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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北上》《風聲》《星空與半棵樹》等根據(jù)文學作品改編音樂劇陸續(xù)登上舞臺—— 好的改編,讓文學在劇場里持續(xù)“生長”
來源:文藝報 | 陳 寧  2026年11月09日07:50

音樂劇《風聲》劇照

近日,根據(jù)麥家同名小說改編的音樂劇《風聲》升級版亮相北京。經(jīng)過首輪巡演的市場檢驗和近一年的打磨升級,此番上演,該劇已積累百場演出經(jīng)驗。與此同時,根據(jù)龍一同名小說改編的音樂劇《潛伏》、根據(jù)陳彥同名小說改編的音樂劇《星空與半棵樹》已啟動創(chuàng)排,即將與觀眾見面;《簡·愛》《青春之歌》《北上》《長安十二時辰》等已上演的音樂劇,同樣脫胎于文學文本。越來越多的創(chuàng)作者選擇以成熟文學文本作為音樂劇改編的藍本,顯示出行業(yè)對文學資源的重視。音樂劇產(chǎn)業(yè)市場化程度較高,選擇文學作品進行改編,有多重現(xiàn)實考量:借助原作自帶的影響力和受眾基礎,依托成熟的故事框架,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原創(chuàng)敘事的風險。但一部改編作品能否立得住、走得遠,從來不是取決于IP的一時熱度,而在于原著蘊含的思想內核能否完成有效的舞臺轉化。優(yōu)秀文學作品為音樂劇注入思想厚度,是舞臺創(chuàng)作寶貴的精神源泉。

一度創(chuàng)作:從“紙上文本”走向“劇場表達”。文學作品的思想性,尤其是小說的思想性,并非直白的文字陳述,而是藏在敘事結構、人物命運、語言表達和時代洞察之中。有觀點認為,越有思想性的文學作品越難實現(xiàn)舞臺改編。對音樂劇創(chuàng)作來說,這一特性更為突出。音樂劇不能靠大段臺詞鋪陳思想,更不能把文學理念直接搬上舞臺。因此,改編的真正難點,不在于是否亦步亦趨地“忠于原著”,而在于能否把文學所蘊含的思想內核轉化為戲劇行動、音樂結構和舞臺表達,并在觀演中完成意義的再生。換言之,改編的核心命題,就是實現(xiàn)從“紙上文本”到“劇場表達”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

落到創(chuàng)作層面,一度創(chuàng)作首先要考量的,不是保留多少原著情節(jié),而是從文學作品豐富復雜的思想意蘊中,提煉出能夠對接當下現(xiàn)實、引發(fā)當代觀眾共鳴的支點。這個支點應回應時代關切、滿足人們的精神訴求,讓觀眾在劇場中產(chǎn)生共情,尋得某種精神出口。這個共鳴支點,正是改編應當抓住的思想內核。它錨定改編方向,也決定作品能否與所處時代建立真實的精神聯(lián)結。找準這一支點之后,還要把它轉化為人物的具體處境、抉擇與命運走向。文學作品的思想性常常依托敘述者的議論、心理描摹或象征結構來呈現(xiàn)。若想在音樂劇中延續(xù)原著的思想性與文學性,就需要借助具體的唱段、舞蹈段落、人物對白與行動(即戲劇動作和戲劇表達方式)來實現(xiàn)轉化。思想性不是角色口中宣講的道理,而是人物身處兩難之際,經(jīng)由行動顯露出的價值立場。改編要做的,就是凸顯具有戲劇性的人物處境、人物行動與人物命運。

歌詞是一度創(chuàng)作中文學性轉化最獨特、也最見功力的環(huán)節(jié)。它的難點不在于辭藻的華麗,而在于讓歌詞進入人物內心、推動戲劇行動、塑造人物性格,并參與全劇主題的音樂化呈現(xiàn)。在人物內心層面,歌詞要承擔抒情功能,表現(xiàn)人物的內心抉擇、思想與情感。獨唱段落尤其應讓人物把最隱秘的想法、最深層的思想矛盾唱出來,用歌唱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把文學中原本靠敘述者交代的心理內容轉化為角色自己的聲音。在戲劇行動層面,歌詞要承擔推進劇情的功能。唱段不只是停下來抒情,它往往同時是人物在具體情境中采取的行動——說服、拒絕、懇求、威脅、表白、決裂等。人物在演唱中行動,在行動中推進劇情,其思想立場也在這一演唱行動中傳遞出來。在人物塑造層面,歌詞要承擔角色塑造功能。不同人物應有不同的音樂語言、詞匯習慣和節(jié)奏氣質,唱段即是人物性格、身份職業(yè)和價值立場的名片;一個人物唱什么、怎么唱,就塑造了他是什么樣的人、持什么樣的思想立場。最后,在全劇主題和音樂結構層面,核心唱段往往承擔揭示主題的作用,而唱段之間的呼應、變奏與再現(xiàn),則使思想在音樂結構中反復呈現(xiàn)、層層深化。因此,音樂劇的歌詞創(chuàng)作,不能只追求辭藻的華麗,而要按照人物、行動、主題和音樂結構的需要來設計唱段,使歌詞真正發(fā)揮其在音樂劇中的多重作用。

