了變化。22關于如何理解亭面糊這樣的人物性格和處事態(tài)度,有研究者指出,這與湖南益陽地方近代社會的復雜歷史狀況相關。23亭面糊這類農民不會對政府推行的合作化實踐作積極回應,但他們又是維系鄉(xiāng)村社會的重要力量,干部需要怎樣認識這些人的特性與潛能?怎樣處理合作化實踐對鄉(xiāng)村原有的生活形態(tài)、價值觀念、地方風俗的改變?連環(huán)畫的表達配合小說,引導讀者思考這些課題。

三、農民對土地、家庭的情感與心理

周立波小說有關農民對于土地、家庭的心理、情感的表現,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突破固化的合作化主導敘事的狀態(tài)。賀友直敏感于此并結合自己的體會,從普通農民的視角表現這些面向。其中,陳先晉、張桂貞、盛佳秀是連環(huán)畫刻畫得最為精彩的人物。

在小說中,陳先晉因土改獲得土地,一心想勤儉發(fā)家,為子孫留下一份基業(yè);互助合作展開后顧慮重重,對自家開墾的山田入社感到不解與痛苦。周立波將其子女設計為鄉(xiāng)村青年骨干、積極分子,以強化敘事張力。24連環(huán)畫聚焦表現陳先晉在兒女面前從最初感到憤怒、抵觸,而后在家人的合力攻勢下越來越感到焦慮、痛苦和被孤立的過程。25連環(huán)畫第2冊開篇描繪陳先晉在兒女勸說下無奈同意入社,但在離開堂屋前疲憊地扶著門框,憂心忡忡地回看自己的家(第2冊第15頁)。賀友直從人物的心理視角描繪環(huán)境氛圍,并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留白手法和物什在空間散落、油燈光星微弱等細節(jié),渲染人物的黯淡與凄苦感。另一處表現同樣富于感染力:小說描寫陳先晉遭遇家人的孤立后“回到爐邊,用火鉗把爐里燒剩的紅炭埋在柴灰里,然后解下腰上的圍裙,摸進了房間”26,連環(huán)畫則先描繪陳先晉在屋內對著篝火苦悶發(fā)呆,而后描繪夜深后他拖著疲憊的身體緩緩走回屋的孤單情形(第2冊第33頁)。作品以俯視視角和適度的景距,使讀者“目視”主人公在沉重打擊下備感孤單、凄涼的身影。清冷的夜、無聲的屋檐和院中散落的日用物件仿佛也在目視老漢,線條的描繪狀態(tài)也發(fā)生微妙變化。

陳先晉老漢對凝結著自己與父輩勞動的土地的心理感受,是連環(huán)畫表達的難點。賀友直沒有采取小說中的旁觀式的姿態(tài)和冷靜的敘述手法,而是追求以更加內在的方式表現人物經受的內心煎熬與情感狀態(tài)。27賀友直的體察不能說復雜,但卻具有深度。這些表現促動讀者思考該怎樣理解中國農村傳統自耕農對土地的執(zhí)念和他們有關勞動、家庭倫理的情感、意識,以及其中關涉的鄉(xiāng)土倫理。合作化加速過程中該如何面對、處理農民在這些方面的遭遇和困擾等問題。

在小說中,張桂貞、盛佳秀兩位女性是思想意識相對落后同時又遭遇婚姻坎坷的弱勢者。28在當時的情況下,像張桂貞這樣嬌氣、勞動能力弱又不能理解、支持干部工作的女性,顯然屬于落后人物,在村莊輿論中通常會受到較多指責。周立波以同情的筆調刻畫這一角色,但顯示出相當的猶疑。29賀友直站在這一角色的角度感受其處境,對之寄予了很深的同情。30賀友直描繪張桂貞、劉雨生家徒四壁的凄涼狀況,同時保留小說張桂貞牽著孩子“去鄰居家借了三升米”煮最后一頓飯的文字,暗示張桂貞不僅遭遇物質困窘,在村莊鄰里面前的自尊感也被損傷。賀友直力求細膩呈現人物的心理、性格面向:怨、怒、委屈、凄楚,厲害中透著老實。他對劉雨生的描繪同樣充滿同情,并刻畫出劉雨生在張桂貞面前的老實、懦弱與愧疚感(第1冊第69—73、75、76頁,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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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賀友直繪 《山鄉(xiāng)巨變》連環(huán)畫 第 1 冊 第 76 頁 線描1961 年

盛佳秀是連環(huán)畫塑造的另一位精彩的女性形象。劉雨生與張桂貞離婚后,在機緣巧合下,與同村遭受婚姻不幸的盛佳秀結成新家。在小說中,盛佳秀獨自拉扯孩子度日,是田間地頭、家里家外不輸男人的勞動能手,曾因擔心自家副業(yè)收入降低而申請退出初級社,顯然屬于思想意識“落后”的群眾。連環(huán)畫主要聚焦表現因劉雨生勸說盛佳秀入社,兩人生情、相好的過程。賀友直用很大篇幅31表現這段愛情,這也是整部連環(huán)畫最為柔美的段落。

