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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止戈——西安事變前夜的秘密統戰
來源:北京日報 | 楊麗娟  2026年11月18日08:38

1935年10月,剛走完長征的中央紅軍在陜北落腳,疲憊未消,便陷入國民黨的重兵合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十七路軍、中央軍嫡系,層層壓來,總兵力數十倍于紅軍。

誰也沒料到,僅僅十四個月后,西北“剿總”副總司令張學良竟與楊虎城聯手,在華清池扣押蔣介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由呼聲變成不可逆轉的歷史走向。

西安事變前夕,究竟發生了什么?張學良、楊虎城為何決心“聯共抗日”?90年間,當事人陸續作古,封存的檔案一層層解密。再回望,那條看不見的秘密戰線上,沒有硝煙,卻步步驚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遠比后人想象的更加曲折,也更加艱難。

“是否已將蔣介石扣留?”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城震蕩了整整一天。這天晚上,陜北的毛澤東、周恩來在發給張學良的“萬萬火急”電報中,仍然在詢問:“是否已將蔣介石扣留?”

其實,中共中央白天已經接到張學良發自西安的急電,電文寫得明白,“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然而,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中共中央事先毫無所知,以至于他們拿著電報竟不大敢相信。

要知道,就在一年多前,紅軍和張學良的東北軍還是真刀真槍的死敵。

1935年9月,中央紅軍越過長征路上最后一道鬼門關臘子口,在哈達鋪從國民黨報紙上意外得知,陜北還有一塊紅軍根據地。疲憊到極點的隊伍當機立斷:到陜北去。幾乎就在同一時間,作為蔣介石親任的西北“剿總”副總司令,張學良進駐西安。

一個要落腳,一個要“剿匪”。原本負責“剿共”的張學良,怎么短短一年多時間,就調轉槍口扣了蔣介石?蔣介石恐怕不愿承認,張學良轉變的導火索,恰恰是三次“剿匪”戰役。

還在中央紅軍進入陜北前,東北軍就和紅軍交上了手。1935年10月,勞山和榆林橋兩仗,紅十五軍團一口氣吃掉了東北軍將近兩個師。

紅十五軍團由兩支部隊改編而成,一支是劉志丹帶領的陜北紅軍,另一支是從鄂豫皖蘇區長征到達陜北的紅二十五軍。初到西安,張學良沒把他們當回事兒,以為不過是幾千人的疲憊之師。他對部下訓話時說得很不客氣:“共產黨比日寇弱。弱的解決不了,怎能解決強的?”

可一交手,強弱立見,數萬東北軍被這支“弱兵”打得丟盔棄甲。張學良大受刺激,直到晚年仍對紅軍的戰斗力心有余悸:“他整個把我兩個師全滅了,很兇啊……那是我們東北軍里頭的佼佼的……”

西安事變紀念館原研究館員石八民告訴北京日報記者,勞山和榆林橋兩次戰役后,張學良就叮囑部下,與紅軍作戰要小心謹慎。

但“慎戰”并非不戰,11月初,張學良赴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全大會,東北軍一〇九師外加一個團,又在直羅鎮被會師后的中央紅軍與紅十五軍團全殲,師長牛元峰被紅軍追了二十五里,兵敗身亡。

消息傳到南京,正在開會的張學良又氣又急:不到三個月,便折損了將近三個師,照這樣打下去,東北軍拼光了,還怎么打回東北?

更寒心的是,他向蔣介石提出補充彈藥、撫恤陣亡將士,蔣介石不但不給,反而趁機取消了兩個師的番號。先挨紅軍的打,再受“中央”的氣,年輕氣盛的少帥老大不高興:“我張某人混得不值十萬塊錢了!”

晚年口述里,他講得更直白:“中央完全想利用地方的這種剿共、剿匪這些事來消滅我們。要不是這樣子,為什么不給補充?”

