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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命讖緯與魯迅雜文的古今之辨
來源:《文學評論》 | 姜振昌  2026年11月11日11:04

魯迅雜文對“古今之辨”的辯證把握,并非簡單的時間線性切割,而是通過歷史與現實的互文,揭示中國社會的結構性頑疾和國民根性。其中“符命讖緯”作為一種傳統的哲學文化心理與文學表達方式,也形成了魯迅雜文借古喻今的藝術內核。

讖緯之學是兩漢時期把經學神學化的儒家學說,“讖”是以隱秘的語言,假托神靈古賢,預決吉兇,告人政事,源于對天命與人際關系的想象和解釋,其核心是通過“符命”(天意)與預言構建因果聯系。“緯”是相對于“經”而言,“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云:“讖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兇……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讖與緯作為神學預言,由于相近的性質逐漸合流,讖緯之學于是產生,并一度成為顯學。在其神秘的面紗下,讖緯中也蘊含著豐富的文學性和文學思想。漢魏六朝時期的文學以及稍后的文學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響。最早予以理論關注的是西晉摯虞,其《文學流別論》認為:“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復成章。”劉勰在《文心雕龍·正緯》中則對讖緯文獻的價值作出了更高的評判,認為其內容豐富奇特、辭藻華美,雖對儒家經典無實質性增益卻對文學創作功莫大焉,即“有助文章”,并將讖緯置于“文之樞紐”的地位。所謂有助文章,表面上看,是因其可作為文學創作中點綴辭藻、引用典故或增添閑適趣味的素材,而深層意義上,則在于它能幫助創作者擺脫對歷史事實的機械依賴,實現從泥實向藝術想象的跨越、從歷史敘事向文學審美的升華。魯迅也曾予以肯定,說志怪小說《拾遺記》“能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鮮能曉之”。魯迅雜文恰恰就是將“能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的藝術精神匯入古今思辨中,形成了最具特色的鮮活藝術。之所以特別如此者,除了魯迅看重其“縱橫有義,反復成章”的“誕謾”可以賦予雜文以豐富的隱喻意義,也取決于魯迅的歷史觀。魯迅曾運用物質不滅和能量守恒定律,說明在有機物和無機物的相互轉化中,歷史展開的本質是因果聯系,“物質全界,無不由因果而成,宇宙間現象,亦遵此律”。因而歷史并非完全連貫的縱向進程,而常常表現為“亂世——治世——亂世”、“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符命循環,或者說是歷史的變遷規律在新舊交替中的驚人相似。符命讖緯正是這一循環史觀的形象化表現。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從《周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易哲學,到鄒衍“五德終始說”的王朝循環論,再到民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通俗化認知,循環觀構成了中國人理解歷史的基本哲學認知,魯迅也不例外。因此魯迅斷言,“我們看歷史,能夠據過去以推知未來”。令魯迅感觸最深的是現實社會中的諸多弊端往往與過去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現代人身上蟄伏著大量“古老的鬼魂”,現在的“昏妄舉動、糊涂思想”與五代、南宋、明末等歷史時期的文化現象竟然“何其相似之甚”,“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兇酷,更殘虐”。這如同跗骨之疽,不斷影響著歷史進程和“現在時”的社會風氣與思想觀念、精神風貌,也因之形成了中國近代以來在世界列強面前的“屈辱”發展史。可見,魯迅的“歷史循環觀”是在“劣敗”感受中形成,并且根深蒂固。因此,診斷新癥候必須探詢老病灶,在古與今、始與末的因果聯系中使辨析更具歷史的穿透力和思想深度就成為魯迅雜文慣用的藝術。這實則也是歷史符命的讖與緯,魯迅已自覺地將讖緯轉化為雜文的隱喻系統,形成面向當下的歷史認知模型。但符命讖緯的結果不是簡單地以祥瑞災異為政治的合法性或非法性站臺背書,更不是接受“宿命”或因循守舊,而是以古今之鑒揭示文明痼疾的遺傳性,也即通過歷史基因檢測現代病癥,消解歷史鏈條上流動著的因果“物質力量”的長住性或曰惰性,促進人類社會的進化和變革,實現螺旋式上升中“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創造性轉化。