賀友直以理想化的筆調刻畫這一人物。他仔細揣摩如何恰當表現符合兩個角色經歷與性格的情感、心理狀態(tài)。在這一情節(jié)中(第3冊第105—110頁),作品基本采取近距離平視視角,同時不斷變化觀察方位,通過捕捉人物細微的動作、神情變化,表現這狹小空間的寂靜以及兩位主人公心意情感的生成與流動。這段情節(jié)的描繪視角、視距和“鏡頭”運動方式,與亭面糊醉酒的情節(jié)有明顯不同。畫家的情感投注還表現在伴隨兩人逐漸生情的過程,盛佳秀的形象、身心狀態(tài)與描繪線條的感覺逐步變化:從有些笨拙、木訥變得溫婉中帶著嬌媚、活潑。32賀友直同時自覺追求以白描、空間表現手法描繪人物心理、情緒、情感狀態(tài)的發(fā)展與變化[如第3冊第106、108(圖4)、111、118、124頁]。另外,賀友直將盛佳秀的家描繪得干凈、整潔,配合樸素、優(yōu)美而抒情的白描筆調,讓讀者感受到這個女子的自尊、頑強與令人敬重的生活態(tài)度。此外,作品表現這對情侶的格調清新、健康,既顯示出濃厚的民間想象色彩,又體現出新的雅俗共賞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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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賀友直繪 《山鄉(xiāng)巨變》連環(huán)畫 第 3 冊 第 108 頁 線描 1962 年

對張桂貞、盛佳秀的刻畫透露出賀友直自幼成長經驗的基底。因母親離世,賀友直五歲開始在寧波鄉(xiāng)下姑媽家生活了近十二年。姑媽家經歷了從小康“不斷走向下坡”的過程,因為家里沒有男丁,出租田地給人耕種。賀友直從小便細心體會姑媽作為單身女子的生活狀態(tài)和心理。他還曾被姑媽派去參加村莊的“擲色子搖會”,留心觀察鄉(xiāng)村社會人情與成人的心理。33其后在底層艱辛打拼的經歷也讓賀友直更能從農民的角度體會鄉(xiāng)村現實,對合作化實踐展開觀察、思考。張桂貞、盛佳秀的性格、勞動能力、家庭經歷不同,但都遭受到婚姻的挫折與生活的重壓,也都在互助合作迅速發(fā)展的情勢下承受著更大壓力。事實上,女性加入田間勞動是在合作化運動中才開始推行的要求。農村干部因為投入合作社事務而沒有時間從事農業(yè)生產和家務勞動,地方缺乏相應扶助措施,也是合作化不同階段出現的問題。賀友直熟悉農村,他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下鄉(xiāng)時應注意到了這些問題。作品引導讀者思考如何理解張桂貞的落后與她表現出來的“自私”,其中是否具有合理性。作品更引導讀者思考合作化事業(yè)與農民的家庭生活應怎樣獲得更好的安排、調適,怎樣從農民的“私”中導引、培育出更具建設性的“公”等問題。

賀友直對劉雨生、李月輝、鄧秀梅、陳大春等干部的刻畫,從另一側面展現了他的感受與思考。周立波在小說中著重表現李月輝對鄉(xiāng)村社會的人情事理以及農民的家庭狀況、日常生活狀態(tài)、心理、情感需求等有著深入的了解,關心每戶人家的“小事”“閑事”,工作方式很“接地氣”,和鄉(xiāng)村婦女的互動能力強。連環(huán)畫對這些面向進行了真實描繪(如第1冊第37、81頁)。這些刻畫推動讀者思考,合作化推動過程同時需要干部從農民的立場、位置、角度來理解他們的生活邏輯、行為方式、心理狀態(tài),體察他們的生活處境、心理感受、家庭關系與情感需求。當然,在不同階段現實、政策及其目標等變化的背景下,合作化不同階段的開展方式和對干部工作的要求也在變化。賀友直恰恰在人民公社階段和1958—1960年遭遇自然災害的背景下如此刻畫干部,是有深意的。作為一種新的集體組織生產形式,合作化實踐若想扎根鄉(xiāng)村社會與人心,需要經過怎樣的深入、細致的工作過程,這是不容回避的歷史課題。

四、鄉(xiāng)村生活世界的豐厚意涵與內在倫理性

在合作化實踐不斷發(fā)展、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導致的生產、組織管理、生活形態(tài)等方面不斷發(fā)生變動的情勢下,有關家庭、集體、生活、公與私的觀念意識,有關鄉(xiāng)村社會和農民家庭倫理的理解等,不斷受到影響、沖擊。在這一過程中,鄉(xiāng)村日常生活世界發(fā)生著怎樣的變化,對農民日常生活狀態(tài)與身心狀態(tài)的維系起到怎樣的作用?從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開始對鄉(xiāng)村有切身經驗的賀友直,面對這一過程必定引發(fā)很多感受。連環(huán)畫的另一重要表現維度,是農民的日常生活、日常勞作狀態(tài),以及農民與身邊日用之物、家園、鄉(xiāng)村、自然的關系。在賀友直的體認與表達中,這幾者潛在形成一個貫通的整體生活世界。賀友直試圖表達:農民對日常生活世界的體認,成為他們在劇烈的社會轉變過程中的重要支撐因素。作品的表現既體現出畫家對傳統鄉(xiāng)村生活世界形態(tài)、蘊涵、倫理風土的體會,也包含他對社會主義煥發(fā)的鄉(xiāng)村人心狀態(tài)的感受、思考與寄望。

