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剽竊與創造——錢鍾書的淵源學方法
來源:《國外文學》 | 張治  2026年11月10日09:29

錢鍾書探討中西古今文學的異同問題時,致力于揭示可相互印證、彼此貫通的內在脈絡,并不傾向于將中西文學視為彼此隔絕的系統。這一方面是因為語言作為文學載體與文化表征,既標示差異,亦暗藏人類表意經驗與思維模式的共通基礎;另一方面得益于他本人的文獻積累與跨文化閱讀視野,在對中西典籍、文論與文學作品的廣泛涉獵中,自覺捕捉、辨析并闡發不同傳統下文學現象的會通之處。對此思想的實際價值,學術界存在并不明確的認知。比如有著名歷史學家提出:“(錢鍾書)是注重小的結果,較少注重大判斷,大判斷他不是很在意的?!盵1]這里所言“小的結果”,當指“小結裹”,出自方回《瀛奎律髓》卷十,謂“詩家有大判斷,有小結裹”。錢鍾書數引此語,一處解說“小結裹”即“側重成章之詞句”,“大判斷”則是關注“造藝之本原”[2];另一處則說:“詩家有篇什,故于理會法則以外,觸景生情,即事漫興,有所作必隨時有所感,發大判斷外,尚須有小結裹”[3]。對文學所呈現的藝術思維進行歸納總結,本身即屬于學術研究中的“大判斷”。文學創造中新生意象的生成與獨特思維的展開,涉及作家在文學創作中的創新能力與擬古路徑的取舍,關聯著時代精神風貌與思想學術風氣,不必因實證研究上的學科限制和研究隔閡而生輕視之心。

一、淵源學的內涵與邊界

比較修辭命意,品鑒文藝作品中因循蹈襲的水平高下之分,總結不同民族語言文化間相通的構思規律,錢鍾書目之曰“淵源學”,詳見于《小說識小》續篇論《儒林外史》處。此文因提出“吾國舊小說巨構中,《儒林外史》蹈襲依傍處最多”,進而舉例分析證明[4]。結論說:

據德國人許戴潑林格(Stemplinger)所著書(Das Plagiat in der griechischen Literatur),古希臘時論文,已追究蹈襲。麥格羅弼士(Macrobius)《冬夜談》(Saturnalia)中有二卷專論桓吉爾剽竊古人處(Furta Vergiliana)。近世比較文學大盛,“淵源學”(Crenology)更卓爾自成門類。雖每失之瑣屑,而有裨于作者與評者皆不淺。作者玩古人之點鐵成金,脫胎換骨,會心不遠,往往悟入,未始非他山之助。評者觀古人依傍沿襲之多少,可以論定其才力之大小,意匠之為因為創。[5]

按,許戴潑林格即愛德華·施騰普林格(Eduard Stemplinger,1870-1964),為慕尼黑大學古典語文學教授。他曾將古典拉丁文詩歌自由改寫成巴伐利亞民間風格的方言文本,結集為《穿皮褲的賀拉斯》(Horaz in der Lederhos’n,1905)和《少女與少年之戀》(Vom Dirndel- und Buab’nfang,1922,系改寫奧維德《愛的藝術》)。這里提到的著作《希臘文學中的剽竊》(Das Plagiat in der griechischen Literatur,1912)是他的代表性學術成果,于1907年在慕尼黑科學院立項,完整名稱為“希臘文學中的剽竊:基于古代文獻學研究、修辭-美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考察”,在1911年獲得科學院獎勵。結合施騰普林格自己的詩歌創作實踐,可看出他對于學習、摹仿古人的文學成就,持有積極的態度,如他在書中開篇所言,“古人的著作必須成為精神財富,成為一座寶庫,人們可以隨時從中采擷思想的珍珠”[6]。其中明確提出古希臘人的創作觀念里已經區分所謂“首創”(Ε?ρ?ματα)與“因襲”(κλοπ??)的概念,尤其以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波菲利(Porphyrios)和早期教父作家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萊芒(Klemens von Alexandrien)作為整理總結希臘作家互相抄襲若干案例的兩大“偵探”。不過,施騰普林格著作的本意并非指斥古希臘文學缺乏創新意識而陷于陳陳相因,相反,他反而從中看到了古代文學生產形式的意義,就在于傳承一種可以學習、掌握、模仿的風格,并強調正是因此風格傳統,才造就了古羅馬拉丁文學對于輝煌古典的延續。錢鍾書刪繁就簡,僅舉代表性事例,即馬可羅比烏斯(即引文所謂“麥格羅弼士”,Macrobius Ambrosius Theodosius,活躍于5世紀初)著作有關維吉爾抄襲古人著作的論述。這見于錢鍾書讀古羅馬文學史時獲知的《農神節會飲》(即引文所謂“《冬夜談》”,Saturnalia)一書信息。此書第5卷談維吉爾對荷馬史詩的效仿,第6卷進一步提出維吉爾并非直接偷師荷馬,而是輾轉從古代拉丁作家受到啟發[7]。但歷來有“偷竊”罪嫌(Furta Vergiliana),這對于拉丁文學的頭號大詩人而言不可不說是嚴重的問題。