一

魯迅雜文的古今讖緯剔除了漢魏六朝志怪文學通過玄學以“宿命論”建構歷史必然的神秘面紗,在恪守真實性的原則中保留了“預言——應驗”的敘說邏輯,將歷史活動編織為可解讀的“因果鏈條”。“史筆如刀”,嚴肅真實的歷史態度之所以可貴,就因為它體現了錯綜復雜的歷史關系的本質和全豹,最能使“預言——應驗”的邏輯左右逢源。但一般地反映這種歷史真實也許并不困難,重要的在于有所發現。魯迅曾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涂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因而透過“碎影”發現歷史的本質就至關重要。例如,《蜀碧》曾詳盡地記錄過張獻忠的殺人事件,魯迅的《晨涼漫記》卻透過殺人表象進入深層發現,張獻忠的屠殺行為并非單純的為嗜血,而是“別有目的”的絕望宣泄。當張獻忠發現清軍入關、李自成占據北京后,其稱帝的夢幻旋遭破滅,遂即通過毀滅性殺戮來確認自身存在的價值,這實則是帝王夢幻滅后的病態補償。魯迅將這種暴力邏輯概括為是“維持殺”的惡性循環。但終歸是從政治手段淪為自我毀滅的罪惡儀式,或者說是腐朽政權行將覆滅的規律性預演,所以魯迅說“要這樣的達到一同滅亡的末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正面臨著新舊暴力交替的危機,國民黨執政當局取代了封建軍閥的專制統治,進行中的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正是循環地體現著暴力統治的延續性——從明初剝景清的皮到張獻忠剝政敵的皮到“兩個圍剿”,“維持殺”的專制暴力始終未變。但魯迅卻暗示出只要打破“暴力與奴性”的共生關系,不再“束手伸頸的等他殺”,新的統治循環就可能被打破,正如張獻忠結局的“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魯迅于此已經作了“預言”式的結論,這也是作品之所以以“晨涼漫記”命名的深層寓意,“晨涼”不僅是敘事發生的物理環境,更是告誡人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知和高度警惕的精神啟迪。貫穿《晨涼漫記》始終的是將歷史作為未來預演的可能與不可能的辯證邏輯。

一般史學家看到的多是以嵇康為代表的魏晉文人的錚錚傲骨和“反抗舊禮教”的逆俗之氣,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則發現了“魏晉風度”與時代政治之間的深層關系。魯迅肯定曹操的“洪業”,尤其是曹操在用人上的“尚刑名”人才觀對儒家等級森嚴的用人制度的打破,以及曹操推動的清俊通脫和華麗壯大的文風,魯迅都給予由衷的贊許。但曹操畢竟是地主階級和封建政治制度的衛道政治家,當持不同政見也喜歡與曹操搗亂的孔融一出現,即被曹操借故殺掉了。這種沒有法制、出爾反爾的霸道行為,遭到魯迅的嚴肅追問:“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有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這顯然是有強烈現實指向的:蔣介石在反革命面目暴露前借以擁戴孫中山曾十分動聽地說過,“我對于共產同志,親愛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殺共產黨,無異于自殺。這點理性是統統能理解”。但當其篡奪了最高權力之后,即將大批共產黨人和“左翼”文藝青年如柔石、馮鏗、李偉森等殘酷殺害。魯迅的追問不就是對蔣介石的拷問嗎?這正是“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不闊的傻子種種實在昨日死”。魯迅之所以要講魏晉,就是因為魏晉時代的文人,特別是具有社會良知的文人大都命運多舛下場不幸,像孔融一樣遭政治殺害的僅知名的就有嵇康、陸機、張華、何晏、楊修、郭璞、夏侯玄、丁儀、陸云、潘岳等一大批,由此造成了一個極其恐怖的慘烈時代。幸免者則或以沉默表示抗議,或如阮籍般“一醉六十日”拒絕與司馬氏聯姻,或佯狂而尚空談,或一反常態因一些政客的“吃教”而由信教到“毀壞禮教”……。“魏晉風度”是時代的風向標,魯迅在“聚感積慮、發為狂言”的作品中冒險對精神郁憤的一代文人與政治社會關系的深層揭示,抨擊的顯然是蔣介石執政府的殘暴統治和反革命真面目。它與《晨涼漫記》一道可以稱之為揭示“維持殺”規律的姊妹篇。另一篇揭示“維持殺”規律的《病后雜談》則在“暴力基因”的圖譜延續中發現了根深蒂固的國民性。魯迅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愿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傷,永不全愈的。殘酷的事實盡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但魯迅卻寧愿傷及性靈也要從《安龍逸史》《蜀龜鑒》等不“擺史官的架子”的“野史”雜著中梳理出中國歷史上殘酷殺人的圖譜:有對男子的宮刑,也有對女子的“幽閉”,有張獻忠的“流賊”濫殺式,也有孫可望、永樂皇帝等的官式剝皮,“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這種殘酷刑罰的流程化無疑是封建專制權力對“吃人儀式”的依賴,暴力已成為維護專制統治的基本工具。但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殘酷基因的不斷變異與擴張,從周代開始的宮刑到張獻忠的濫用,從剝皮法的發明到孫可望、永樂皇帝的步步升級肆無忌憚,暴力不僅已演化為黨爭和維護統治的制度性工具,而且以“官”文化意識形態向民眾滲透,成為被民眾正面接受的文化記憶和精神威懾,例如紹興戲并活在“鄉下人嘴上”的體現“皇澤之長”的“剝皮揎草”的演示、李如月受刑時作快樂詩以示忠和景清被剝皮時的仍表“節節衷腸”,等等。《病后雜談》所揭示的就是:殘酷基因已通過政權專制演化為如同量子糾纏一樣代代相傳的社會心理,是文化的毒瘤和民族精神的深痛創傷。魯迅的深刻在于不僅解剖了歷史的血腥,更劃開了國民性痼疾的隱秘創口,當現代人正遭受“圍剿”屠殺時,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靈魂深處尚未褪去且以新的形式延續的暴力基因。