連環(huán)畫開掘出的一個重要層次,是農民的日常生活環(huán)境和日用之物浸透著他們生活、勞作的印記,呈現出生活者真切、鮮活的“生活態(tài)”,如對亭面糊一家家庭日常狀態(tài)的飽滿描繪。在第1冊第39頁(圖5)中,賀友直描繪盛媽叫大兒子學文為鄧秀梅收拾屋子,好讓她住下來。畫面中盛媽搭在臉盆邊沿、洗了一半的衣服,院子角落的瓦罐和腌菜罐子,屋前檐下搭著的毛巾、襪子,儲物間有幾口并排擺放的封口的大菜缸,這些都被非常耐心地描繪出來。畫家必定在作畫過程中認真體會人在日常生活、勞作中與這些物的接觸時的身心感受。而這同樣是賀友直通過主動“創(chuàng)造情節(jié)”爭取到的表達空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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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賀友直繪 《山鄉(xiāng)巨變》連環(huán)畫 第 1 冊 第 39 頁 線描 1961 年

這幅畫作的描繪視角、視距是經過悉心推敲的。賀友直以比盛媽稍高的位置和中景視距描繪盛媽和三個孩子,并對作品空間中人物的身體及其身邊的房屋、日用器具的高度、寬度、厚度予以精準呈現。這樣的方式不是一般性的追求“寫實”手法與表現的嚴謹度,而是基于畫家深層意識的自覺。賀友直的表達暗示著生活空間中的每一樣存在,每一件器具、物什都攜帶著生活者生活、勞作、情感的印痕,在不經意間構成了農民生活意義感的飽滿支撐。同時,白描手法的運用顯示出賀友直追求語言和內容的內在契合。作品同時營造出明亮、溫暖、有序而富于生機的農民生活秩序感。35這樣的表達方式僅依賴觀念是不可能生成的,而是由創(chuàng)作者飽滿的感受所催生的。對照周立波小說相關表現與處理,或許也可推動我們思考小說有關地方風土、風俗面貌、家庭日常的描繪與賀友直的觀察視角、感受存在怎樣的微妙差別。

連環(huán)畫開啟的另一視角是表現農民在日常生活、勞作中的身心感受。連環(huán)畫第1冊第38頁(圖6)描繪學文坐在自家院子后門邊低低的石板上,安靜、自在地劈著做刷把子的小木柴。學文身邊的花木靜靜伸展枝丫,那邊父親從前院急急趕來,小貓在石階上叫喚著。亭面糊的忽然闖入(“動”)使學文和小院生靈“靜”中的種種自在、生發(fā),在不期然間獲得動人觀照。在此,作品顯現出一種新的構造方式與空間表現思路:不是先構造出一個場景空間再將人物安置于其間,而是以人和人所處身的生活空間的關系感受為中心展開對空間環(huán)境的描繪。這看似樸素自然而生活化的表達,實際生成于一種新的感受方式與表現方式。賀友直指出“畫生活用具、生產工具,則必須了解它同人們的生活起居、風俗習慣、生產方法之間的關系”36;而他實際走得更遠,悉心探求如何將人物在具體情境中的相互關系和心理、情感狀態(tài)內化到空間環(huán)境中,并去組織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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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賀友直繪 《山鄉(xiāng)巨變》連環(huán)畫 第 1 冊 第 38 頁 線描 1961 年

賀友直感受到家園、生活中的植物與家禽對人身心狀態(tài)、生活感受的意義。借亭面糊催促學文寫“稟帖”的情節(jié),賀友直描繪了學文和母親在菜園邊勞動邊交談的情景(第2冊第94頁)。這幅內容、手法極其平實的畫作,蘊含畫家的深切感受。菜園、自留地不僅供給農民日常食用,還具備更多意義:種養(yǎng)是人細致觀察、體貼植物動物的過程;植物與家禽又是農民日常可隨時親近、互動、觀照的對象。這些形態(tài)可成為家庭成員日常交流、互動的有效形式,并使人的身心獲得不同于社會生活的調節(jié)、休憩與滋養(yǎng)。