過去因《錢鍾書集》整理者的疏漏,將“淵源學”概念的語源誤寫作chronology一詞[8]。按chronology為“歷史編年”的意思,源自拉丁文的chronologia,約瑟夫·斯卡利杰爾(Joseph Scaliger)在所著《正時論》(De emendatione temporum,1583)中將多源頭古代文獻中的歷史事件以求真的態度排列其正確的時間序列,從而檢驗文獻的先后關聯[9]。錢鍾書引出的是對于文學傳統因襲與創新問題的研究,不應該采用這個歷史文獻學術語。查看《小說識小》續篇所發表的原刊,即上文所引Crenology一詞,這是法國比較文學界使用的概念,本作crénologie,源自古希臘語κρ?νη,意為“源泉”。錢鍾書轉寫作英語格式,然而今日英語學術界未能充分使用這個名稱,更多使用“材源考”(即source criticism或Quellenkritik)的說法。淵源學(crénologie)出自法國學者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1871-1959)《比較文學論》(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1931)第6章,即從接受者出發追溯傳播者,具體研究某位作家的這一思想、這一主題、這一風格、這一藝術形式從何而來,并提出對“淵源”(sources)初步構想的簡略分類。其中有關“集體淵源”(sources collectives)又引出“中介學”(Mésologie)的概念,用以研究文學傳播中連接創作者與受眾的中介(個體、群體、批評、翻譯等方面)。此外第根還提出須重視作家的閱讀接受情況(Die Belesenheit),這借用的是德國學界的研究方法,近似今日盛言的個人閱讀史或是作家閱讀譜系這類論題,學者們通過作家的書信、日記、交游證詞及所有來自其家庭與文學圈的文獻,將淵源學考察的依據建立在對作家閱讀情況的細致梳理之上,展現了作家身處的知識氛圍[10]。1937年初,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戴望舒的《比較文學論》中譯本,其中將crénologie譯作源流學。1939年,錢鍾書讀此書原著,讀書筆記不僅摘錄出這個術語,并對上述內容做了撮述[11]。

錢鍾書讀梵·第根《比較文學論》筆記(來源:《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二卷)

比較文學討論“淵源學”,重視對于有事實聯系基礎的影響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界曾被視為“最典型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12]。錢鍾書提前了40年,已以此法對中國文學案例進行分析,指出《儒林外史》的蹈襲前人之處,但是更具有理論自覺意識,以為“雖每失之瑣屑,而有裨于作者與評者皆不淺”,即對創作和批評兩方面均有益處:創作上,可以啟發作者正確理解對古典文學和外來文學的學習;批評上,則在于如何正確評價創新與因襲的關系。對于創作者而言,借鑒古人的創作經驗、化用前人的文本素材,并非消極的抄襲模仿,而是成為一種有效的積極轉化。對于批評者而言,考察作品中依傍沿襲的成分與創新的元素,是評判作家才力與創作水準的關鍵。錢鍾書對希臘羅馬經典的廣泛閱讀,當然也是為了便于他在近世歐洲各種語言文學閱讀中解決“接受”研究的淵源學問題[13]。

在錢鍾書的學術生涯里,這一法國比較文學傳統的治學方法貫徹始終。特別是《談藝錄》,代表了他對中國古典詩歌諸家研究上的“補注之志”,即對前人未曾揭示的名家詩作構思真實出處的淵源學考察。尤其重視最擅化用舊典陳言,能作翻新且更勝一籌或是完全不著痕跡的表現,提出“作詩有活句死句之別”外,“讀詩亦有活參死參之分,茍能活參,斯可以作活句”[14]?!豆苠F編》主題超越了文學批評的范疇,然而也常涉及修辭命意的淵源學論題。全書充斥“淵源”、“所本”、“師法”、“效法”、“所師”、“效顰”、“學步”、“有自也”、“有自來”、“蹈襲”、“因襲”、“藍本”、“余緒”、“流風”、“遺響”、“先聲”、“先河”等判斷用語。如言“莫里哀《假道學家》(Tartuffe)藍本意大利笑劇《偽善者》(Lo Ipocrito)”等等[15]。這些因襲現象不僅普遍存在于詩詞文章小說戲曲各個文類之中,而且經??缭轿捏w和著述等級進行啟發,即所謂“經有‘假設之詞’,而諸子、詞賦師法焉”[16]。細玩其詞,其中自然存在種種高下分辨。不佳則謂之“效顰”,平庸則謂之“學步”,或言“唐臨晉帖”,或言“依樣畫葫蘆”、“畫虎未成”云云。其中時或有跨文化交流,涉及翻譯文學對本土創作的影響,《管錐編》所舉最有名字的例子,即論及梁朝文人吳均所撰的志怪小說《陽羨書生》,一系列人物如“俄羅斯套娃”那樣依次吞吐,最外一層的書生容身于鵝籠之中也不顯得空間逼仄狹窄。錢鍾書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早考此故事源于三國時康僧會所譯《舊雜譬喻經》一書,是“釋典常談”,東西歷代文學于此多有發揮[17]。

