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子平:我在“前花城”的日子
來源:《花城》 | 黃子平  2026年11月10日09:31

那天團部報道組的小曹來六連找我,遞給我一張《兵團戰士報》,說是我有一首詩發表了。我愕然,我哪有寫詩投稿給報紙呀?小曹說:你們國慶出墻報,我經過六連的時候看見了,覺得有一首詩寫得不錯,就抄下來寄給了報社,果然登了出來。小曹的笑容有點尬,說是以為女詩人的詩命中率比較高,就署了一個很女性化的筆名。這樣,我的第一首變成鉛字的作品,署的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女性名字。

我對小曹的這番操作沒有意見,反而很感激他,因為他幫我發現:我這些分行排列的東西,不光可以出墻報,居然還可以向報紙副刊投稿。

其實我哪里讀過幾首新詩?探親經過廣州時,我在北京路新華書店買到賀敬之的《放聲歌唱》和李瑛的《紅花滿山》,就模仿他們的風格寫。(后來我才知道李瑛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學長,難怪他的詩風跟主流的民歌體不太一樣)這一年廣東省的文藝刊物《廣東文藝》(即《作品》)復刊了。我投給他們的幾首詩全都發表了。(多年以后,錢理群的博士生王家平做“文革”詩歌研究,資料收集很全,把我這幾首慘不忍睹的破詩也找出來了,老錢特別得意,當然更慘的幾首王家平沒找到)

1975年10月,廣東人民出版社文藝室(花城出版社的前身)決定出一套“知青文藝叢書”,把我從五指山下的山溝溝里借調到廣州,幫忙編其中的詩歌集。很久以后我才知曉其歷史背景是“黨的文藝政策的調整”①,而且廣州的文化人動作真的很快。

社里安排我住在秀麗二路(上九路)的一個臨時招待所。我每天一大早坐巴士到大沙頭四馬路的出版社翻工,從西關到東山,再從東山到西關,每日往返,飽覽了70年代中期大革命疲態已露、靜候繁華復蘇的廣州街景。我這個“大鄉里”在南方大都市里懵懵懂懂,鬧了不少笑話。有一次羅沙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叫我打給一位作者,和作者約時間來社里談稿子。我們在農場的電話機還是戰爭年代的手搖式,打到團部的總機,總機妹子在機房里拔銷子、插銷子,接通電話。我盯著那個轉盤電話發愣了半天,請教羅沙,才曉得如何撥號。還有一次,兵團的小說家魯慶彪(筆名伊始,因他插隊在兵團一師)來找我,要請我吃飯,好久沒開葷,我便在街邊的燒臘鋪斬了一碟叉燒,拐進一家飯館,準備再叫一兩個菜。那飯館布置清雅,竹椅竹凳竹臺,但周遭的老頭老太太全都對我倆側目而視。慶彪兄說:不妙,包好叉燒趕緊撤。出門回頭看匾——菜根香!原來是一家素菜館。還有一次,農場帶來的解放鞋穿破了,我買了一雙白鞋(廣州人叫它“白飯魚”)來穿,膠底白幫白鞋帶,輕便好穿,穿著比解放鞋有都市味。豈料蘇煒一見就大驚失色,說:你不知道這是廣州小流氓的標準裝配嗎?我真不知道,知道了也沒轍,工資低,沒法子再買一雙新鞋,就恬然躋身小流氓行列,在廣州街頭晝出夜晏。

出版社搬進大沙頭四馬路也沒太久,文藝室里的老前輩有李士非(夏天穿著一件白背心來上班,照相也不換)、岑桑、易征、林振名和羅沙,他們好像都風塵仆仆,剛從英德干校回來似的。還有兩位來實習的中山大學工農兵學員,一男一女,男生的名字忘記了,只記得女生名叫李小萍,只因男生不斷開她玩笑,說鄧小平復出她改叫李小平,鄧小平又被打倒,改回李小萍,說笑間把當年的能指游戲嵌入了政治風云。主管詩歌組的是易征和羅沙,最后定稿則由岑桑拍板。我平日接觸得較多的羅沙,是說話總是樂呵呵先笑的江西人,從部隊復員后先是到了珠影文藝部,然后調來出版社。羅沙寫詩,主要是寫敘事詩,而且多半用女性第一人稱來敘事。很多年后我用AI查,豆包、千問都把羅沙誤認為女詩人。那年夏天,羅沙邀請我做客他居住的華南師大教工宿舍,走在樹影婆娑的校園里,想到自己永遠沒有機會到像這樣的校園里求學了,我心情懊惱。