恰在這時,“一二·九”運動爆發了。北平學生在冰天雪地中的呼喊,更刺激了亡省亡家的張學良。自從丟了東三省,幾十萬東北軍就背著“不抵抗”的名聲四處流亡。張學良起初還想,跟著“中央”走,總有打回老家的一天。可蔣介石咬定“攘外必先安內”,只命令他們“剿共”。剿來剿去,離老家越來越遠,如今更是損兵折將。

東北軍的前途在哪里?迷茫而苦悶的張學良,想到了一個正在坐牢的人。

被俘團長穿針引線

張學良想到的這個人,叫杜重遠。

杜重遠是遼寧人,早年給張學良當過秘書。“九一八”后,他在上海辦刊物,宣傳抗日,結識了不少進步人士,沈鈞儒、鄒韜奮、胡愈之等救亡人士,都與他過從甚密。不久前,就為一篇《閑話皇帝》觸怒了日本,軟弱的國民黨政府將杜重遠逮捕入獄。國民黨大約自覺理虧,并不限制來人探視。于是,杜重遠的監房反倒成了一處“最安全的地方”——一批東北人在這里秘密聚會、商討大事。據胡愈之的侄子胡序威回憶,《八一宣言》就是前來探視的胡愈之轉達給杜重遠的。

1935年12月,張學良在南京開完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特意繞道上海,秘密見到了這位老部下。此時,杜重遠已經保釋,住在上海虹橋療養院,但仍被法警監視。見到張學良,他沒有繞彎子:為今之計,必須下定決心改變過去的錯誤做法,走聯合抗日的道路。他還告訴張學良,中共前不久發表了《八一宣言》,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愿意同一切抗日力量合作。

張學良聽了,表示同意,可心里還有點犯嘀咕:我想著同人家交朋友,誰知道人家要不要我這個朋友呢?這顧慮并非多余。事實上,《八一宣言》提出了“聯合抗日”的主張,但在那份文件里,張學良的名字還同蔣介石并列,被叫作“賣國賊”。

為了打消顧慮,張學良又秘密約見了另一個人——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

李杜最早是張作霖的愛將。“九一八”后東北軍主力撤入關內,他不肯退,帶著部隊在吉林、松花江一帶硬扛過日軍。后來彈盡援絕,退入蘇聯境內,幾經輾轉才到上海。

張學良找他,一是因為他是東北軍的老人,信得過;二是知道他一直與共產黨人有聯系,路子廣。兩人談了許久,李杜的話與杜重遠如出一轍:聯共抗日。臨別時,張學良特意囑咐李杜,“盡快找到共產黨的負責人進行聯系”。

當時,張學良誤以為中共中央還在上海,殊不知,就在他與李杜密談時,陜北窯洞里的中共中央,也在想辦法聯絡東北軍。

說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起點,很多人會想到莫斯科起草、巴黎刊發的《八一宣言》。其實,《八一宣言》見報時,中央紅軍還在長征路上。“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建立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還不知道《八一宣言》。”采訪時,石八民特意向記者指出了這一點。

1935年11月13日,剛在陜北站穩腳跟的中共中央,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公開提出紅軍愿同“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

宣言發出后沒幾天,瓦窯堡來了一個自稱“張浩”的黑瘦漢子。他本名林育英,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為了尋找與共產國際長期失聯的中共中央,他喬裝打扮,從莫斯科出發,取道外蒙古,一路風餐露宿、忍饑挨餓,穿越茫茫沙漠,終于輾轉抵達陜北。為了防止暴露,他片紙未帶,把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全部強記在腦子里。

張浩帶來的精神,與中共中央此前的路線轉變遙相呼應。緊接著,瓦窯堡會議召開,正式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此后,一條看不見的戰線陡然忙碌起來,聯絡、試探、爭取、凝聚更多抗戰力量,成了陜北窯洞里最要緊的事。

1935年冬,中共中央聯絡局成立,對外稱西北聯絡局,局長便是“龍潭三杰”之一的李克農。起初,聯絡局的重點統戰對象還是東北軍中下層:辦學習班、放被俘官兵、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至于張學良,在紅軍眼里,還是那個丟掉東北又來打內戰的“不抵抗將軍”。

轉機,是一個被俘團長帶來的。此人便是在熱播劇《偉大的長征》中剛剛出場不久的高福源,他原是東北軍的一個團長,榆林橋兵敗時被俘。到瓦窯堡后,紅軍給他治傷,送他棉衣,讓他進東北軍軍官學習班。漸漸地,他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主動找到李克農,要求回去做東北軍的工作。