二、剽竊的藝術:偷語·偷意·偷勢

然而,效仿、追摹乃至援用前人的創作經驗成果,難免有剽竊、抄襲乃至侵占他人成果的嫌疑。界定剽竊和抄襲,通常都是依據語句、段落文字上的雷同之處,這是最為明顯的表現;有時則需要分析結構、觀點、思路和論證邏輯上的相似度,一般可以根據發表時間先后做出判斷;也存在著竊用他人未發表成果(手稿、口述等)而搶先發表的情況。盡管古代因物質條件的缺乏,識字率的低下,抄襲行為難以被察覺,實則中西古時都有大量作者指責他人抄襲的不道德行為,并認為抄襲令人聲名狼藉。像是英語“剽竊”(plagiarism)的字源,即出于拉丁文詞匯“plagiarius”(原意為“綁架者”)。公元1世紀的古羅馬諷刺詩人馬提阿爾(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最先用這個詞指控另一位作家“綁架”了他的詩句[18]。根據《牛津英語詞典》(OED)對于plagiarist、plagiary及plagiarism歷史用法的調查,大約都開始于17世紀。然而實際上的這類行為恐怕遠遠早于相關稱謂的發明,比如古羅馬學者阿息紐·波略(Asinius Pollio,前76-5)就曾嚴厲批評過歷史學者薩魯斯特偷用老加圖著作《史源》里的語句[19];歷史著作家李維也被后世學者譏嘲為不過是將波里比烏斯現成的著作譯成拉丁文而已[20];像是老普林尼《自然史》或是葛琉斯《阿提卡之夜》這樣的類書性質的學術著作,廣采他書更是必須要做的事情;對拉丁文表達能力立有大功的西塞羅甚至寫信給友人,承認自己也免不了“仿寫”(?π?γραφα)已有的書籍,往往就可以事半功倍[21]。至于更早時代的古希臘文學,恐怕很多詩人都在重復照搬和模仿當時的流行文本,被稱作“最像荷馬的詩人”都應該屬于特別高級的尊稱了。后世作家自然更是無法避免這種因襲手段,莎士比亞都被指控摘取古典作家現成段落而不加說明,小說《項狄傳》也有照搬羅伯特·鮑頓《解愁論》的證據[22];浪漫主義大詩人(柯勒律治、拜倫、華茲華斯、雪萊等)均被指控抄襲,為此柯勒律治還發明了“神圣腹語者”(divine Ventriloquist)自我辯護[23]。大多數讀者往往傾向于寬宥大作家的抄襲,這可由T. S.艾略特進行如下解釋:

一位詩人借鑒他人的方式可以作為確定無誤的檢驗手段之一。不成熟的詩人生吞活剝;成熟的詩人暗度陳倉;蹩腳的詩人東施效顰,而優秀詩人則點鐵成金,或者至少會使它別具情趣。優秀的詩人把他偷師之技熔入一種全然獨特的情感中,使之面貌一新;蹩腳的詩人則只會生搬硬套。優秀的通常會向時代久遠、語言不同、趣味迥異的作者學習借鑒。[24]

謂所有問題,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即抄襲者的才力能否駕馭所抄襲的內容,這種見地更為高明。這同錢鍾書秉持“以能文為本”的文學批評原則也不謀而合。

由此看來,有必要對文學上的剽竊做出更為細致的分析。蘇格蘭作家格雷(Alasdair James Gray,1934-2019)長篇小說《蘭納克:人生四書》(Lanark: A Life in Four Books,1981),有一個后現代特色的尾聲:主人公蘭納克遇見了化身為角色的作者本人,在書中對于本書提出評論,并且預言外界對作品的批評。頁邊留白之處,刊有一欄“剽竊索引”,延續達十五個頁碼[25]。對照可知,在此聲稱自行招供的很多抄襲行為并無法具體落實,而批評家們一眼識破的小說淵源,反而未被提及[26]。格雷在此提出剽竊的分類,如下表所示:

這樣的三分法,可與釋皎然《詩式》里所說詩家有三種偷竊方法,即偷語、偷意、偷勢,進行比較[27]。皎然所稱詩家創作出現三種雷同的現象,即所謂“三同”:

三同之中,偷語最為鈍賊。如何漢定律令,厥罪不書?應為酂侯務在匡佐,不暇及詩。致使弱手蕪才,公行劫掠。若許貧道,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

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

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跡,蓋詩人閫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

語同義同,稍作轉換,就是“偷語”,即“照搬式剽竊”,罪過最大,形同公然劫掠的強盜行為,稱為“鈍賊”,即認為這類似掩耳盜鈴,最為愚笨。詞語雖異而意境相同,是為“偷意”,頗近似今天查重系統審核機制下出現的所謂“降重處理”,然而細讀之下,并預先有比較的準備,仍有可能發現真相,因此可對應“嵌綴式剽竊”,顯然這種罪失也是不可原諒的,剽竊者輕而易舉盜取他人成果,且容易被不明真相者視為創新,對文教事業有負面影響。對于更隱蔽的“偷勢”,皎然舉例為王昌齡《獨游》詩:“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悟彼飛有適,嗟此罹憂患”,取嵇康《送秀才入軍》詩:“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這正如“彌散式剽竊”,原文語句、意思乃至意境都不相同,只有意象、體式的相同,甚至王詩寫憂郁之懷,嵇詩抒自得之意,服務于不同的表達需要。皎然惟獨贊賞這種“詩人閫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的才情,為此網開一面,因為畢竟還是一定程度上凸顯了文學創作的創新才能。整體來看,“照搬式剽竊”和“嵌綴式剽竊”都算是顯性互文,“彌散式剽竊”則屬于隱性互文。前二者是缺乏才情的盜竊行為,不值得提倡;而“偷勢”或謂“彌撒式剽竊”,實際上往往是文學創作必不可免的因襲藝術,是深入吸收已有文學傳統基礎上的再創作,類如“資書以為詩”或“以學為詩”。畢竟“眼前有景道不得”,因為現成的好詩句、好比喻,都已經被前人做完,再想求新求變,就需要在摹擬和規避的基礎上翻新,自然就繞不開已有的文學傳統。與此同時,《管錐編》論及文學創作上的“用事偶合”現象,以此與因襲或剽竊劃分界限[28]。真正的文學批評關注焦點,應在于成名之作,受譽之句,是否出于自我開創;若有因襲前人之處,是否能開新境界。假如名不副實,則是文學批評家有失明察的責任。這才是大問題、真問題。

