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跋涉 詩意棲居 ——致敬馮至姚可崑伉儷
1987年秋,按行程安排,馮至先生偕夫人姚可崑教授10月18日赴廣州,出席在中山大學舉行的德語文學研討會。二老提前來到武漢,下榻武大外賓招待所,一時間武大成了“近水樓臺”,請馮老作學術講演,為成立不久的德語專業的學術構建出謀劃策,我們晚輩也得到拜見和請益二老的良機。我同姚師一別二十余年,她還像當年那樣關心我,與我相談甚歡。馮老只聽不說,有時就跟著笑笑。我怕“冷落”他,就很不理智地提起1978年報考馮老研究生之事,馮老連忙岔開話題,對我安慰道:“你能在此地教書,就很好了。1939年,我差一點就來武大了。”我對這“差一點”之事頗覺新奇,從未聽說馮至與武大有什么瓜葛。此事說來話長,馮至長女馮姚平于此有訪談細述。
馮先生祖上是河北涿縣大鹽商,馮老對此不愿提及,在世人眼里,鹽商是“濁富”的代名詞。姚先生的太高祖供職“戶部”,執掌東北地區的稅收大權,為履職方便,還從浙江紹興把家搬到山海關。青春年少時,馮至曾對姚可崑戲言:“我祖上替皇上賣鹽,你祖上給皇上收稅,咱倆真是門當戶對啊。”
馮至1930年赴德留學,1933年與姚可崑同入海德堡大學文學院。馮至的大學主科是德國文學,副科是哲學、藝術史;姚可崑的主科是哲學。二人的選修科目大致相同,以雅斯貝爾斯的課程最多,因雅氏聲望高,與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海德格爾齊名。課程包括“尼采”“現代哲學史”“康德研究”“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等。姚可崑得到過雅氏的賞識,她回國后,1947年翻譯出版了尼采名著《不合時宜的觀察》第二部分《歷史對人生的利弊》。可惜姚師這個譯本沉落歷史深潭久矣,直到1999年史海鉤沉,重印發行。姚師當年對我們絕口不提自己留德是學哲學的,更沒有“不合時宜”地宣揚50年代有中國學人見到雅斯貝爾斯,雅氏還向其打聽當年那個中國“小姑娘”(對姚的昵稱)的情況。此次馮至在武大的講演也選擇尼采主題,講“超人”哲學,在珞珈山引起轟動,足見馮姚同受雅氏教澤,是我國那個時期拓寬尼采研究的學界雙璧。
馮至留德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博士論文的寫作上。他原本在阿萊文教授的指導下擬對里爾克(Rilke)的一個作品進行分析。豈料該教授因猶太人身份被取消教職,此事對馮至造成難以言宣的挫敗感,此前所有的精力和準備工作全部付之東流;后不得不轉入布洛克教授名下,商定的論文題目是《自然與精神的類比——諾瓦利斯的文體風格》。諾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德國浪漫派詩人,馮至對他也是感興趣的,但他的文名在中國未顯。馮至的論文很晚才由李永平和筆者譯成中文(載《馮至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逐漸引起我國日耳曼學界的關注和研究——詳見陳巍先生的《馮至的諾瓦利斯研究》(收《論諾瓦利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馮姚平就因為筆者做了這點小事而以《馮至全集》整套12卷相贈,這份厚禮令筆者感愧莫名。
新中國成立前,馮至一度生活極度貧困,更兼疾病折磨,但頑強頂住生活壓力,在教學和學術研究方面做出非凡的業績。他與夫人出國留學及抗戰期間從上海至昆明的長途跋涉,讓人想起德國詩人荷爾德林在《面包與酒》詩中這樣問道:“在貧困時代詩人何為?”荷爾德林借海因茨之口答:“他們就像酒神的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遷徙,浪跡四方。”馮姚滯留昆明七年,在連個別教授家都有斷炊之虞的環境里依舊潛心學問,著作迭出,讓人想起荷爾德林另一首詩:“神本是人之尺度,充滿勞績,但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新中國成立后,馮至先后任北大西語系主任、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作協副主席。1987年他獲頒聯邦德國國際交流中心藝術獎,獎金一萬馬克。馮老用這筆錢設立“馮至德語文學研究獎”,以資獎掖我國德語文學研究領域卓越的中青年學者。姚可崑師生活上自奉節儉,卻在上世紀60年代初把自己的全部稿費和積蓄兩萬元(天文數字!)捐獻給了抗美援越運動,愛國之心昭然。
末了,再補充個細節。上文提到姚馮二老要去廣州中大蒞會,鑒于二老年事已高,系里決定由我陪同。研討會上出現“不和諧”,改革開放后,西方某些文藝理論和創作方法傳入,個別同志不理解,且言辭激烈,屢有不睦之舉,但見馮老拄杖輕戳幾下地板,會場旋即鴉雀無聲。我腦子頓生一念:什么叫權威,權威就是不言而威啊。
我曾讀到馮姚平寫的一篇文章,說他父親敬佩陸游的處世態度:“一生常恥為身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