1936年1月,高福源被悄悄送出瓦窯堡。他先到甘泉城頭喊話,再進洛川見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隨后張學良也飛到洛川見了他。高福源把在蘇區的所見所聞一股腦倒了出來。張學良起初還板起臉,假意斥責了他一番,可聽著聽著,臉色緩了下來。高福源所說,與他在上海聽的、心里盤算的,漸漸對上了。最后,他不僅同意抗日,還請紅軍派一位正式代表前來會談。

放棄過東三省的張學良,為什么開始“真抗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原研究員張友坤,研究了半輩子張學良。他向記者分析,三戰慘敗只是導火索,歸根結底,還是統一戰線打動了張學良,他認識到,只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才能把日本趕出中國去。在張友坤看來,張學良“東北易幟是為了統一,平息中原大戰也是為了統一,發動西安事變更是為了統一。”

李克農“這個人好厲害”

在高福源的穿針引線下,1936年1月,李克農首赴洛川,與張學良初次見面。2月21日,李克農一行從瓦窯堡出發,再次秘密地向洛川行進。

軍委二局譯電員戴鏡元臨時被抽調同行,負責機要工作。他后來回憶:“我們去洛川會談,當時是完全秘密的,整個會談都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領導,恩來同志親自部署指示的。”

為了保密,幾個人都換了行頭。李克農穿中山裝;戴鏡元著學生裝;錢之光戴禮帽、穿長衫,一副辦貨商人模樣,他是蘇區對外貿易總局局長,此行專管通商談判,談成了便去西安采辦物資和藥品;帶路的高福源則頭包白毛巾,一身陜北農民打扮。

漫天大雪,路滑雪深,2月25日傍晚,一行人終于進了洛川城。張學良當時還在南京,李克農先同王以哲談。

3月4日下午,張學良飛到洛川。戴鏡元記得,張也化了裝,“身著銀灰色長袍,外套黑絨馬褂,戴禮帽墨鏡,手提文明棍,頗似富商模樣。”他一進門就對李克農說:我這次來是躉銷而不是零售。李克農笑了:張將軍解甲從商了吧!一句玩笑,雙方都心領神會:這次談的不只是六十七軍局部停戰,而是關乎整個東北軍的“一攬子買賣”。

但真到要害問題,兩人都不含糊,有時甚至爭得面紅耳赤。戴鏡元回憶,張學良曾問:為什么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李克農答得干脆: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專打內戰,不抗日。如果蔣介石放棄反共、反人民和不抗日的反動政策,我們是可以考慮的。

李克農之孫李凱城則講過這樣一個細節,張學良試探著提了一個尖銳問題:紅軍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國民政府的改編?李克農一聽立刻收起笑容,嚴肅答道:我是談判代表,我不是投降代表。你要這么談,咱們就沒法談了。

兩人從下午三時談到次日凌晨五時,李克農始終以誠相待,又寸步不讓。晚年提到李克農,張學良說了這樣一句話:“這個人好厲害”,很會談話,“能夠說到人心坎上。”

最終,雙方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初步協定。張學良還進一步提出,希望與毛澤東或周恩來再次商談,地點定在膚施,也就是今天的延安。

當時,膚施城還在東北軍手里,由王以哲的六十七軍筑防,屬于“剿共前線”。它離中共中央駐地瓦窯堡僅兩天路程,算是一個能避開國民黨耳目的理想談判地。

1936年4月9日上午,一架“波音”飛機從洛川起飛,在云端繞了一圈,才朝北飛去,最后降落在寶塔山下的延河灘涂上。

駕駛艙里走出來的,是張學良。他一向喜歡自己開飛機,有十多年駕齡。據其晚年口述,有一次開飛機在陜北巡視,座機還挨過紅軍的槍子兒。但這次親自架機,不是為了過癮,而是出于絕對的保密。因為他要在膚施見的人,是中共代表周恩來。

這是一次高度隱秘的會談,雙方在場的僅有5人。中共派了周恩來、李克農,張學良帶了兩人,一位是最早與紅軍接觸的東北軍官王以哲,另一位據介紹是張學良的秘書小劉。意外的是,周恩來抬眼一看,小劉竟是當年中央特科的老熟人。

對蔣介石“內外夾攻”

小劉,真名闞思俊,劉鼎是他的化名。早在1930年,他從蘇聯回到上海,便是直接向周恩來報到的。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長劉鼎,怎么搖身一變,成了張學良的秘書?

