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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益民長篇小說《天牧》:雪線之上的精神歸返
來源:文藝報 | 張志強  2026年11月11日09:41

黨益民的《天牧》是一部聚焦新時代高原戍邊軍民生活的長篇小說,是作者40余年創作生涯中“最用心、最有難度的一次寫作”,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100周年的獻禮之作。

作品敘述的是山地旅“槍王”余木,退役離開高原特戰部隊之后,又重返高原創業戍邊的傳奇經歷。選擇他作為主角,體現了黨益民“戍邊文學”獨特的創作思維。作者筆下的“戍邊人”不僅僅有邊防軍人,也包含邊境地區的普通老百姓。小說描寫的是以邊境安全與發展為共同目標,由邊防軍人、退伍兵(預備役士兵)、基層干部、警察、邊境牧民等在軍事文學中較少出現的“戍邊共同體”。而余木這樣一位重返高原的退伍兵,就成了架設在軍民之間的一座多重視角的敘事橋梁。這個巧妙的角度,把軍民共同戍邊的歷史與現實連接在一起,使得作品更加真實宏闊,具有很強的在場感。

小說中的軍人角色有犧牲的趙哲隊長,山地旅旅長、特戰大隊大隊長王言,反恐戰斗中斷掉一支臂膀的李海,還有山地旅卓瑪、胡薇、劉春麗、次央等女子特戰隊員。這些人物主要生活在軍營,活動范圍較為有限。而邊境小鎮牧區的地方人物,如牧民嘉措啦和貢吉夫妻,他們的三個孩子娜珍、旺姆、強巴,“牦牛合作社”的巴桑、小鎮警察朗杰、政府郝書記等,還有后來闖入牧場的女子吳麗、間諜桑姐、阿江等,他們生活的范圍比軍人廣闊,但也僅限于小鎮與牧場。可以說,這兩類人的生活空間都是有限的,只有余木這樣的退伍兵才能穿行在軍人與邊地各色人等之間,起到聯結眾多人物的作用。因而,他就成了小說的理想主角,由此構建起有著啟發意義的“戍邊共同體”敘事架構。這種獨特的視角,讓我們看到了戍邊故事更大的意義與力量,這種具有前瞻性的思維已經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邊塞敘事文學的范疇,豐富了我們對戍邊文學概念的理解與認知。戍邊文學具有政治、社會、文化、軍事等多重意涵。

回歸情感的“邊關”

傳統的邊塞敘事,講的大都是踏上征途、在邊關耗盡青春的故事。《天牧》卻讓余木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他退伍了,離開了邊關,發現再也回不到曾經熟悉的繁華都市,那些安穩的工作、唾手可得的日常都離他越來越遠。他真正惦記的是那個差點要了他的命也讓他脫胎換骨的高原,還有那位因他的失誤而犧牲的隊長。“邊關”在小說中不是主角離開或者偶爾思念的“老營盤”,而是主角要“回歸”的地方。于是,他在掩埋隊長的邊境牧場,與當地政府一起創辦了“牦牛合作社”。這段經歷于他而言,是情懷,也是重生。這樣就把“邊關”從一個地理概念,改寫成了一個情感概念。余木重返高原,既是繼續戍邊,也是回歸安放靈魂的精神家園。這是整部小說最動人的意象邏輯。死者長眠于此,生者在此扎根,牧場既是埋葬隊長的墓地,也是余木涅槃之所。

作品中的“牦牛合作社”,讓“戍邊”的內涵發生了質的轉化。“戍邊”原本是軍事意義上的駐守邊疆,但“牦牛合作社”卻讓“戍邊”變成了軍事戍守兼振興牧業的“民生守衛”。“戍邊”從軍人的職責,變成了眾志成城的新型“戍邊共同體”。戍邊部隊的強軍實踐、牧民的日常、牦牛的繁衍、牧草的輪替、高原動物的相互依存等,這些具體的邊關事物,也許就是新時代戍邊文學“由單一轉向多元、由內縮轉向外擴、由封閉轉向開闊、由偏僻的冰山雪谷走向人民大眾”的具體表現。

豐富“戍邊文學”的內涵

吳麗(李雪)這一人物的設置,是小說頗具巧思的安排。她初現于雪山牧場時自帶神秘感。作者刻意留下懸念,讓讀者不禁猜想:她是企圖非法越境的逃亡者,還是身份特殊的潛伏人員?這些疑問,直到故事結尾才一一揭曉。這種后置解密的敘事方式,打破平鋪直敘的靜態書寫,推動故事在層層探尋中向前發展。與此同時,這條線索還牽出一條跨度悠長的歷史脈絡,串聯起三代高原戍邊人的命運。吳麗的繼父曾在藏區服役,退伍之后又重返高原支教三年;吳麗翻閱余木的筆記時,又接觸到更早一批戍邊軍人的過往。由此,小說將戰爭年代的第一代高原軍人、后繼的第二代戍邊官兵、駕馭新式裝備的新時代軍人,還有脫下軍裝仍留守高原的預備役軍人余木,以及老牧民嘉措父輩參與支邊牦牛隊的往事交織在一起,鋪展出一代代軍人與當地牧民接力守邊的厚重圖景。這種接力式的敘事結構,賦予這部“正在進行時”的現實題材小說難得的歷史縱深感。

