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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的小說技藝 ——論徐則臣《域外故事集》
來源:《當代文壇》 | 李蔚超  2026年11月11日15:59

域外故事:中國文學的世界回響

在徐則臣的文學世界里,中國與世界擁有悠長的聯系。他以長篇小說對二十世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展開豐富的文學敘事,在湍急的歷史運河里溯源中國與世界的關聯。《耶路撒冷》以信仰之城為名,預言了小說追尋故鄉與信仰的精神指向,將個體命運置于全球化帶來的精神漂泊之中,勾勒中國與世界的精神連接。《王城如海》中,北京被視同一片“海”,于是,這座城海納百川地擁抱八方來客,打開國門的中國匯入世界汪洋,縱浪大化,沉浮其中。《北上》把古代中國與域外貿易、文化交流通道的京杭大運河作為敘事紐帶,晚清至當代的人物群像浮現在運河之上,百年中外人士的相遇糾葛,書寫了一部文明往來交通的歷史。徐則臣不斷地提示我們,中國與世界的聯系并不如經驗中那樣局限在東南沿海地區,這種聯系,早已通過運河的流通貫穿中國內部,形成了漫長深沉的歷史脈絡。

短篇小說則是徐則臣表達對當代人全球生存狀態微觀觀察的文體。借中國作家參與各類文學交流之機,徐則臣曾多次進行環球旅行,他將親身經歷經由虛構轉化為小說敘事,把“星星之火”撒向了歐洲、亞洲、美洲,帶領讀者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與中國重逢。十則故事,十處異域空間,一組短篇小說,每篇萬字上下,風格各呈異彩,又以作家“徐先生”為固定敘事人彼此呼應,盡顯徐則臣小說家的匠心。歷時十五年的創作,《域外故事集》于2025年結集出版。[1]

十五年世界風云變幻,全球保護主義、保守主義日漸盛行。依靠自身蓬勃發展,中國與世界雙向審視的關系已然重塑,中國的文化自信日漸顯著,徐則臣這一代作家,很自覺地抗拒在西方影響下形成的“自我他者化”感知結構,不僅如此,既然拒絕西方將中國視為“想象的異邦”,徐則臣的域外書寫,同樣警惕以俯視的眼光將他國塑造成富有異國情調、詭秘遙遠的“異邦”。突然而至的疫情,阻隔了世界彼此交融的進程,徐則臣回憶創作歷程時寫道:“新冠肺炎橫掃全球,人人談之色變,整個世界都停擺了。在家里憋久了,就想透口氣,既是打開現實中的窗戶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氣息,也是要打開一扇精神和想象世界里的窗戶,往遙遠處浮想。就記起十幾年前開了頭的《域外故事集》,決定接著寫下來。”[2]正是在“停擺”時刻依然念念不忘“往遙遠處”的“浮想”催生了這部短篇小說集。當這組短篇小說陸續在各文學期刊上發表時,因疫情而睽違世界三年的人們在徐則臣的小說世界中重溫異域風景與人的奇妙經歷,一切微小的生活細節,經由小說細膩的敘事技巧裹住我們日漸離散的心靈。

黃平認為,徐則臣的寫作是“跨越邊境”之作——不僅跨越國別的邊境,更跨越美學的邊境,構成“到世界去”的文學實踐。[3]就《域外故事集》而言,盡管小說情節和故事并非與文學直接相關,但每一篇小說都在探討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回應中國文學聽取世界回響的內在訴求,同時,徐則臣嘗試以古典文學資源的現代轉化,探索中國故事與世界對話的可能性。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動的今天,徐則臣所書寫的中國與世界的連接,有著獨特的現實意義。十部小說的敘事內核是中國與世界的“重逢”,憑借豐富的文學想象,徐則臣賦予中國與各種文明再次相遇的契機,經由對“重逢”的想象,他要重申中國和世界長久交融、休戚與共的事實。《域外故事集》中,如何借助小說的虛構和想象建立“重逢”情節,如何借助古典資源講述中國與世界重逢的故事,是本文試圖闡明之處。

