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河深處扎營——讀王永武散文集《沿長河行走》
在這本散文集的序中,李青松先生用了《橫寬豎闊王永武》這樣的標題,“橫寬”和“豎闊”說的是作者的體型,這讓我聯想到正方形。王永武的外形的確是壯碩寬大的,我也曾有寫《正文形的王永武》的想法。
寬大壯實的王永武更是有棱有角的,這不僅指他的外形,還指向他對人待事的風格,既有原則又厚道真誠。從他的為人,又可以初步猜想他的文章的大體格局。
果然,打開這本文集,一股純樸之氣迎面吹來。讀他的作品,頭腦中總是浮現出一幅畫面,一位穿著公務員夾克的壯漢,邁著有力的步子,沿著長河岸邊仔細地觀察著周圍環境,像位偵察兵在搜索前進。
王永武所寫的“長河”和這里的花花草草、人文地理都是我所熟悉的,我在這里生活了三十余年,對文章中的事物是了解而又親近的。所以,當王永武沿著長河沿岸行走、思考的時候,我是能夠體會到他的感受的。
西直門外古橋下的河水曾經泛著白沫,漂著垃圾袋,讓人很不忍視。當剛剛退伍的王永武興致勃勃地跑去看“自己的河”時,站到橋上往下一望有些震驚。在他的想像中,“長河”這么美的名字,應當與“吟風弄月”“河清水澄”相關的,但他看到的卻是一條臭氣熏天的污水河。而他就是這條河流的管理者,是他時常要巡查、治理、甚至搏斗的戰位。
望著河水,內心充滿詩意的王永武覺得有些滑稽,更帶著許多失落,繼而從內心升騰起幾分悲壯感。從此,他與這里的河水與這里的草木不情不愿地結下了緣分。他的工作、生活、寫作由此拉開了序幕。
寫生態散文,很容易走向兩個極端。一種是田園牧歌式的歌詠,把山水當成逃避喧囂的桃源,去自然里轉一圈,回來坐在書桌前不吝美言秀詞一番盛贊。另一種是環保主義式的控訴書,滿紙數據與憤怒,牢騷、譴責、不滿,似乎一切都是他者之過,與己無關。
這兩條路都不是王永武愿意選擇的。他不是旁觀者,甚至也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作家,他是北下關街道的基層干部,是每日生活在此情此景過日子的河長。他的生態意識,是在一次次俯身撿起河邊垃圾時慢慢滋生的。在耐心勸離橋下流浪者過程中,一點點磨出了他的敏感。而水質監測報告上那個“三類變二類”的數字變化,又讓他的認識在實際工作中扎了根。我們能從他寫的轉河中,聞到河泥的腥氣,能聽得到清淤船的轟鳴。他跟那些亂停車、亂晾曬、偷偷排污的居民斗智斗勇,字里行間的無奈與執拗,書齋里閉門寫作的作家很難寫出這般質感。
《沿長河行走》中有一些篇幅是考證高梁橋宋遼戰事、郭守敬水利工程、納蘭性德悼亡詞作等歷史掌故,但卻不是作品中最有價值的章節。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這些歷史與現實發生的碰撞。
寫高梁橋,自然不會錯過袁宏道筆下的“絲管夾岸”,也不會忽略耶律休哥與宋太宗的生死搏殺。但他隨后寫到了1982年河道治理時橋體北移一米,寫到橋洞下曾住著以橋為家的流浪人員老黃。還寫到了自己如何在橋頭設置水質監測站,又如何聯合民政部門給老黃找工作、辦婚禮的事情。由遠到近,把歷史與現實牽扯在一塊,古與今交織在了一起,這便有了別樣的意蘊。雖然把這些歷史的碎片與現實生態銜接時有時顯得生硬,而且,偶爾還會透露出基層工作匯報式的慣性、政策語言的痕跡,但都不影響他對這條河的親近。或許,正是這種不光滑、不圓熟的文字,才讓作品有了溫度。
這些作品不是精心打磨經營的游記,而是一份帶著汗堿味的巡查日志。處處裹挾著風沙雨雪、朝暮霞光,還有西直門立交橋的尾氣、白石橋欄上的露水。
王永武的散文有時很隨意,偶爾會冒出一些類似工作筆記的東西。大風天被卷上樹梢的衣物,得打市民熱線協調處理。橋洞底下私搭的棚子,得聯合幾個部門去拆。開春組織人給河岸植樹,玉蘭海棠栽了多少棵,都一筆筆記著。這些段落放在機關公文里枯燥乏味,可當它被嵌入到對一條河流命運的敘述中時,卻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本張力。它提醒讀者,生態不光是那些青草綠樹、小橋流水,生態中還有撿礦泉水瓶、接市民的投訴電話、拆違章建筑。這是無數瑣碎、重復、甚至讓人厭煩的行政勞作的總和。一個街道河長的工作,與一位生態文學作家的工作,在他身上重疊了。這種重疊讓《沿長河行走》在文體上有點怪。