我在“前花城”學會的第一課是收稿:拆封,將或厚或薄的來稿裝進檔案袋,記錄書名、作者、頁數、收稿日期、第一審稿人等,這些都是常規操作。比較有趣的是第一次審稿,要用一把塑料間尺,把稿紙逐頁間開,千萬別漏過任何一頁。原來有些作者生怕辛辛苦苦投寄的杰作,被編輯馬馬虎虎看也不看就原樣退回(那時候是一定要退稿的,而且會有詳細的審稿意見),會在稿子的某幾頁之間稍作粘連,以此考驗編輯的職業操守。每天上班首先干的就是這很無聊的活,嗖嗖嗖地用塑料間尺堅持職業操守,然后才是坐定了認真看稿。來稿真不少,能用的真不多,基本上是一百份里有一份就很高興了。細想當年文學青年如雨后蘑菇群起冒出,主要原因就是成本低,一沓稿紙,一支圓珠筆搞定(寫稿時吸掉的幾包劣質香煙不計)。自從用手機就可以拍視頻,有影視天賦的青年也就有了施展的天地,和當年的文青狂造文字垃圾一樣的道理。

在社里我了解到了當代中國的稿費制度。那些年批判“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員、名導演,高工資、高稿酬、高獎金),我聽說劉紹棠用《青枝綠葉》(1953)的稿酬在北京買了一座四合院,就很好奇到底是怎么計算的。蘇煒說某部長篇小說的作者的兒子是他同學(外號“周炳”),小說先在《羊城晚報》副刊連載有稿費,然后出書暢銷又有稿費,家里老有錢呀,“周炳”的零花錢都是隨隨便便從老爸大衣口袋里掏。稿費制度是1977年才恢復的,我在《作品》發表了那幾首破詩,只收到編輯部寄來的幾沓稿紙和一本筆記本,意思是“很好呀,繼續寫”。易征說,“大躍進”之前是基本稿酬加版稅,寫得厚,又暢銷,收入就很可觀了。“大躍進”之后廢掉了版稅,只剩下基本稿酬,收入跟銷量沒關系了(作家不必再考慮讀者愛不愛讀),但還是“高”。別處不知,那時候,廣東是千字十元,詩歌呢,二十行相當于一千字,一行五毛。五毛錢是什么概念呢,當時,在廣州街頭,五毛錢可以斬一碟白切雞或豉油雞。易征笑著說:寫詩的人可以高聲朗誦“啊,白切雞!”然后很嚴肅地補充道:《大沙田放歌》(1963)的三位作者在鄉下,很窮,我準備把每一行都切成兩行來出書。(《大沙田放歌》1976年在“前花城”出版了,但稿費制度還沒恢復,我不知道易征前輩有沒有仗義執筆,動他所說的“大手術”)

出版社的編輯要經常下印刷廠,見到排字工人十指黑黑的,鉛字滲入皮膚洗不掉。排字工人鉛中毒在過去非常普遍,這是印刷業頭號職業病。我問為什么不用更安全的金屬鑄字,答曰:從15世紀40年代古登堡確立鉛銻錫三元合金,五百年不變,性能、成本、工藝三重最優,別的金屬無法代替。熔點低,流動性極好:熔液能灌滿細小字模,筆畫清晰;冷卻時微收縮(錫抵消收縮),尺寸精準、字身飽滿。硬度適中、耐磨:銻增硬,印幾萬次不崩邊、不變形。密度大:字重、穩,排版不跳字、印刷壓力均勻。