賀友直真切體認到,聯結著人的生活、勞作、身心的植物、田園與自然,為人提供著無言的陪伴、滋養(yǎng)與支撐。在描繪秋絲瓜家時,賀友直真切呈現了當地農民日常家居情境:竹門敞開,使得家直接連通到院子與村莊,使得風、雨、霧、自然的氣息、聲音流入家中,使人們在植物時靜時動、從容煥然的生長中獲得映照與滋養(yǎng)(如第1冊第128頁、第3冊第1頁)。連環(huán)畫對鄉(xiāng)村環(huán)境的描繪也體現出這一意識,在賀友直筆下,鄉(xiāng)村的土地、道路、空氣飽含著生活在其中的人的鮮活、紛雜的生活印跡(如第1冊第43、93頁)。其中隱含的一個結構,是人的勞作、生活、家園、山村與山村所依傍的自然之間的連通感。在此,自然不是超越于世俗人間的,而是讓人感到安實、溫暖而發(fā)舒,與農民日常生活、勞作、身心感受、精神、情感形成內在連帶的存在[如第1冊第11、12、15、37、84(圖7)、91頁,第3冊第39—41、128(圖8)頁]。這護持人間、凝視人間、與人間對話的自然,是以人的生活經驗、精神情感為媒介來體認、表現的,與傳統文人山水的構成方式與精神意涵有重要差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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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賀友直繪 《山鄉(xiāng)巨變》連環(huán)畫 第 1 冊 第 84 頁 線描 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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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賀友直繪 《山鄉(xiāng)巨變》連環(huán)畫 第 1 冊 第 128 頁 線描 1961 年

這些表現面向,突顯畫家對農民日常生活世界的興味與意義的體認。清溪鄉(xiāng)農民的生活日用、三餐食材源于在地自然物產和農民的種植、飼養(yǎng)。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這些方面同時關系到農民的基本物質生活、日常用度與副業(yè)收入。賀友直對農民生活日用器物和人的關系的描繪,體現了鄉(xiāng)村長期累積形成的生活方式,并成為農民日常生活的調節(jié)、享受,凝結為深厚的地方風土文化。連環(huán)畫保留了小說中盛佳秀給劉雨生沏茶、以禮待客的情節(jié)。由這些日常禮俗形成的鄉(xiāng)村生活形態(tài)與風俗,潛在支持著人們的生活秩序感與倫理感。賀友直尤其敬重農民珍惜生活、享受生活的態(tài)度與能力。在他的筆下,農民的家、衣著、農具、器物、院子總是整潔、干凈、明亮的,湖南鄉(xiāng)村民居因特定氣候地理條件的陰暗、潮濕感基本被回避。白描手法與虛白手法的運用,傳達出溫暖、安實的生活質感與精神質感。38這些表現同時被賦予更深意涵:張桂貞在花木豐茂、雞鴨成群的哥哥嫂子家低著頭、忍住心酸在門邊做活(第3冊第11頁),被嫂子勸說改嫁符賤庚,在菜園踟躕思量(第3冊第15頁);陳先晉老漢在山間獨自抱頭痛哭,山樹、鳥兒默默環(huán)繞(第2冊第38頁);盛佳秀屋前菜園豐美茂盛的大葉蔬菜和靜靜佇立的老樹(第3冊第104頁)——在這些表達中,植物、家園與自然和人的情感、心意彼此聯動、映照,顯現出深厚的情感性與倫理性。連環(huán)畫有關農民與日用之物、生活環(huán)境關系的表達同樣體現出倫理維度。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民生活較為艱苦,城鄉(xiāng)二元的基本制度要求農民群體在國民經濟整體發(fā)展中負擔更多。1953、1954年開始啟動的初級社加速發(fā)展、統購統銷、建立高級社與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制度措施的施行,伴隨著對農民生活日用、生產勞動、副業(yè)等方面越來越嚴格的管理。農村一度風行的公社食堂制度意味著更大程度上縮減農民的日??臻g與家庭空間。賀友直不僅敏感于鄉(xiāng)村從悠長的社會歷史積累中發(fā)展出來的文化、生活樣態(tài),而且對社會主義時期農村對人的生活感受、身心狀態(tài)有所滋養(yǎng)的因素與形態(tài)有很深體會。連環(huán)畫的表現暗示有關舉措不僅影響到農民的生活形態(tài),還影響到農民生活的自在、自尊感,并對鄉(xiāng)村社會執(zhí)信的價值、習俗、秩序、倫理產生深層影響。作品促動讀者體會,農民的日常生活和自我狀態(tài)的調適、支撐、滋養(yǎng)可能依托于哪些因素;人的自在、安實感對于個人、對于社會公共生活的意義;合作化進程中公與私、家庭與集體的關系應如何理解、如何獲得妥善調適。聯系賀友直創(chuàng)作時面對的是進入人民公社時期的鄉(xiāng)村和50年代末期災荒最為嚴重的階段,更能感受這些表達內蘊的張力。39