二

魯迅雜文古今之辨的另一種真實是不完全拘泥于史實,而是捕捉歷史的“實情”和歷史的精神內核,在“似與不似”中借古喻今。例如,《新藥》借喻的對象是一個“宮女病愈而壯漢枯瘦”的舊書中的故事。舊朝某帝的時候,名醫給患有“懷春疾”的宮女開出的藥方是“壯漢若干名”,果然若干天后宮女們都顏舒體胖、神采煥發,而青少壯漢們則個個骨瘦如柴變成“藥渣”。這雖然確有史書記敘但卻是一個“寓言”類傳說,不一定是確有的歷史事實,但上流社會、特別是皇權階層利用并榨取下層民眾的實例確屬屢見不鮮。魯迅映射的顯然首先是曾經出賣過革命者章太炎、鄒容并甘心情愿做國民黨“清黨”幫兇的吳稚暉被榨取價值后棄如“藥渣”的可笑現實。然而這還只是作品的表象,更深層的寓意則在于:新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被“九·一八”的日本侵華飛機炸大了本來的“小膽子”,竟然以“冷笑”和踐踏吳稚暉為身資并充當反動幫兇的意識形態“新藥”,這種新藥的特性,既猛烈又平和,宛如矛盾交織、雜拌濫生的怪物。若以文章為喻,它需先鋪陳烈士為國捐軀的壯烈,再勾勒美人因情而逝的凄美;一面頌揚希特勒的執政成就,一面贊美蘇聯的輝煌勝利;激昂的軍歌余音未散,纏綿的戀歌便悄然響起;剛結束對道德的崇高討論,隨即轉入對妓院的世俗描繪;因國恥日而感傷于楊柳的柔弱,逢五一節又沉醉于薔薇的芬芳;它攻擊主人的對手,卻似乎對主人本身也心懷不滿。簡言之,過去用的是單一配方,如今兜售的卻是包羅萬象的復方藥劑。這藥劑看似無所不能,實則往往徒勞無功:“醫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過對于誤服這藥的病人,卻能夠使他不再尋求良藥,拖重了病癥而至于胡里胡涂的死亡。”這同魯迅的小說《藥》一樣共同構成了對“療救”主題的探索:前者擯棄的是民間愚昧之藥,后者則指向“老幫子”們圓滑中的以偽裝和欺騙為政治醫術的雖然“高明”、但于治理黨國的“病灶”本質上卻只是形式主義的左右敷衍“貼面糊”,是糊里糊涂導致滅亡的偽藥,更何況病人早已病入膏肓,強烈諷喻的是“必須療救”的虛偽掙扎與“無藥可救”的絕望。而充當“新藥”的“民族主義文學”者像吳稚暉一樣成為新的“藥渣”就是必然的,他們較之同樣下賤卻能夠救助宮女的青壯“藥渣”并不如。兩者的比對形成的諷喻令人啼笑皆非。