但我當年對鉛中毒都是道聽途說,我比較好奇的是他們排版的速度,好奇鉛字在字盤里的排列跟字典的排列有何異同。老師傅說,要點是常用字放中間順手區、按部首和頻度分組、關聯詞就近、冷僻字靠邊,讓排字工“少轉身、少移動、伸手就拿到”。左手托 “揀字盤”,右手取字,眼不離稿、手不停,熟練工每小時可排三千到六千字。老師傅有“肌肉記憶”,常用字可以不看字架“盲取”,靠位置一摸一個準。我學到的口訣是:中間高頻順手拿,部首關聯就近排,標點數字靠邊站,冷僻字放最遠端。當然這是前電腦時代失傳的技藝了。“中國活字印刷術”已于2010年列入了聯合國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包含鉛活字部分。排好了版,經過一校、二校、三校,要開印了,才把鉛字版打成紙型;如果書要加印,就不必再費勁排版,直接用紙型澆鉛鑄版。后來讀到沈從文三番四次說道:“他們把我的紙型全部燒掉了。”我真能深切體會到老先生發自內心的凄苦。

編輯們每星期有一天要參加體力勞動(恐怕跟工間廣播操一樣也是消逝的優良傳統了),主要是到書庫里去捆書、搬書。我當年認識到了書本是這樣的一種重物,你一本一本拿的時候不覺得有什么分量,可是一摞、一包和一箱地搬,就覺其重無比。一天搬搬抬抬,捆捆綁綁,腰酸背痛(不過,較之五指山下烈日炎炎,揮著長柄砍刀斬樹,畢竟還是在書庫室內,且有大風扇吹著,城里人的活,舒坦多了)。后來每次搬家,搬運公司的人一看十幾二十箱書啊,當場加價若干,我都爽快掏錢。每周一天勞其筋骨苦其心志,我學會了捆書的絕活,一包書無論大小,我都能用一根麻繩捆得方方正正,每一面都是整齊的井字形交叉。

其實在“前花城”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收獲還是讀了大量在山溝溝里不可能讀到的書籍。那年重印的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共四冊,寫到隋唐五代)和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四卷五冊),我都啃下來了。另一部四冊的大部頭《第三帝國的興亡》太搶手,快到借調期結束才輪到我用幾個通宵讀完。讀得快的是那幾本“白皮書”(蘇聯作家的長篇小說):《白比姆黑耳朵》《在人間》《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多年以后跟萬之(陳邁平)聊起來,我們一致認為沙米亞金的《多雪的冬天》寫得最好,而老將柯切托夫的筆力顯然大大衰退了。萬之說他讀了沙米亞金,開始構思自己的長篇小說《酸葡萄》。閱讀打開了通向古代和外部世界的窗口,提升了思想的、史學的和美學的潛在積累,當年我壓根兒都沒意識到這些“反面教材”蘊含了多大的知識滋養的正面力量。

借調期快滿的10月,有一天召集全社開會,不大的會議室里熱騰騰地擠滿了人。最奇怪的是不知從哪里搬來一面潮州大鼓,本來就很擠的會議室顯得更擠。終于宣布了京城傳來的特大喜訊,小伙子用力敲響的鼓聲和滿屋子人停不下來的掌聲像是要震塌天花板,那是我這輩子最深刻的“聽覺記憶”。

三年后,北大中文系文學77級成立了一個文學社,要出油印刊物《早晨》,班主任張老師力薦我當主編,說我當過出版社編輯,有經驗。這年夏天,林振名和羅沙來北京組稿,籌備出《花城》文藝叢刊,我安排他們住在男生宿舍的空鋪里,后來,他們帶了陳建功的《流水彎彎》等一批稿子走——這時離花城出版社正式成立也不太久了。

①1975年7月領袖的兩次談話:“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錯誤就挨批。百花齊放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這兩次談話合編為《黨的文藝政策應當調整》,收錄于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3—444頁。

2026年5月8日為紀念花城出版社成立45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