與中國照面:重逢的三種形式

小說中的“重逢”不是乍見初識,也不是偶然邂逅,這些僅僅是線性時間向前流淌過程中浮現的渺小節點。重逢的設置則有所不同,它在小說中攜帶著某種必然性,它的存在與結構,本質上是對斷裂的時間、離散的記憶、疏離的關系的想象性修復。保羅·利科提出了小說的情節與宇宙時間的關系,利科認為,情節不只是事件的排列順序,更是人類理解自身在時間中存在的根本方式。[4]通過三卷本的敘事學理論闡釋,利科的敘事時間理論本質上是在回答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人如何在流逝的時間中理解自己?他的答案是:通過講故事。 敘事不是復制時間的規律,而是時間成為“人的時間”的唯一途徑,小說家要通過制造文本時間確認自我。而關于重逢的情節設置,便打破了線性時空的桎梏,讓主體得以回溯過往、重構自我認知乃至消解人與人之間的隔閡。

《域外故事集》中,十個環球之旅的敘事人“我”是作家“徐先生”,這位敘事人盡管置身域外,然而,小說的敘事話語平和從容,由他講述的世界給我們帶來的體驗雖新奇卻不獵奇,有懸念但沒有詭譎跳躍的波折,徐則臣為我們營造了一種熟悉的文本氛圍,拉近我們與域外的心理距離,而熟悉感的營造,除了敘事語態的選擇之外,小說情節中一再設置的重逢同樣強化了這種閱讀感受。

整部小說集中,幾乎每一部小說的開頭,“徐先生”都會與有故事的中國人相遇,這便首先構成了與人的相逢。“徐先生”在美國訪學期間結識了康德研究者老馮,身處異國的兩個中國人,以母語閑談,聊哲學與文學,很快便依靠母語的共情建立起情感聯結。在小說高效率地講述了老馮的故事——棄家赴美,與妻兒離散冷漠,遭受學生誣陷而絕望自殺之后,老馮的兒子回到父親生前居住的寓所,最終,小馮——另一位中國游子,完成了與徐先生、與老馮生前經歷的重逢。(《中央公園的斯賓諾莎》)在圣保羅的水晶礦上做翻譯的“北大校友”齊桑,與徐先生同為江蘇人氏,盡管是初識,但是校友加同鄉之誼便讓相逢有了他鄉遇故知的意味。齊桑成為徐先生在烏拉圭奇遇的向導,追隨齊桑,“徐先生”順“人”摸“瓜”,帶出一番奇遇。(《紫晶洞》)事實上,域外中國人在海外的經歷構成了《域外小說集》中所有小說的敘事線索,既推動情節向前發展,也成為“徐先生”深入觀察和理解域外文明的媒介。

人的重逢,意味著中國面孔、中國基因、中國元素、中國本身在地球的各處角落一再照面。瑪雅人面具背后隱藏著一張酷似中國人的臉,當地人胡安不僅長著中國臉,通過聲音的辨識,“徐先生”的父親幾乎確認他就是離家出走到世界去的弟弟。(《瑪雅人面具》)南美大陸的縱深處的紫晶洞里,鐫刻了一張死去中國男人的臉。(《紫晶洞》)在離中國最遙遠的國度,在瓦爾帕萊索邂逅的埃萊娜的身體里,“徐先生”遺留下了中國人的“種子”,埃萊娜的母親、一個吉普賽女人給“徐先生”的預言“你走不掉的”,即將變成事實(《瓦爾帕萊索》)……世界與中國,深刻地、隱秘地、無所不在地聯系著乃至交融著。于是,相逢成了重逢,樂莫樂兮新相知,變成了似曾相識燕歸來。中國與世界,既是新相知,又是舊時交。重逢的人,構成了新的景觀,同時也是新的媒介,講述、攜帶、傳遞并創造新的經驗。