原來,紅軍長征后,劉鼎隨方志敏留在贛南打游擊,不幸被俘。幸好,憑借多年在隱蔽戰線的斗爭經驗,他不僅沒有暴露身份,還尋機逃出了敵營。脫身回到上海后,劉鼎一直躲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家中養病。一次偶然的機會,還去宋慶齡家暫住過三天。

張學良委托李杜在滬上尋找中共關系,線索幾經輾轉,落到了宋慶齡那里。宋慶齡便推薦了這位隱蔽多年的老地下黨。消息傳回,李杜立刻給張學良發去密電:“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張學良會意,當即派人去接。

反倒是與組織失聯許久的劉鼎,摸不清張學良的誠意,起初不愿到西安。后來,另一位地下黨員董健吾勸他,說到了西安還可以去陜北。董健吾很清楚,張學良已經變了,因為他才去過一趟陜北。他告訴劉鼎,年初從西安到陜北,就是張學良派飛機先把他送到延安,再派騎兵護送到了瓦窯堡。如此,劉鼎才下定決心,到了西安的張學良公館。

第一次見到張學良,劉鼎心中一震:眼前這人中等個子,微胖,滿面紅光,神采奕奕,哪有半點傳說中的“花花公子”和扎嗎啡針的樣子?張學良見到劉鼎,更被他的學識與坦率折服。據他的部下孫銘九回憶,張學良曾疑心“劉鼎”是個化名,甚至私下揣測:“劉鼎可能是王稼祥吧?!”

劉鼎見到張學良時,張與李克農已在洛川會談過,內心聯共抗日的情緒正日益高漲。劉鼎留學過蘇聯,辦過兵工廠,紅區、白區都待過,他結合自己的工作經驗,系統地向張學良介紹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話說得直言不諱:打回老家去是東北父老、全國人民對你和東北軍最好、最適合的愿望。東北軍最好是聯共抗日,這樣,既可以擺脫蔣介石消滅異己的陰謀,也可以一洗“不抵抗將軍”的罪名。將來抗日勝利,張將軍和東北軍都可以名垂青史,并占首頁。

類似的話,張學良在洛川聽過一遍,他很快將劉鼎引為座上賓。從此,劉鼎就以“東北抗日義勇軍代表”的身份,住進了張學良公館的東樓。

兩人談得十分投機。4月9日,張學良在膚施秘密約見周恩來時,便帶了劉鼎同行。

那天的夜色籠罩中,周恩來和李克農身穿便衣,被東北軍悄悄接入城內,來到一座僻靜的天主教堂。這是張學良第一次見到周恩來,一見面,周恩來就開口:“我是在東北長大的。”張學良說:“我了解,聽我的老師張伯苓說過。”

張伯苓是周恩來在南開求學時的校長,怎么成了張學良的老師?據張學良自己說,他早年抽大煙,打嗎啡,是聽了張伯苓的規勸才徹底戒除,因此拜入門下。“我和你是同師。”他笑著對周恩來說。

親切友好的氛圍中,一場長達六個多小時的歷史性會談開始了。張學良看清紅軍是真心抗日的,當場表示完全贊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但在對待蔣介石的問題上,他認為蔣只是走上了歧路,把他“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扭過來,抗日大局可成。做到這個不容易,但他相信,共產黨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勸,內外夾攻,定能扭轉過來。

那夜長談后,周恩來在回瓦窯堡的路上連連感嘆:“想不到張學良這樣爽快,是個有決心、有勇氣的人,真是出乎意料!”張學良也徹底折服于周恩來的人格魅力。半個多世紀后,他在臺北接受采訪時,提起周恩來仍掩不住欽佩:“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來。”

也是這次會談后不久,中共中央“抗日反蔣”的政策開始改變。“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逼蔣抗日’的口號,但對蔣介石的稱呼已經變了。”在西安事變紀念館,石八民指著一份名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也稱“五五通電”)的文件,向記者解釋,此前中共文件、標語中多稱“蔣賊”“賣國賊”,而1936年5月5日,毛澤東、朱德聯名發表的這份通電中,改作“蔣介石氏”或“蔣氏”,不再提“討蔣”“反蔣”,只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5月12日,張學良再度與周恩來在膚施秘密會晤。兩次會談,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礎。而劉鼎也在膚施會談后,重新接上組織關系,并接過了一份全新的秘密使命——名為“隨從副官”,實則以中共駐東北軍代表的身份,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