《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隔膜》《言論自由的界限》《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電的利弊》《為了忘卻的記念》等也同是這樣深遠托意、寓現實譏刺于古往“似與不似”事相,其史學家的手筆多擷取歷史的意象魂靈,從深層上和典型性上鍛煉成精銳的一擊:賈府的仆人焦大是《紅樓夢》里的文學人物,也是約定俗成的“這一個”歷史人物符號,他不愛林妹妹卻偏偏如同幫閑一樣熱心詬責賈府的劣跡,魯迅把它引進《言論自由的界限》是為了構建一個古今關于權力與言論關系的尖銳隱喻。“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著酒醉,從主子罵起,直到別的一切奴才,說只有兩個石獅子干凈。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主子深惡,奴才痛嫉,給他塞了一嘴馬糞。”焦大的詬罵實則是要主子好,并非要打倒賈府,但他越出了奴才該有的僅允許以“老爺,您的衣服臟了”這種十分有限而且委婉的隔靴搔癢式表達,尖銳到了直指質地和要害,得到的回報就只能是“馬糞”,這就頗令人深思。“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的境遇。他們引經據典,對于黨國有了一點微詞,雖然引的大抵是英國經典,但何嘗有絲毫不利于黨國的惡意”。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新月社不僅遭到執政當局的同聲撻伐,還遭其會刊《新月》的被禁。所得這嘴“馬糞”并不亞于焦大的。但“文人學士究竟比不識字的奴才聰明,黨國究竟比賈府高明”,新月社諸君會以信奉政府“自由”的幌子在“一大堆引據三民主義,辨明心跡的‘離騷經’”的智巧乖變中又“吐出馬糞,換塞甜頭”。但從“馬糞”到“甜頭”是一脈相承的,不是讓你封口就是要你改口作“順時和悅之音”,而“順時和悅之音”換取的甜頭實則是更令人作嘔的“馬糞”,因為它不僅扭曲了真義,而且毀掉了知識者的骨氣和人格。但如果不如此這般,像《自由談》那樣犀利攻擊時弊,“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這種“馬糞”民主的荒誕性,魯迅在《隔膜》中有過同樣的表達:施蟄存曾為沈從文向國民黨執政當局進言卻“忠而獲咎”鳴不平,魯迅說他“那不過是自己糊涂”。清代有些文字獄的原因并不是攻擊了朝廷或笑罵了達官貴人什么的,其來由都只因身份的“隔膜”,因為“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凡此等等,揭示的都是專制權力對言論的規訓邏輯:允許批評的邊界由權力劃定,越界就會得到羞辱性“馬糞”或其他懲罰,即使是“幫閑”也不行,這不僅關涉面子,更在于警告其他潛在的不同聲音或批判者。說穿了,言論自由的邊界本質上是反動專制權力的產物,這顯然是明明暗暗在針砭“言論管制”壓迫輿情的國民黨執政現實。

《言論自由的界限》利用古人“塞馬糞”進行權力暴力的分辨,多少就帶有“戲擬”的味道。文學對歷史的戲擬又稱戲仿、戲說,是一種通過既真實又躍出完全泥實的藝術想象或夸張、在喜劇性的反諷中重構歷史敘事的創作方式,既保留著史跡的“形似”,又在誕謾的“陌生化”中賦予其文學想象以歷史神韻。這也是魯迅雜文古今思辨藝術的題中應有之義。其中《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堪稱經典。“現代評論派”曾指責魯迅為“學匪”,魯迅干脆以“學匪派”的考古學自居,以似偽非偽的學術語言寫下了這篇作品。纏足、中庸之道、孔夫子之胃病,多么風馬牛不相及,單看題目的強行關聯,就形成了邏輯蹩腳的幽默感。但魯迅卻正襟危坐地考證著并真真地覓到了他們之間的密切關系。魯迅歸納的鼎盛期的女人纏足是:“尖還不夠,并且勒令它‘小’起來了,最高模范,還竟至于以三寸為度。”這實在是“過火”,所以魯迅說:“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于過激的,譬如對于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這都是戲擬,它擬導出的實則是荒誕的因果鏈,從女人纏足到“中國人不中庸”又中庸,再因孔夫子周游列國導致消化不良患“胃擴張”病,其跳躍式的推進刻意夸大的是邏輯的漏洞,透發出的則是政治現實虛偽標榜“中庸”與“非中庸”的真實邏輯。這正如魯迅所說:“人必有所缺,這才想起他所需。”如此一來,就對蔣介石一面四處運動王公全力“剿共”似纏足的極端化般“趕盡殺絕”、一面又尊崇“中庸之道”謙虛到讓侵略者進來形成強烈反諷。它也同時侮毀譏殺蔣介石因侵吞過多患有病入膏肓的“胃擴張”癥所負載的齷齪而又令人生厭的政治統治。《詩和豫言》的戲擬更叫幽默,文中援引的《推背圖》之非神秘詩與汪精衛譯詩之真曖昧,一則托古,一則借洋,本屬迥異的風馬牛,卻在似蹩腳非蹩腳的戲擬中被刻意并置,在預言、應驗的互文中形成張力。魯迅看似一本正經地說,要找預言與其讀《推背圖》,不如讀詩人的詩集,但引用汪精衛譯作雨果之本意是諷刺法國史上帝制派的“此輩封狼從瘦狗,生平獵人如獵獸,萬人一怒不可回,會看太白懸其首”詩句,顯然并非褒揚其譯筆,而是以倒置的因果邏輯暗示出汪精衛日后的投降賣國行徑,恰好印證了“封狼從瘦狗”的丑陋形象,也即用汪精衛自己的文字為汪精衛作了漫畫像,在《推背圖》的通義上將汪精衛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類似以戲擬為古今之辨立意的作品,還可以舉出《犧牲謨》《曲的解放》《“京派”和“海派”》《評心雕龍》等一大批。

