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朱東潤先生致邵漸逵尺牘一通

朱東潤致邵漸逵信,1960年1月2日
朱東潤(1896—1988),原名朱世溱,字東潤,江蘇泰興人,當代著名文學史家、教育家,民國時期任教過中央、江南、齊魯、滬江諸校,1952年院系調整時期調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起任中文系主任。先生研究涉及中國古代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傳記文學等多個領域,著有《中國文學論集》《史記考索》《杜甫敘論》《張居正傳》等。近年學界整理有《朱東潤自傳》《朱東潤文存》《朱東潤傳記作品全集》等作品問世。同時,朱先生也是一位書法名家,復旦燕園的匾額與曦園中的“書聲瑯瑯”題詞,便是出自先生之手。朱先生書法手跡屢見諸拍賣市場,近有私人收藏朱先生致友人尺牘一通,書法筆力蒼勁,信中內容亦可略窺其對家鄉文化建設的關注。今年為朱東潤先生誕辰130周年,值此謹錄全信,以饗學界。
漸逵先生史席:
奉去年12.26手教,敬悉一切。三家兄事承荷垂詢。僅據所知,別紙書陳,決不敢有一字虛飾。惟出自家屬,不免覼縷,自來行狀與碑傳,體裁本不一致,惟有仍煩大手筆加以繩削,盛荷萬千。所示兩節:
一、《列女傳》云云,誠如來諭。
二、封建道德之說。今日之論,道德為上層建筑,與其經濟基礎相適應,因此所謂封建道德,指為封建統治者或封建剝削者服務之教條而言,未必凡是封建時代所有之行為,均屬封建道德之列。古人亦言“民無信不立”,不能以此言發生于封建時代,而謂信義為封建道德。為什么?正因為“信”在今日,仍有其存在之價值。親子之愛,在封建時代有之,在今日亦仍就存在,因此顧孝子之孝,即在今日,仍似難于否定。
忠愍公之忠,確實作為封建統治者服務之道德觀念。當日,成祖對方正學自定為其一家之事,其實亦無可厚非。如從整個國家而言,明代而無成祖之定都北京,以重兵駐守第一道防線,正恐也先一下,久已亡國,更不待多爾袞之打進山海關也。但茅公當日,甘心殞首之禍,止以君臣名分所在,之死不悔,認識受到時代的局限,無可諱言,若必欲歸之泯憾或不足以饜部勿人士之心。或仍留此一段記載,而指出其局限性何如?
以上兩者,略陳庸陋所見,請先生卓裁為幸。
來報到后,本當即復,彼時恰值市政協開會,晨夕奔波,日不暇給。待開會少停,系事又急待處理。遂致稽復,大罪大罪。工作日重,才具不給,如何如何?
尊頰神經痛何如?春暖或須出外就醫否?煦春先生健康何如?
專此奉復,順請道安,不一。
弟朱世溱謹上
1960.1.2
上海復旦大學一舍六號
在市政協遇周明誠(銘)先生,渠言家藏曼君先生屏條四幅,愿意捐獻地方。周先生又言地方所有藝術精品,此時尚可收拾,若不及時注意,誠恐日后更無從著手。渠系蘇家巷張宅外甥,說張宅聞系當日茅忠愍本宅,應在保存之列,聞已改作工廠,極為惋惜。周先生之弟達成(偉),現在泰興行醫,想亦可詢及。經濟高潮已至,十年趕上英國不成問題,文化高潮正在掀起,地方事諒當在欣畫之中,附記以備采擇。弟溱又及。
此信落款于1960年初。此前的1959年,朱東潤先生曾回家鄉泰興與老朋友敘舊,其中就有邵漸逵、李煦春等人。朱先生曾與邵氏談及主編泰興縣志及圖書館的事(參《朱東潤自傳》)。收信人邵漸逵,據朱先生自傳中記載,曾任泰興城中小學校長,二人相識數十年,朱先生曾有七律《寄邵漸逵》致之。甚至,邵漸逵也不是一位完全“內生于”朱東潤先生著述中的人物,泰興籍西安交大教授周光祺(1923—)在自傳《我這一輩子》中,回憶自己的中學老師時,提到有一位教國文的前清秀才“邵漸逵老先生”,是周氏堂姐的公公,印象中邵先生經常批評他,還告到他父親那里讓他挨了打。從籍貫和年齡來看應該就是那位邵漸逵。