五、通過藝術深入歷史、叩問歷史

這部連環(huán)畫作品的表達是在內具張力的多重經驗與感受、思考中催生的。賀友直發(fā)自內心感激新中國帶給他的人生變化和連環(huán)畫工作者的身份,40并對新中國對鄉(xiāng)村社會人心的感召有深切體會。同時,賀友直對民國中后期和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初幾個階段鄉(xiāng)村社會的觀察所形成的經驗感受與精神體認,構成“新”“舊”混融的特性與雅俗共賞的風格基底。連環(huán)畫有關鄉(xiāng)村風土倫常、人的身心狀態(tài)與日用之物、家園、自然的深切連帶感,有關農民日常生活狀態(tài)和家庭面貌的呈現,無疑融入了種種“新”。同時這“新”的內涵又從悠長歷史積累而來,在新現實下有效連接人的生活、生命意義感維系的種種“舊”。作品同時體現了畫家的思考與寄望:在新的歷史中,農民的日常生活與身心狀態(tài)可能怎樣、應該怎樣。

與同時期的美術創(chuàng)作相比照,更可凸顯這部作品的精神史價值。在“十七年”時期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中,有關日常生活的表現意識和從社會、民眾視角體察合作化的創(chuàng)作是相當缺失的。日常生活是那一時期文藝創(chuàng)作中較難獲得更積極表現的場域。有研究者指出,“日常生活”概念“更具普泛性的涵義,是相對于‘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爭’而言的,大致是指那些平凡的、沒有激烈的矛盾沖突的生活場景和事件,很多時候也包含著缺乏典型性、不反映社會‘本質特征’的涵義在內”。“文學中的‘日常生活’,以及它的一些替代性或關聯性的指謂,都始終處在一種被懷疑和被批判的地位”。41在《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的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美術領域居主導地位的同樣是面向大歷史敘述的創(chuàng)作主題,日常生活的表現處于較低位置。相較國畫、油畫等領域,連環(huán)畫領域因為自身媒介特征可以包容更多表現日常生活的空間,但如何真正打開有關日常生活理解和表現的空間,仍是相當有挑戰(zhàn)性的課題。

由于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要求與題材規(guī)定性,那一時期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中的革命歷史敘事和革命英雄題材的表達高度聚焦于主題指向,人物塑造多基于鮮明的階級視角,極少呈現日常生活的表現維度[如劉繼卣繪《雞毛信》上、下,1950—1951;顧炳鑫繪《渡江偵察記》,1955;丁斌曾、韓和平繪《鐵道游擊隊(1—9)》,1955—1962]。42農村合作化題材創(chuàng)作,如劉繼卣繪《窮棒子扭轉乾坤》(1963)、板喬繪《創(chuàng)業(yè)史》(1964)、趙明鈞繪《我們村里的年輕人》(1962)等,盡管以農村生產、農民生活為基本敘事情境,同樣很少基于農民的視角表現其心理、意識、情感、日常生活狀態(tài),以及他們對勞作、土地、家庭與自然的感受。參照可見,劉繼卣繪《窮棒子扭轉乾坤》對農村環(huán)境的描寫,其內含的精神旨趣陳舊;杜滋齡繪《李雙雙》(1963)對鄉(xiāng)村日常生活的描寫則流于表面化,缺乏內在理解視角;個別作品如《劉三姐》(鄧二龍繪,1962)試圖以具有民間審美趣味的裝飾性語言來表現農村風情與生活面貌,但同樣缺乏對鄉(xiāng)村社會、農民生活的真切表達;還有部分連環(huán)畫以普通人的成長為主題,涉及鄉(xiāng)村、城市日常生活和自然要素,同樣體現出上述問題(如王緒陽、賁慶余繪《我要讀書》,1955;郁芷芳繪《葡萄》,1963)。

從“十七年”時期美術整體創(chuàng)作面貌來看,依據時代核心觀念邏輯與視角表現思想現實、刻畫人物無疑是創(chuàng)作主潮。少數創(chuàng)作者如董希文、古元、李可染、傅抱石、錢松巖等試圖面對大歷史與日常生活關系的課題,而他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理解和表現則呈現復雜差異。其中從普通農民的視角體察合作化歷史的作品更為少見。賀友直有關合作化和鄉(xiāng)村社會的理解不能說復雜,但作品也并非出于簡單的理想性想象,而是在多重現實經驗與張力背景下的真誠創(chuàng)作。作品所基于的表達視角和有關鄉(xiāng)村民眾日常生活的感受與寄望顯現出不容忽視的精神史價值。某種意義上,這部連環(huán)畫潛含與大歷史的對話與叩問。作品引導讀者面對中國當代史的一個基本課題:如何“能夠把對大歷史、大政治課題的關懷,和在日常工作、生活情境中致力找到能讓人從中獲得身心充實感的具體形式相結合”,并使兩者獲得更加有機、平衡的發(fā)展。43