三

魯迅雜文符命讖緯的第三重表現,是將作為史識載體和集體記憶密碼的“典故”移來形成借古喻今的常用。典故在中國文化中,本就是一種“微型符命”,它濃縮了歷史的經驗,承載著價值判斷,成為群體共享的意象和意義符號。魯迅對典故的運用絕非簡單的“引經據典”,而是將“集體記憶的密碼”激活為對歷史和現實的隱喻,實現其文化批判功能。魯迅曾以“成語”為代表闡釋對典故運用的藝術認知:“成語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現世相的神髓,隨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從成語中,另外抽出思緒:既然從世相的種子出,開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便是信口開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會于心,禁不住不很為難的苦笑。”這里魯迅所講的成語的修辭和翻新廣用,既是對《何典》的藝術闡釋,也正是魯迅雜文用典的經驗之談。所謂“隨手拈掇”,可理解為不事雕琢,讓典故自然貼切地表達事理或現實相。例如,以宣揚資產階級紳士風度的“費厄潑賴”是英國人的經典,英國人以這種“國粹”自稱是一個“費厄潑賴”的國度,魯迅則認為這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以掩蓋自身丑惡和麻痹民眾的虛偽口號,《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將它與中國民間也是經典諺語的“痛打落水狗”對立辨析,并非簡單的文化對比和道德判斷,而是通過歷史記憶的激活揭示殖民文化的虛偽性與中國民族精神中“除惡務盡”傳統的本質差異,進而完成對“妥協主義”這種“麻痹民眾的鴉片”的徹底清算,這對大敵當前又急需抗擊邪惡的中國,其警示意義是切實而又深遠的。《為了忘卻的記念》以明代方孝孺“寧死不草詔書”的典故凸顯柔石性格中的“硬氣”與“迂”,也不是簡單的歷史重演,而是通過“影射”手法,將明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與20世紀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相聯系,使國民黨執政當局的暴行在歷史鏡鑒下顯得更加荒謬,而“左聯”烈士的犧牲則和明代具有良知的儒生一起獲得了跨越時空的精神共鳴。《難行和不信》對兒童教育中的脫離現實的欺騙性和虛偽性針砭,則是融化在典故“囊螢照讀”“鑿壁偷光”的不可信解析中。它當然不是對施教傳統的全盤否定,而是在褪去表面光環中還其勵志教育的虛偽本質,以警惕其對現代教育的負面影響和誤導,等等。這類例子在魯迅雜文中比比皆是。這時,因典故本身已能承載創作主體想要的道德教化功能與情感沖擊力,遠比所虛構的更切合于其創作意圖,他就像歷史小說《鑄劍》的“出典”一樣“只給鋪排,沒有改動”,只是通過語境的重構就賦予典故以深刻的現實意義。這是一種簡潔而又實惠的藝術表達方式。