而上世紀50年代《宋詩選注》成書時,錢鍾書也在序言中專門談到整個古典文學傳統里有關因襲的問題。從韓愈的矛盾態度說起,一方面講“惟陳言之務去”,一方面說今人免不了“剽賊”和“盜竊”。宋明詩人意圖為我所用,更避免不了占據古人的現成經驗。

文藝復興時代的理論家也明目張膽的勸詩人向古典作品里去盜竊:“仔細的偷呀!”“青天白日之下做賊呀!”“搶了古人的東西來大家分贓呀!”還說:“我把東西偷到手,洋洋得意,一點不害羞?!逼蚕铝恕拔┮坏脑慈卑选袄^承和借鑒”去“替代自己的創造”,就非弄到這樣收場不可。偏重形式的古典主義有個流弊:把詩人變得像個寫學位論文的未來碩士博士,“抄書當作詩”,要自己的作品能夠收列在圖書館的書里,就得先把圖書館的書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29]

這段文字的腳注,援引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和古典主義時期諸多文學家的言論為例。錢鍾書在此處的態度頗為微妙:一方面他抱持以真實生活為文藝創作“惟一的源泉”這種主旋律論調,批評偏重形式的古典主義“抄書當作詩”,乃是“整個舊詩詞的演變里包含的大教訓”,說得理直氣壯,卻毫無引據可為佐證。而前半部分的旁征博引,看似是暴露弊端,其實更像是以豁達的態度整理文學因襲問題的認識態度。其中不少材料出自《容安館札記》第485則[30],原本是由小說《吉爾·布拉斯》第10卷第12章一段話引起,顯然與楊絳在50年代翻譯該小說有關?!都獱枴げ祭埂防镎f某作家遭批評家責難其剽竊古人,于是“氣盛臉厚”地自辯,引了句拉丁詩“做賊也堪豪”(Furto laetamur in ipso)。錢鍾書根據讀過的英譯本注釋,說這話出自法國詩人桑德爾(Jean-Baptiste Santeul,1630-1697)的一首拉丁文詩,原話是“詩中做賊也堪豪”(hoc furto vates laetamur in ipso)。錢以英語評價說,這無疑是古典盜竊學說(the classicist doctrine of theft)的要義。意大利吉羅拉莫·維達(Girolamo Vida,1485-1566)《詩藝》中的論述更直白,如桑茨伯里所言,毫無半分羞怯:

認真地盜竊,細心地盤算。光天化日下就偷,這可是榮耀的事業。來吧,剝取古人的才智,瓜分了這些贓物。有人對行竊之事畏手畏腳,他的顧慮與執念都是徒勞。無所畏懼,丟棄狐疑,別覺得丟臉,反要在行竊中凱旋。[31]

顯然這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一種常見的觀點,即認為古人并無抄襲概念,或至少不會譴責抄襲,抄襲是直至近代才被視作不道德行為的。故而18世紀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伯作書致友人,支持“借鑒的自由”(the liberty of borrowing),干脆也直接挪用了維達的現成表述,也就不足為奇了。創辦英國皇家美術學院(RA)的雷諾茲爵士(Joshua Reynolds,1723-1792)也說效仿古人是正常的事,“誰都有權動用自己心儀的素材”,這分明就是對莫里哀“我取我所需”的呼應。但假如是選取素材,不直接師法于自然或生活,而是從現成的文藝作品里獲得,都屬于低層次的“偷竊”,類似于詩歌上的偷語、偷意罷了。因此錢鍾書說這些人都忘記了達芬奇的告誡,“萬不可一味模仿他人筆法,否則只算自然的孫子,而非自然之子?!保ā独L畫論》第78章),這表明在借鑒他人的藝術創作中,或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所謂資書以為詩的講法,都屬于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而已。然而,抄襲借鑒或不可免,甚至有人論斷說“16世紀所有意大利畫家與雕塑家都涉嫌剽竊”,可這其中也有高下之別。故而彌爾頓曾有個觀點,認為借鑒他人成果的作者若不能青出于藍,在高明人士看來就是剽竊了。而彌爾頓本人被德萊頓稱為“天界神偷”(celestial thief),顯然就是成功借鑒的例子了;類似的方式,則是有作家琢磨出在無名之輩的作品里獵取素材的欺人之舉。《管錐編》在論陸機《文賦》時,對此有所發揮。涉及“必所擬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雖杼軸于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茍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等句,錢鍾書先舉出中西文學幾處號稱古人竊己新作的謔談為例,如惠崇受人嘲諷“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或是梅里美信中所說“荷馬率先落筆,偷我無數佳思”,繼而指出,如真由“自出心裁”而后發現與前人暗合,則必須“割愛”而刪除。