揭示作品潛含的表達視角和深層精神意涵,也可為深入理解其藝術創(chuàng)造提供關鍵性指引。這部作品在特定限制中呈現的藝術性與審美價值被學界高度肯定,而這些與畫家的現實經驗感受有著怎樣的關聯,作品的表現手法、表達面向出于畫家怎樣的創(chuàng)作動機、創(chuàng)作思路,這些都尚未獲得認真解讀。討論者通常強調賀友直通過從傳統繪畫中汲取營養(yǎng)實現畫風的最終轉變,賀友直的自述和三稿的變化過程則顯示轉變核心實際依靠畫家創(chuàng)作意識與創(chuàng)作思路的突破。他強調作品格調意境、藝術手法的追求指向恰當“表現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動、精神狀態(tài)和人物之間的相互關系”44;作品有關人與日常生活環(huán)境、日用之物、植物、自然的關系表達,則內在聚焦表現人的生活、勞作狀態(tài)與精神情感。因此,這部畫作的形式語言美感才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種切實而飽滿的生活、精神質感所支撐、充實。這也使得它能夠在相當程度上脫去20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在連環(huán)畫、國畫、新年畫領域很普遍的白描手法的運用方式與表現套路。45

賀友直的創(chuàng)作意識與經驗,為今天思考“深入生活”、傳統資源的現代轉化和社會主義文藝大眾化探索等課題提供了線索。有意味的是,新時期之后時代語境的變動和連環(huán)畫的衰落給賀友直以強烈沖擊。在持續(xù)創(chuàng)作的同時,他始終強調連環(huán)畫必須“反映社會問題”46,表現具體社會、生活內容,指出創(chuàng)作者“務必深入人的社會熟悉人的生活、心理。這方面的修養(yǎng)和積累是創(chuàng)作的唯一基本功”47。這部連環(huán)畫啟發(fā)今天的讀者思考,人與日用之物、家園、自然怎樣才能夠形成更加有機的關聯,以使人的身心獲得滋養(yǎng)與護持。今天中國人對于生活方式、生活形態(tài)、文化形態(tài)、生活價值意義感的探索,又是否需要納入這些意識,納入人的身心感受視角。總之,賀友直跨越五十年的實踐與思考促動人們追問,在今天是否需要、如何探求能夠真切面對當代生活的創(chuàng)作路徑,值得繼續(xù)深思。

注釋:

1 本文依據的作品版本為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1—1965年間陸續(xù)出版的連環(huán)畫《山鄉(xiāng)巨變》第1—4冊,該社2002年重新印行了這個版本。其中第1—3冊為董子畏改編、賀友直繪制,第4冊為新吾改編、賀友直繪制。本文對這部連環(huán)畫作圖、文的具體引用,都出自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重印版,文中標注冊數和頁碼,版本不再單獨標注。

2 賀友直在1958年開始接受創(chuàng)作任務,去湖南益陽體驗生活,1959年底開始創(chuàng)作《山鄉(xiāng)巨變》第一稿草圖,經過兩次易稿,第1冊在1961年6月出版,同年11月出版第2冊,1962年9月出版第3冊。據此推測,第3冊的創(chuàng)作時間大致從1961年底到1962年上半年。

3 在1962年秋重提階級斗爭的形勢下,連環(huán)畫第4冊中李月輝略微發(fā)福的體態(tài)與溫厚親和的形象和劉雨生略微駝背、靦腆溫和的瘦弱形象,變?yōu)橥π匕侯^、一身正氣的造型,刻畫的線條形態(tài)也隨之變化。人物塑造意識、手法的變化,體現出畫家受到的壓力(如第4冊第41頁)。

4 黎魯:《廿年前的一個設想》,《連壇回首錄》,上海畫報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頁。

5 黎魯:《生活的頌歌》,《連環(huán)圖畫研究》1957年第7期。

6 針對當時對連環(huán)畫的幾種看法,如認為畫連環(huán)畫好賺錢、賺錢快,是“解決生活困難的好辦法”,以及以“連環(huán)畫養(yǎng)油畫”等,黎魯指出“連環(huán)畫養(yǎng)油畫的階梯是并不宜如此擺的”,并肯定中國畫家與連環(huán)畫家共同創(chuàng)作的倡議。黎魯(署名熾昌):《連環(huán)畫瑣談》,《美術》1958年第4期;同題文章經刪節(jié),收入《連壇回首錄》,第230—231頁。

7 詳見黎魯:《海上連壇舊事》,《連壇回首錄》,第65—69頁。

8 顧村言、陸林漢:《“他這一生,沒白活”——賀友直夫人謝慧劍憶賀友直》,澎湃新聞 · 藝術評論2022年8月2日。

9 參見周立波在1955、1956年寫作的系列短篇小說、散文,如《蓋滿爹》《桐花沒有開》《禾場上》等。

10 賀桂梅:《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39頁。

11 李娜:《在美學風格的背后——〈山鄉(xiāng)巨變〉的成就與成就中的問題》,《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6期。

12 賀友直:《舊畫重提——回顧〈山鄉(xiāng)巨變〉的創(chuàng)作經過(作于1979年8月)》,劉千匯編:《賀友直談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頁。

13 賀友直:《創(chuàng)作連環(huán)畫〈山鄉(xiāng)巨變〉的點滴體會》,《美術》1962年第1期。

14 賀友直反復強調追求表現內容與表達形式的統一,參見賀友直:《舊畫重提——回顧〈山鄉(xiāng)巨變〉的創(chuàng)作經過(作于1979年8月)》,劉千匯編:《賀友直談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第147頁。

