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如何登上北大講臺

錢穆在北大授課
1929年夏,顧頡剛在友人陳天一的陪同下造訪了寓居于蘇州的錢穆。顧頡剛以掀起“古史辨”運動和創立《禹貢》雜志成為民國學壇的重量級人物,彼時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紛紛邀其授課,燕京大學則將學報主編的職務委以顧頡剛,足見其能量之大。而錢穆雖日后名列“民國四大史學家”(其余三人為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但其并未上過大學,中學畢業后便輾轉于江蘇與福建的幾所中小學任教,其間錢穆雖曾向北京與上海的幾家刊物投稿并獲發表,但并未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直到顧頡剛的這次到來,錢穆的命運才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顧頡剛薦才
顧頡剛之前對錢穆的學術旨趣稍有了解,但百聞不如一見,當他看到錢穆正在撰寫的《先秦諸子系年》文稿后,立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當時他也在積極推動國內上古史研究,錢穆的研究內容與其相近。因此,在征得錢穆同意后,顧頡剛將他的書稿帶回閱讀,幾天后,當二人再次相會時,顧頡剛直言,自己對于書稿雖然只是匆匆翻閱,但深感錢穆學術功底深厚,因此,他提出“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顧頡剛是個熱心腸,他很快就為錢穆聯系到前往中山大學授課的機會,雖然錢穆因原先供職學校領導出面挽留等原因未能成行,但顧頡剛旋即又推薦其前往北平的燕京大學授課,就這樣,錢穆在不經意中踏上了一條成名之路。
錢穆青年時期對于北平的高等學府就很向往,曾經考慮報考北京大學,然而北京大學要求考生須熟讀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錢穆當時遠在無錫老家,獲取此類圖書不易,再加上家中突逢變故,養家責任壓在肩上,迫使其只能將學術研究作為閑暇時候的興趣。但顧頡剛的出現,為錢穆進入民國學術界敞開了大門。錢穆在燕京大學授課期間,雖然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也認識了許多朋友,但燕京大學當時作為教會管理下的學校,在教育理念等方面與其不合,因此錢穆萌生去意,顧頡剛愛才心切,又為其聯系了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授課的機會,這也加速了錢穆在學界名氣的上升。
辯論場揚名
北京大學脫胎于京師大學堂,在民國初期曾掀起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來自天南海北的北大學生們求知欲強,思維活躍,隨時對老師講授的內容提出疑問,要求其當場作答,否則就“哄堂而散”。錢穆回憶稱“大凡余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而當時北京大學對于學生上課又不作硬性規定,導致許多學生憑興趣穿梭于多個課堂之間,更給授課教師帶來了不小壓力。在錢穆來之前,曾有教授就因學生詢問封建社會時限的相關問題答不上來,被迫離職。錢穆由中學老師走上北大講臺,自然有不少老師和學生尋機挑戰,試探其是否有真本事。
據錢穆回憶,自己當時為學生講授上古史課程,有學生在課前提出甲骨文、金文的發現證明了許多傳世文獻記載內容不可信,而錢穆并不以甲骨文名家,因此質疑他是否有資格講授上古史。但錢穆并未退縮,而是認為自己作為上古史教師尚且“疑古”,那課程將無法進行下去,他接著勸導學生,甲骨文之外亦有許多歷史可講,不妨聽聽再作結論。從他來北平之前就已完成《先秦諸子系年》書稿,到北平后又相繼在《燕京學報》上發表《周官著作時代考》《周初地理考》等考證文章,足見其對于上古史研究的深入。此外,錢穆對于中國傳統歷史抱以“溫情與敬意”,對于學界盛行的“疑古”思潮能夠理性看待,所以學生們不僅很快服膺錢穆的學識,而且被他授課時的自信所感染。聽課的人也越來越多。
除了“疑古”思潮,經歷新文化運動洗禮后的許多青年對于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常常會表現出不屑一顧的態度,認為中國古代只是“專制黑暗”,現在民國建立,自然無需再去研究這些歷史,但錢穆卻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中國歷史不能被這樣武斷地處理,而且即使是“專制”,也有必要讓學生知道“如何專制”。許多歷史系學生一開始并不買賬,錢穆講授的制度史課程只能先面向北大法學院政治系的學生,后來外系學生感受到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內容的奧妙,錢穆廣博的學識傳播開來,許多歷史系的學生又回到課堂。
據錢穆回憶,當時來聽他課的學生越來越多,甚至錢穆自己都得從窗戶進入課堂,再踩著課桌到達講臺。學生聽課的熱情也感染到了老師,錢穆不但以一己之力講授中國通史,借此機會展示其系統的史觀,還有所創新,例如他講隋唐以前的歷史不從秦漢開始,而是采取從隋唐倒推的方式,向學生展示歷史演進脈絡的魅力。
錢穆的課講得越來越好,自然也給其他的北平學者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比如之前靠半部《中國哲學史》在北大聲名鵲起的胡適,就因為對先秦史的一些問題與錢穆存在分歧而受到學生的反復追問,胡適對先秦歷史確實涉獵有限,有時候只能讓學生去向錢穆請教,這更提高了錢穆的名氣。錢穆講授明清時期的學術史,與梁啟超的研究范圍重合,錢穆并不因此退卻,而是參考梁的著作后拿出自己的講義成果,又引來許多學生的圍觀。
錢穆對于中國上古史的“信”也扭轉了許多學生過度“疑古”的文化虛無主義,甚至連“古史辨”運動主將錢玄同之子,也因為聽了錢穆的課后不再追隨父親的觀點。錢穆對于老子年代等問題曾與胡適有不同看法,因此有學生慫恿其撰文質疑胡適觀點,但錢穆不希望制造對立,他認為“若多在與他人爭是非上分其精力,則妨礙了自己學問之進步”,這也顯示出錢穆質樸的治學理念與博大的胸襟,而這正是支撐其在北平學界打出名氣的制勝法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