1963年修訂《宋詩選注》時,錢鍾書在這段文字注腳里增補了兩條材料。一條是焦竑《澹園集》卷十二《答友人論文》所說的“夫古以為賊,今以為程”。這摘自《容安館札記》第631則,焦竑故意制造了“今”與“古”的對立,以諷喻“近世”文人舍本逐末。錢鍾書問題并不在于因襲古人,而在于擬古流于膚表,才力不足以勝任。這些“死在句下”的努力,才是應當樹立的批判對象。另一條增補的腳注材料,言意大利巴洛克派大詩人馬里諾(Giambattista Marino,1569-1625)“指示作詩三法:翻譯、模仿和盜竊”[32],顯然是錢鍾書1962年讀意大利文版《馬里諾及馬里諾派集》后的新收獲[33],這取自《容安館札記》738則[34]。在此處,錢鍾書征引了可能是他最信賴的英國大批評家薩繆爾·約翰生博士的兩篇文章題名,并謂參看小溫塞特(Wm. K. Wimsatt, Jr. )與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合著的《文學批評簡史》(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1957)一書。經查考,約翰生兩篇文章分別為《剽竊的評判標準》和《為剽竊嫌疑申辯:文學多樣性的來源》,后者提出抄襲實際上是即便優秀詩人也幾乎難以規避的現象,而前者則以田園詩為例,其創作范疇實則十分狹隘。因為從哲學層面來看,自然本身取之不盡、包羅萬象,但自然帶給人視覺與聽覺的整體感受趨于雷同,很難衍生出豐富多樣的描寫角度,不過隨著時代發展,其創作素材也有日積月累的小幅擴充,每百年或許便能誕生些許風格新穎的景致描寫[35]。這實際上啟發了后來《管錐編》論及“律陶”,即為田園風光詩者難免與陶淵明詩作筆調有重合處,“夫范圍不出陶潛詩,體裁不出五言律,此二語之捉置一處,‘自然’而幾必然,非‘神’思之‘到’,正物勢之限爾。情景題目相肖,則詩文之隸事屬對每同,若是班乎”[36]。

《容安館札記》第699則討論文藝復興晚期意大利作家巴西爾《五日談》這部短篇小說集,原著以那不勒斯方言寫成,錢鍾書在60年代初讀了1957年版克羅齊的意大利語譯本。其中有一節牧歌體詩句,謂詩人們從手頭所有典籍里掠取(spoglia)維吉爾、賀拉斯和奧維德的思想和辭藻,美其名曰“摹仿”(imitazione)。克羅齊在注釋里也引用了馬里諾上述那封書信里的另外一段內容,大意如下:

從我著手研究文學第一天起,便學著擇優摘錄、為己所用,發現精妙好文,摘取有益的內容,收進自己的雜記簿中,日后適時取用。這是研讀典籍所能收獲的成果。卓有建樹的文人皆如此行事;不懂這般積累之人,永遠無法寫出佳作。人類的記憶本就脆弱有限,若無此輔助,待需要時,很難完整清晰地回想過往見聞。每個人都可依照自身喜好整理素材匯編,選用貼合自身習慣的歸納方式,以便日后查閱、運用。[37]

錢鍾書終生讀書事業中的筆記方法,正與馬里諾這段見解非常投合?!度莅拆^札記》評論說“an advice which黃庭堅 would have approved”,讀書筆記上也批注說“e. g. 山谷《建章錄》”,指傳說中黃庭堅“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的一部私用類書[38],即上文的“雜記簿”(zibaldone)或“匯編”(repertorio)。??酥B斯《意大利文學史》里也提及馬里諾常備雜記簿(zibaldone),置身這些文學寶藏之中,想象力才得以被充分喚醒、變得鮮活靈動[39]。

錢鍾書還提及被桑克諦斯稱作“散文領域之馬里諾”的達尼埃洛·巴爾托利(Daniello Bartoli,1608-1685),他在著作《文人的辯護與糾謬》(L’huomo di lettere difeso ed emendato,1645)中公然推崇通過摹仿和翻譯進行“偷盜”(torre),將此行為比作棱鏡折射太陽的光彩,而讀者用心閱讀優美文學典籍后的“審慎摹仿”(imitar con giudizio)就如同蜜蜂采擷前人精妙文詞里的甘甜(un’ ape che colga il miele delle ingegnose maniare di scrivere)。對于這個比喻,錢鍾書曾在《容安館札記》第405則做過細致的發揮[40],后來寫入《管錐編》,引晉人張璠《易集解序》的“蜜蜂以兼采為味”,稱“按以學問著述之事比蜂之采花釀蜜,似始見于此”,正與古希臘演說集伊索克拉底和古羅馬詩人盧克萊修的名言相對照云云。這篇議論,真正主旨終究在于文藝取材應舍棄學習、效仿古人的形式主義,還是直接面對生活這現實主義文學家信奉的“惟一源泉”。錢鍾書說“古典主義愈尚模擬,不諱挦撦,蜜官金翼使儼為文苑之師表矣”,即引巴爾托利是語[41]。

