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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崗:從“翻身”到“翻心”
來源:《書城》 | 羅崗  2026年11月13日10:12

一

一九七九年的五一勞動節,“文革”后復出不久的丁玲在北京為即將再版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寫《重印前言》,她深情地回憶當年創作這部土改題材小說的情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從延安到了張家口。本來是要去東北的。因國民黨發動內戰,一時交通中斷,只得停下來。我在新解放的張家口,進入闊別多年的城市生活,還將去東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對我曾經有些熟悉,卻又并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區的農村眷戀起來。我很想再返回去同相處過八九年的農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子’的干部再共同工作。正在這時,一九四六年夏天,黨的關于土改的指示傳達下來了。我是多么歡喜啊!我立刻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這對我是一個新課題。我走馬看花地住過幾個村子。最后在溫泉屯停留得稍久一點。”從這段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丁玲是在從農村到城市,再從城市到農村的形勢變動中開始她的創作構思的。當時的情況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晉察冀解放區隨即展開了土改運動。丁玲正滯留在張家口,她敏銳地覺察到這將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立即決定不再北上東北,而是和丈夫陳明一起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九月,丁玲先后參加了懷來縣辛莊和東八里村以及涿鹿縣溫泉屯三個村子的土改工作,這段經歷構成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創作素材的直接來源。

正如丁玲在《重印前言》中強調的,她本來是要“進入闊別多年的城市生活”,卻又在感情上眷戀“曾經有些熟悉,卻又并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區的農村”,這種“城市”與“農村”、“有些熟悉”與“并不深深熟悉”之間的“距離感”,既構成了來自城市的丁玲深入農村生活的某種限度,也使得她的農村體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獨特性。歷史地看,作為上海“亭子間作家”的丁玲,她的寫作和城市以及農村的關系頗為復雜。在這兒,不妨借用與丁玲亦師亦友的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的說法:“魯迅是萊謨斯,是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他從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有的研究者注意到瞿秋白也對萊謨斯和羅謨魯斯有所區分:“萊謨斯的命運比魯迅悲慘多了。這也許因為那時代還是虛偽統治的時代。而現在,吃過狼奶的羅謨魯斯未必再去建筑那種可笑的像煞有介事的羅馬城,更不愿意飛上天去高高的供在天神的寶座上,而完全忘記了自己的乳母是野獸。雖然現代的羅謨魯斯也曾經做過一些這類的傻事情,可是,他終于屈服在‘時代精神’的面前,而同著萊謨斯雙雙的回到狼的懷抱里來。”這個微妙的轉折意味著,瞿秋白對“現代的羅謨魯斯”的詮釋,實際上牽涉到他對整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乃至他自我身份認同的獨特理解,也即瞿秋白、魯迅乃至辛亥革命前夕,中經“五四”再到“五卅”之間的幾輩中國知識分子,都是“被中國畸形的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過程所‘擠出軌道’的孤兒”。而所謂“現代的羅謨魯斯”,則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加以把握:從時代變遷的層面來看,可以將之理解為辛亥革命前夕以來幾輩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用瞿秋白自己的話來說——即“現代式的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層”;從個人生平的層面入手,或許可以更直接地說,“現代的羅謨魯斯”就是瞿秋白本人。張歷君指出,根據這個神話故事的脈絡,魯迅在成長過程中和農村野孩子之間的密切關系,便被理解為他的“萊謨斯”性格的來源:“他的士大夫家庭的敗落,使他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著小百姓的空氣。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種‘野獸性’。”這種“野獸性”使他“不慚愧自己是私生子”,能夠直面包含于自己思想中的士紳階級的卑劣、丑惡和虛偽,“真正斬去‘過去’的葛藤”。所以,在瞿秋白看來,一九二七年以后,隨著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中國的思想界出現了革命文學的實踐和討論。當時的革命文學作者實際上來自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層,但他們又分成兩類:一是像魯迅一類的早期革命作家,他們因與中國農村和農民群眾多少有點聯系,因此看得見農民、小私有者群眾的“馴服的奴隸性”,可是,他們往往看不到這種群眾的“革命可能性”;另一類則是“五四”到“五卅”期間,中國城市中隨著“口岸資本主義”發展而迅速聚集起來的“薄希民”(Bohemian)。“薄希民”現譯波希米亞人,瞿秋白當時將之理解為“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的智識青年”。他認為,這些智識青年和魯迅一類早期的士大夫階級的“逆子貳臣”,“同樣是中國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結果,同樣是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犧牲品,同樣是被中國畸形的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過程所‘擠出軌道’的孤兒”。然而,這些智識青年卻欠缺了早期革命作家和農村的聯系,沒有前一輩黎明期作家的“清醒的現實主義”,他們反而感染了歐洲的世紀末氣質。這些新崛起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的熱情,往往首先卷進革命的怒潮里,但是,他們若克服不了自己的浪漫諦克主義,便會很快“落荒”,或者“頹廢”,甚至“叛變”。(參見張歷君《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的第六章《“擠出軌道”的孤兒》,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關于魯迅與中國農村和農民的聯系,或許還可以借用李長之看似有點極端的說法,他認為魯迅“寫農村是好的,這是因為那是他早年的印象了,他心情上還沒至于這么討厭環境……一旦他的農村體驗寫完,他就已經沒什么可寫,所以他在一九二五年以后,便幾乎沒有創作了”(李長之《魯迅批判》)。但他對農村題材小說的肯定,無意中再次確認了魯迅與“吃狼奶”長大的“萊謨斯”的相似性。