所謂“另外抽出思緒”,可以理解為是在深思熟慮的基礎上推陳出新或更廣泛的立意用典,即通過曲喻、移嫁、串用、引申、雙關等種種藝術手法賦予典故以新解。這時,用魯迅自己的話說就是:不復“拘牽歷史,襲用陳言”。例如《諺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這諺語乃是“被壓迫者們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納稅,輸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閑事”,而對于被權力異化的壓迫者來說,這就不能概括其行為了,“一旦得勢,足以凌人的時候,他的行為就截然不同,變為‘各人不掃門前雪,卻管他家瓦上霜’了”。這樣改動典故,一語道破了權力對道德話語的扭曲,失勢時自私且奴性十足,得勢時即盛氣凌人霸道有余,這實則是國民性中最可怕的最值得警惕反思的專制性與奴性的統一。所以魯迅痛心地寫道:“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后,簡直像一個幫閑;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后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一句諺語的點化竟能衍生出這么深刻的藝術內涵,令人驚奇。《一思而行》是由出自《論語》的典故“三思而后行”抽出思緒演化而成。在魯迅看來,“一個名詞歸化中國,不久就弄成一團糟”,這的確也是值得警惕的文化現象。其實,不但名詞,也不但外來的東西,但凡事物一旦時髦,就立刻會有人紛紛趨之若鶩,一直把它弄爛為止,“幽默”也好,小品也罷,和尚也好,教授也罷,概莫能外。魯迅就這種盲目的“起哄”和從眾現象比喻說:“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著,不久準可以圍滿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拔步便跑,同時準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這如同《幫閑法發隱》揭示的沉迷“收羅廢料”在市井的口舌傳播中盲目“八卦”的“幫閑”一樣,都是缺乏“一思而行”的緣故。魯迅只有無奈地說:“在烏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也想一想,社會未必就冷靜了,可是還要像樣一點點。”“一思而行”即有此效,那么“三思而后行”即定能跳出盲從的泥淖。這正是魯迅巧用典故造成的藝術魅力。《論雷峰塔的倒掉》把《義妖傳》里的典故“水漫金山”和“白狀元祭塔”演化成了法海躲入蟹殼而白蛇娘娘獲釋的荒誕結局,將復仇主題因雷峰塔的倒掉轉化為壓迫者終遭反噬的寓言,同樣給與讀者以鮮活的現實啟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多行不義必自斃,善惡報應是逃不掉的歷史規律。當然,《一思而行》和《論雷峰塔的倒掉》之用典都是明典暗用,即把典故若即若離地融化在作品的字里行間。若讀者看不出是用典的可以悟讀,知道是在用典的,則更會覺出明快中的意味深長。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說:“典實‘生’‘熟’而外,猶判‘明’‘暗’異宜焉”,“更始事可以暗用”。