七賢莊秘密交通站

西安北新街,七賢莊一號院坐北朝南,青磚白墻,十套小院落由西向東錯落排開。這座民國四合院,曾是無數青年奔赴延安的中轉站——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

1936年10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從陜北采訪歸來,在七賢莊短暫停留,見到了劉鼎安排到西安的史沫特萊,還有剛從南京脫險、在七賢莊扮作女傭的丁玲。

丁玲后來回憶在西安的一個月:到西安后住在一個牙醫家,“表面上是牙醫診所,實際上是我們的交通站。”有一天,牙醫說殺幾只小雞,有客人來。她到客廳一看,是史沫特萊,還有一個男士,就是斯諾。“他從保安出來,我到保安去。他把他拍照的紅軍、紅小鬼許多照片,給我們看。我們用三種語言(史沫特萊和斯諾用英語,我用中文,牙醫用德文)唱《國際歌》。”

斯諾展示的那些照片,后來收入了無人不知的《紅星照耀中國》。但很少有人知道,斯諾能去陜北,正是得益于紅軍與東北軍之間的秘密停戰。他在書中寫道,得知“陜北方面的戰斗已暫時停止”,判斷到前線去應當是可能的,這才著手安排行程。

更鮮為人知的是,斯諾與丁玲、史沫特萊相聚的牙醫診所,也就是七賢莊一號院,正是劉鼎在中共中央指示下、經張學良默許創建的秘密交通站。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缺醫少藥。1936年春夏,兩次膚施會談后,周恩來指派劉鼎,在西安設一個秘密交通站。恰好七賢莊竣工不久,正待出租,又離火車站不遠,劉鼎一眼相中,花200塊銀圓租了下來。

為了掩人耳目,劉鼎通過史沫特萊牽線,從上海請來德國牙醫馮海伯。對外,這里是馮海伯牙科診所,馮海伯是張學良的牙醫;對內,它卻是中共最安全的一個秘密交通站,藥品、醫療器材從這里源源不斷地轉運至蘇區。

診所開張后,劉鼎又從上海請來了涂作潮。此人曾在中央特科當機務員,代號“木匠”,最擅長架設電臺。他先在張學良公館安裝了一部小電臺,方便直接與中共中央聯絡。隨后,在七賢莊地下室架起了一部100W 的大功率電臺,向全國轉播紅色中華通訊社的新聞,爭取更多力量抗日。

電臺往來之外,戰場上的默契也在加深。石八民舉了個例子,瓦窯堡就是中共“讓”給張學良的。蔣介石一直逼東北軍“剿共”,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主動從瓦窯堡撤出,搬到保安縣城(今志丹縣),正是為了讓張學良有所交差。

張學良也投桃報李,想方設法給紅軍送槍支彈藥、法幣銀洋和各種慰問品。慰問品里有幾罐煉乳,還救了正患重病的鄧小平。

那是1936年,鄧小平得了嚴重的傷寒,昏迷不醒。當時他已無法進食,只能煮點米湯吊著命。恰在此時,張學良派副官慰問紅軍,送來兩車食品、香煙等物資,其中就有罐裝煉乳。1991年,楊尚昆對鄧小平的女兒毛毛說起了這段往事:“全靠那些煉乳,救了你爸爸的命。”

毛主席的親筆信

紅軍與東北軍的合作漸入佳境,但在西北,還有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那就是楊虎城的十七路軍。

說起來,中共在西北的秘密統戰,更早接觸的不是張學良,而是楊虎城。早在1935年12月初,毛澤東就派汪鋒攜帶親筆信,赴西安爭取十七路軍與紅軍共赴抗日。

汪鋒時年25歲。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前,他在十七路軍地下組織里干過多年,部隊中熟人不少。臨行前,毛澤東叮囑他:談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險性。談判一定不要決裂,要談和。

喬裝成商人的汪鋒上路沒多久,就遇上了麻煩。在國民黨統治的長武縣境內,兩個便衣攔住他,一番盤查,從他的皮衣夾層里,搜出了毛主席致楊虎城的親筆信。汪鋒心里一緊,隨即穩住神,原來這兩個“土特務”一看信是寫給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的,頓時瞠目結舌,不知如何發落。