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瞿秋白以“薄希民”命名的特定社會群體,丁玲可被視為一個典型代表。實際上,丁玲在相當長時間內都被當作這類社會群體及其相關生活方式和社會理念的代名詞。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丁玲和瞿秋白一樣,既是“現代的羅謨魯斯”也是現代中國的“薄希民”。值得注意的是,丁玲留下的關于瞿秋白的回憶,同樣充滿著“薄希民”——或曰“波希米亞”——的氣息。尤其是她的小說《韋護》,如果從“薄希民”這個特殊的視角來看,作品的內核不僅僅落實到愛情和革命、私人和組織等不同公私領域之間的沖突上,而且也代表兩種革命主體類型之間的曲折與分離。因為丁玲對這段愛情的書寫,完全可被視為“薄希民”生活的縮影:麗嘉和韋護一起在城市空間中無目的地游蕩、談詩、論藝……這些情節表明他們之間的情與欲是對都市流浪生活的革命姿態的一種表達,標志著一種美學化/藝術化生活與周圍社會的不妥協精神。沿著“薄希民”的視角,在小說的結尾,韋護突然決定離開麗嘉而返回革命實踐,意味著他離別的對象既是肉身的愛情伴侶,也是“薄希民”的生活樣態以及相關的邊緣社會空間。(參見路卡《同游、召喚與改造——在“薄希民”的視域里論瞿秋白與丁玲的關系》,《現代中文學刊》2024年第6期)韋護的形象雖然以瞿秋白為原型,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丁玲的夫子自道。正如瞿秋白在《學閥萬歲!》中指出的,“薄希民”雖然是“中國寫實文學的第一輩作家”,但這批作家的“寫實,只是寫他們自己的現實生活”,“只是提出他們自己的‘社會問題’”,如“失戀呀”“家庭沖突呀”“三角戀愛呀”“上海的亭子間生活呀”,等等,看不到“鄉下佬‘上城’”“窮人想賴債”“丘八想回家”等“一切偉大的震動的問題”。也就是說,“薄希民”這批作家就像“現代的羅謨魯斯”一樣,始終面臨著如何找到“群眾的野獸性”,怎樣“回到狼的懷抱里來”的問題。即使丁玲加入“左聯”,響應了“文藝大眾化”的口號,“到書攤上去買大眾唱本來研究”,并且嘗試“寫通俗文學”,也并不意味著這個問題的解決。因為,作為深刻依賴城市印刷文化語境的“革命文學”,其實和“薄希民文學”共享了相同的生產條件,在當時的文化場域中具有結構和位置的高度相似性。用瞿秋白的話來說,所謂“反動文學家”——也即“革命文學家”——“門第很高,雖然是無賴,仍舊是學閥。這學閥的城墻,使他們和愚民隔離著”(瞿秋白《學閥萬歲!》)。而如何打破“使他們和愚民隔離著”的“城墻”,是這批“現代的羅謨魯斯”和“薄希民”響應“時代精神”,回到“狼的懷抱”,找到“群眾的野獸性”的關鍵所在。這或許是理解丁玲在創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時,對農村產生了介乎“有些熟悉”與“并不深深熟悉”之間那種“距離感”的深層次原因吧。

