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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文學與影像互相打量,“故事的兩種光亮”如何輝映?
來源:北京青年報客戶端 | 韓世容  2026年11月10日08:24

11月8日上午,作為“明亮時刻——花城出版社45周年暨第九屆花城文學獎”系列活動之一,“故事的兩種光亮——文學書寫與影像表達”對談活動在廣州阿那亞舉行。李修文、魯敏、蔡崇達、班宇四位橫跨文學與影視的寫作者,與花城文學院簽約評論家劉大先一起,圍繞文學書寫與影像表達之間的重合、分歧與相互塑造,展開對話。

文學與影像作為表達形式,有什么差別和相同之處?一開場,劉大先就拋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在他看來,文字是抽象的符號,閱讀是線性的、可以反復反芻的;影像則以光影敘事,是集體創作的產物,直接作用于感官,可能會帶來不一樣的審美感受。幾位嘉賓從各自與影視產業打交道的一線經驗出發,反復掂量文學與影像之間哪些東西可以重合、哪些東西注定無法彼此翻譯。他也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結論:最杰出的文學作品幾乎改編成電影都沒有太成功,反而是一些二三流的原著小說獲得了特別棒的改編。

“寫作靠一個人就是千軍萬馬,可是在電影行業就是千軍萬馬,都未見得能夠合成一個人。”“花城文學獎”獲獎作家、花城文學院簽約作家李修文說。他應寧浩導演邀約,加入其發起的壞猴子計劃近十年,參與過《我不是藥神》《二手杰作》《歡迎來龍餐館》等多部作品,深感文學與影視是兩種不同的產業形態。在他看來,把文學性轉譯為可表達的視覺體驗是極其艱難的。

“我自己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也時刻感覺到一種顯性的分裂。”李修文表示,電影的本質是科技進步的產物,伴隨科技進步人類需要一個更加綜合的視覺體驗,而小說或者純文學要求的是隱晦的、曖昧的、難以分辨的、隱秘的沖突,兩者之間的轉譯并不容易,因此也幾乎不存在讓原著作者特別滿意的影視改編。“電影和文學本身,和我們自己的寫作真的是兩碼事,討論異和同,在我看起來同不了,我們只可能在選擇電影美學的時候達到某種同,如果能夠達到,其實就已經非常了不起了。但是我覺得這也是文學的偉大之處,文學總能夠讓每個人眼中都能從文本上找到意義,給這些導演們提供各種各樣的層出不窮的一個新世界。”

在作家、魯迅文學獎得主魯敏看來,文學寫作當中有非常龐雜的、復雜的、冒犯的,甚至說是混亂的線條,而導演做的是選擇與舍棄,用自己最在乎的那條線索重新組織一個視覺世界。“從文學作品到影視,它有的時候會很成功,但如果當文學作品探討的是普遍意義上更生活化的內核,它做影視化是非常考驗人的。”

魯敏表示,文學和影像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應對大眾不同的藝術需求,許多文學作品專注于生命和生活的日常,但把這些內容影視化的時候,期待情緒價值和強戲劇性的觀眾難免會產生心理落差。“觀眾有一種心理期待,就是我都看電影了你還不讓我跌宕起伏一下?但是如果看文學作品,有的時候就覺得我可以有一個耐心的、靜水深流的方式去進入生活的暗處。”

“花城文學獎”獲獎作家、花城文學院簽約作家蔡崇達從自身作品《皮囊》被改編為《浪浪人生》的經歷出發,提供了一個“轉譯困難”的案例。他透露,早在《皮囊》還是樣書時,韓寒和劉德華就分別表達了改編意愿,三人甚至拉了一個群,但他們的“心動點”各不相同。蔡崇達對于影視改編的感觸是,一個導演被一本書激發的東西,往往是他自己“耿耿于懷”的某個點,只是借由文本找到了容器。“我寫文章的原因不是他們想改編的原因。”他說:“影視的表達者跟原作者想要表達的最重要的點,剛好完全契合,幾乎真的就是一個特別幸運和偶然的事情。”

蔡崇達表示,自己寫小說的原因是“在那個世界有我們糾結、在乎、耿耿于懷、在乎又很希望能夠理解和表達的部分”。他覺得,在影視工具逐漸便利化的當下,或許文學創作者可以借助工具來呈現一個完全按照小說作者的希望來表達的故事。

花城文學院簽約作家班宇參與過《漫長的季節》《掃毒風暴》等影視劇創作,他直言影視和文學創作肯定是兩個不同的工種。他分享了自己在《掃毒風暴》劇組的感受,稱在劇組反而過著一種“特別文學的生活”。“‘文學’是‘并非一種日常’的表述,而是你的時空總是在折疊。”“劇組是接觸此刻中國現實的一種特別現實的方式。”對作為寫作者的班宇來說,參與影視創作可能是一種暫時改變,或者逃離自己日常生活的方式,但他笑言,真正進入之后,又會很快想回到文學創作中去。

當討論從“作品之間”轉向“寫作者內部”,一個更隱蔽的問題浮現出來:影像表達是否已經在重塑文學的感受方式、敘事本能乃至對“什么值得寫”的默認判斷?劉大先表示,當下已經進入以視聽文化為主導的時代,進行文字閱讀的人越來越少。“媒介這個東西它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強大,我們使用某種工具,那個工具反而會作用于人本身。”

那么,影像表達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寫作者本人?