三、因創之間的辯證關系

在此不禁要追問:在錢鍾書看來,作家們究竟是通過何種內在機制與獨特路徑,在不可避免的因襲影響下得以成為真正的創新?這種創新,又是如何具體地體現并印證了作家本人那不可復制的、內在于其精神氣質與學識修養中的獨特創造才力?在此試著做些總結:

(1)強調割愛與回避。《管錐編》論“自出心裁”而發現與前人暗合亦須“割愛”,1982年增訂本添加了錢秉鐙、戴名世及蒲伯、奎勒-庫奇與茨威格等西方文家的話[42],錢秉鐙強調“陳言”并非腐朽可厭之語,恰恰相反,“凡吾之沾沾自喜、毅然自以為是者,皆‘陳言’也”;戴名世“皆可愛也,則皆可割也”亦如是。諸西人所言,蒲伯提出最高明的終極技藝即“刪節的藝術”(the art to blot),這見于《效賀拉斯作》詩札卷[43];奎勒-庫奇與茨威格也僅是著眼于割舍、刪削的創作觀念,亦均未涉及“陳言”。錢鍾書認為可以相通:所謂“自有之言”,能脫口而出,必然屬于作家文心自運時的已有儲備,恐怕與前人相去不遠。

(2)可概括為化生為熟。這是《談藝錄》中對于楊萬里詩學風格的概括語,原文作“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與古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誠齋之化生為熟也”[44]。用盡“古人好對偶”的陸游,聲稱“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但不妨其為惡詩”,無非譏誚時人運用典故的能力不如他靈活。而“化生為熟”,被錢鍾書定義為楊萬里發明的“一種新鮮潑辣的寫法”,核心在于打破“無一字無來處”的經史典籍出處,但替代的是“無一字無來處”的俗語常談,真正的啟發在于將原本冷門生僻的領域引入詩的疆場來。研究者應該注意的是因襲內容(他人話語)與創作內容(作者自身話語)兩者之間的動態關聯。某種意義上說,這屬于什克洛夫斯基所謂“百凡新體,只是向來卑不足道之體忽然列品入流 (New forms are simply canonization of inferior genres)”[45]。而俄蘇形式主義文論流派的另一位代表蒂尼亞諾夫(Jurij Tynjanov,1894-1943),也受到錢鍾書重視,其觀點是:“行業學科,各有專門,遂各具詞匯,詞匯亦各賦顏色 (lexical colouration)。其字處本業詞匯中,如白沙在泥,素絲入染,廁眾混同;而偶移置他業詞匯,則分明奪目,如叢綠點紅,雪枝立鵲”[46]。這個規律也被今天研究者總結為宋人“以故為新”的普遍門徑[47]。

《容安館札記》第756則專論創作,開篇引述約翰生博士為自己主編的《莎士比亞集》(1765)所作序言,謂其人“使遙遠者可近,使奇異者可親”(Shakespeare approximates the remote & familiarises the wonderful)。這與柯勒律治《文學傳記》所言相通,后者自言其創作旨趣:“我的創作應當聚焦超自然、至少是浪漫色彩的人物與情境;同時賦予作品內在人性與真實感”。這意味著文學創造的本質上就是在陌生與熟悉之間找到契合點,把超拔的想象牢固在尋常可感的人情和人性上面,將脫離日常經驗的奇詭,轉化為讀者能夠共情的親切經驗。相反的表述,則如華茲華斯在《抒情歌謠集》第2版序言的話:“以全新的視角,呈現平凡萬物”,柯勒律治解釋說這種創作目標“是為日常事物賦予新奇魅力”,以“喚醒麻木于慣性俗常的心智”;又言“描摹尋常物象,喚醒他人以全新的感官體悟審視萬物”是“天才的首要特質”(the prime merit of genius)[48]。這近乎《禮記·學記》所謂“罕譬而喻”。這可以參照莫泊?!镀ぐ柵c讓》序言里引述的福樓拜忠告:“須長久專注地觀察一切想要描摹的事物,發掘無人窺見、無人言說的獨特角度。世間萬物都有未被探索的一隅,只因我們慣于憑借前人的固有認知看待眼前世界。即便是最細微的事物,也暗藏未被識別的東西”。

所謂獨特的角度,正如“罕譬”作為“少見的譬喻”,亦即“不能以人物尋常想象的方式”(蘇格拉底語)。洞悉日常事物的能力,近似于哲學思辨,可以盧梭和維特根斯坦的觀點為證明。普魯斯特小說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中那位以莫奈、馬奈、惠斯勒等印象派大師為原型的畫家埃爾斯蒂爾,則走的是一條殊途同歸的道路,他落筆前拋開成見,放空自我,以純粹本心直面現實。正如尼采所言:“獨樹一幟(original)的頭腦脫穎而出,并不是由于發現了什么新東西,而是由于用新的眼光看待那些古老的、眾所周知的、所有人都看到了又都忽視了的東西。第一個發現者通常是那位平庸、愚昧的幻想家——偶然”[49]。歌德也曾說:“不要說現實生活沒有詩意。詩人的本領,正在于他有足夠的智慧,能從慣見的平凡事物中見出引人入勝的一個側面”[50]。這也就是黑格爾反復強調的:熟知的事物,正因為是熟知的,反而不被真正認知[51]。諾瓦利斯所謂“去庸?;保╠ephlegmatisiren),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所謂“陌生化”(остранение, ostranenie; defamiliarization)[52],布萊希特所謂“間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皆與這類認知有關。

