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有鼎和他的邏輯世界

1951年清華大學哲學系歡送畢業生合影。后排站立者(左起)為沈有鼎、張岱年、王憲鈞、金岳霖、鄧以蟄、任華、馮友蘭
在清華大學哲學系百年歷史上,沈有鼎是一個不能忽略的名字。
沈有鼎(1908-1989),字公武,上海人,192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哲學系,是清華哲學系的第一位畢業生。畢業后,他先后赴美國哈佛大學和德國海德堡大學、弗賴堡大學學習,1934年回國后任清華哲學系講師。抗戰期間,他隨學校南遷,在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任教授;1945年至1948年赴英國牛津大學訪問研究,回國后仍在清華大學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大學哲學系并入北京大學,他轉至北大任教,后又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直至晚年。沈有鼎學貫中西,在數理邏輯和中國邏輯史等領域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如果只看這樣的履歷,沈有鼎似乎是20世紀中國學院制度中一個相當標準的哲學教授。但在同時代人的記憶里,他卻是極不“標準”的一個人。
1949年,蘇天輔在清華研究生院讀書,第一次見到沈有鼎,是晚飯后在大操場旁邊的路上。只見一位先生“目不斜視,旁若無人,昂首獨行”,有人告訴他:“這就是沈先生。”后來蘇天輔真正聽沈有鼎講課,才發現這個平日不愛說話的人,一講到哲學問題時,便分析得層層深入,細致得令人折服。金岳霖也曾告訴他:沈有鼎對生活中的事情似乎不太懂,但對學術問題的分析卻是非常細致入微的。(蘇天輔:《沈有鼎——活在思想的世界里》,《中國青年報》2014年1月15日)
這種日常生活中的疏闊與思想世界里的敏銳,構成了同時代人記憶中一個十分鮮明的沈有鼎。
而要理解這樣的沈有鼎,還得回到他學術生命開始的地方——清華園。
從清華哲學系的第一位畢業生到“清華邏輯學派”
1926年,金岳霖回到清華大學創辦哲學系。現在回看,這一年不僅是清華哲學系的起點,也孕育了一條此后影響深遠的邏輯學傳統。沈有鼎恰好成長于這個傳統草創的年代。
關于師生二人的相識,流傳著一個頗有意味的故事。沈有鼎中學時代偶然讀到一本邏輯學小冊子,從此對邏輯產生了興趣。進入清華以后,他常和同學討論邏輯問題。一次幾個人在教室里高談闊論,恰好被路過的金岳霖聽到。金先生沒有立刻進去,而是站在教室外聽了很久。1926年哲學系成立后,沈有鼎成為哲學系最早的兩名學生之一,金岳霖也成為對他學術生涯影響最深的老師。
抗戰前夕,年輕的殷海光一次參加邏輯研究會時,有人談到哥德爾的研究很重要。金岳霖想找來他的書看看,沈有鼎卻毫不客氣地告訴自己的老師:“老實講,你看不懂。”金岳霖聽后只是“哦哦”兩聲,隨即作罷。殷海光對此印象極深:學生可以直截了當地批評老師,老師也可以坦然承認自己在某個技術問題上有所不及,這在當時并不尋常。(《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163頁)多年以后,金岳霖還曾談到沈有鼎與王浩討論數理邏輯時,自己“根本插不上嘴”。
這當然不能簡單理解為誰比誰“高明”,它更能說明早期清華哲學系形成的一種特別的學風:在學術問題面前,師生首先都是研究者,因此可以自由地討論。
1934年沈有鼎結束留學,回到清華哲學系任教。此時的沈有鼎已經不再只是金岳霖的學生,而是開始成為清華邏輯傳統的建設者。他先后開設“邏輯研究”“邏輯體系”等課程,內容涉及羅素和懷特海的《數學原理》、哥德爾不完備性定理,以及形式主義、直覺主義和維也納學派等當時國際邏輯和哲學界的重要問題和思想。(Jan Vrhovski. “ ‘Qinghua School of Logic’: Mathematical Logic at Qinghua University in Peking, 1926–1945.”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ogic, 2021, 42(3): 251-252)
由此逐漸形成的學術傳統,常被稱作“清華邏輯學派”。它并不是一個有宣言、有綱領的學術團體,而更像是一條師承與問題意識共同構成的思想譜系:從金岳霖,到沈有鼎、王憲鈞,再到周禮全、王浩等人,中國第一批真正進入現代邏輯前沿的學者由此成長起來。
在這條譜系中,沈有鼎處在一個十分特別的位置。他既是清華哲學系最早的學生,也是清華培養出來的第一代現代邏輯學者;他從清華出發,到哈佛、海德堡和弗賴堡繼續學習現代邏輯與哲學,又回到清華講授邏輯。后來,他更把這種嚴格的邏輯訓練帶入中國古代思想研究。就此而言,沈有鼎的一生本身便構成了早期清華邏輯傳統的一個縮影。
從數理邏輯到《墨經》的邏輯學
邏輯學不是泛泛而談“思維應該有條理”,而是一門需要精確分析、嚴格證明和符號技術的學科。沈有鼎對此有一種近乎執拗的認真。他七十多歲時還說,自己要“趁年輕的時候多學一些技術”(王路:《天真奇特——回憶沈有鼎先生》,載《摹物求比——沈有鼎及其治學之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頁),對一個已經退休的學者而言,這句話頗為幽默,卻恰好表現出他對邏輯學的真誠:面對新的技術問題,他始終保持著學生般的好奇。
20世紀50年代,他的兩篇英文論文進入國際邏輯學界的視野。1953年,《符號邏輯雜志》發表了他的“Paradox of the Class of All Grounded Classes”,即“所有有根類的類悖論”,又被稱為“沈有鼎悖論”;1955年又發表了“Two Semantical Paradoxes”。前一篇文章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它并不是簡單重復羅素悖論,而是把羅素提出的問題向前推進了一步。
沈有鼎首先區分“有根類”和“無根類”。簡單來說,如果從一個類出發,可以沿著“屬于”關系無限地向下走,例如A1屬于A,A2屬于A1,A3又屬于A2,如此永無止境,那么這個類就是“無根的”;如果不存在這樣的無限成員鏈,它就是“有根的”。這里,鏈條中的類不要求彼此不同。隨后,他提出一個問題:“所有有根類組成的類”本身究竟是不是有根的?
