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攝影”:一個應當較真的詞
近幾年,“AI攝影”這個組合詞頻繁出現在社交平臺、媒體文章乃至學術探討中,似乎已被非常自然地談論了。考察“AI攝影”的語用實踐可以發現,其所指稱的對象大致有二:其一,是由人工智能程序依據指令直接生成的、具有攝影外觀的圖像,即一種AI生成圖像;其二,是攝影器材所攝并經由內置AI算法處理的照片。在后一種情形中,AI雖介入測光、對焦、場景識別、多幀合成乃至像素級圖像重建,但光從對象出發,穿過在場的攝影者所調試過的光學系統,最終在傳感器上留下痕跡這一攝影過程,依然是一種前提性的存在,也就是說,這種AI化的攝影行為并未徹底切斷圖像與外在世界間的帶有索引性質的關聯,稱其為“AI攝影”在邏輯上并無不可。實際上,真正值得審視的,是第一種情形。當“AI攝影”被用來指稱那些并非由光繪就,且并非源于鏡頭前實存之物的圖像時,這個命名的合理性在哪里?
“AI攝影”的一個悖論
命名時常隱含著本體論層面的指認,而概念的清晰是實踐得到恰當的文化定位并據此有效展開的基礎。因此,對“AI攝影”的概念考察與本體辨析,實際上關涉著我們如何理解新一輪技術變革下的視覺生產。
在中文里,“攝影”與“照相”在構詞邏輯上幾乎如出一轍。“攝”是捕捉、攝取的動作,“影”是光影投射而成的虛像;“照”是對準、映照的動作,“相”是對象的外在形貌。兩個詞都呈現為“動詞+賓語”的組合結構,且都包含了一個共同的前提——拍攝行為是對既存之物的捕獲與固定,而非對尚未存在之物的憑空創造。它或許被選擇、被框取、被修飾,但它不能不首先在場。“攝影”的英文對譯詞是“photography”,其詞根指向十分明確。“photo-”源于希臘語的“光”,“-graphy”則意指“書寫”或“描繪”,合起來便是“光繪”,即由光完成的繪畫。這一命名所強調的,是光這個物理要素在圖像生產過程中所居的核心位置。無論攝影技術如何演進,光始終是那個不能被替換的要素。一張照片之所以為照片,不在于它看起來像什么,而在于它如何被生產:它必須是由光在某種感光介質上留下物理痕跡的結果。光本身也是一種中介,一端連接外在世界,另一端抵達感光介質。而無論是中文的“攝—影”“照—相”結構,還是英語的“光—繪”結構,攝影都在詞源深處與外在世界建立了不可拆解的聯系。這個聯系是攝影之所以能夠被稱為“攝影”的規定性條件,而不是某個可有可無的次要屬性。
既然“攝影”與“照相”具備同義性,邏輯上,若我們承認“AI攝影”概念的合理性,那么也必須承認“AI照相”的合理性。然而,倘若將“AI攝影”改為“AI照相”,其中的別扭感便清晰地顯現出來。這種語感上的不適,當然不是源于這兩個后綴詞有多么不同,而是因為“照相”更為直接地暴露了問題的實質。“照相”必須“照”一個“相”。當沒有這樣一個“相”存在于鏡頭之前時,“照”這個動詞便懸空了,賓語的消失導致這個動賓結構的邏輯塌陷。一個無“相”可照的“照相”,在語義上無疑是一種悖論。所以,當我們用“攝影”去命名AI圖像生成時,其實是在用一個保留了濃重物理痕跡的詞匯,去指稱一個完全運行于圖像數據空間中的概率分布的計算行為。
“AI攝影”的代價
