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給上海報刊留下的珍貴墨寶

孫中山為《復旦年刊》題詞
2026年11月12日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紀念日。孫中山曾先后27次來到黃浦江畔,總計居住逾5年。風云激蕩的歲月,具有“開放、創新、包容”鮮明品格的申城,成為他的廣闊政治舞臺。他展現的愛國思想、革命意志、進取精神,在上海留下輝煌的印跡。孫中山先生寓滬期間給報刊留下的珍貴墨寶,凝結成特別的歷史記憶。
為《民立報》題詞:“戮力同心”
1906年9月,于右任在日本考察報業,受到孫中山接見,不久他加入同盟會。其間,孫中山鄭重地向他指出:“當前的迫切任務是為革命做宣傳工作。”
于右任返滬后,全力投入工作。1907年4月2日,以于右任為社長的《神州日報》創刊,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在上海推出的第一份日報,不標清帝年號,首次采用公元和干支紀年,發刊詞提出“神州社會主義”。5月8日,一場突如其來的火災殃及報館,加之內部產生分歧,他無奈離職。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在上海創辦《民呼日報》,“以為民請命為宗旨”,該報“寧便讓官場恨我,不欲使國民棄我”,很快“銷行已逾萬紙”。7月30日,因受“侵吞賑災捐款”的誣陷,《民呼日報》負責人遭拘捕,至8月14日該報被迫停刊。于右任出獄后,帶領原班人馬籌辦新報,《民吁日報》于同年10月3日在上海出版,反清反帝的基本傾向與《民呼日報》相同,銷量直線上升。該報猛烈抨擊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政策,日本駐滬代理總領事松岡洋右施壓要求地方當局查封報館,至11月29日《民吁日報》被判令“永遠停止出版”。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又在上海辦起《民立報》,仍系日報,堅持宣傳民主革命,將矛頭直指清廷并斥之為“倒行逆施之政府”。1911年7月31日,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其報館成為革命黨人的通信聯絡機關。武昌起義爆發,該報率先報道,并開辟“武昌革命大風暴”等專欄介紹起義進展情況。
1911年11月29日,孫中山發出《致上海〈民立報〉電》,披露從海外歸國行程:“冬月初二可到香港……”12月25日,孫中山抵達上海,剛下船登岸便接受《民立報》記者采訪,說:“從前種種困難雖幸破除,而來日大難尤甚于昔。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與此困難戰,則過去之辛勞將歸于無效。”對于右任幾經周折執著辦報,孫中山頗為贊賞,離滬赴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前,他為《民立報》題詞:一幅是中文“戮力同心”,另一幅是英文“‘Unity’is our watch word”(當時報譯為:合之一字最足為吾人警惕),該報于12月31日登載。這既是嘉勉于右任等辦報對辛亥革命的貢獻,也是勉勵革命黨人團結一致。
為大學和大學生題詞
早在1905年,孫中山就把留學生吸納到民主革命的隊伍中來;辛亥革命后,他更關注青年成長,對莘莘學子充滿期冀。
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為130年前創辦的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舊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該校(更名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師生積極投入這一革命洪流。1912年12月底,孫中山應邀前往該校(更名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發表近兩個小時的演講,介紹“全國20萬公里之鐵路”的構想,論述鐵路交通對振興中華的重要性。此前,他出任全國鐵路督辦,并為10月10日在上海創刊的《鐵道》雜志題名。孫中山的演講,深深打動在場的師生,不少學生從此以鐵路建設和管理作為事業追求,如時為該校土木科一年級學生、后為“中國鐵路先驅者”的凌鴻勛曾回憶:“我畢業后長期從事鐵路工作,未始不是受了這一偉大啟示。”1919年,孫中山再次來到該校,介紹自己的《建國方略》,提出建設天津、上海、廣州三大港,利用三峽水力發電,改善長江航運等設想,強調“交通為實業之母,鐵路為交通之母”。1922年,孫中山為該校(更名交通部南洋大學)《南洋大學技擊部十周年紀念冊》作“強國強種”題詞。翌年初,該校學生會南洋周刊社出版的《南洋周刊》第二卷第一號,封面刊名亦由孫中山題寫,以鼓勵學生鍛煉身體,為國家建設出力。
1905年春,為反抗教會勢力干預校政,于右任、邵力子與百余名學生脫離震旦學院,支持馬相伯另辦復旦公學,于9月14日在吳淞提督行轅(大致位于今吳淞中學范圍)開學。辛亥革命中,復旦公學校舍被光復軍司令部占用。1912年3月,于右任等聯合校友40余人呈文孫中山,“仰懇大總統酌撥經費若干,以資開辦,庶復旦得以重興”。孫中山在經費緊缺的情況下撥款萬元,復旦公學成為南京臨時政府批準立案的唯一高校(1917年定名復旦大學)。從1912年起,孫中山一直是該校“首席校董”。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孫中山指示邵力子“立即組織發動上海學生起來響應,首先是復旦大學”。5月11日,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復旦大學學生何葆仁被推選為會長、朱仲華擔任總干事。1923年2月,孫中山應復旦學生之請求,為《復旦年刊》作“努力前程”題詞,期冀青年奮發向上。
1922年10月23日,上海《民國日報》登載《上海大學啟事》:“定名上海大學,公舉于右任先生為本大學校長。”上海大學在形式上為國共兩黨合作創辦,實際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沈雁冰的《回憶上海大學》說:“中央考慮,還是請國民黨出面辦這學校于學校的發展有利,且籌款也方便些”“于右任就當了上海大學的校長,但只是掛名,實際辦事全靠共產黨員”。這座紅色學府在4年半時間里培養大批優秀人才,名揚全國,贏得“文有上大,武有黃埔”和“北有五四時期的北大,南有五卅時期的上大”之美譽。孫中山被邀請為上海大學名譽校董,多次親切關懷學生,如在1924年3月3日,他應上海大學學生社團報《孤星》主編安劍平(學生)之請求,為這份旬報題名“孤星”,并回電表示:《孤星》“深切時弊,應本此旨廣為宣傳……而盡言論之職責”。3月25日,《孤星》從第五期起,報名便采用孫中山手跡。