假設這個總類是無根的,那么從它向下就應該存在一條無限成員鏈;但鏈條中第一個屬于它的類,按照定義恰好又應該是“有根的”,于是產生矛盾。可如果說這個總類是有根的,它作為“所有有根類”的成員,又必須屬于它自己;這樣立即產生一條不斷返回自身的成員鏈,于是它反而又成為“無根的”。同一個類因此既必須有根,又必須無根。沈有鼎由此構造出了一個新的集合論悖論。
它與羅素悖論的關系也很有意思。羅素悖論關注的是一步的自指:一個類是否屬于它自己;沈有鼎則把視野擴展到多步乃至無限延伸的成員關系。事實上,沈有鼎自己指出,這個悖論與“所有非循環類的類”“所有非n循環類的類”構成一組悖論,而當n=1時,后一類悖論恰好就退化為羅素所討論的“所有不屬于自身的類的類”。換句話說,羅素悖論可以被看作這個更一般結構中的一個特殊情形。
這篇只有很短篇幅的論文很快引起國際同行注意。兩年后,美國邏輯學家理查德·蒙塔古(Richard Montague)專門在《符號邏輯雜志》發表“On the Paradox of Grounded Classes”,開篇便稱沈有鼎提出了“一個新的樸素集合論悖論”,并進一步證明,不借助“無限序列”這樣的復雜概念,也可以重新表述這個悖論。
一個從清華哲學系走出來的中國學者,在20世紀50年代能夠提出一個讓蒙塔古這樣的邏輯學家繼續研究的問題,足以說明他的專業水準。
沈有鼎在中國邏輯史領域也有重要貢獻。1954年6月至1955年3月,沈有鼎在《光明日報》“哲學研究”副刊連載《墨辯的邏輯學》。這組文章后來于1980年結集出版,書名改為《墨經的邏輯學》。沈有鼎的《墨經的邏輯學》“把墨經邏輯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和水平”,后來的許多有關墨經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從這本書吸取過營養。(趙總寬:《邏輯學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頁)
《墨經》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本奇書,素以難讀著稱,文字古奧,傳抄訛誤嚴重。因此,有些研究者常常以此為理由,任意竄改原來的文字,以符合自己的主觀成見。沈有鼎反對這種做法,提出“讓《墨經》自己來注釋自己”的詁解原則,具體來說,在校勘方面,沒有必要的時候不輕易改動原文,在注釋方面,要反復比較各種可能的解釋,采取最合理自然的說法,要是實在找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也不要強解。
不過,沈有鼎并不排斥使用現代的科學知識來研究《墨經》。相反,他十分善于用現代邏輯的工具來研究《墨經》。
《墨子·經下》中有這么一條:“彼此彼此(‘彼’舊作‘循’)與彼此同。說在異。”它的解釋見于《經說下》:“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沈有鼎指出,這段文獻一直以來都被曲解了,孫詒讓、梁啟超等注家都以《公孫龍子·名實論》中的相似段落“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作為這條經文的確解,但墨家在這里正是要反對名家的觀點。名家認為,“彼此”或“此彼”這種形式是不成立的,因為“彼此”要么是“彼”,于是“非此”,要么是“此”,于是“非彼”,無論哪種情況都會產生矛盾。
沈有鼎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彼彼”“此此”與“彼此”并不是同一種結構。他從漢語“牛馬”這樣的“二名并舉”現象入手,又借助數理邏輯中的冪等律(α∪α=α)來解釋:說“牛牛”只等于說“牛”,說“馬馬”只等于說“馬”,因而“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但說“牛馬”卻不等于說“牛”,也不等于說“馬”,否則就會推出“既牛且馬”“既彼且此”的矛盾。同樣,“彼此”既非單獨的“彼”,也非單獨的“此”,而“彼此彼此”則可以縮成“彼此”。(沈有鼎:《墨經的邏輯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7頁)原本糾纏在幾個“彼”“此”之間的晦澀文字,由此獲得了一個統一而精確的解釋。
邏輯之外:古琴·昆曲