小說的情感線索跌宕曲折,敘事布局頗具留白的巧思,常常打破讀者預先形成的種種預判。圍繞主人公余木,作者設置了旺姆、娜珍、吳麗、蘇丹等幾位性格鮮明、各自獨立的女性形象,人物走向并不容易預判。故事最終沒有給出傳統意義上的情感歸宿這樣的開放式處理自有深意:余木的內心,始終放不下犧牲的隊長,也始終背負著自我救贖的課題與戍邊的使命。他一心恪守軍人本色,帶領當地牧民增收致富,向新戰友傳授射擊本領,當好山地旅的“磨刀石”;在內心的創傷尚未平復之前,他不愿接納任何一段感情。

在這群女性之中,吳麗最接近核心女性角色。她背負爭議的“逃亡者”身份,與余木“退役槍王”的身份形成一組耐人尋味的鏡像——兩人都行走在邊境線上,都在艱難找尋屬于自己的救贖與重生。整體來看,作者的敘事手法克制內斂,文字洗練,沒有刻意煽情。情節推進與人物刻畫依從生活情理鋪展,尤為重視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摹。

小說中那些高原另類“主人”——動物們,對它們的擬人描寫最見功力。無論是高原牦牛、雪豹、野狼、巖羊、鼠兔、旱獺,還是對十幾種牧草的描寫,都讓人印象深刻。作者在創作談中曾經談到,對這些高原生靈的描寫都有科學依據,為此他多次向林草部門和當地牧民請教。小說中的動物不是風景的裝飾,而是牧場生態與牧業生計的一部分,也是戍邊生活的另一道風景。夜里,雪豹會逼近羊圈,野牦牛在風雪中傲然挺立,旱獺和鼠兔等高原小生靈在草場地下挖出四通八達的洞穴,構造出自己獨特的世界,以各自的方式參與高原生態的運轉。作品以獨特的方式呈現這些高原動植物,豐富了戍邊文學的內涵。

揭開雪線之上不為人知的秘密

《天牧》的創作追求不止于講述軍民戍邊與牧業振興的故事,更在于揭開雪線之上那些不為外人知曉的秘密:軍人的使命、牧民的生計、動植物的獨特存在,還有高原本身的脾氣秉性。把“忠誠”與“解密”并置,這部小說就有了更為廣闊的敘事指向和現實意義。

小說的標題本身就蘊含著天地共生的哲思:天放牧人,正如人放牧牦牛。這一隱喻,既道出這片土地上本然的生存形態,也承載著深沉的思考。《天牧》還采用了別具一格的空間敘事。黨益民曾談及,這部作品將高原軍營、邊境牧場、偏遠小鎮與內地都市并置對照、彼此映照。這種寫法和《一路格桑花》形成明顯區別:《一路格桑花》以外來都市女性進入高原的視角,依靠都市與高原的碰撞推動故事;而《天牧》轉換了敘事視角,以退伍軍人的經歷展開敘事——他們從高原走向內地,最終又選擇重返高原。內地都市不再是審視邊疆的參照視角,反而成為人物想要離開的地方。視角的這一重反轉,使得邊疆在文本之中,成為精神意義上的中心。

《天牧》體現了軍旅文學對英雄形象的祛魅與重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軍旅敘事中的英雄往往都是無欲無求、沒有個人情緒的符號。而近20年來,從“新紅色經典”的討論到軍事文學的“人性化”轉向,文學界逐步形成共識:真正的英雄,必須先是一個可信的人。小說中的余木就是一個“有缺點的英雄”。他不是完人,心底藏著愧疚、猶疑、放不下的牽掛與不肯言說的秘密。正是這些復雜的情緒,才使得他有了真實可信的體溫。

《天牧》拓展了新邊塞敘事的書寫邊界。傳統邊塞敘事多聚焦征戍、戰事,落腳于國土防線的地理邊界與精神疆域,而這部小說則將戍邊的場域延伸至雪線之上的牧場、牧民合作社的圍欄之間,讓“戍邊”成為軍民共同守護邊疆、扎根邊地生活的具體實踐。余木堅守的不再是一條必須時刻準備開槍、交火的防線,而是一片需要悉心經營和保障邊疆百姓安居樂業的土地。這正是和平時期“強邊固防”的現實內涵,也實現了邊塞敘事的一次富有新意的突破。

(作者系原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創作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