所謂“信口開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會于心,禁不住不很為難的苦笑”,是指在主觀精神的“生氣灌注”中詼諧“誕謾”地用典,或者說是像寫歷史小說《故事新編》一樣在嚴肅與“油滑”的渾成幽默中“隨意點染,鋪成一篇”,造成典故的更廣義的喜劇性枝蔓。例如,“不求甚解”典源出東晉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中的自述:“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陶淵明原意是反對過度咬文嚼字或鉆牛角尖的學風,強調讀書應注重領會精神主旨,而非拘泥于煩瑣考證?。這體現了一種跳脫字面束縛的閱讀智慧。魯迅卻在《不求甚解》中說:“小時候讀書講到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先生就給我講了,他說:‘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讀本文的意思。”一句借助先生話的幽默曲解,就把典故“油滑”成了讀書上的淺嘗輒止、敷衍了事態度。其褒義的衍為貶義,魯迅之所以遺憾“注解雖有,確有人不愿意我們去看的”,是用“反一調”啟示人們“甚解”兩種現象:一是帝國主義列強既要侵略別國,又要發表聲明宣傳“和平”,表面上說禁止別國軍隊越出國境,自己卻肆無忌憚地派兵到別國領土上,有關列強如美國、日本等的侵華行為報道已經對此作了如實的注腳;二是對國民黨執政當局“誓不簽訂辱國條約”的經文,也早有“對日妥協,現在無人敢言,亦無人敢行”的傳注。說“敢”與“不敢”已經是在虛晃一槍“猶抱琵琶半遮面”,而日本的電訊卻真真地泄露了雙方“以口頭交涉,清算無益之抗日”的天機。其言與行的悖謬結構正好被魯迅一箭雙雕地印證了“不求甚解”油滑出的深意:他們的表里不一自相矛盾是不希望別人去索解,也根本經不起索解的,因為一加索解,就會露出馬腳令世人憤慨。魯迅卻偏偏要違背“師”教強調看注解,尤其把許多列強的侵略行徑當作“和平”注解看,就是要反諷其欺世盜名和虛偽,并把執政當局與侵略者畫上了等號。接下來不久中國發生的“西安事變”使蔣介石被逼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倒行逆施而接受聯合抗戰,是否也與魯迅的“甚解”所能喚起的全民族的同仇敵愾有一定關系呢?起碼在反映民氣和民族大義上,二者是相通的。同樣的例子:《咬文嚼字(三)》之化用曹植的《七步詩》將“豆萁相煎”油滑為“豆萁伸冤”,也是用詞語轉換實現了語義場的轉移,當學生運動遭遇暴力鎮壓時,“豆萁”就不再是血緣關系的象征,而是階級壓迫的隱喻,“相煎”的悲劇旋即轉化為“伸冤”的吶喊,實現了從個人命運到社會批判的升華;《犧牲謨》引用的《尚書》“謨”典本指治國理政的方略和智慧,魯迅一陣連續的“鬼畫符”式的“失敬失敬”笑擬,即把典籍逆向轉化成了詭計多端的殺窮致富之道和貪婪的陰詐靈魂的遮羞布,將“謨”典與國民劣根性和剝削權力邏輯批判聯系了起來;《黃鶴樓》作為唐代詩歌的經典,本來承載的是文人雅士的隱逸情懷。魯迅在《崇實》中卻通過對這首詩的“活剝”,將其立意“油滑”成了為知識階層的命運鳴不平,當崔顥筆下的黃鶴樓成為戰火中的廢墟、當文人雅士的閑情逸致被生存危機所取代、當戰亂年代的大學生因“沒有市價”而被社會擯棄在荒誕上演,都被《崇實》的活剝典籍及時揭示了出來;還有《文學上的折扣》在拆解“兩耳垂肩”“白發三千丈”“臥薪嘗膽”等典故中所針砭的“層出不窮的夸大,裝腔,撒謊”等虛假宣傳和行為的閉環,等等,都是苦笑中“信口開河”隨性運用典故的佳作。它們雖然內容不一形態各異無一定之律,卻有共同之妙,即通過文本褶皺改變語義場的核心要素,與定型的原典意象形似而神非,以“誕謾”諧謔的隱喻旨向“戚而能諧”地替代原典顯在主題的傳統表達,在“不很為難的苦笑”中、或者說是在用“黑色幽默”笑聲對抗黑暗與絕望中完成了對現實事相的諷刺和鞭撻,將典故熬成了“痼疾”的解藥。

魯迅雜文用典的枝蔓性“信口開河”不僅是大量作品的局部表達,而且“不羈”到影響作品的整體立意結構,成為獨特的文體現象。例如在《推背圖》中,魯迅引用了一個通俗的典故:“某甲將銀子三十兩埋在地里面,怕人知道,就在上面豎一塊木板,寫道:‘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的阿二因此卻將這掘去了,也怕人發覺,就在木板的那一面添上一句道,‘隔壁阿二勿曾偷’。”這是在教人“正面文章反看法”。作品將典籍的《推背圖》的“推背”定義為“從反面來推測未來的情形”,即通過逆向思維解構表面文章背后的真實用意,也是從“不曾偷”的典故中推演出的。人們在受蒙蔽或者不經意的時候,大抵都是從正面看文章的,無須這么費周折,待到懂得正面文章要反面看時,一定是經過許多苦楚的經驗、見過不少可憐的犧牲,所以才不為表象所迷惑,能看出真相并深入一層。本文表層的意思是明顯的,即揭露國民黨執政當局國難之際以虛假的宣傳自我貼金掩蓋不抵抗主義的種種謊言,什么國軍流血奮戰、共黨聯日、決不與日交涉等等,“倘使都當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駭人了”,這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典型“推背”運用。在另外的層面上,《推背圖》則有方法論的意義,即示人以知人論世透辟觀察問題的有效方法。而典故確乎起到了彌漫全篇制約主題的作用,反過來又是“典故”的被“反諷性重構”,暗喻為“此地有銀三十兩,隔壁阿二卻曾偷”。這可稱作是用典的橫向結構。