現代性景觀中,數字媒介是人的肉身的延伸,人自身也成為數字媒介的延伸、數據傳輸中轉站或終端,AI也一樣,人的發明、人的訓練和人的使用才賦予了它存在和延申的可能。人本身既是新景觀,也是新媒介,這就是現代社會的新經驗。德波《景觀社會》的核心觀點是,現代社會從“生產主導”轉向“景觀主導”,社會關系通過圖像媒介重構為視覺景觀,形成“看與被看”的單向度控制。[5]徐則臣恰好借助了作為人的媒介,才使短篇小說如此高效率地呈現人的經驗,然而,他所塑造的人的景觀并非平面的、諸如“人設”似的“擬象”,與此相反,徐則臣要穿破“超真實”的擬像系統,讓人與人的本身照面,并盡可能展現本真,哪怕這意味著跨越時間、空間的不無巧合的重逢。

其次,是與中國“器物”的重逢。作為最大的世界市場和世界工廠的中國,來自中國的“物”在全球的流通無比豐沛。《紫晶洞》里,“徐先生”的老家連云港市東海縣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晶礦石交易中心,烏拉圭的紫水晶是連云港交易市場上的主角,敘事人便生出尋“洋”根的愿望,故事由此敷衍開來。《瑪雅人面具》中,瑪雅匠人胡安雕刻的面具,和“徐先生”家里失蹤多年二叔的木匠手藝完全一致。面具雖是瑪雅人的器物,但內里承載著中國木匠世家的技藝記憶,“徐先生”借這件異域器物重逢家族的中國傳統,發現中國文化基因,進而與故土往事的重逢。《瓦爾帕萊索》中,“徐先生”偶遇的神秘吉普賽女人腰間別著繡花鞋,埃萊娜送給母親的禮物是另一雙繡花鞋。繡花鞋精細的刺繡工藝、絲綢質地、窄小的形制,曾經滿足了西方對東方的想象性期待——精致、神秘、病態甚至墮落,與工業化、理性的西方形成對照。然而,徐則臣的筆下,吉普賽女人赤裸的雙腳不再指向被規訓的東方女性身體,赤裸的腳被另一種流浪的、不受馴服的生命力所主宰,帶給男性恐懼和威脅,成為跨文化誤讀中一個意味深長的符號。《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譚》開始于印度的新德里機場,“徐先生”丟失了寶貴的《王城如海》的手稿,在機場工作的一對印度父子的幫助下,“徐先生”不僅找到了箱子及手稿,與一個關于北京的中國故事重逢,同時,中國故事與奈保爾的《幽暗國度: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之旅》、印度作家題為《丟失的手稿、突如其來的猴子,或行李箱奇譚》的故事重逢。

與物重逢,意味著在全球流動的語境中重新激活文化記憶的認領機制。紫水晶、瑪雅面具、繡花鞋、手稿等器物之所以成為敘事的核心樞紐,不在于它們本身的價值,而在于它們承載著非現代的、保存古老的人類記憶的、跨地域的文化信息。物的旅程勾勒出一條條隱形的文化路徑:器物從原產地出發,經由交易、遷徙、遺失、再發現,最終在某個異鄉被一位中國旅行者認出并賦予意義。“認出”的過程,即是文化記憶被喚醒的時刻。物作為記憶的載體,以靜態的、物質性方式穿越地理與文化的邊界,使離散的文化經驗得以匯聚和接續。物不再是靜止的象征符號,而是流動的文化坐標。寫作者借物之眼打量世界,也借物返回自身,在跨文化的通衢中重新辨認中國的文化面貌。

最后,是與世界文學經典的重逢。十篇小說中,“徐先生”的全球旅行全部是因文學而起: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的邀請讓徐先生來到古斯特城堡。(《古斯特城堡》)K大全球著名的國際寫作中心,讓“徐先生”來到美國波特蘭,與“愛爾蘭的一位劇作家、肯尼亞的一位女詩人”交流,并與來自中國江蘇的哲學系教授老馮相遇。(《中央公園的斯賓諾莎》)前往哥倫比亞是麥德林國際詩歌節的邀請,“徐先生”與危地馬拉女作家、挪威劇作家以及富有傳奇的游擊隊首領、哥倫比亞詩人羅德里戈·馬丁內斯相會。(《蒙面》)