上海理工大學軍工路校區,為120年前創辦的滬江大學(1952年各系科分別并入上海多所高校)舊址。1920年5月25日晚,孫中山應滬江大學學生自治會邀請,作題為《中國之再造》的演講,他號召學生:“急起直追,留心政治,研究政治,實施政治,盡國民之天職。”聆聽此次演講的賀威圣(后任中共杭州地委書記)曾回憶:“這次見面,使我深刻認識到孫中山先生不但是一位最智慧、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而且是最勇敢、最能干的實行家。”此后,孫中山還接受該校學生之請求,為《滬江年刊》第九卷(1924年)作“學與年進”題詞,他筆蘸深情,對青年寄予厚望。
為《新青年》題詞
五四運動中,孫中山在上海目睹青年運動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所形成的巨大力量,加深了對工人群眾力量的認識。
1920年2月中旬,陳獨秀由北京抵滬。此前,他與李大釗深入溝通和交流,留下“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他很快著手籌劃《新青年》移師申城事宜,決定在“五一”推出《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并加緊組稿。3月31日,孫中山在上海家中宴請陳獨秀,此為兩人初次見面,雙方相談甚歡。不久,孫中山欣然為編輯中的《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題詞。
孫中山對編輯《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熱忱支持,使陳獨秀信心倍增。經陳獨秀等推動,上海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器工界聯合會、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中華工界志成會、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藥業友誼聯合會7個工界團體代表于4月18日召開聯席會議,籌備首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確定活動名稱為“世界勞動紀念大會”。
5月1日,陳獨秀在上海主編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推出“勞動節紀念號”,發表李大釗的《“五一”May Day運動史》、陳獨秀的《勞動者底覺悟》等20余篇文章,并且醒目地登載孫中山“天下為公”的題詞。孫中山平生最喜歡題寫的是“天下為公”(據查在紙媒最早、最多是為上海報刊題寫),之前曾分別為上海《天鐸報》(1912年7月)和上海《民國日報》(1920年1月)作同樣的題詞。此語出自儒家經典《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他拓展其內涵,用以詮釋“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言簡意賅。
由于反動軍警屢加阻撓,“世界勞動紀念大會”不得不一再變更會場,最終移至虹口老靶子路一片空地(今武進路北側,中州路、羅浮路之間),大會持續兩個小時,在場數百人熱情高漲,通過決議:一、要求每日8小時工作制,二、組織真正的工會,三、各業工人應聯合起來。陳獨秀、施存統、陳望道等到虹口塘山路(今唐山路)澄衷學校(今同濟大學附屬澄衷中學前身),參加在這里舉行的“五一”紀念會。與此同時,北京、廣州、九江、唐山等工業城市也開展紀念活動。蔡和森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說:“中國第一個五一節,宣傳很大,《新青年》發行數目多達一萬份,所以當時影響是很大的,并且已普及全國了。”隨著《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的印行,濃縮著孫中山的理想、目標及其思想體系基本精神的“天下為公”也更廣為人知。
1920年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蒞會作演講,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領導的第一個產業工會誕生。第二天,上海《民國日報》報道:“中山先生演說有兩小時之久”“謂吾人欲貫徹民生主義,非在官僚手中奪回民權不可”。
為女界題詞
1905年7月,孫中山在與革命同志交談中,曾指出:“革命首先是喚醒四萬萬同胞,女同胞覺醒的還很少。”后來,他還曾表示:“女界宜專由女子發起女子之團體,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識普及,力量乃宏。”
1906年初,秋瑾從日本歸國,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那時,頗有影響的上海《女子世界》月刊因經費困難中輟,陳志群接辦,第十八期由秋瑾主編。熊克武曾回憶:“丙午五月中山先生化名高野乘法國郵船由日本經上海去南洋,約我們上船去見他,報告內地的情況。臨走時,中山先生說他需要一千塊錢,我們答應設法籌措,后由秋瑾送去一千元。”孫中山與革命同志會面,“對上海革命事宜有所規劃”。秋瑾在謁見后,更抓緊開展工作。
1907年1月,秋瑾籌辦的《中國女報》在上海問世,定為月刊,社址設于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今四川北路1515弄)91號(即其住所),“以開通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并為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為宗旨”,把婦女解放和反清革命結合起來。推出第二期后,秋瑾返回浙江,接任紹興大通學堂督辦,與徐錫麟共籌在皖、浙發動武裝起義。秋瑾在忙碌中依然兼顧編刊,她在6月17日寫給朋友的函中透露,編好的《中國女報》第三期“必行付印”。但信發出未滿一個月,她不幸被捕,尚未付梓的一些文稿也落入敵手。
1907年春夏間,陳志群曾數次寫信,與秋瑾商量讓《女子世界》(處于停頓狀態)和《中國女報》合辦事宜。當他獲悉鑒湖女俠從容就義后,在悲痛之中決定:要努力實現兩刊合辦。同年11月,在革命黨人支持下,陳志群主編的《神州女報》于滬出版,申明系“為鑒湖秋女士流血之大紀念而作”,刊物帶有強烈的民主革命色彩。《神州女報》第一期登載著孫中山的“發達女權”“同進文明”題詞,這既是表示賀忱,也是一種鞭策。
孫中山的一生,是為國為民奮斗的一生。這位偉人的題詞往往寄托著革命情懷、蘊含著政治主張,寓意深長,潤澤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