(3)還有一種容易創新的因襲門徑,即所謂翻案法。這個概念即發明于江西詩派的宋末殿軍人物方回,《談藝錄》初刊本論及詩中理語時,引述方回《名僧詩話序》里的一段話:

北宗以樹以鏡為譬,而曰:“時時勤拂拭,不使惹塵埃?!蹦献谥^:“本來無一物,自不惹塵?!保咭樱『笾茷樵娬撸宰娲艘?,謂為“翻案法”。(《桐江集》卷一)

這實際就是禪宗“破壁斬關”的門徑,恰與文學創作法則相通[53]。晚年增訂王安石詩作里與古人爭勝的表現時又補充認識,提出翻案也就是一種“反仿”(la contre-imitation),這出自社會學家研究人群中“以反為仿”的現象[54]?!度莅拆^札記》第705則有一大節專論[55],也從“翻案法”說起,隨即舉例說陸暢的“蜀道易于履平地”、王安石的“一鳥不鳴山更幽”都具此法之手眼。禪宗里以無答有,以明答暗的對法也是這個道理。在錢鍾書認知中,翻案法是高明的哲學進階法,他在另一札記曾提出東西方哲學家都認為人的心智猶如醉漢,東扶則西倒,西扶則東倒,難于自持:

不能執兩用中,固是一病,然極而反,或可轉而上。學人資性之不高者,端賴此驗進境,故禪家棒喝,即由斯道。[56]

若聯系他對于圓相哲學蘊涵的欣賞,以及晚年不斷強調事理皆有雙邊兩柄的思路,則翻案所做的反題意義也就更為顯豁了[57]。對于上引“反仿”概念,錢鍾書也舉出了相類的例證,如諾瓦利斯“對立之物,乃是反向之相似”、利希滕貝格“刻意反其道而行,亦是一種模仿”,等等。其中以瓦萊里《論馬拉美書》所言“最親切”——也就是最為“不隔”:“世間一切創作,要么復述過往之作,要么反駁過往之作:或以別樣格調重述,提煉、拓展、簡化舊作意涵;或是辯駁、消解、顛覆、否定舊作。但究其根本,必先依托舊作,暗中化用其底蘊。對立之意,皆從對立面生發”。就此而論,克羅齊和普魯斯特都不承認文藝因襲的存在,認為天才都是空手從頭開創的,錢鍾書認為反而不如瓦萊里的見識真切。

錢鍾書日常讀書時發現的翻案佳作,有不勝枚舉的例子。但是他也會批評切斯特頓《自傳》不擅敘事,以議論夾雜其中,意圖翻案求新,卻附會穿鑿(第157則),看到路吉阿諾斯《蒼蠅頌》刻意翻案而疑其立論不足(第233則),驚異于卡贊扎基斯小說《希臘人佐巴》中人物之同情“丑婦”的“翻案作佛菩薩語”(第691則)。倒是贊賞弗朗切斯科·貝爾尼(Francesco Berni)一首題詠銀發黑齒婦人肖像的詩作,以為是對人文主義學者彼得羅·本博為金發美女所作頌詩形成套路的戲仿,亦可視作一首翻案詩(palinode),由此開創了全新的詩歌體裁,引得詩人們紛紛做起了以陋為美的題目。標新立異的翻案法并不能保證每次做反題就都能獲得成功的創新。《談藝錄》第62則補訂中歷述為美人開脫傾國之罪的詩作,指出固定的詠史翻案題目會成為新的套路;第80則專論歷代詠始皇詩,開列的其實也是一系列關于“焚書”而面目雷同的翻案詩。《管錐編》論《老子王弼注》78章,提出“翻案語”(paradox)與“冤親詞”(oxymoron),也會成為神秘主義者固定的言語格式[58]。

總之,透過錢鍾書以淵源學方法在不同文學傳統內外的不懈努力,可以更清晰地分辨文學創作里的個人才能所占據的真實比重和價值,這才是文學批評家以客觀中立的立場和求真務實的勇氣所爭取的最大正義。另一方面,這也啟示對于文學理想的追求者與愛好者:不存在百試不爽的訣竅和捷徑。追求點鐵成金的煉金術,抑或是奪胎換骨的神仙法,都只能是古人的一種理想表述。真正的文學創作永遠考驗作家的個人才能,他需要處處以感覺、觀念和思想對于自己的寫作進行審視,察見自己和傳統的真實關系,并努力使自己的表達不隔于讀者。

注釋:

[1] 傅杰:《余英時時隔十年談錢鍾書》,載《上海書評》2008年5月試刊號。

[2] 錢鍾書:《錢鍾書集·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1215頁。

[3] 錢鍾書:《錢鍾書集·談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317頁。

[4] 張治:《〈圍城〉與〈儒林外史〉》,載《漢語言文學研究》2012年第3期,40—46頁。

[5] 錢鍾書:《小說識小》,載《聯合日報晚刊》1946年5月2日。

[6] Eduard Stemplinger, Das Plagiat in der griechischen Literatur(Leipzig: B. G. Teubner Verlag, 1912), S.1.