二

所以,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和城市文化中心的散落,重新面對廣闊的農村和廣大的農民,丁玲不得不在思想和情感上經受一番徹底的改造。就像已有研究指出的,來自城市的丁玲的“改造”顯然與同為“根據地作家”的趙樹理、柳青等有不同的取徑。后者以自己家鄉或與家鄉相近的地域作為自己的“文學根據地”,在對地域民俗、人情、語言、歷史的了解乃至人脈關系上,具有先天的優勢,與丁玲這樣的純粹“外來者”具有本質差別。“如果說趙樹理和柳青是一種‘回家’的文學,在丁玲這里,則是一種‘在路上的文學’。由此,在深入生活和做群眾工作中,丁玲面臨著更大的困難。”(何吉賢《“流動”的主體和知識分子改造的“典型”——1940—1950年代轉變之際的丁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4期)可以說,丁玲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塑造了文采這個知識分子型的干部形象,是對這種自我改造面臨“更大困難”的某種自覺。她幾乎是用漫畫式的筆法描寫這個形象的,說文采在別人家里吃飯,和主人聊家常。他恭維主人和父親長得很像。主人問:你怎么知道?文采指著墻上掛著的一幅木刻畫像說:這不是你的父親嗎,你看你們的眼睛多像啊。此言一出,滿座大笑。大家笑話他在延安待了那么久,居然不認識劉玉厚同志!文采辯解說,這畫像刻得一點也不像,只有古元刻的最像。大家又指給他看畫像的落款,原來作者正是古元。這一來他沒有說的了,便告訴別人,古元這個名字在外國如何出風頭,美國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里有個天才的木刻家,古元同志。他認不認識古元,大家都不清楚,但他的確喜歡拜訪名人,只要稍微有名的人,仿佛他都認識,或者知道他們的生平;他更喜歡讓那些沒有機會認識這些人的人們和也沒有興趣打聽這些消息的人們知道這種交往。很顯然,如果理解了丁玲力圖打破知識分子與群眾之間隔著的那堵墻的心情,那么她對文采的描寫就不完全是出于諷刺,而是或多或少地帶有自我反思的色彩。

然而,這種自我改造“不同的取徑”,也形成了丁玲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視差之見”——城市與農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現象,“盡管這些現象根本無法相互轉譯,我們也只能透過某種視差之見(parallax view)來把握它們。在透過視差把握它們時,我們總在兩點之間變換視角(perspective),而兩點之間,絕不存在任何綜合(synthesis)和調停(mediation)的可能。因此,這兩個層面無法和睦相處,也沒有共享的空間。盡管它們密切相連,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完全一致,但它們畢竟處于同一個莫比烏斯帶(Mobius strip)的完全相反的兩面”(齊澤克《視差之見》,季廣茂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這帶給了她某種看待農村問題的獨特優勢,趙樹理、柳青這類扎根農村“文學根據地”的作家所不具備的優勢。具體到《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則表現為丁玲對農村土改情勢的另一種深刻把握。由于土改所觸動的不僅是當時北方農村的土地制度,更要從根本上改造千百年來中國農村基層社會的結構,因此需要一股強大的外部力量的推動,才能使土改得以開展,而丁玲和陳明參加的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就是這種“革命性”力量的代表。與這一特殊的力量情形相對應,許多描寫土改的文學作品,都以“土改工作隊”的這一外來的視角展開敘述,凸顯出外部力量對于傳統農村社會的革命性改造。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應該是同時期周立波創作的東北土改題材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小說是這樣開頭的:一九四六年七月中下旬的一個清早,在東北松江省境內,在哈爾濱東南的一條公路上,奔馳著一輛四轱轆大車,它“是從珠河縣動身,到元茂屯去的”。在東北夏天清晨時彌散的柴煙中,馬車顯得格外惹眼。車上坐著的是從縣里下來的工作隊,他們即將進入元茂屯,在那里掀起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也采用了“工作隊下鄉”的模式,只不過丁玲沒有選擇把這種敘事模式延伸至小說的開頭。與《暴風驟雨》類似,《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也是從“膠皮大車”進村寫起的,但“大車”上坐著的不是要進村的“土改工作隊”,而是帶著女兒回娘家的暖水屯富裕中農顧涌,顧老漢。隨著馬車的行進,“緩緩地走過高粱地,走過秫子地,走過麻地,走過綠豆地,走到果園地帶了……”小說的敘述以顧涌的視角也即暖水屯內部農民的視角展開。