這種“怪”,讓我想起何偉《江城》里那些瑣碎的田野記錄,還有梁鴻《中國在梁莊》中村干部視角與知識分子視角的相互交織。所不同的是,王永武用不著“下去體驗生活”,也不需要采訪,他本就生活在問題之中,這種帶著毛邊的粗糲生活就是他的日常。《沿長河行走》寫的是生態,同時也是生態治理逼出來的副產品。
王永武是位武警部隊轉業干部,他的文字里自然帶著“兵味”。他寫柳樹,會自然聯想到“折柳贈別”的軍旅離愁。防汛值班被他比作“沒有炮火硝煙的戰場”。就連大慧寺里240年的黑棗樹,他也要提一句它守護著一方凈土。這種將萬物軍事化的本能,透露出他褪不去的軍人本色。
頗有意味的是,“兵味”并沒有讓他的文字變得僵硬,反而產生了獨特的風韻。他寫氣象路上的海棠,花瓣的邊緣微微泛著紅。春雪落在杏花上,紛紛揚揚的,潔白的雪花與粉嫩的杏花相互交融。這種句子出自一個“面相黝黑粗糙”的山東大漢、一個自稱“五大三粗”的轉業軍人之手,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審美的錯位。李青松在序言里說,“能寫出美文的不一定都是白面書生,硬漢壯漢莽漢照樣能寫出錦繡文章”,王永武的文字帶著經過風沙打磨的美,帶著北下關的塵土、高梁橋的氣息,以及轉河清淤后的清爽。
《沿長河行走》也有值得討論的地方。當作者急切地想要證明“北下關也有文化”“基層也有文脈”時,歷史材料的堆疊有時會擠掉更珍貴的現場感。關于納蘭性德與北下關文脈的篇章,考據不可謂不細,從《淥水亭雜識》到《光緒順天府志》,引經據典,但情感濃度反而不如他寫老黃結婚時“齜著一口因長期吸煙熏黃的牙齒”沖他打趣的段落。也不如他寫志愿者為柳樹織“彩樹衣”被劃破后蹲在樹下修補時的針腳。
文學有時候需要一點“無知”,需要承認自己的茫然與脆弱,過于在意“文化”硬度時,或許就會失去那些柔軟的現實。王永武太想把自己的“母土”講清楚了,太想為這條被忽視的河流正名了,以至于偶爾讓文字背上過重的知識包袱。當我們沉浸在“祖上也曾經輝煌過”的闡釋和陶醉中時,常常會忽略了窗外那條正在變清的河。當沉淪于歷史材料的海洋時,現實有時就會被淹沒。
這自然與傳統觀念中早已形成的對散文的審美有關。在很多人的思路中,要么寫江南古鎮那般煙雨朦朧的柔美,要么寫西北荒原史詩般的蒼涼,或者如西南邊陲那樣的異域風情,那些才是散文應當去描寫、追記的好題材。但“北下關”這樣一處窩在立交橋、動物園、玻璃幕墻中的城市一角又算什么呢?既不是“遠方”,也似乎沒有什么“詩意朦朧”,還不是“原生態”,天然處于審美秩序的邊緣。
因此,王永武想證明這里“也有文化”“更有歷史”,不斷提醒我們這里有大慧寺、五塔寺、納蘭性德走過的痕跡、郭守敬的水利遺產。他想為北下關“正名”的焦慮,是文學界長期忽視“日常附近”的結果。
人類學家項飆曾提出“重建附近”概念,反思當代人對周邊具體生活環境感知減弱,傳統的“附近”正在逐漸消失。所以當下需要倡導“重建附近”,重新關注身邊具體的、真實的生活場景與人際關系。王永武寫“大風天被卷上樹梢的衣物,得打市民熱線協調處理”,這正是項飆所說的“附近”,它不是遠方的風景,而是需要撥打12345解決的具體麻煩。這是王永武獨有的,也是江南煙雨散文很難觸及的。
王永武為北下關“正名”的努力正是對人們忽視“身邊附近”的焦慮。這種焦慮本身,恰恰證明了“附近”的消失,當一個寫作者需要動用《光緒順天府志》才能證明家門口值得被書寫時,不正說明我們的文學視野已經遠離日常很遠了嗎?
當文學只看重“特殊”和“奇異”時,作為一個街道干部的王永武卻在努力把家底翻出來,用歷史資料證明身邊和附近“值得寫”,這樣的寫作顯得很吃力。
有意味的是,當王永武暫時卸下河長的擔子,離開每日巡查的轄區,寫起三門峽、黃河故道、金海湖這些地方時,反而松弛了。歷史不再是為街道增色的裝飾,而是變成了個人記憶。特別是寫故鄉夏津的黃河故道,那片古桑樹林,“桑梓的臍帶”般的情感聯結,讓我們讀到了一個不同于“北下關街道干部”王永武的“俺是山東人”的王永武。身份的暫時抽離,讓他的語言變得輕松。
這里有個悖論,越是熟悉的地方、日常的地方、責任在肩的地方,反而越難寫。當我們從第三者的角度打量現實的時候,反而更容易產生審美的距離。王永武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沒因這種困境放棄自己的責任田。他知道北下關難寫,卻依然選擇站在高梁橋上,把這些東西記錄下來。
這些從長河岸邊生長出來的文字,并不光滑,也不圓熟,正如王永武的寫作本身一樣,它們都是未精心打磨的原石,不夠精致。但恰好能沉入河底,成為河床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