[7] Saturnalia, V. 3.16; VI. 1.3-6. Macrobius, Saturnalia,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Harvard, 2011), vol. II, pp. 242-245; vol. III, pp. 2-5.

[8] 錢鍾書:《錢鍾書集·人生邊上的邊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151頁。范旭侖校訂此文時,最先提出chronology一詞有誤,引學者季進意見謂當為crenologie之誤。范旭侖:《錢鍾書著作考異》,本事BookMatter2025年版,576頁。

[9] Cf. Anthony Grafton, “From De die natalito De emendatione temporum: The Origins and Setting of Scaliger’s Chronology”,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48 (1985): 100-143.

[10] Paul van Tieghem,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31), pp. 143-151. 參看韋斯坦因:《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劉象愚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35頁。

[11] 《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2卷,商務印書館2014-2015年版,163—164頁。

[12] 上海外語學院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編:《中西比較文學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81頁。

[13] 克羅齊對于比較文學的這種“探源”學問頗為不以為然,參看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8卷,楊自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版,341—342頁。

[14] 《談藝錄》,309頁。

[15] 《管錐編》,1061頁。

[16] 《管錐編》,2030頁。

[17] 《管錐編》,1218-1221頁;參看范旭侖:《容安館品藻錄》,本事BookMatter2025年版,56頁。

[18] Epigrams,I lii, see Martial, vol. 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1968), p. 62.

[19] Suetonius, Augustus, LXXXVI. 蘇埃托尼烏斯:《羅馬十二帝王傳》,謝品蔚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122頁。

[20] 約翰?埃德溫?桑茲:《西方古典學術史》第1卷,張治譯,300頁。

[21] Cicero, Ad Atticum, XII 52, see Letters to Atticus, vol. III,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Harvard, 1967), p. 106.

[22] 理查德·波斯納:《論剽竊》,沈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60—64頁。

[23] Tilar J. Mazzeo, Plagiarism and Literary Property in the Romantic Period(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7), pp. 8,9, 16 etc. 其中引述柯勒律治《文學傳記》:“我視真理為一位神圣的腹語師:我不在乎聲音被認為出自誰之口,只要所言清晰可辨、易于理解即可”(p. 26)。

[24] T. S. Eliot, “Philip Massinger”(1920). 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卞之琳、李賦寧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265頁。

[25] Alasdair James Gray, Lanark: A Life in Four Books(Edinburgh and London: Canongate, 1981), pp.485-499.

[26] G. Ross Roy, “Review of Lanark: A Life in Four Books”,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56, No. 3 (Summer, 1982), pp. 557-558.

[27] 李壯鷹:《詩式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59—64頁。

[28] 《管錐編》,1621—1626頁。

[29] 錢鍾書:《宋詩選注序》,載《文學研究》1957年第3期,55—66頁。

[30] 《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772—773頁。

[31] 《容安館札記》,772頁。

[32] Giambattista Marino, “Al Singor Claudio Achillini”, in Marino e i Marinisti, a cura di Giuseppe Guido Ferrero, “La Letteratura Italiana”(Napoli: Riccardo Ricciardi Editore, 1954), p. 26.

[33] 《外文筆記》第15卷,430頁。

[34] 《容安館札記》,2021—2022頁。

[35] Wm. K. Wimsatt, Jr. and Cleanth Brooks, 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pp. 326-327.《外文筆記》第41卷,329頁。

[36] 《管錐編》,第1625-1626頁。

[37] Marino e i Marinisti, a cura di Giuseppe Guido Ferrero, “La Letteratura Italiana”, p. 30.《外文筆記》第15卷,第432-433頁。

[38] 《談藝錄》,第82-84頁。

[39] Francesco De Sanctis,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Firenze: Adriano Salani, 1935), Vol.2, p. 246.

[40] 《容安館札記》,952頁。

[41] 《管錐編》,1968頁。

[42] 《管錐編》,1889頁。

[43] Alexander Pope, Imitations of Horace, Epistle II i 281. John Butt, ed., 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The Twickenham Ed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Vol. IV, p. 219.

[44] 《談藝錄》,379頁。

[45] 《談藝錄》,125頁。

[46] 《談藝錄》,72頁。

[47]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489—491頁。

[48] 韋勒克將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互相關聯的努力,稱為“一個使熟悉的語言奇異化,另一個則把奇異的語言通俗化”,見韋勒克與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人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240頁。

[49] Nietzsche,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Bd. II, Abt. I, §200.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獻給自由精神的書》下卷,李晶浩、高天忻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511—512頁。

[50] Gespr?che, 18 Sept. 1823. 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6頁。

[51]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20頁。《邏輯學》第二版序言重申:“熟知的東西,正如我在別處說過,并不因此就是真知”,楊一之譯,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9頁。

[52] 維·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論》,劉宗次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10—11頁:“列·托爾斯泰的奇異化手法在于他不說出事物的名稱,而是把它當作第一次看見的事物來描寫,描寫一件事則好像它是第一次發生”。參看《談藝錄》,45頁。

[53] 《談藝錄》,710-711頁。

[54] 《談藝錄》,765頁。

[55] 《容安館札記》,1686頁。

[56] 《容安館札記》,363頁。

[57] 參看《管錐編》,1472頁。

[58] 《管錐編》,717—720頁。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轉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