隨著“徐先生”的全球旅行,世界文學的圖景在小說中徐徐展開。徐則臣把聶魯達《我坦言我歷盡滄桑》的詩句作為題記,“瓦爾帕萊索之旅無論在地面上還是文字間皆沒有盡頭”,并以聶魯達的句子“瓦爾帕萊索是神秘的,地勢起伏,道路曲折”開啟了小說。[6]智利的港口山城瓦爾帕萊索是詩人聶魯達青年長期居住、反復詠嘆的城市,山城階梯、彩色坡屋、港口、海洋、碼頭工人構成他詩集中的標志性意象,那座城市不僅擁有聶魯達故居,屬于這位詩人的城市標記俯拾皆是。以非虛構形式展開對這座城市的描述后,徐則臣寫道:“這是一座致敬聶魯達的城市,這也是一座屬于文學、屬于詩歌的城市。”為向聶魯達《二十首情詩與絕望的歌》中那些大膽的謳歌女性身體的句子、那些露骨熾熱的情感描寫致敬,[7]徐則臣在屬于詩歌的城市里,為“徐先生”虛構了一段與神秘的吉普賽女郎的露水情緣。(《瓦爾帕萊索》)

《域外故事集》中結構最為精巧的是《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譚》,這篇小說構造了一個關于文學寫作的“套娃”式敘事結構。“徐先生”懷揣《王城如海》的書稿遠赴印度,希望打破創作瓶頸,而《王城如海》手稿失而復得的經歷使這部小說最終順利完成,這一過程,嵌套了一位虛構的神秘印度作家“辛格·辛格”《丟失的手稿、突如其來的猴子,或行李箱奇譚》的故事,徐則臣把這一虛實交錯的創作故事進行加工,由此構成《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譚》的主要情節。小說冠以“奇譚”之名,暗含向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吉卜林的作品《叢林奇譚》致敬之意,這位在印度出生的英國人,為英語世界展示了異彩紛呈的東方情調,這本書是由“狼孩”貫穿起來的中篇小說集,盡管內容與《域外故事集》千差萬別,但一來兩本小說集結構相近,二來吉卜林因在印度的生活經歷,淡化了“想象的異邦”的色彩,發掘地域資源聯通東西方文明的意圖更加顯豁,這也是徐則臣選擇“奇譚”之名的內在緣由。所謂“致敬”,實則是徐則臣與世界經典文學展開互文對話的寫作策略。正如臨近結尾,徐則臣將隱藏的印度作家稱作“辛格·辛格”完成了另一次致敬,這次致敬,面向諾獎作家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而辛格正是以執著挖掘猶太人的語言、文化和民間傳說、致力于把獨特的族群文化推向世界而著稱。此外,小說里的“徐先生”攜帶著奈保爾的著作,現實中、虛構中的作家們,一同指向了徐則臣的創作初衷——挖掘不同地域獨有的文化特質,向世界呈現多元而富有差異性的文明圖景。

致敬的情節無處不在。小說人物老馮被稱為“中央公園的斯賓諾莎”,這個命名啟發也應來自辛格的《市場街的斯賓諾莎》。老馮與女學生蘇珊的糾葛,被“徐先生”認出了與另一位諾獎獲得者庫切《恥》的情節相似性:“《恥》中的白人教授盧里和一個黑人女學生有染,被其男朋友舉報至校方,盧里教授拒絕道歉和接受校方問責,憤而辭職。何其相似乃爾。”[8]然而,老馮確是無辜的,他的自殺,部分是為了自證清白,還有更多消弭不去的鄉愁與孤獨等等復雜理由。辛格筆下斯賓諾莎式的孤獨沉思,與庫切筆下盧里式的道德潰敗,在老馮身上融合又分離,屬于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的精神處境無法被已有西方文學范式完全收編的,世界文學經典是一面鏡子,卻無法照見中國人的全貌。

因此,《域外故事集》中重逢的三種形式并非孤立的敘事策略,而是一個層層遞進、彼此映照的精神結構。與人的重逢,將個體的命運打撈出來,置于更廣闊的、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的情感網絡;與物的重逢,讓記憶、文化、情感在物質形態中凝固并獲得傳遞的可能;與世界文學的重逢,則將個人的、民族的敘事納入人類精神構造的整體脈絡。所有的重逢形式共同指向一個核心議題:在全球流動的時代,身份認同不再錨定于固定的地理坐標,而是在一次次“認出”和“被認出”的重逢瞬間中不斷生成和確認。講述重逢故事的“故事集”的誕生,意味著中國文學擺脫“被觀看”的位置,轉而以自己的目光打量世界,在世界圖景中重新辨認自己的位置,并以此完成中國故事的當代書寫。

