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黔森長篇小說《起來》:歷史的抉擇與人民性的生成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六軍團突圍西征,經過黔東地區,點燃革命的火種,留下動人心魄的故事。歐陽黔森的長篇小說《起來》即以這段歷史為背景,鏡頭從軍團、師團一路下移,最后停在一個叫甘溪槽的村子里,停在兩戶人家的門檻前:一戶是龍打鐵、冷小朵和他們的五個子女,一戶是孤身一人、靠當春官“說春”與背鹽為生的麻狗崽。這個向下聚焦的視角,構成了對長征歷史別樣的微觀敘事。
甘溪槽被困牛山、三步跳、黑灘河層層鎖住,村民們即便聽到“群眾”兩個字,也不懂何意,根本不知道自己就是歷史的主體。小說把觀察對象放進這樣一個近乎封閉的空間,歷史以“闖入者”的面貌出現:紅軍來了,白軍也來了,村莊原來的樣子再也回不去了。歐陽黔森在后記里說,他想寫的不僅是“一個村莊的兵荒馬亂”,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他要把一個時代壓縮進一個村莊,看村里人如何在歷史的生死關頭作出抉擇,如何從自為的村民轉化為自覺的人民。
“抉擇”:向哪里走?又該怎么活?
于是,“抉擇”成了這部小說真正的結構動力:歷史落到個人身上,是一次次必須由自己承擔的取舍;所謂歷史的必然性,正是由無數個這樣的選擇瞬間堆積而成。全書共15章,幾乎每一章都把人物推到岔路口上:龍二舉起鐮刀要不要沖出去報仇;冷小朵要不要從死人坑里刨出那個還有一口氣的白軍;龍家兄弟是當紅軍還是跟國軍;最后,松江浮橋的主纜砍還是不砍。甚至讓麻狗崽站在一個實實在在的三岔路口前,“三條道,條條有路可行”。這是一個存在主義式的命題,人必須作出選擇,承擔起自己的命運與責任。
小說沒有把這些抉擇寫成理念的表決,而是寫成身體的、倫理的、帶著泥土氣的取舍。抉擇的分量最終落在兩條道路上——一條是冷小朵一家的,一條是麻狗崽的。作者對這兩條路的判詞極為精準:“冷小朵是這樣的人,誰不讓我活,我就站起來反抗打倒誰。麻狗崽是這樣的人,打不倒你就跪舔你,我想活成你的模樣。”前者通向“起來”,后者通向“跪下”。同為不甘,一個的根底是宏大理想與公共擔當,另一個的根底是出人頭地的個人欲望;二者不同的價值取向,抵達的終點截然相反。
冷小朵的路從丈夫龍打鐵開始。龍打鐵死于小說情節開始之前五年,是全書缺席的在場者,也是整個家族的引力中心。他的反抗是純粹的、本能的、血性的:父輩被鄉長逼著打虎送命,他拎著鐵錘去要說法,錘子沒舉起來就被人用槍趕了出來;船老大賴掉工錢還挑釁,他忍無可忍操起鐮刀,反被槍殺后扔進烏江,尸骨無存。龍打鐵的死證明沒有經過組織的血勇,只是枉死。他把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留給了活著的人——不能這樣死,那該怎么活?冷小朵憑借本能,首先給出的答案是母性,是“活下去”。她的倫理資源來自素樸而有限的民間認知:母親臨終念叨的“行善免災”、和尚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她最初的世界觀是徹底的生存理性:“人在,家就在。你們不在了,家就沒了。”“好人,壞人,他們怎么打,不關我們的事,媽媽要你們都活著。”這是一個尚未被喚醒的普通母親最真實的姿態:她不是不辨善惡,而是不認為自己有資格卷入善惡之爭。
改變冷小朵的不是道理,而是遇到長征中的紅軍。冷小朵看見紅軍在村道兩側的屋檐下坐了一夜,沒有踹一家的門;老排長在她家地里刨紅薯,每刨一窩就往土坑里放一枚銅板,臨走又把布袋里剩下的一百多枚全倒進她的籃子;那個被她藏在草堆里的白軍傷兵被背到紅軍面前,女醫生傾力救治。小說通過不識字的偏遠山村婦女之眼,將長征對普通民眾潛移默化的影響落筆在細部。
“命名”:為誰而活?又為誰而死?
