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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治學不輟 身在文學長河,做一塊留痕的石頭
來源:北京日報 | 路艷霞  2026年11月11日08:26

復旦大學光華樓的電梯間里,陳思和與保安、同事熟絡地打著招呼,話題多是養生。出了電梯,走進自己的辦公室兼書房,這位復旦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一級教授才顯露學者本色,他豐富的精神世界、文學世界徐徐延展開來,如同一條寬廣而深邃的河流。

“當我研究現代文學的時候,現代文學是一條河流,我就是這河流里面的一塊石頭。”“石頭不會說話,但水流過它的時候,會留下痕跡。”北京日報記者近日探訪陳思和書房,他以自身治學經歷為這些話語作出最生動的詮釋。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在書房里。

陳思和收藏的魯迅作品。北京日報記者 崔家寧攝

兩本老書,藏著少年往事

陳思和去年患了一場病,目前還在康復中,行走略有不便,出門不得不拄拐。但為了這次拍攝,他悄悄把拐杖放到一邊。“誰愿意拄拐杖。”說這話時他有些不好意思,笑容里帶著孩子般的純真和質樸。

這份純真也藏在他早年親手“裝裱”的一本小書里。他從書架上小心取出這本書時,喜悅溢于言表。那是作家王統照的短篇小說集《春雨之夜》,民國時期上海商務印書館版本。書的封面早已不存,現有的封面是少年陳思和用牛皮紙糊上去的,上面用心畫著春雨、小路和房舍,筆觸稚拙,有一種豐子愷式的天真。

小書封面上,有一枚他當年手刻的印章:廣靖書屋。廣,取自小學母校上海廣靈路小學;靖,取自中學母校上海靖南中學。翻到封面內側,他開心地介紹:“這是我用妹妹的作業本做的封面,你看這里寫著:上海向明中學。”書的扉頁上,他還給這本書編了號——第87號。他輕輕翻動書頁,藏在書里的一只蝴蝶標本仿佛展翅欲飛。

這枚印章和那個編號,就像一個隱秘的預言:這個曾在上海盧灣區圖書館和淮海街道圖書館流連的年輕人,終究要和書打一輩子交道——后來,他成為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更是國內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頂尖學者。

他拿出的另一本藏書是魯迅的《集外集拾遺》,是他家里傳下來的老書,刊印于1939年。“我小時候讀魯迅,其實讀不懂,真正看懂魯迅是上大學以后了。”

陳思和最初走進魯迅的世界,是通過閱讀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那些關于魯迅與創造社、與新月派、與“第三種人”論戰的注釋,像一扇扇小窗,讓一個中學生窺見了現代文學史的復雜地形。“我很多有關魯迅和現代文學史的知識,都是通過讀注釋得來的。”

“魯迅的書我們一遍遍在閱讀,他留下的很多話都在指點當今的我們。”陳思和說,他一輩子都在讀魯迅。

兩位大家,一種精神傳承

書房靠墻的一排書架按“學術傳承”排列:最上面是陳思和自己的著作和編著的書,緊接著是恩師賈植芳先生的書,再往下是李輝等“賈門弟子”的書,最下面一層是七月派作家胡風、路翎等的著作。

當陳思和從書架上抽出《青山夕照——賈植芳最后三十年》,言語間透著鄭重。今年是復旦大學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兩個學科的奠基人賈植芳誕辰110周年,陳思和因此參與編寫了這部畫傳。

“賈先生對我的影響,怎么說都不為過。”陳思和說,“可以說把我從一個只是愛好讀書的年輕人,培養成一個專業的、某一個領域的專家。”

賈植芳教給學生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是理論,不是方法,是找真相。研究巴金,先生不建議他們用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巴金文集》——那是作者修改過的,而是讓他們去徐家匯藏書樓,翻民國時期的報刊,找巴金最早發表的文章。“我們每天跑到徐家匯藏書樓去查原始資料,才發現很多文本跟后來改過的是不一樣的。”那篇與李輝合著的《怎樣認識巴金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最終經賈植芳推薦,發表于《文學評論》1980年第3期,成為陳思和學術生涯的起點。“更重要的是,我們找到了一條怎么研究現代作家的路。”

“巴金先生和賈植芳先生,對我恩重如山。如果沒有他們的存在,沒有他們對我的直接影響和支持,我不可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巴金的著作,無疑是陳思和書房里另一個無比重要的存在。陳思和用心保存著巴金《隨想錄》的多個版本,其中就包括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全五冊《隨想錄》。