制造懸念:“聊齋式”志怪美學

這是一個崇尚“短”的高速媒介時代。但短視頻的“短”與短篇小說的“短”有著顯而易見的本質區別。當短視頻浪潮持續重塑大眾的感知機制時,人的神經并未在海量碎片化信息的沖刷下變得細膩敏銳,反倒在無休止的短視頻、即時推送、瞬時信息流中不斷鈍化,滋生出普遍性的感官麻木。短篇小說的價值,正在于它提供了一種與碎片化閱讀相反的體驗——在有限的篇幅內,它要求讀者保持專注與耐心,完整地經歷一次情感的起落、一次智識的跋涉。這種體驗的完成感,是無限滑動的信息流所無法替代的。徐則臣的寫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回應了短篇小說的意義,他回到了小說的傳統手藝——制造懸念,通過短篇小說高密度的敘事技巧,通過場景氛圍、人物反常規行為、有所保留的暗示等多重手法在小說里編織連環懸念,讓其在很短的篇幅里始終保持由懸念帶來的敘事張力,讓短篇小說成為這個速讀時代里一種慢的、值得反復回味的文體。

如何制造懸念?據徐則臣自述,《域外故事集》中的“十篇短篇,有一半嘗試用了《聊齋》式手法。”[9]徐則臣對《聊齋志異》的興趣并非偶然,既可能來自魯迅、周作人、胡適等現代作家的反復闡釋,也可能受到追隨寫作“聊齋新義”的汪曾祺、借蒲松齡自我闡發的莫言的影響,也可能受到以博爾赫斯為代表的世界文學家的啟發,在博爾赫斯的眼中,《聊齋志異》呈現出現代小說的特征——語言簡潔、想象力豐沛、現實諷喻性強,如同“夢幻的王國”和“夢魘的畫廊和迷宮”[10],這些前輩作家對這部清代短篇小說集的熱切關注,都與聯系著自身的文學觀念。作為成熟的小說家,徐則臣用“聊齋”式手法,而不用蒲松齡的主體情志,他對于蒲松齡“平生奇氣,無所宣渫,悉寄之于書”[11]的塊壘并不看重,他看重的是“事則反復離奇,文則縱橫詭變”的《聊齋志異》中豐沛的、可借鑒的故事性生成模式。所謂“離奇”“詭變”,都是現代小說懸念的特質,徐則臣要把《聊齋志異》的敘事邏輯、虛實筆法、人物塑造、諷喻結構嫁接到當代現實、跨文化沖突、現代人精神困境之上,從而完成具有創造性的現代轉化,生成當代小說的志怪美學。

聊齋式志怪美學的生成首先表現在小說空間的相似設定上。《聊齋志異》多涉人鬼狐交往的故事,大多在荒寺、廢宅、書齋、郊野、洞府、冥府等邊緣無序的空間中發生。[12]《古斯特城堡》是徐則臣這組短篇小說中最早完成的一篇,它具有開宗明義的原初性意義。故事的空間隱含著“ghost/鬼”,而鬼氣浮現之處,是夜幕下忽明忽暗的城堡畫室。通過敘事人的眼睛,小說帶領我們觀看了神秘的鬼室:

“圍著城堡轉了二十圈,天徹底黑下來,我在靠近馬房的那扇玻璃窗前停住,打開手電往里照。的確嚇我一跳,燈光照在對面靠墻站著的一張巨大的女人臉上,很漂亮,但眼睛瞪得那么大還是挺嚇人的。……手電筒再往其他地方移,我能看見的三面墻上都是她,毫無疑問,盡管她的尺寸、姿態和表情在不同畫作里有所變化,臉是變不了的。五官和服裝更像是很久以前的歐洲人,右嘴角偏下的地方有顆咖啡色的小痣。這個面容嬌好的陳舊女人,無論如何不會讓你想到鬼。”[13]