15 同上,第143頁。

16 賀友直自覺地通過圖畫語言和主動“制造情節(jié)”展開表達,因此有關連環(huán)畫的分析必須結合對圖畫中超出腳本內容的表達意涵的深入把握。

17 當代油畫家俞曉夫評論《山鄉(xiāng)巨變》:“最值得稱道的是賀先生在人物造型設計的選擇上,你會發(fā)現畫中人物無論好壞,一律呈中性化,換言之就是強調將人性放在第一”。俞曉夫:《永遠的賀友直》,《美術報》2022年10月29日。

18 賀友直:《創(chuàng)作連環(huán)畫〈山鄉(xiāng)巨變〉的點滴體會》。

19 小說的描寫為:“亭面糊身子搖搖擺擺地走到塅里一條小田塍路上,臉上被冷風一吹,酒在肚里發(fā)作了。”面糊跌倒后“好不容易,爬上了田塍,老倌子臉上、手上、身上、腳上,凈是泥漿子,好像泥牯牛一樣”。周立波:《山鄉(xiāng)巨變》上,第21章“鏡面”,《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276頁。小說《山鄉(xiāng)巨變》正篇定稿于1957年12月,1958年出版;續(xù)篇定稿于1959年11月,1960年出版。本文所引用版本為《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的版本,正篇、續(xù)篇改為“上”“下”。

20 小說描寫“聽見叫門聲,面糊婆婆連忙起身,把大門一開,一股酒氣沖進她鼻子,她趕緊把醉漢托住,口里細聲細氣說:‘真是要命,在哪里吃酒,醉得這樣?’”而后盛媽送走護送老伴的年輕人,“替面糊換了一身干凈衣服,侍候他睡了,又把絆得滿是泥水的棉襖炕在烘籠子上面?!蓖蠒?,第277、278頁。小說下部“奔喪”一章對亭面糊夫妻情感有集中表現,連環(huán)畫舍棄了這一章(可能與1962年秋后新的文藝要求有關),但通過這一幕作出了動人描繪。

21 賀友直:《關于“四小”(作于1980年10月)》,劉千匯編:《賀友直談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第58頁。

22 賀友直:《創(chuàng)作連環(huán)畫〈山鄉(xiāng)巨變〉的點滴體會》。賀友直在前兩稿中對鄧秀梅形象的塑造思路,也反映出特定時代情境下的壓力。如楊逸麟繪連環(huán)畫《青春之歌》(楊逸麟繪、林林改編:《青春之歌》,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1960年版)塑造的革命知識女性林道靜在1960年被批評為刻意強調人物身材的“曲線美”,反映出“資產階級審美趣味”,“透露出一種低級的趣味和不健康的情調”。參見蜀人:《低級的趣味和庸俗的感情——評連環(huán)畫“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形象刻劃及其它》,《連環(huán)畫報》1960年第6期;周之騏:《在追求什么、宣傳什么?——評“青春之歌”連環(huán)畫》,《連環(huán)畫報》1960年第7期。

23 李娜認為“益陽山鄉(xiāng)直到1950年代初的典型狀況是人口密度大,人地關系緊張,糧食產出少,外出及副業(yè)謀生的多……生存的平衡很脆弱,特別容易被打破”,并且“在宗族、祠堂、幫會等鄉(xiāng)村組織繁多復雜,人和人的連接很緊密的環(huán)境中”。這種狀況下,亭面糊的性格某種程度上是對生存壓力與人際沖突的一種排解。李娜:《在美學風格的背后——〈山鄉(xiāng)巨變〉的成就與成就中的問題》。

24 參見周立波:《山鄉(xiāng)巨變》上,第13章“父子”,《周立波文集》第3卷,第156頁。連環(huán)畫有關陳先晉入社過程的描寫,較小說有所省略。

25 對陳先晉的刻畫主要集中在連環(huán)畫第2冊第2—17、26—40頁。

26 周立波:《山鄉(xiāng)巨變》上,第14章“一家”,《周立波文集》第3卷,第178頁。

27 小說相關描述見周立波:《山鄉(xiāng)巨變》上,第15章“戀土”,同上書,第184頁。

28 周立波小說重點刻畫的幾位女性形象,還包括鄧秀梅、盛淑君。這兩位也是連環(huán)畫的刻畫重點,不過比較之下,可見賀友直對張桂貞、盛佳秀這樣生活經歷坎坷的女子,投注了更多同情。

29 小說中,張桂貞改嫁符賤庚后生活狀態(tài)較為平穩(wěn),勞動能力增強并開始參加高級社集體勞動,獲得盛淑君肯定。但小說下部描寫出現問題的共產黨員、副社長謝慶元時,特別把張桂貞牽涉進來,描寫謝慶元不顧集體利益,把稻種私下給了單干戶秋絲瓜(張桂貞的哥哥)換取米和臘肉自家食用,其后為了回報張,在社里評工分時照顧張桂貞。龔子元老婆抓住這個機會向謝慶元老婆挑撥是非,造謠謝與張桂貞有不正當關系,導致謝慶元老婆與張桂貞打架。這一情節(jié)設計顯示周立波對張桂貞的定位存在著曖昧與猶疑。(參見周立波:《山鄉(xiāng)巨變》下,第8、10、11章“爛秧”“糾葛”“反目”,《周立波文集》第3卷)連環(huán)畫沒有表現這些情節(jié)。相較周立波,賀友直對張桂貞這一人物表現出單純而深切的同情。