李修文坦言,影像表達對自己的影響非常大,現下大家要更認清純文學主體性的問題。“就是當影像本身具備文學書寫的功能和能力之后,我們甚至都不要指望電影和電視劇,尤其是微短劇能從我們文學里頭拿到更多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還能不能像上一個年代那些作家那樣,提供給導演那些東西,激發他們不同的感受?”他認為,在新的媒介語境下,文學需要搶奪屬于戲劇的,屬于游戲的,屬于影視劇的主體性,“把它拿過來為我所用”。

“過去說文學是藝術之母,現在誕生的藝術門類已經如此強大茁壯,壓過了媽媽這個角色。”魯敏的感受更為具體,也更為“肉身化”。她覺得這些藝術形式的發展非常大程度地影響了寫作,她以長篇小說舉例,“我們曾經有個說法,長篇應該有長度、難度、深度、廣度,這是一個考量長篇的很重要的標準,但是現在我們到出版社去談書,出版社的編輯會非常客氣而委婉地提示你,可能不要寫得太長,你如果太長了,甚至建議你要刪減一點。”

魯敏以前會注重心理活動,但現在從文本上也會有取景器的概念,似乎有虛擬機器在拍攝,不知不覺以一種非常視覺化的方式來寫日常的體驗。“很難來描述電影和文學在敘事和處理上的差異,沒有說誰對誰錯,可能大家的考量的點不一樣。”她談到自己的新書《此時此刻》,五十多歲的女主角在文學層面是一個有豐富生命體驗的人,但影視公司卻會覺得觀眾不愛看。因此她也會思考,影視化的考量標準無形中對寫作本身產生影響,“適合影視化改編”對于作家來說真的是贊美嗎?

蔡崇達則反問了另一個頗具深意的問題:如果文學的表達好像被影視等形式所擠占,為什么大家現在還會覺得沒有想要看的電影?在他看來,文學和影視的產業性不同:影視是一個大團隊作業,成本很高,商業電影必須要在大眾里起作用,必須擊中大眾;而文學出版就算沒有很多人看,依然能夠容納作者的表達空間,所以文學出版寫作會更豐富。“為什么很多影視去文學里找改編,因為他們需要瞄準某個點,因為他們太拘謹了,太緊張了,反而文學里很多蓄水池,能探索很多他們沒想到的可能可以擊中大眾的點。”

曾在《中國新聞周刊》等媒體工作,蔡崇達稱自己的寫作受到媒體經歷影響最多。當時,每周選題會他都要考慮人性正在對哪些點感到敏感。“我的新聞寫作就會導致說我寫作每個句子都害怕不被現在的人心所需要。”他坦言,自己的寫作中場景描寫很少,因為“影視語言在場景上是大大超過文字語言的”。但他同時確信,文學對于內心糾結的描述恰恰是其他工具無法抵達的領地。他表示,現在的影視行業和出版行業都受到挑戰,可能也是因為“現在的表達能觸達人心的能力太弱,觸達人心的作品太少”。

班宇表示,自己不僅是寫作受到影像表達的影響,閱讀趣味也受影像表達的影響。“我覺得我寫小說的時候,如果說受影像影響,最重要的可能還是類似蒙太奇這種手法,這是最簡單的一個,比如說上一段是一個場景,然后跳切到下一段是一個什么場景。”

在班宇看來,影視的滯后其實很難讓創作者去預判未來的觀眾喜好,“你沒有百分百的預知能力,說當時我們需要講述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對2029年的人來說,意味著還是新鮮的,還是可感的,還是能被觸動的。”他覺得影視劇和寫小說有時候是一樣的,需要恢復自我,想清楚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是什么。“創作的時候,我覺得我可能不太會去想有多少受眾,而是真實地把我所想所感知所思盡量精確地表達出來,我覺得這個事兒可能是對于所有創作者來說最為愉快的一個事。”

此次對談并不是要在文學與影像之間分出高下,而是把兩者放回各自的創作機制與接受邏輯中重新打量。“兩種光亮”之間,既有交匯的可能,也有難以化約的差異,兩者可以互相激發,卻很難彼此“忠實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