汪鋒索性擺出國民黨大官的架勢,大聲呵斥:“你們這樣亂搞,楊主任知道了,對你們和你們的上司都是不利的。”特務一聽更慌了,連忙坦白自己是長武縣政府派來的。可巧,汪鋒認得長武縣縣長黨伯弧,知道他是十七路軍的老人,便順勢說自己是十七路軍的高級情報人員,奉楊先生之命辦事,和黨縣長是老朋友。特務信以為真,不僅請他吃飯,還把信還給了他。

等見到黨伯弧,汪鋒干脆把此行的任務挑明。黨伯弧面有難色,汪鋒便出主意:讓黨伯弧以“押解”之名,派親信把自己“押送”到西安。于是,大卡車拉著汪鋒和負責“看押”的幾個大兵,三百多里路,有驚無險地開進了西安綏靖公署。

沒想到,楊虎城看了汪鋒帶來的親筆信,態度并不熱情。

楊虎城不是沒有抗日的想法,他是國民黨陣營中最早公開主張抗日的封疆大吏之一。他也不是沒有接觸過共產黨,石八民用了一個詞——“藕斷絲連”,來形容楊虎城與共產黨的關系,“他的部隊里好多人都是共產黨。”這也是中共最早把統戰目光投向楊虎城的原因。

從1922年蟄居陜北榆林養病、結識共產黨人魏野疇算起,十幾年里,楊虎城身邊始終“赤色”未斷:秘書米暫沉、省政府秘書宋綺云(“小蘿卜頭”的父親)、隨從副官張漢民,甚至妻子謝葆真,都是共產黨員。1930年,楊虎城主政陜西,秘書長一職任命了知名共產黨人南漢宸,直到蔣介石通緝南,才將其秘密送走。1933年,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還與進入川陜的紅四方面軍,訂下過互不侵犯協議。

最耐人尋味的是,楊虎城曾兩度申請入黨。1927年冬,白色恐怖正盛,楊虎城提出入黨,“希望能做第二個賀龍”。但當時“左”的指導思想占主導,收到申請的中共河南省委嫌他的部隊“系土匪和民團湊合”,沒有同意。1928年赴日療養時,楊虎城又向東京支部遞交申請。這一次,上海的中共中央點頭了,可批復函送達東京時,楊虎城已回到上海,入黨手續終究沒辦成。

這樣的楊虎城,面對持毛澤東親筆信的汪鋒,為什么沒有立刻答復?石八民解答了記者的疑惑:“楊虎城雖為封疆大吏,但始終在夾縫中求生存。他跟張學良的生存環境不一樣,實力也相對弱小,因此一直比較謹慎。”

當時,西安城到處都是蔣介石安插的特務,楊虎城并不認識汪鋒,他擔心:萬一這封信是南京方面偽造來試探他的,那可就麻煩了。

楊虎城一面招待汪鋒住下,說容他考慮一些時日;一面急派手下,去尋自己的舊識——共產黨員南漢宸,要弄清汪鋒究竟是何等人物,是否真的是毛澤東所派。

南漢宸其時隸屬于中共北方局,楊虎城的人趕到時,南恰好外出。最終替他走這一趟的,是北方局情報部部長王世英。王世英剛過而立之年,卻已在地下戰線摸爬滾打多年。蔣介石的特務機構復興社、藍衣社都有他安插的人,早年還在楊虎城麾下任過職。派這位“老朋友”前去證明汪鋒的身份,再合適不過。

楊虎城與王世英的談話,同樣極度隱秘。王世英后來回憶:“楊同我談話害怕暴露,因為他部下有一個師長叫馮欽哉,同蔣介石有勾結。因此,楊要王菊人(楊的秘書)把我引進一間大廳側面的房子里,把門鎖上,不讓旁人知道。楊假裝要休息,到大廳的另一房間脫衣睡覺。他等身邊的衛兵、馬弁都出去了,才穿好衣服找我單獨談話。”