選擇“顧涌”作為小說開篇的視角,是丁玲有意為之。按照她的創作自述,“顧涌”是丁玲在懷來縣東八里村參加土改時遇到的。她在一九五五年回憶中談道:“有一天,我到一個村子去,看見他們把一個實際上是富裕中農(兼做點生意)的地拿出來了,還讓他上臺講話,那富裕中農沒講什么話,他一上臺就把一條腰帶解下來,這哪里還是什么帶子,只是一些爛布條,腳上穿著兩只兩樣的鞋。他勞動了一輩子,腰已經直不起來了。他往臺上這一站,不必講什么話,很多農民都會同情他,嫌我們做的太過了。我感覺出我們的工作有問題,不過當時不敢確定,一直悶在腦子里很苦惱。”(丁玲《生活、思想與人物》)我的學生王碧燕將丁玲“悶在腦子里”的“苦惱”稱為“顧涌難題”,她曾經對小說中寫到“顧涌”的章節做了一個統計,通過統計,我們可以比較直觀地看出丁玲在文本中處理這一難題時的思考軌跡。這些章節分別是:一、膠皮大車;二、顧涌的家;四、出偵;十二、分歧;十九、獻地;二十二、盡量做到的一致;三十五、爭論;三十七、果樹園鬧騰起來了;五十一、胡泰;五十二、醒悟。全書總共五十八個章節,“顧涌”的難題貫穿小說敘事的始終。在上述十個章節中,有三章與土改工作小組關于斗爭對象的討論直接相關,分別是“十二、分歧;二十二、盡量做到的一致;三十五、爭論”。從第十一章土改小組進村開始,小說的情節就開始不斷地延宕,圍繞著“應該斗爭誰”這個問題,干部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顧涌正包含在這個分歧中。從這一點來說,顧涌在這里確實是作為土改工作組的“難題”出現的。但丁玲沒有僅限于此,在將“顧涌”難題表現為土改工作組的難題外,她還穿插著寫了土改不同階段“顧涌”的家庭矛盾及其自身的困惑。這主要體現在“十九、獻地;五十一、胡泰;五十二、醒悟”三章中。在第一次農會時,顧順因為父親顧涌的成分不明被拒絕參與農會,這極大地打擊了顧順的積極性,并由此引發了父子二人的矛盾。如果說“應該斗爭誰”這個問題一直貫穿于土改工作的始終,那么“顧涌”的困惑及其家庭的矛盾則始終圍繞著“是否應該主動獻地”這個問題展開,這也是父子兩人最大的分歧。由此可以看出丁玲對待這一人物時的復雜考量,她沒有僅將“顧涌”難題置換為土改工作組的難題來處理,而是將其放在與這場革命的關系中來思考,通過寫他對這場土改的困惑來反觀這場運動本身。可以說,在小說中,“顧涌”是丁玲得以對土改進行審視的一個視角。(王碧燕《革命主體的“內在矛盾”及其“克服”——〈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創作與丁玲的精神成長》,《軍事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