陳思和最早讀《隨想錄》,是在復旦大學港臺報刊閱覽室的《大公報》上。“巴金的《隨想錄》是連載的,我們隔幾天就去看看有沒有新的。”他說,整個20世紀80年代是他成長最快、最順的階段——1982年畢業留校,1986年出版第一部著作《巴金論稿》,1988年評上副教授。“我成長路上的每一步,都親歷過《隨想錄》所記錄的時代。它對我來說是百讀不厭的,因為巴金把我們朦朧感覺到卻難以說清楚的東西,用最認真的方式說出來了。”陳思和甚至把《隨想錄》定義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百科全書”。“不僅是文學界,整個文藝界、思想界出現的各種問題,他都在里面發聲。而且這個聲音跟我們這些普通知識分子是息息相通的。”

20世紀90年代,陳思和將巴金《隨想錄》之后的文章編成《再思錄》,請巴金作序。當時,巴金因病已無法執筆。“我跟巴老女兒李小林說,能不能請巴老指定一篇文章作序。過了一兩天,小林打電話告訴我,巴老已經寫好了,是他口述的。”那篇短序里,巴金提到柴可夫斯基的話: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歡樂,就到人民中去。“巴老以前從不口述,他覺得自己善于寫不善于講,但那次他講了。”

陳思和強調,無論是巴金還是賈植芳,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好。“我認為,這就是知識分子的一個精神使命。這個使命我不指望每個人能做到,但作為一種追求,它一定會存在于人類的精神當中,那么我們的社會才會進步。”

對陳思和而言,他渴望像巴金、賈植芳一樣,挺立在人世間。他希望通過和年輕一代的交流,將巴金、賈植芳賦予他的精神滋養傳承下去。就像他的學生謝有順所言:“陳思和身上有一種大家公認的深厚的人格力量,正是得益于他善于親近那些偉大的靈魂,并從他們雄渾的人生中辨識何為有價值的事物,并明白自己該守護什么、藐視什么。”

兩排書架,一條文學“弄堂”

陳思和書房的后部,兩排書架相對而立,書架上整齊擺放著當代作家的作品:上海作家、陜西作家、湖南作家、湖北作家、山東作家……這些書按地域排列,構成當代文學一道獨特風景。

陳思和喜歡把兩排書架圍出的這個獨立空間叫作“弄堂”。漫步在這條特別的“弄堂”里,回憶不斷涌現。他關注、研究莫言、王安憶、張煒、賈平凹等當代作家長達三十多年,他們的著作都整整齊齊地排列在書架上。“這一代作家跟我一起成長,他們思考的問題從自己的生活出發,跟我的探索軌跡是吻合的。我們屬于同一個‘頻道’。”

但他也特別強調距離感。“評論工作者最好跟作家保持一定距離,不要太親密。喜歡的作家一定會跟你心心相印——他寫的東西我能讀懂,我的批評對他也有幫助,不是老朋友說好話那種。”

“這一代作家,從20世紀80年代的稚嫩,到90年代走向成熟,再到新世紀拿出最有分量的作品,他們始終和這個時代緊密相連。”說著,他頓了一下,“近十年文壇換代了,我這兩年生病,關注得少了。”

兩年病程,不忘兩件大事

2024年,陳思和的重要著作《從廣場到崗位》出版,是對他學術思想的一次系統梳理。他原計劃寫六本,但只完成了第一本,病就來了。

陳思和經歷了兩次手術,隨后又腦梗,腿不能動。“前兩年基本在病痛中度過。”他說得風輕云淡,“腦梗沒帶來特別大的威脅,已經很幸運了。”但他現在每天時間都被康復鍛煉占去大半,“有些事力不從心,但我覺得我也不是個什么重要人物,少寫一本書、少做一件事一點關系也沒有。”

不過,在住院期間,他還是完成了一件事。2022年啟動的“海派文學大系(1872—1949)”由他與陳子善領銜主編,共五十卷,列入“十四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物規劃。陳思和向記者解釋了這套叢書如何選定“海派文學”起點:“海派文學起源于海派文化的形成,其標志暫定為1872年《申報》創刊,進而出現連載小說。”他談到“海派”詞義幾經變遷,如今依托“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框架,學界得以重新理解這一概念。早期海派不止連載小說,舊體詩、書信筆記等同樣是重要組成部分,因而這套大系分卷從小說擴展至散文、詩歌、戲劇、舊體詩。

陳思和介紹,他幾年前策劃、主編的另一套大型叢書《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文獻匯編》最近也將出版。提到這件事,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