朱東潤先生此通主要是回復邵漸逵于1959年末的來信。從此信推測,邵信內容中提及“三家兄事”;承陳尚君教授告知,即為朱先生兄長朱世瀠辛亥革命時于南京監獄發動越獄而殉國事。推測泰興地方上希望編纂本地名人傳記,專門為其兄世瀠作傳,傳文內容希望征求朱東潤先生意見,甚至請他親自執筆。朱先生則告知,若家人立傳“不免覼縷”,但表示會知無不言,提供材料。泰興方面此一工作,應該與《朱東潤自傳》中提到的編修地方志工作有關。
1959年底邵信之中,應該錄有本地修志人士提供的志書初稿部分,所以朱先生所謂“所示兩節”中的“列女傳”話題,雖然未提內容,可能與新修志書如何處理這部分內容有關。從朱先生贊同邵信的態度來看,推測當為新志書不再編寫“列女傳”內容。第二部分中,朱先生與之討論了“封建道德之說”,應該是為地方志中表彰古代鄉賢而發。信中提到的“忠愍公”,為明代泰興本地人茅大芳(1349—1402),官至建文朝左副都御史,明成祖即位后下獄,不屈而死。“方正學”則為更為知名的靖難名臣方孝孺(1357—1402)。此處甚有可能是修方志時,向朱先生征求本地名臣茅大芳的評價問題。朱先生回信提出“封建道德”的判斷標準,應以其是否服務于封建統治者或封建剝削者為界,而不應以此來否定封建時代所發生的一切行為。又以“民無信不立”及“親子之愛”為例,因其在今日仍具價值,亦難以否定。所以朱先生才說,茅大芳的忠君確具有封建道德的屬性,受到時代局限,認知不可避免受到束縛。而反觀朱棣奪位后,對諸如方孝孺等建文舊臣下重手,于封建政治上情有可原。而從國家層面上看,如果沒有明成祖定都北京,天子守邊,恐怕也等不到多爾袞打入山海關,明朝便早已滅亡。若因此否定明成祖所有事跡,視之為歷史缺憾,似乎也難以服眾。由此可見,朱先生評價歷史人物,更傾向于用發展的眼光挖掘人物的時代意義。
信后,朱先生還問候了邵漸逵及李煦春的身體情況。李煦春(1884—1962,名景陽)也是泰興人,受到李大釗思想影響,五四運動中積極支持愛國運動,創辦多所學校,被認為是泰興高港近現代教育的奠基人(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泰州市委員會編:《泰州歷代名人(第三集)》)。泰興解放后,李曾任本縣副縣長。朱東潤與他相識于二十世紀初,1907年考入襟江小學后,李煦春作為高班生來自修室照應,二人算是同班。三人系多年老友,數十年來依然保持聯系。
信末又提及在上海市政協開會遇到周明誠一事。周明誠,即周銘(1888—1968),江蘇泰興人,著名物理學家,實驗物理學大師,曾任交通大學上海學校(今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周銘提及家藏“曼君先生”屏條四幅,愿意捐獻地方。“曼君先生”應該是清代書法家朱銘盤(1852—1893),原字日新,號曼君,亦是泰興人,晚清“江蘇五才子”之一,是朱東潤的族伯父。蘇家巷在泰興城關,即朱東潤先生的出生地,周銘告知蘇家巷張宅曾是茅大芳舊宅,但已改作工廠,十分可惜。據泰興縣志記載,茅大方故居確在泰興縣城樂善鋪,后人改建“茅公祠”,應非蘇家巷舊宅。朱先生在后來的自傳中也提及茅氏故居,或許便是從周先生處知道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正經歷著一段特殊時代,即信末所謂“經濟高潮已至,十年趕上英國不成問題”的“大躍進”時期。朱東潤先生雖身在上海執教復旦,但從信中仍能感受到先生濃濃的桑梓之情,信中李煦春、周明誠、朱曼君等及收信人邵漸逵,均為朱先生同鄉人。同時,朱先生顯然一直留心地方文獻的整理及家鄉發展,所謂“地方事諒當在欣畫之中”,對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工作計劃充滿期待。
(作者單位分別為香港中文大學、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