女人是誰?敘事人交代她出身蘇格蘭貴族,是個啞巴,并非城堡主的妻子。然而她到底有什么故事?直到結尾,小說并未揭開謎底,敘事人用更多的謎團轉移了讀者的注意力,讓女人成為一個始終懸置的存在。

《瑪雅人面具》則構建了一個逐級遞進的不可靠空間結構。“徐先生”到達的第一個空間是奇琴伊察景區,這是一個公共的、可驗證的空間,是任何游客都能抵達的地方,屬于日常世界。第二層空間則是雨林深處的廢棄金字塔,這個空間已經開始偏離日常。胡安驅車二十分鐘不到,穿過一條“兩邊灌木和樹林如屏障的沙石路”,再徒步穿越熱帶雨林“就像穿行在某個史前巨型動物燠熱的盲腸里”,“盲腸”暗示了空間的不可知。雨林中“遠遠近近傳來各種奇怪的聲響”,方向感徹底喪失。當“天亮起來,豁然開朗”時,一座“荒蕪散亂的高臺”矗立在林中空地上,“徐先生”的感覺是:“它靜靜地佇立在這塊平地上,已經等了我很多年。”[14]等待賦予空間一種有意志的、主動的品格。第三層是錄像中的空無空間。這是最詭異的空間變形。“徐先生”自以為將胡安完整地框入鏡頭,但回放時發現人不見了,胡安“透明的身體沒有遮住任何景物”。這個空間不再是自然空間,而是一種介于存在與不存在之間的隙縫:胡安的聲音仍在,說明他曾在場;但他的影像消失,說明他在另一種意義上不在場。空間在影像中被剝離了一個維度。三層空間從公共的、可驗證的,到隱秘的、僅一次可抵達的,再到影像中不可復現的。出版商最終去驗證時,第二層空間已消失了。整座金字塔連同胡安本人,從現實中徹底退場。這種空間的營造及處理方式,與《聊齋志異》中書生仙境一游再尋不得的結構十分相近。

這種空間設置在整部小說集中多有呈現。徐則臣把荒宅、古寺、荒墳,替換為異國古堡、南美雨林、明斯克的冰河畔,《聊齋志異》中人間與其他陰陽邊界,轉化為國境邊界、現實與精神幻境邊界,人與異類的隔閡邏輯,轉化為中國與世界、東方與西方、移民與原居民等等新型的、不可見的人間隔閡。蒲松齡打通陰陽界的敘事,恰好被徐則臣挪用來寫跨文化人群的隔絕與相逢。

其次,徐則臣塑造了一系列海上異客。用現代觀念評價《聊齋志異》的論述中,以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最著名:“別敘畸人異行,出于幻域,頓入人間”“獨于詳盡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非人”[15],魯迅認為,蒲松齡高于明末詭譎荒誕的志怪小說之處在于,他將狐鬼精魅置入日常世俗環境當中,讓這些花妖狐魅的言行思慮全然合乎人的常態,但于不經意間流露異類特質,完成了志怪敘事的現代轉型。這種虛實相生、于日常中容納異質者的敘事范式,對于當代小說家來說更易施行。

《斯維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的冰釣老者僅被作家賦予一個發音含糊的Lu,其過往和來由皆為謎團,他在異國冰雪里獨自冰釣,終日沉默,自帶疏離的氣質。最終,他在人間來去無痕,暴雪后憑空消失,最終被認定死亡,生與死的邊界模糊,如同倏忽出現、轉瞬遁形的狐鬼異人。從敘事結構上,“徐先生”及其虛構嵌套的畫家林慧聰,都如同《聊齋志異》里的凡人書生一樣僅具備有限視角,只能遠遠觀察、短暫交談,永遠無法完整掌握老者真相。瑪雅匠人胡安,自在穿梭于熱鬧的現代景區與神秘悠遠的遠古金字塔秘境之間,行蹤不定,悄然消逝。(《瑪雅人面具》)吉普賽女人帶著疏離的幽靈氣質,自由游走在城市街巷之中,寓言甚至掌控他人的命運。(《瓦爾帕萊索》)借助聊齋式志怪美學,徐則臣讓這些人物褪去了古典志怪狐鬼精魅的奇幻外衣,塑造成隱匿身份、游離于現代秩序之外的海上異客,包含著作家獨特的思考路徑。他們異客身世無名、來路無據,拋開國籍、歷史等被社會賦予的標簽,憑借自我隱匿的生存方式,掙脫世俗身份的束縛,看似不被任何秩序定義或裹挾,但是他們身上必然背負著個人歷史、秘密和困境,于是,他們便構成了這個世界的懸念,他們的存在,讓我們的世界永遠保持著離奇、非線性的可能。