利用典故作縱向結構的可舉出《這個與那個·最先與最后》。“不為最先,不恥最后”是有名的賽馬典故,語出《淮南子·詮言訓》。《最先與最后》開篇即說:“《韓非子》說賽馬的妙法,在于‘不為最先,不恥最后’。這雖是從我們這樣外行的人看起來,也覺得很有理。因為假若一開首便拼命奔馳,則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適用于賽馬的,不幸中國人卻奉為人的處世金針了。”原來,韓非子的賽馬策略已經被中國人異化為處世哲學,表現為“不為戎首”“不為禍始”,甚至于“不為福先”的“中庸之道”和極端保守主義。這明顯導致的是社會改革的舉步維艱,前驅者常被視為“傻子”,而民眾則在危機中“紛紛作鳥獸散”。這是作品的第一層意思。作品繼續引申的是:既然“不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恥最后”,因為跑在最后,也有點獨異而且難堪,要堅持下來,就得有韌性和不恥的精神,而中國人則缺乏這種精神,“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這不也是“不為最先,不恥最后”賽馬策略的被異化嗎?如此精神氣質,不但改革為難,而且一遇強敵即會土崩瓦解。這是民族的危機。作為典故的寓意和升華,魯迅雖然未提“敢為最先”,卻以運動會為例褒揚雖然落后仍堅持到“終點”的競技者,稱其與“肅然不笑的看客”共同構成“中國將來的脊梁”。這是頗具警示意義的,因為當時的中國已經遠遠落后于世界列強,連“球籍”都受到威脅,只有堅忍不拔奮起直追才是民族的希望。一個賽馬典故的引申捭闔將抽象的哲理結構化進而形象化,其藝術匠心可見一斑。

《儒術》是另一種類型的縱向結構:三個層次分別由三個典故導引遞進。一、以元遺山獻教為鏡,通過他請異族元世祖為“儒教大宗師”的典故史實——當王若虛面臨“作碑則名節掃地”的困境時,元遺山卻主動將儒教呈獻異族統治者,揭示出儒者“獻教賣經”的實用主義左右逢源和文化上的投降主義危害。二、引用《顏氏家訓》“讀《論語》《孝經》則被俘猶能為人師”的典故,魯迅將儒術進一步點化為“高級奴才養成術”。這種通過經典教育維持身份優越性的現象,恰如元代儒戶蠲免兵賦卻喪失氣節的悖論,暗示儒術已成為士大夫階層在既得利益面前的精神枷鎖。三、再通過余闕所述“南北之士以自町畦以相訾”的典籍——也是南北士人相爭的對照,揭示儒術在權力更迭中的工具化本質。當南方士人“不屑為吏”自甘邊緣化但“亦并不冷落”時,北方儒者卻通過“唱贊導引”獲取進身的殘羹冷炙,這種分化印證了儒術被權力腐蝕的“深且遠”的復雜性——既維系著士大夫的身份認同,又消解著其道德操守。這些典故聯袂構成作品的脈絡也結構了作品的批判邏輯:儒術從《墨子·非儒》所說的“相禮技藝”異化為“進身之階”,其核心功能已從道德教化蛻變為奴性十足的權力附庸。但又不僅僅是附庸:中國向有專制傳統而缺乏政教合一的體制,但專制統治者一向也覬覦作指導一切的思想權威,于是以元好問為代表的圓滑世故、借“儒教大宗師”的高帽呈獻來規范約束新興統治者促使他們實施仁政的努力,就既是迎合也是自身“兼濟天下”的精神實現。這種“衛道”術“未免有些滑稽,但在當時卻似乎并無訾議”。魯迅的解構既延續了章太炎關于“儒為術士”的考據,使我們對儒學的認知不再隔膜,又通過歷史鏡像映射出20世紀30年代戰亂頻仍民族危亡之際屈膝“獻儒”與“尊孔讀經”的現實荒誕。

由此可見,古今讖緯之辨作為魯迅雜文藝術形式的核心策略,實則為一場精密的語言符號革命,他撕開時空的緯線,以考古學家的冷峻審慎和詩人的熾烈深情,將現實的血肉融入古老的歷史骨架,在使兩千多年的幽靈與當下符命“讖”生互動交相輝映中不僅完成了對國民性痼疾的縱深解剖,更以先知式的警覺與洞見,讓雜文成為觀照現實、針砭時弊、預警未來的精神利器,并在“捭闔策”的分辨智慧和智能中,為后世介入現實的文學書寫樹立了難以企及的高度與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