從圖像經驗層面審視,一些人之所以如此自然地以“AI攝影”指稱AI圖像生成,主要原因是它對“攝影性”的精密偽裝。通過學習人類視覺經驗中的各項元素,AI圖像復刻了攝影在百余年演變中形成的一系列視覺特征。它模仿大光圈的景深幻覺,模擬特定膠片乳劑的顆粒感與色彩傾向,甚至復制某些老款鏡頭的邊緣畸變。這些偽裝,在生產邏輯與符號性質上完全不同的兩種圖像間,有效地制造了同一性的錯覺。此外,從日常語言的角度看,一種通行說法的形成有時是概念推廣的結果,有時則是基于大量使用者不經意間的共同選擇。“AI攝影”屬于后者,它從未被誰鄭重其事地發明出來,而是在討論新事物時,語言習慣自然而然地挪用了最為接近的舊詞匯。這種情形在技術史上屢見不鮮,比如,汽車最初被稱為“無馬馬車”,電話曾被稱為“說話電報”,計算機剛剛出現時被稱為“電子大腦”。新事物借舊詞之殼登場是一種必要的認知簡化策略,它使我們可以調用已有經驗去認識陌生的事物,減輕理解上的負擔。
舊詞匯在提供理解之便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入自身的歷史。當“攝影”被挪用到AI圖像生成領域,它帶來的不僅是“生產圖像”這一表層語義,還有一整套關于客觀、在場、證據、索引性等要素的“文化契約”。人們天然地傾向于相信一張照片對應著某個曾經存在過的場景,這種信任已被諸多理論家反復論及。新聞攝影、紀實攝影、法庭證據攝影,乃至藝術攝影——這些實踐的效力,均全部或部分地建立在這種共識之上。而當“AI攝影”的說法使算法生成的、具有攝影外觀的圖像在“攝影”的名義下流通時,上述共識便面臨被悄然稀釋的風險,因為“AI攝影”這個稱呼模糊了二者之間的本體論分野。
AI圖像與攝影之間存在著難以彌合的裂隙。AI圖像是關于攝影再現的再現。它的邏輯是計算的、統計的,而攝影的邏輯則是物理的、因果的。當詞與物之間已然錯位,卻繼續沿用舊詞,便意味著讓“攝影”這個在詞源深處承諾了“光”與“在場”的術語,去為一個二者皆無的新事物作保。進而應思考,在攝影實踐層面,是否有必要在攝影展覽中專門設立AI圖像單元?若有必要,又應如何確立并呈現這一單元與整個展覽的關系?在理論思考層面,它所觸及的一個基礎問題是,若以“AI攝影”指稱AI圖像生成,便意味著要在AI圖像生成與攝影之間建立“種”與“屬”的邏輯關系,將前者視作后者延續性的技術迭代。倘若不建立這種關系,AI圖像生成之于攝影論域便幾乎是一個外在之物,那么當攝影理論試圖將它納入討論時,就無法自然而然地延續此前的線性史觀。因為,以何種方式將外在之物引入既有的言說范疇,必須預先澄清。然而,由于概念使用混淆了二者關系,一些論斷諸如“AI顛覆了攝影的客觀性”“AI重構了攝影的本體特征”等,就大有推敲余地,很容易造成技術焦慮與理論迷霧。
在批評與討論中,“AI圖像生成”“AI圖像”等詞匯或許是更經得起推敲的表述。它們的指稱范疇足以容納各種由算法生成的視覺產品,同時不會造成“這是攝影”的暗示。當然,這不意味著故步自封地認為“攝影”一詞的內涵永不變更。語言是活的,詞匯的語義邊界在一代代人的使用中持續移動。然而,澄清“AI攝影”這一概念的錯位與代價,絕非出于一種技術保守主義的觀念防御,更不是為了貶低AI圖像生成技術的諸多價值。相反,AI生成圖像應當在視覺文化的版圖中找到屬于它自己的位置,而只有將它從“攝影”的舊殼中剝離出來,承認其作為一種全新圖像生產技術的本體論特性,我們才有可能避免力有不逮地用舊尺子去丈量新大陸,才有可能給予AI圖像生成技術恰切的實踐判斷與理論觀照。
語言并不只是思維的工具,它同時約束著思考的限度,而對詞語的較真,歸根結底是對思想的較真。AI圖像生成技術的諸般能力必須被認真對待,而認真的第一步,便是呼之以恰切之名。
(作者鄭家倫系內蒙古藝術學院戲劇影視學院講師,李百曉系山東女子學院傳媒學院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