只看學術成就,沈有鼎已經足以成為中國現代邏輯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但如果只看到那個埋頭于邏輯公式和《墨經》章句的邏輯學家,還不足理解為什么賀麟會稱他為“現代中國哲學界極有趣的一個人物”(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3頁)。
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音樂。
1937年初的一天,清華中文系教授浦江清經過沈有鼎的宿舍,進去一看,房間依舊“凌亂無序”。但接下來的場景卻頗有意味:沈有鼎穿著西裝,坐在那里彈古琴,為來客奏了一曲《平沙落雁》。浦江清約他出去喝茶,他便直接在西裝外罩上一件棉袍跟著出去了。(浦江清:《清華園日記 西行日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30頁)
如果說彈琴是他的個人雅好,昆曲則把他帶進了清華另一條有趣的文化傳統。1930年代,俞平伯在清華園組織昆曲活動。1935年,清華師生組成“谷音社”,浦江清、許寶騄、譚其驤、陶重華等人都曾參與其間,沈有鼎也是早期成員之一。
沈有鼎的昆曲修養并非偶然。他的父親沈恩孚便酷愛昆曲,與創辦蘇州昆曲傳習所的穆藕初交往密切。耳濡目染之下,昆曲很早便成為了沈有鼎生活的一部分。
后來在西南聯大時,云南大學也成立了昆曲社,沈有鼎常去參加曲社活動。幾十年后,汪曾祺仍記得哲學系教授沈有鼎“常唱《拾畫》”,并特別說他“咬字講究”,甚至講究得有些過分。(汪曾祺:《人間有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頁)
這句“咬字講究”,用來形容一個邏輯學家,似乎格外貼切。
邏輯要求定義清晰,昆曲要求字正腔圓;研究《墨經》要辨析一個古字在不同語境中的意義,唱戲曲也要琢磨一個字如何出口、如何落腔。我們當然不必硬說邏輯學和昆曲之間存在什么必然聯系,但在沈有鼎身上,它們確實分享著某種精神氣質——對于細微差別的敏感,對于結構的迷戀,以及一種近乎固執的準確。
這或許也能幫助我們理解同時代人眼中的那個沈有鼎。生活中的他常常漫不經心,衣著隨便,對日常瑣事不甚在意;可一旦進入真正關心的事情,無論是一個邏輯問題、一段《墨經》文本,還是昆曲的咬字唱腔,他都會變得異常認真。
沈有鼎似乎有一種把注意力全部投入對象之中的能力。他可以穿著西裝,在凌亂的宿舍里彈奏古琴;也可以用對待學術問題的認真來講究昆曲的唱腔。那種旁人眼中的“癡”,或許正來自這種一旦投入便忘懷一切的專注。
一位邏輯學家的余響
1989年3月30日,沈有鼎在北京去世。
他留下的著作數量并不算多,與一些著述等身的學者相比,沈有鼎甚至顯得有些“低產”。但評價一個邏輯學家,不能只計算書架上其著作的重量。
在中國現代邏輯史上,沈有鼎屬于最早真正進入數理邏輯專業研究的一代學者,他在歐美接受了現代邏輯訓練,又參與了國際邏輯學界的前沿問題討論。與此同時,他又把這種嚴格的邏輯訓練運用于中國古代思想的研究,在《墨經》那些艱澀古奧的字句中尋找古人的論辯方式。
清華哲學系創立至今已經走過百年。百年回望,我們很容易看到金岳霖、馮友蘭留下的哲學體系,也容易看到一本本已經成為經典的著作。沈有鼎留下的東西似乎不那么顯眼:它藏在一些技術性的邏輯論文里,藏在《墨經》那些艱澀的字句之間,也留在后來一代又一代中國邏輯學者繼續討論的問題中。
然而,若把目光重新投向二三十年代的清華園,我們會發現,現代中國邏輯學的許多故事,原本正是從這樣一些細小的場景開始的:一個年輕學生在教室里和同學爭論邏輯,金岳霖站在門外駐足傾聽;幾年以后,這個學生從歐美留學歸來,又站上清華哲學系的講臺,給學生講《數學原理》、哥德爾和新的邏輯體系;下課以后,他回到凌亂的宿舍,拿起古琴,彈一曲《平沙落雁》;到了曲社雅集,又和幾位票友坐在一起,一板一眼地唱起昆曲。
公式與古琴,《墨經》與昆曲,在別人那里或許屬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沈有鼎這里,卻共同構成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生命。
那個在清華園里“目不斜視,旁若無人,昂首獨行”的背影如今早已遠去,但他所參與開創的邏輯傳統仍在延續。今天再回望,我們看到的或許不再只是一個人們口中有些“奇特”的教授,而是一位真正把自己活進了學問之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