幾番密談,汪鋒的身份終得確認。經過汪鋒、王世英與楊虎城幾度晤面,1936年4月,十七路軍與紅軍初步達成共作抗日準備等口頭協議。

也是在這年春天,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王炳南回到西安,做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他與楊虎城是世交,早年留學海外,便是楊資助的。老友重逢,楊虎城對他更是無話不談。

8月,毛澤東再派機要秘書張文彬赴西安,面呈又一封親筆信。他在信中誠懇地勸楊虎城:“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愿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于無損有益之地位。”隨后,楊虎城親見張文彬,密談約兩小時,雙方正式簽訂互不侵犯、取消經濟封鎖、建立軍事聯絡等協議。楊虎城還同意張文彬作為紅軍代表長駐西安。

幾乎與此同時,葉劍英以中共中央常駐東北軍代表的身份秘密抵達西安,化名“楊先生”,住進了東北軍六十七軍副官王政租下的一處院子——代號“六國飯店”。

至此,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西北抗日大聯合正式形成。

神秘的“紅色牧師”

東北軍、十七路軍與紅軍的暗中聯絡,蔣介石并非毫無察覺。

1936年3月5日,張學良與李克農洛川密談當天,駐洛川六十七軍的復興社分子劉宗漢,便將情況密報戴笠,戴笠隨即向蔣介石打了報告。到了年底西安事變前夕,蔣更是當面敲打王以哲:“你軍部的電臺經常和共產黨通報,你還以為我不曉得,我早就知道你們的這些舉動……”

然而,敲打歸敲打,蔣對“通共”早已見怪不怪。自紅軍長征以來,地方軍閥為保存實力暗中放水,并非新鮮事。況且,在他眼中,拜把子兄弟張學良不過是個“年輕的家伙”。他頗為自信地認為,“通共”只是東北軍某些下屬的問題,張本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翻不了天。

蔣對東北軍與紅軍的聯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或許還有一層鮮為人知的原因——1936年,南京在“剿共”的同時,也曾悄悄向中共遞出“談判”信號。

這年開春,一位牧師從上海來到西安,求見張學良,開口就要借東北軍防區,進入紅區。他自稱姓周,名繼吾。張學良一盤問,他亮出了一張孔祥熙親筆簽署的“西北經濟專員”委任狀。張學良頓生疑竇:國民政府派人,跑到共產黨的地盤調查什么經濟?一個電話打到南京核實,這才知道,此人竟是南京方面派出的密使,要去陜北與中共中央聯絡。張學良只好派私人座機,把牧師送進膚施,再轉瓦窯堡。

這位密使真名叫董健吾,公開身份的確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師。對于熟悉《紅星照耀中國》的讀者而言,他有一個更為人所知的名號——斯諾筆下的“王牧師”:

我得到的指點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館去,要一個房間住下來,等一個自稱姓王的先生來訪……他會設法給我安排搭乘——他們這樣答應我——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紅區!

我在旅館里住下來后過了幾天,有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身穿一件灰色綢大褂,穿過打開著的房門進來,用一口漂亮的英語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個富裕的商人,自稱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個朋友的名字,并且還以其他方式證實了他就是我等的那個人。

最終,王牧師安排斯諾搭乘東北軍的卡車,順利抵達陜北。斯諾在書中寫道:“我現在也還不能泄露他的真實姓名。”多年后,人們才從解密檔案中確認,王牧師就是董健吾,也正是前文勸說劉鼎到張學良身邊工作的那個地下黨員。他之所以能護送斯諾去陜北、能說動劉鼎赴西安,正是因為這次充當密使,先行把通往陜北的路探了一遍。

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幫南京“送信”,是因宋慶齡的推薦。在彼時國民黨高官眼中,董健吾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宋家購買古董字畫的“高參”,沒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宋慶齡推薦他時,宋子文欣然同意,為了途中方便,還請孔祥熙為他簽署了那張委任狀。

董健吾此行,悄悄接通了國共高層之間中斷近九年的聯系。只可惜宋慶齡一番苦心安排,南京所謂的“談判”,卻終究只是個幌子。1936年夏天,兩廣事變(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為名起兵反蔣)平息,蔣介石騰出手來,立刻轉頭向西,調兵遣將,繼續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剿共”。

然而,蔣介石還是過于自信了。他沒料到,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抗日決心,竟如此之堅定。