較為特殊的是《蒙面》的情節結構方式。這篇小說繼承了中國古代小說中書生與綠林俠盜、江湖異人相識,后身陷危機、獲俠盜出手相救的敘事模式。唐傳奇《虬髯客傳》《聶隱娘》《昆侖奴》,宋元話本、擬話本的《二刻拍案驚奇?神偷寄興一枝梅》《喻世明言?史弘肇龍虎君臣會》以及《聊齋志異·佟客》都包含了這種模式。徐則臣為蒙面詩人羅德里戈·馬丁內斯設置了雙重蒙面身份,他既是哥倫比亞詩人,也是游擊隊首領,他攜帶著文學的假面,擱置國籍、身份、語言的差異,追求純粹的文學與精神的共鳴,也攜帶著戰爭的假面,遮蔽真實身份、投身暴力革命。在二十世紀歷史中,革命者是又是詩人與文學家的并不罕見,羅德里戈的雙重蒙面恰是這一群體的縮影,詩歌孕育革命者心中的理想圖景,革命試圖把詩歌中的烏托邦付諸行動,兩張假面是一體兩面的,正如審美理想與反抗行動能夠統一于同一個人的生命選擇之中,由此,古典綠林豪俠形象具備了當代性。

最后,徐則臣制造了人物的倏然遁隱。以文思幽折著稱的《聊齋志異》,有著古典傳奇一波三折、平地起波瀾的敘事特點。蒲松齡慣用人物親歷與事后落空的差異來制造閱讀的恍惚驚悚感。[16]《域外故事集》中,徐則臣通常采用開篇拋出奇異謎團,中段多次反轉,結尾拒絕解謎,任神秘人物憑空消失、幻境無跡可尋,留給讀者充足的想象空間和恍惚余味。《聊齋志異》混用全知敘事與人物限知視角,常以當事人第一人稱“予”記錄奇遇或轉述他人奇遇,這正是徐則臣《域外故事集》中“徐先生”所直接借鑒的古典范式。

《邊境》開篇即由“徐先生”拋出謎團,他每天在邊境跑步時,總與一個外國跑者相遇,兩人逐漸結伴,但某一天邊境對面的跑步者忽然消失了。小說以大量筆墨描寫兩人一起跑步的情形,固定的路線、固定的時間、固定的節奏,這種日常性營造出一種“可信”的氛圍。然而,當他忽然消失之后,“徐先生”試圖尋找他,卻發現沒有人記得他,沒有人了解他的過往。結合文本線索可知,這位神秘邊境跑者是戰火流離下的難民,他在洪水中忽然殞命、徹底從人間抹去,并非奇幻敘事的虛構設定,而是邊緣難民群體真實命運的縮影,小說由此保持了一種現實批判態度。《紫晶洞》同樣運用了“尋人不得”的懸念機制。作為“北大師兄”的齊桑為何甫一出場就拒絕帶“徐先生”去買特產水晶?齊桑的故事里,那個失蹤的中國老板,是否死于覬覦紫晶洞的東南亞商人之手?貪婪的巴拉圭礦主是否是實際的行兇者?那個奇怪的紫晶洞里為何出現一塊酷似失蹤中國老板臉孔的紫水晶?證明“時間的偉大”的紫水晶,怎能這么快就結晶了死去中國老板的臉?“北大師弟”何以要和“我”絕交?失蹤的中國老板是否同樣來自江蘇東海,是不是就是作家相識的高家兄長?人物在敘事線索的終點處消失,使得紫晶洞的故事結局最終懸置于一個無法閉合的關節上。這一結構與《瑪雅人面具》中胡安的蹤跡湮滅、《邊境》中跑步者的倏然退場一脈相承,徐則臣制造懸念的方式,不在于懸疑謎底的復雜度,而在于追尋行動抵達終點時,對象的缺席,如同黃粱一夢,真幻莫測。

