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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經典重排,今天觀眾為什么要看這部戲
來源:光明日報 | 喻榮軍  2026年11月11日08:09

契訶夫的《海鷗》寫于一百多年前,今天的觀眾走進劇場看布圖索夫導演版《海鷗》,究竟在看什么?這也是我,作為編劇,也作為參與劇院管理的戲劇工作者,面對經典時首先要問的問題:作品中的什么東西,能夠觸動今天的觀眾?一部作品足夠著名、足夠重要,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已經找到了今天重排它的理由。真正的理由,還要到人物身上去找,到當下觀眾的生命體驗中去找。

找到老故事與當下生活的聯系

談到戲劇的精神傳統,人們很容易想到某部經典作品,或者某種表演方式、創作方法。我認為,精神傳統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和方法背后對人的關注,對現實的觀照,以及對人類普遍困境的體察。只有抓住這個核心,我們才有可能討論如何進行當代演繹。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創作,比較關注普通人、都市人及其生存狀態。當我們選擇外國經典時,我們同樣會問:劇中人與今天的中國人,到底有什么關系?

以《萬尼亞舅舅》為例,我們一直在尋找這部作品與當下觀眾的聯系。它寫的不只是19世紀俄國莊園的悲劇,而是現代人的價值思考。當觀眾能夠從萬尼亞的付出、失望和無奈中認出自己的某些生活感受,這部戲才可能真正進入他們的心里。后來,我們與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合作《亨利五世》,也有類似的考慮。亨利五世是一個英雄,但吸引我們的還有英雄的孤獨與不堪。這些情緒落到普通觀眾身上,能夠與他們產生共鳴。

我在創作《簡·愛》時,也是如此。這是一個大家熟悉的故事,人物對愛情和尊嚴的堅持,歷經多年仍具有吸引力。但今天再把它搬上舞臺,我們需要重新理解簡·愛與羅切斯特之間的關系。尤其對年輕觀眾而言,在親密關系中,如何平衡對愛的渴求與對尊嚴的堅持,仍是一個切身的問題。這個問題能夠讓觀眾走近簡·愛,而不只是從既有的情節和印象出發,對人物作簡單的判斷。

觀眾的生活體驗在變化,他們的審美和對劇場的要求也在變化。經典中那些相對恒定的東西,需要在新的生活經驗里被重新認識。我們所說的當代演繹,正發生在這樣的聯系之中。如果對人物的理解還停留在過去,只是復刻一種已有的表達,創作本身的意義就會減弱。

這種聯系也會隨著新的現實問題而顯現。今年,我們排演了《莫扎特傳》,這個戲反映了天才與庸才、個人才能與其所處環境的關系,在人工智能受到廣泛討論的今天,就帶給了我們新的啟發。這部話劇不是莫扎特的歷史傳記,而是借他的天才傳說,觀照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它的當代性集中體現在天賦焦慮、制度規訓和創作倫理等方面,至今依然會強烈地擊中所有的創作者與觀眾。創作者要在迎合規則與忠于自我創作之間作出抉擇,是做符合系統標準、獲得成功的薩列里式的匠人,還是堅持原生表達、付出生存代價的莫扎特式的天才。劇作所提出的命題,就是創作的妥協與堅守。薩列里就是我們現在的絕大多數人,我們足夠努力,足夠清醒,卻可能要和無法偉大終身對峙。

AI可以高效地完成工整的、符合規范的作品,甚至可以像薩列里那樣完美和可控,但是莫扎特那種非理性的、帶著生命瑕疵的原創,才是人所獨有的。作為一名編劇,我也會想:人工智能會在什么時候替代我的工作?它能夠完成的事情,與莫扎特那樣的創造者所帶來的東西,又有什么不同?帶著今天的問題回到經典,作品中原本存在的矛盾,會讓我們產生新的感受。

在原著基礎上建立屬于自己的作品

改編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攀爬,可能爬得更高,也可能摔得更慘。原著越有名,觀眾越熟悉,創作者越容易被它牽住:舍不得這個人物,放不下那段情節,最后只留下了許多名著的片段,卻沒有形成真正屬于舞臺的作品。

因此,改編需要重新組織原著,甚至要有將它“打碎”的勇氣。然后在原著的基礎上建立屬于自己的作品,找到適合舞臺、適合當下的表達。

在改編《戰爭與和平》的過程中,我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小說篇幅長,人物多,改成音樂劇,舞臺上的表達空間十分有限。我不希望做成拉洋片式的呈現,將一個個著名場面依次搬出來。對我來說,一個很有意思的切入點是原著作品里的“三頓飯”。

拿破侖吃著早餐、喝著咖啡,看著前方兩軍交戰,戰爭仿佛成了一場游戲。俄軍庫圖佐夫元帥出征之前,牧師的妻子給他做了一頓晚飯,則讓人看到戰爭對他來說,就是一項必須承擔的工作。經歷了漫長戰爭,終于迎來了和平,人們重新坐到一起吃飯,普通生活的意義又顯現出來。

