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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烽火四千里,弦歌不輟——作家羅偉章的抗戰書寫跋涉
來源:文匯報  | 許旸  2026年11月11日08:23

化一則舊聞為一部小說,難不難?

前不久,作家、本屆魯迅文學獎得主羅偉章最新長篇力作《四千里》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聯合出版。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他表示,歷史寫作要摘掉標簽化、身份化濾鏡,“不堆砌、忌拔高,情感自然會傳遞給讀者”。

全面抗戰爆發后,一場波瀾壯闊的大遷徙在中國大地展開:故宮國寶輾轉入川黔,高校師生跋涉西南、弦歌不輟,工廠設備溯江而上。這些故事早已廣為人知。而在同一時期的遷徙路上,還有一支特殊的“動物大軍”:1937年中央大學農學院畜牧場場長王酉亭帶領數名職工,護送千余只用于教學、科研和推廣的動物撤離南京,歷時近一年,跨越五省行程近四千里,最終抵達重慶。

史料只留下隊伍的起點與終點,中間漫長艱險的路途,留給文學想象。在他看來,普通人的堅守、微小生命的跋涉同樣值得被書寫、被記住。“這對我而言,同樣不亞于一場漫長的跋涉。”

以“動物西遷”為切口

在人命難保的年月,冒死護送一群動物,意義何在?

“從小我就親近動物,最多時養過幾十只流浪貓。它們有各自的脾氣、習性和生命力。”羅偉章坦言,即便人要為一頭牛找草料,為一匹馬處理傷口,小說里的動物也不完全是“被拯救的對象”,有時甚至反過來支撐了人的意志。

“人少、動物多,人和動物之間的巨大反差,恰恰顯出這次西遷的不易。一千多頭動物都是活生生的個體,骨子里透著不屈意志。看上去寫動物,實際上仍以人為中心,寫的是中華民族浴血抗戰的歷史。”前不久的研討會現場,評論家潘凱雄有感而發:“有些抗戰作品比較類型化,但《四千里》高度個性化,意蘊豐富,是中國抗戰題材小說的一次躍升與突破。”

作品以肖小玲回鄉祭祖時發現的一塊無名烈士墓碑為引子,講述抗戰時期給國家留下未來畜牧業發展火種的故事。小說借“動物西遷”切口書寫個體悲歡和家國命運,通過西遷路上翻山越嶺、跨溝繞澗、餐風宿雨,勾勒烽火歲月知識分子與民眾從驚惶到覺醒的心理變化,傳遞堅決不做亡國奴的民族精神。

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邱華棟與羅偉章相識30年,他把書櫥里老友20年來出版的十余部長篇重新“捋了一遍”,從《饑餓百年》《大河之舞》《太陽底下》,到《聲音史》《寂靜史》《隱秘史》,再到《誰在敲門》《紅磚樓》……“這些作品如同一塊塊拼圖,拼出巴蜀大地文化的、歷史的、人文的、心靈的景觀,從體量上看已可與福克納筆下約克納帕塔法世界相媲美。”

《四千里》的種子早在十多年前創作《太陽底下》、查閱重慶大轟炸史料的時候就已埋下。當時羅偉章翻閱抗戰史料,偶然讀到動物西遷記載,記在了日記里。多年后,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原總編輯韓敬群邀他寫部知識分子抗戰題材長篇,舊日記憶重新浮上來,成為《四千里》。大寫到了國破山河在,血肉筑長城,小寫透了城春草木深,匹夫如干城。作為本書責任編輯之一,韓敬群借用紀德的比喻,形容遇到好作品的時刻,就像“一只金絲雀翩然降臨肩頭”。

這種“降臨”既考驗敘述角度的選擇,也離不開語言細節的營造。故事驚險精妙,帶有獨特巴蜀味道。小說甚至為動物們一一起了名字,它們不再只是數量和運輸對象,而成為具體可感的平等眾生。韓敬群引用庫切的話來解釋這種寫法:“文學的高貴在于設身處地為別的生命著想。”

種子不絕,火種不滅

動物本身是種子,這次行動也是一顆種子。種子不絕,火種不滅。

“心是作家要去的第一站。作家的心不是飄忽著的,而是深植于人生和大地。當我寫出某個細節,覺得那并不是虛構和想象的功勞,而是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是心里埋了十多年的那粒種子,自己長成了樹。”羅偉章希望這棵樹枝繁葉茂,化作為戰爭中無名抗爭者立下的紀念碑。

因此,作品沒有將真實人物王酉亭突兀拔高,而是塑造了有恐懼、有牽掛、勇于擔當的知識分子形象。碼頭訣別、宜昌求渡、朝天門重逢等情節令評論家孟繁華深受感動。“‘八千里路云和月’寫的是岳飛的金戈鐵馬;‘四千里路云和月’寫的是烽火時代知識分子的志不可奪。《四千里》證明民族氣節不只存在于槍林彈雨的正面戰場,同樣在默默無聞的家國利益守護者身上。”小說寫歷史中行走的人,“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落在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愛恨情仇、有生老病死的普通人身上。

小說里,隊伍抵達重慶最后點名時,王酉亭一個個點名,包括已經犧牲的伙伴也不漏過,不在場的犧牲者由同伴代為答“到”,令人觸景生情。“種子”,不僅動物是種子,護送它們的那群知識分子也是種子,是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火種。

羅偉章形容,“國土”這個詞,在他們那里不是名詞,而是形容詞,充盈著傷痛和熱愛。“眾多師生,雖是流亡,卻弦歌不輟,志向不滅,休息時在路邊上課,大雨后表演抗戰劇目。還有背井離鄉逃難的人們看見了自己,也看見了別人。共同的命運,讓他們懂得什么是同胞,什么是大義,什么是同仇敵愾,進而由零散的國民,變成凝聚起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