30 連環(huán)畫第1冊共141頁,有關劉雨生與張桂貞的篇幅共28頁(第69—74、124—141頁),第3冊有關張桂貞的描寫共7頁(第10—16頁)。

31 連環(huán)畫第3冊共145頁,這段描繪占用29頁。盛淑君和陳大春的愛情也是連環(huán)畫重點表現的情節(jié),不過相較盛佳秀和劉雨生的刻畫,明顯遜色。

32 小說也描寫了盛佳秀狀態(tài)的變化,但較連環(huán)畫的生動表現,顯得干澀許多。詳見周立波:《山鄉(xiāng)巨變》上,第24章“回心”,《周立波文集》第3卷,第321—322頁。

33 賀友直:《關于體驗生活和收集素材》,劉千匯編:《賀友直談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第104—106頁。

34 此處,連環(huán)畫腳本對小說作了改動。小說的描寫為:“比方這一次,他正在后門階磯上劈刷把子,耶耶叫他去收拾房間,他不想去,還是低頭只顧劈他的東西。盛媽起身走進去,小聲動員他……聽了媽媽的這一番和婉的叮嚀,他才起身,帶領滿姐和菊滿,奔到正房里?!保ㄖ芰⒉ǎ骸渡洁l(xiāng)巨變》上,第4章“面糊”,《周立波文集》第3卷,第51頁)。連環(huán)畫改用兩幅圖畫表現這一情節(jié),以從容表現亭面糊一家的家居環(huán)境與家庭日常。

35 賀友直沒有放過菊滿推開屋門的機會,寥寥幾筆讓讀者真切感受到屋內是另一個人在其中的生活空間,同時也在暗示母親讓學文帶妹妹打掃房間。

36 賀友直繪:《農村生活速寫》,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前記”第2頁。

37 有關這部作品對于自然和人的身心狀態(tài)、人的生活與自然關系的表現,筆者擬單獨撰文討論。

38 遭受生活困苦、將要離婚的劉雨生、張桂貞的家,和因入社問題不被家人理解的陳先晉的家,可以說從另一方面表達了畫家有關農民“家”“家庭生活”的理解與寄托。

39 賀小珠說賀友直“1959年中又第二次去益陽。彼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食物緊張,為了減緩自己饑餓,他就吃幾口壓縮餅干猛喝水,然后躺床上不動,生活相當艱苦?!辟R小珠:《賀友直先生百年誕辰∣女兒眼中的爹爹》,澎湃新聞 · 藝術評論2022年11月15日。

40 賀友直夫人謝慧劍回憶1949年她生下孩子后“沒有奶,也買不起牛奶,只能磨米喂孩子。后來進了新美術出版社,我們家就有工資了,生活就好一點了?!沂?949年解放后……參與了地區(qū)工作,是義務工作,沒有工資的。我家老頭說,一樣都是工作,無非一個有工資,一個沒工資,就當為人民服務,沒解放,哪來今天的生活”。顧村言、陸林漢:《“他這一生,沒白活”——賀友直夫人謝慧劍憶賀友直》,參見賀友直同事汪觀清口述、魏松巖撰:《與老友賀友直共事》,《世紀》2016年第4期。

41 冷霜:《日常生活》,洪子誠、孟繁華主編:《當代文學關鍵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233—234頁。

42 需要承認,當時有抱負的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者積極探索增強革命英雄題材的藝術表現力。

43 賀照田:《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潘曉討論”與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賀照田、余旸等:《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fā)》,臺灣社會研究雜志社2018年版,第104頁。

44 賀友直:《關于“四小”》,劉千匯編:《賀友直談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第59、60頁。

45 可參照顧柄鑫、劉繼卣當年同樣采取線描手法的連環(huán)畫作品?!渡洁l(xiāng)巨變》前兩稿也基本囿于當時的表現格套。賀友直檢討“一開始就意識到……傳統中有那些是能用的,則根本不知道,就冒然動手了。由于仍沿用過去慣用的手法(基本上傾向于西洋的構圖)加上東拼西湊、不中不西的線條,結果感到畫出來的東西說不出一個所以然”。賀友直:《創(chuàng)作連環(huán)畫〈山鄉(xiāng)巨變〉的點滴體會》。

46 許?。骸恫煌!⒉晦D的延伸線——賀友直訪談》,《美術觀察》2003年第9期。

47 參見賀友直2005年9月18日寫給外孫孫穎峰的信;顧村言、陸林漢:《“他這一生,沒白活”——賀友直夫人謝慧劍憶賀友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