逼出來的西安事變

1936年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在任弼時、賀龍率領下,抵達寧夏將臺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合。至此,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歷時兩年的萬里長征宣告勝利。

同一天,蔣介石夫婦的專機自南京起飛,落在西安機場。此行只有一個目的,蔣介石要力挽西北“每況愈下”之局勢,完成徹底消滅“共匪”之大志。

10天后,蔣離開西安,飛抵洛陽。10月31日是他的五十整壽,去洛陽,避壽是名,調兵是實。不料壽宴未散,張學良遞了話,繼續“剿共”不是上策,團結一致抗日才是上策。蔣不耐煩,轉頭對洛陽軍官分校訓話,把話挑明:“勾結日本者是漢奸,勾結共產黨者也是漢奸!”張學良聽了神色大變,晚年口述講到這一幕,依然情緒難平:他“就是罵我”,“我心里很難過,我就嗚嗚哭了……”

11月23日,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等救國會領袖,這就是“七君子事件”。張學良大受刺激,他后來曾談到“七君子”之一章乃器:有一次,他向章乃器勸募“獻機”捐款,章當面回他:“你們若是真是為了抗日,我愿意連褲子都賣了去買飛機,但是,你們從事內戰,殺害自己的同胞,我絕對一個銅子也不出。”

這樣的愛國人士竟被投進牢里,張學良看不下去。12月2日,他只身一人,駕機飛到了洛陽,請蔣介石釋放“七君子”。蔣不允,張急了:“委員長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么區別?”蔣也勃然變色:“全國只有你這樣看,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

話談到這份上,蔣介石也看出張學良無心“剿共”。12月4日,他再到西安,親自“督戰”。與此同時,陳誠、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等軍政要員相繼趕到,中央軍沿著隴海線壓向潼關,連為蔣介石祝壽捐獻的70架新馬丁式轟炸機,也開到西安、蘭州待命。

陣仗擺開,蔣向張、楊攤牌:要么帶兵到陜北“進剿”紅軍,要么讓出陜甘給中央軍,東北軍調福建,十七路軍調安徽。這是把張、楊二人逼到了絕路,但他們還抱著最后一線希望。

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謁蔣,說到沉痛處,聲淚俱下,但蔣不為所動,反斥他年輕無知。張大約是絕望了,這天下午,他給中共中央發報,催葉劍英速來西安,“有要事待商”。葉劍英數日前剛離開西安,中共中央并沒有意識到電文中的“要事”是什么,只回電,葉要15日才能到。

8日上午,楊虎城再到華清池勸蔣,亦未果。石八民告訴記者,就是在這一天,張、楊有了“扣蔣”的想法,但行動的日期還沒有確定。

第二天是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的日子。西安上萬青年學生走上街頭,高喊“停止內戰”“槍口對外”,隨后又向臨潼進發請愿。

蔣電令張學良阻止,如果學生不聽,則“格殺勿論”。張乘汽車趕上請愿的隊伍,向學生承諾:“你們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證實現,一星期內用事實答復你們。”這才制止了一場流血事件。

當天晚上,張學良與蔣介石長談,卻被罵是“兩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蔣又代表學生?張不高興,蔣還接著說,這些學生來了我用機關槍打。這句話可把張學良氣壞了,兩人大吵起來。“你機關槍不打日本人打學生?”半個多世紀后,張學良把那天咽下去的話,告訴了自己的忘年交、臺灣作家郭冠英。

與蔣大吵之后的第三天,西安事變爆發。12日拂曉,華清池槍響。蔣介石翻墻逃至驪山背坡,被搜出時只著寢衣。晚年時,張學良談及這一驚天巨變,說了一句:“西安事變就是逼出來的!”

12日,張、楊通電全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八項主張。消息傳到保安,中共中央做出部署,由周恩來負責,到西安開展統戰交涉。最終,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頂住國內外重重壓力,力促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這三支隊伍番號不同、處境各異,卻因“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共同目標走到一起,匯成了扭轉時局的合力。此后,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呼聲漸成大勢,全民族抗戰的洪流再也不可抗拒。

參考書目: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回憶西安事變》;張友坤《張學良身邊的共產黨人暨西安事變記事》;米暫沉著、米鶴都整理《楊虎城將軍》;《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等。

感謝張友坤先生、郭冠英先生對本文采寫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