懸念并非獵奇的噱頭,而是連接域外陌生化場景與情感共鳴的橋梁。人物種種反常行為,如同一個個精心布置的謎題,吸引著讀者一步步深入探索。懸念不僅是敘事的工具,更是表達主題的鑰匙——無論是身份認同、孤獨、愛的救贖、血緣融合等人類共同的命運主題,還是小說家的想象力和敘事技巧,在懸念的層層揭開中得以展現,或者在懸念未揭破的結尾時為我們留下疑問。

再全球化的文化寓言

依然回到本文的關鍵詞“重逢”上。我們將在《域外故事集》中與徐則臣小說世界的“舊”人物重逢。曾獲得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的《如果大雪封門》的主人公林慧聰,從寄居在北京城郊破舊的出租屋的南方少年[17],變成了《斯維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里旅居明斯克的青年藝術家。這不是召回“同人”的簡單動作,事實上,林聰慧的故事是一則關于中國人在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寓言:從小生活在不知雪為何物的南方的少年,為看雪而來到首都北京;為了看到更多的雪,他從北京繼續向北,來到更加寒冷、雪下得更大的明斯克斯維斯拉奇河畔。也就是說,“跑步穿過中關村”的中國青年,只要繼續保持奔跑的姿態和速度,很可能跑到地球的任意角落,他們的命運,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已然發生,并可以持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同樣,《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譚》里,徐則臣借用了他的《王城如海》里那只名為湯姆的猴子,他二次虛構了這只猴子的來歷,并讓印度機場偶遇的隱藏作家率先創造出“徐先生”丟失的行李箱里潛藏的“墨猴”,由此啟發了“徐先生”的創作靈感,最終“徐先生”在《王城如海》中加入了一只猴子:“解決了長久困擾我的問題,為什么不能是一只比拳頭還小的、來自印度的、超現實的猴子呢?小說中的教授完全可以把它帶進北京,當然首先要先從印度把它帶回到倫敦。”[18]于是——

……突然,隨著一聲詭異的尖叫,小湯姆從教授的口袋里鉆了出來。這個聰明的小東西,悄沒聲息地把扣子給解開了。它的尖叫里帶著解放和自由的快意,飽含著奔赴新生活的激情。它跳下地,橫穿舞臺,橫穿擁擠喧囂的咖啡館,奔向了下一個場景……[19]

猴子的尖叫歡脫、激動、亢奮,這是徐則臣小說世界里流動的、豪邁的精神宣言。中印作家素昧平生,卻可憑借相近的文學想象力,讓一只猴子在兩種語言的文本之間穿行,塑造了一則屬于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寓言——人類已不再被國境線所束縛,他們帶著肉身基因、文化基因在世界舞臺上尋找自我、完成相遇、講述相似的故事。《域外故事集》中“徐先生”的創作,源自地球的每個角落與人的重逢,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恒久相通的詩意與共情。由此,徐則臣真正流露出內心的熱情與隱秘的渴望——愿文學的世界中讓隱匿的人得以重逢,如同那位哥倫比亞游擊隊員,忽然向來自中國的作家“徐先生”摘下蒙面,以真實面目示人,表達對文學共同體的信任與友愛。(《蒙面》)

徐則臣是一位自覺置身于世界文學共同體之中的作家,他愿意相信,憑借文學的想象與敘事,人類能夠彌合正在形成中的疏離與斷裂。《域外故事集》中關于重逢的文化寓言讓我們相信,世界的根本性聯系是輕易無法改變的,人類的交流交融如同宿命糾葛,是終究無法輕易擺脫的。通過長篇與短制,徐則臣對“再全球化”表達了審慎且堅定的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