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吃瓜欲”
袁枚仿效冒襄所編《同人集》的先例,將歷年來友朋酬贈的大量詩文分類編排,匯輯為《續同人集》。在《文類》卷三中收有畢沅《答簡齋先生書》兩通,其中第二通提到袁氏在夏秋之際“遍歷天臺、四明諸勝。以杖朝之歲,作名山之游”,畢沅本人則忙于公務,“往來于瀟湘、漢江之間,幾三閱月。至七夕前,始旋鄂渚”。參酌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鄭幸《袁枚年譜新編》等,可以推斷該札當作于乾隆五十七年,畢沅正在湖廣總督任上,而袁枚早就致仕閑居多年。此札原件現仍存于天壤之間,由馬克主編、林銳整理的《清代名賢書札集萃》(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4年)曾予以影印。略加比勘,很容易就能發現袁枚在結集時對原札做過不少潤飾改易,最顯著的一處變化是將信末附言悉數略去。遭到刪汰的內容盡管只有寥寥三十余言,卻涉及袁枚所撰志怪集《子不語》在早期流傳時所引起的紛爭。研討《子不語》的學者迄今尚未注意到畢沅的這通信札,有必要稍事覆按尋繹。
茲先據影印本迻錄該札最后的那段附言:“再,尊刻《續子不語》內載有敝友孫香泉病女之事,伊先已專啟懇刪,務乞俯從所請,是所至感。又及。”孫香泉即孫云桂,當時正在畢沅的湖廣總督府中擔任幕賓。畢氏信中提到的“孫香泉病女之事”,詳見袁枚《續子不語》卷二《鱉精》條,說的是孫氏之女被鱉精糾集蝦、龜諸怪反復騷擾,甚至約定時間,準備前來迎娶,家人為了驅除邪祟想盡各種辦法,可非但無濟于事,還屢受譏嘲報復,最后通過畢沅輾轉請來龍虎山道士設壇作法,才好不容易將鱉精等降伏。莫名其妙鬧出這些事端,顯而易見會大損閨閣清譽。沒想到袁枚聞知此事后居然毫無顧忌,將孫氏女遭祟后喜怒無常的狼狽以及全家人遇事時手足失措的惶懼,巨細靡遺地記錄下來。袁枚是乾嘉文壇公認的領袖人物,其《子不語》和《續子不語》相繼付梓后也風行一時。不難想見,孫家發生“精怪作祟”之事,勢必隨著小說的廣為流播而喧騰眾口。由于袁枚的不少著作在不同階段刊刻時常有增刪改易,倘若此書于再次刷印前能夠刪去這則內容,倒是可以亡羊補牢,盡可能消弭由此造成的負面影響。惴惴難安的孫云桂為此專程致信袁枚,懇請俯允,又唯恐自己身微言輕,于是再拜托與袁枚交誼深厚并親歷此事的幕主畢沅出面,代為陳情斡旋。
不過,現在看到的《續子不語》中仍然保存著這則《鱉精》,而且開篇就直截了當點明事主的身份是“吳縣孫香泉女”,孫云桂當日所做的諸多努力顯然都已付諸東流。這倒并不是袁枚在刻意刁難,乃至不顧及私交甚篤且位高權重的畢沅的情面。因為在《子不語》的撰著過程中,類似的情況并非絕無僅有。該書卷三還有一則《李香君薦卷》,講述其友人楊潮觀在擔任同考官時,夢見明末清初秦淮名妓李香君前來請托,醒后遂大力舉薦原本已遭黜落的侯朝宗之族裔登第上榜。袁枚對這樁奇遇很感興趣,在《隨園詩話》卷八中也興致勃勃地講述過一遍。然而據袁枚《答楊笠湖》(《小倉山房尺牘》卷七)后所附楊氏來函,楊潮觀對此卻是勃然大怒。他在信中自稱讀到《子不語》里的這條記載后“為之駭然”,認為書中無端把他與妓女牽扯在一起,令自己顯得“佻??下流”,簡直就是在“誣蔑舊交”;隨即厲聲質問,“不知有何開罪閣下之處,乃于筆尖侮弄如此”;并希望袁枚立即采取補救措施,“務即為劈板削去”,以維護其清白聲名。孰料袁枚收到信后竟然毫無歉疚之意,回復時輕描淡寫,直言“《子不語》一書,皆莫須有之事,游戲讕言,何足為典要”,反過來還責怪老朋友太過迂腐,將小說家言“當作正經正史,一字一句而訂正之”,豈不是在自尋煩惱?甚至還振振有詞地駁斥道,“凡仆所載,皆足下告我之語,不然,仆不與足下同夢,何從知此一重公案耶?”——明明是老兄你自己沾沾自喜,到處向人夸耀標榜,我不過照實直錄罷了。這倒是和《李香君薦卷》條中所說的“楊自以得見香君,夸于人前,以為奇事”云云桴鼓相應,索性直接說破對方此番興師問罪純屬無事生非。楊潮觀與袁枚訂交數十年,論年紀還略長數歲,可袁枚寧可冒著割席斷交的風險,也不肯稍作退讓,足見他在處理這類事務時完全一視同仁,并沒有倚老賣老,故意令孫云桂難堪。
袁枚所述楊潮觀夢遇李香君的經歷,原本就來自楊氏的自我吹噓。據此推想,他筆下孫氏之女的遇祟始末,恐怕最初也源于孫云桂本人或是卷入此事的畢沅的陳述,絕非惡意誣枉構陷。同樣身為畢沅府中幕賓的錢泳,在其《履園叢話》卷十六《精怪》類中也有一則《鱉精》,所述情節與《續子不語》大體相仿,想必同樣是從孫云桂本人甚或幕主畢沅那里聽聞得來,只是礙于情面,閃爍其詞地稱此事發生在“幕友某君”家中,而沒有直呼其名。可見即便沒有袁枚的推波助瀾,這件事情在當時也早已流傳開來了。
孫云桂和楊潮觀都不滿意《子不語》中的記載,因而或是婉轉商請,或是徑直抗議,可惜并沒有盼來預期的積極回應,最終均不了了之。今人固然可以由此指責袁枚在待人處事時缺乏共情,不能設身處地體諒他人的困窘尷尬,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同類事件背后其實還反映了他撰著小說時的獨特宗旨。他在《子不語序》中坦言自己沒有常人的一般嗜好,“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采游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在《答趙味辛》(王英志《袁枚全集新編·零散集外尺牘》,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中他再次重申,結撰此書不過是“妄言妄聽,一時游戲”。此書在正式刊刻時,作者署名也饒有深意地題作“隨園戲編”。與此同時,他在《與裘叔度少宰》(《小倉山房尺牘》卷二)里說起準備將《子不語》寄呈對方,“依然燈下叢談,定當欣暢”,預料此書必然會給友人帶來欣喜。錢琦在《曾記五章寄簡齋太史》(《續同人集·寄懷類》)其五中則回憶起與袁枚把盞暢談時的情景,“對酒談心恣快論,挑燈說鬼費冥搜”,自注里說“君博采神異事,制《子不語》”,看來確實從這些志怪故事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樂和饜足。凡此種種,都說明袁枚在編撰《子不語》時完全抱著自娛且娛人的輕松心態,下筆時不過姑妄言之,希望讀者也能姑妄聽之,更何況書中所述并非憑空捏造,即便是當事者本人也不妨一笑置之,何必為此焦躁不安。
書缺有間,在看到畢沅信中鄭重其事的囑托后,袁枚當時究竟是如何回復的,已經無從深究了。不過在編排《續同人集》時,他若無其事地將這段附言全部刪去,就足夠說明一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