更關鍵的是命名。老排長蹲在火塘邊,用木炭在地上寫下“人民”兩個字,教龍五念。龍五問“人民?誰是人民”,小紅軍指指他又指指自己:“我們就是人民!”冷小朵問“蘇維埃”是什么,老排長說:“保長、東家地主說了不算,你們是主人,你們說了才算。”她還被反復糾正稱呼:不要叫軍爺,不要叫長官,叫同志。這些糾正看似瑣碎,卻是啟蒙的最小單位——重新給一個人命名,讓她知道自己是誰、站在哪里。而她最初聽不懂的詞語“群眾”,指稱的就是她自己。冷小朵的五個孩子叫龍一、龍二、龍三、四妹子、龍五,是被編號的人;被她救下的白軍毛弟根本沒有名字——“毛弟”只是當地對未成年男孩的泛稱。這是一個被編號、被泛稱的世界,他們都是無名的大眾。小說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場景,是讓目不識丁的農民學會寫下屬于自己的詞——“人民”,以及龍三在手掌上一遍遍練習的“革命”。到小說結尾,那個被叫作“五”的孩子簽下的名字是“龍武”。從編號到名字,小說用它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起來”意味著什么。
真正的精神轉折發生在黔軍清鄉的悲劇時刻。紅軍女醫生本來可以活,卻為保護懷孕的龍一媳婦而犧牲。冷小朵的舊倫理被擊穿,她點燃自己的茅草屋,對跪在墳前哭泣的兒女喊出“起來!站起來!”,然后說出貫穿全書的話——“誰能為我們死,我們就能為誰而死。”這不是理念的說服,而是倫理的回響:人與人之間彼此相關,護住自己的五個孩子,與為了千千萬萬的人不再跪下,在這句話里合而為一。她帶著龍五、四妹子走向有槍炮聲的地方,一路跟著紅軍。最后在松江渡口的生死抉擇中,為了掩護紅軍撤退,冷小朵用最后的氣力,讓龍五砍斷纜橋,她的母性升華成了信仰。
麻狗崽走的卻是另一條路。他與龍打鐵是拜把兄弟,卻活成了反面:龍打鐵是遇到欺負就要反抗,“有機會我就打死你”,麻狗崽卻是羨慕欺壓者,“想活成你的模樣”。他的全部人生哲學,濃縮在一份徹底個人的、身體的、不涉及任何公共性的欲望清單里。麻狗崽并非沒有基本的是非判斷,也曾為虎井溝跳崖的紅軍戰士流過淚。但是,“他有淚水沒有仇恨”。感動不等于抉擇,流淚不承擔后果。作為亂世中的機會主義者,他先是冒充紅軍,后是假扮白軍,遵循的是同一個原則:誰讓人害怕,就裝扮成誰。
靠敲詐勒索來的銀圓行賄黔軍團長,麻狗崽搖身一變成了排長麻大業。他奉命鞭打逃兵龍一,嘴里念的卻是曾經引以為傲的謀生手段“唱春”。那套教人順應天時、勸人耕作的民間知識,變成了行刑的節拍器;用來打春牛的春牛棒,換成了打人的銅頭水牛皮鞭。這是一個充滿意味的隱喻:他將自己身上最好的東西典當出去,從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活成了新的壓迫者。
麻狗崽的結局,是這部小說思想力的頂點。他沒有死在松江。尾聲交代,他回到甘溪槽村,把田家大院改成了麻家大院。他站到了自己曾經仇恨的位置上,成為新的權力象征。這意味著個人出人頭地的邏輯終點不是翻身,而是復制既有的壓迫機制。15年后的立春,他被槍斃前,有人隱約聽見唱春聲——那是他拋棄的舊身份回來找他了。而簽字槍斃他的人“姓龍名武”,就是龍五。當年被叫做“五”的孩子,最終有了自己的名字。給自己取名“麻大業”、一心要成就一番大業的人,最終一無所有。兩個名字,完成了小說的價值審判:以出人頭地為動力的抉擇,哪怕一時得勢,也終將回到它出發的地方——跪著。
魯迅在《文化偏至論》里有一句極要緊的話“起來”:為自己做主,活出自己的模樣:“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起來》書寫的正是沙聚之邦如何蔚為人國的過程。甘溪槽的村民起初正是“沙”:一家一戶守著自己的門檻,冷小朵只求五個孩子活著,麻狗崽只求自己的口腹和生理欲望得到滿足。紅軍所做的一切,屋檐下的一夜、土坑里的一枚銅板、火塘邊的兩個字、一聲“同志”,都不是替他們作主,而是把散沙召喚成人:讓人們知道自己是誰,知道“你們說了才算”。給人以名字,確立其歷史的主體性,人自己會站起來,這是紅軍宣傳、啟蒙與動員的底層邏輯,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民史觀的體現。
歐陽黔森把“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這個經典論斷還原成了具體而微的歷史進程。小說里反復回響著一個詞——“起來”。老排長拉二胡時唱的是“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冷小朵在墳前對兒女喊的是“起來!站起來!”;小紅軍在浮橋上回頭喊的是“起來,兄弟!”。三個“起來”,從被傳唱的理想,到一個母親的選擇,再到生死關頭的姿態,勾勒出小說的演進路徑。歐陽黔森沒有把長征寫成勝利的序曲,而是寫成了一群人學會站立的過程。
小說最后一頁寫著“甘溪槽村換了人間”。但歷史不是自己走過去的,而是被一個又一個具體的、狼狽的、帶著泥土氣的人,用一次次的選擇走過來的。每一次選擇背后,都藏著一把尺——是“為誰而死”,還是“活成你的模樣”。因而,我們可以說,將一個被反復書寫的歷史事件放回到人民性的生成尺度上,是《起來》最突出的文學貢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