基于顧涌視角的展開,從“膠皮大車”進村開始,丁玲用了十章的篇幅詳盡地描繪了土改工作隊到來之前暖水屯的基本權力格局和農民的普遍生存狀態。一九四六年的暖水屯雖然已經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鄉村基層政權組織,此前也已經進行了兩次減租清算斗爭,村中的惡霸地主在這兩次減租清算中被斗爭,但村民們的生活狀況卻沒有多大改善。通過對暖水屯基層組織困境和村民深層心理的描寫,丁玲為土改的發生提供了自己的解釋:一方面在暖水屯,想要徹底改變村莊原有的權力結構和解決基層組織的困境,必須再進行一次徹底的變革;另一方面村民們也渴望“變革”,他們期待一股強勁可靠的外力來促使他們邁出第一步,也需要契機來實現自我成長。正是在這兩個基礎上,丁玲展現了她對土改情勢的深刻把握。首先,通過對“非典型地主”錢文貴的塑造,丁玲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她是在一種開創“新的政治空間”的可能性中理解土改的;其次,從暖水屯基層組織面臨的困境和村民對“再來一次清算”的渴望與猶豫出發,揭示土改是在以“繼續革命”的方式處理減租減息后出現的“革命的第二天”問題,并繼續其未能完成的“清算”任務。在這個意義上,暖水屯土改不是一場全憑黨的意識形態所型構的政治運動,它的發生基于村莊現實和黨的意志兩方面情勢的暗合。

正是在對暖水屯情勢的深入把握中,關于土改的內部視角和外來的影響之間發生了深刻的化合作用。丁玲試圖回答的問題是,作為“闖入者”的土改小組如何成為村莊內部真正的變革力量,這才是敘事的重點所在。換言之,問題的重心在于:黨的領導究竟怎樣才能真正成為農民成長的推動力?在這樣的視野中,丁玲將小說的敘事主線放到了農民成長上。為了凸顯這個問題意識,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經由丁玲修訂后作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之一重新出版。在這次修訂中,丁玲特意將小說第三十三章張裕民口中的“翻身”一詞改成了“翻心”,這一修改流露出丁玲在農民成長問題上的自覺認知:土改不僅要讓農民“翻身”,更要讓農民“翻心”。所謂從“翻身”到“翻心”,就是要讓農民的“腦子”發生轉變,土改的目的不僅在于讓“農民獲得土地”——“獲得土地”也許能讓他們在經濟上“翻身”——還要讓他們真正“團結”起來,“明了自己是主人”,“自己是主人”才能在政治上真正“翻心”。然而,從經濟上“翻身”也許是容易的,但在政治上特別是文化上“翻心”,卻可能是一場“漫長的革命”。就像路楊所指出的:“中共‘翻心’實踐的一大問題在于,或許過于強調‘翻’這個動作帶來的變革與解放的動能,卻可能忽視了鄉村之‘心’本身蘊含的欲望、價值和能動性。”(路楊《“斗爭”與“勞動”:土改敘事中的“翻心”難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2期)

三

還是在《重印前言》中,丁玲表達了對《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譯者們的思念和感謝:“《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絕版以來,我心里還常懷著一種對許多友人的歉意,好像我做了什么錯事,對他們不起。其中我常常想到的是,坂井德三先生、金學鐵先生等。他們熱心中外文化交流,把《桑干河上》譯成外文。他們自然也曾為這本書的絕版而感到遺憾吧。現在,好了,好了。我雖沒有什么新的好消息告慰他們,但這本書復活了,他們可能有的某些不愉快的心情也可以解凍了。”而早在一九五五年,她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俄譯本前言》中曾這樣寫道:“我感到自己在蘇聯讀者面前負有重大責任,他們可能把我的書作為理解中國的新時代和新人的基礎,理解中國土地改革的基礎。”是的,對于世界各國特別是全球南方仍在爭取土地和發展的廣大農民來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依然是一本“負有重大責任”的著作。倘若丁玲泉下有知,知道了她的這本嘔心瀝血之作又將增加一個巴西的葡語譯本,一定會露出會心的微笑。

二〇二六年九月十日 中國教師節

改定于十月一日 中國國慶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