從這三頓飯出發,我想找到宏大歷史與個人命運之間的關系。經歷了那么多,人們最終盼望的,可能就是與家人一起吃頓飯。戰爭怎樣改變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意志又怎樣參與時代變化,這些都是我希望在改編中展現的。把一個時代落到具體的人身上,舞臺上的歷史才有重量。

基督山伯爵的故事有很強的復仇情節,但如果今天再做,只把它處理成一個讓人痛快的復仇故事,我認為還不夠。一個人有了財富和權力,能不能以正義的名義為所欲為?這是我希望與今天的觀眾討論的問題。

在改編中,我們把埃德蒙的復仇情節,改成他在挖地道時的想象。演出結束時一束陽光照進來,地道挖通了,整個故事也在這里結束了。此前展現的復仇,都發生在他的想象中。這樣的處理改變了敘事方式,也讓復仇的欲望成為可以被審視的對象。

改編者必須想清楚,自己為什么作出這樣的選擇。調整結構、改變敘述角度,都應該指向對人物和作品的重新理解。只有找到值得在今天提出的問題,形式上的改變才會有依據。否則,原著固然被“打碎”了,屬于創作者自己的作品卻未必能建立起來。

尊重原著的精神內核,但不盲從原著敘事。找到經典之中人無法回避的精神命題,再把命題轉化成人物具體的沖突、抉擇與行動。只有人物行動真實可信,經典的精神傳統才能夠跨越時間的長河,抵達當代觀眾的心里。

兩件事不能丟:一是寫人,二是問心

經典的當代演繹也意味著重新考慮誰在講述、向誰講述,以及在什么樣的空間里講述。

在改編《姐姐妹妹站起來》時,我們面對的是阿里斯托芬兩千四百多年前的喜劇。這是一出關于女性話題的作品,當時卻全都是由男性來表演。今天再做,我們使用的是女性演員,面對的觀眾女性占了大多數。我將故事放到上海的美發沙龍里,討論戰爭、話語權以及性別之間的關系。講述者、環境和觀眾都發生了變化,同樣的話題便有了新的交流方式。

這樣的改編,必須考慮坐在臺下的具體的人。他們帶著各自的生命經歷、情感經驗來到劇場,對同一個人物、同一段關系,也會有不同的理解。戲劇是集體性的、現場的藝術,演員、編導與觀眾在同一空間中參與一場具有儀式感的社會活動。作品與當下的聯系,要在這樣的相遇中得到檢驗。

這也是國際戲劇交流讓我感興趣的地方。自2014年起,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開始做“世界經典,上話重繹”系列,每年與一個國家團隊合作排演一部這個國家的經典作品。如今已經分別與七個國家合作排演了《萬尼亞舅舅》《亨利五世》《太太學堂》《玻璃動物園》《伽利略》《厄勒克特拉》和《茱麗小姐》等,不同的創作經驗,使我們有機會重新認識經典,也重新認識自己面對的觀眾。這七部戲,跨越古希臘、文藝復興、古典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到現代戲劇,共同構成一組持續思考現代人精神世界的鏡像。我們正是借由這些劇作,探尋經典跨越時空的當代性,在古今對話中,重新思考戲劇如何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不同國家的戲劇傳統,有相通的地方,也有各自的文化特點。俄羅斯戲劇對人性、對文學的關注,深刻影響了中國話劇的發展;而中國話劇的精神底色,一直是扎根土地,關注時代里普通人的悲歡。中國戲劇傳統中,含蓄、留白以及天人合一的觀念,也為我們的創作提供了豐富滋養。

文明互鑒的意義,在于通過交流理解彼此的不同,由此更清楚地認識自己的特點。借鑒一種方法、引入一個團隊,最終仍要回到創作本身:我們究竟希望用這些經驗來表達什么?怎樣讓作品與今天的生活發生聯系?

所謂當代演繹,在我的創作理解里,不是顛覆傳統,而是復活傳統。傳統的精神內核不變,但講述方式、生命體驗、時代語境,必須屬于當下。精神傳統是根,當代演繹是從根上面長出的枝葉。根扎得深,新的表達才會有生命力。舞臺形式可以不斷地翻新,處理經典的方法也可以各不相同,但有兩件事不能丟:一是寫人,二是問心。對人的真實處境保持體察,對自己的判斷保持反思,這應當是創作者面對經典時始終堅持的初心。

因此,對于經典,每一次重排,都值得重新問一遍:今天的觀眾為什么要看這部戲?答案應當落在人物身上,落在他們的生活、處境與內心之中。當一部經典能夠讓今天的人重新認識他人,也重新審視自己,我們的演繹才真正有了意義。

(作者:喻榮軍,系編劇、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