以音樂劇《風聲》中李寧玉的唱段《請用愛將我掩埋》為例,歌詞的抒情、行動與主題揭示功能,恰好對應思想性轉化的三個遞進層次。李寧玉赴死前唱道:“人生如海,人命運如塵埃/噩夢中醒來,為世間吶喊,為蒼生而澎湃/……當我成尸骸,請用愛將我掩埋。”這段詞沒有直接將“信仰”宣之于口,卻把人物“個體如塵埃”的渺小感與“為蒼生澎湃”的決絕,直接轉化為可聽的動人歌聲。文學中原本需要敘述者交代的心理內容,在這里成為角色自我的剖白。同時,這段歌唱是李寧玉的一次告別、一次托付、一次對顧小夢最后的勸勉——她的信仰由此傳遞給顧小夢,讓顧小夢帶著這份遺志繼續(xù)前行。原著小說所傳遞的“信仰”,正是通過飽含人物思想情感的歌詞,在舞臺上獲得了新的表達。此外,音樂本身也參與思想表達:主題動機的貫穿與變形、調性的游移、配器色彩的變化,都可以成為思想的結構性存在。一度創(chuàng)作的根本任務,是讓思想從文學敘述中“脫胎”,進入戲劇結構與音樂結構,實現(xiàn)“新生”。

二度創(chuàng)作:將文學思想化為鮮活的舞臺行動。劇本和音樂所承載的文學內涵、思想意蘊,在未上舞臺之前仍屬于“紙上的文學”,必須經(jīng)由演員的二度創(chuàng)作,才能轉化為劇場中“在場的藝術表達”。在音樂劇的二度創(chuàng)作中,演員的核心任務不是進行臺詞、唱段和舞蹈動作的簡單拼接,而是以創(chuàng)造人物形象為中心,把劇本與音樂提供的內容轉化為可聽、可見、可感的舞臺實踐語匯。演員是藝術形象的創(chuàng)造者:人物在行動中流露情感,也在行動中彰顯文學意蘊。音樂劇演員的舞臺行動具有綜合性,需要借助臺詞、歌唱、舞蹈和形體動作等多種手段來組織;聲音的處理、節(jié)奏的控制、肢體的呈現(xiàn),以及調度中的停頓、轉身等,都是組織舞臺行動、外化人物內心的具體方式。比如,一段演唱的強弱處理,可以是人物內心掙扎的外部顯現(xiàn);舞臺調度中的停頓或轉身,可以是文學意蘊發(fā)生轉折的瞬間。文學性不是靠演員“說出來”的,而是靠人物“活出來”的。演員通過組織舞臺行動,在行動中表達人物的思想與情感,從而創(chuàng)造人物形象;劇本和音樂中的思想意蘊,也正是在這一行動過程中被轉化為可感知的劇場存在,使文學在舞臺上獲得血肉與呼吸。

以音樂劇《悲慘世界》中寇姆·威爾金森塑造的冉·阿讓為例。在唱段《帶他回家》中,冉·阿讓站在沉睡的馬呂斯身旁,雙手合掌,以近乎耳語的極弱聲唱出心底的愿望。這一行動并非單純的抒情:他俯身守護的是一個“素昧平生的年輕人”,祈禱的是“讓他活下來”,甚至愿意用自己的余生去交換。威爾金森的演唱讓冉·阿讓“巨大的道德分量”變得可信,也讓雨果筆下的人道主義精神獲得舞臺再現(xiàn)。雨果原著中的精神內核,依托舞臺行動轉化為可聽、可視的戲劇表達。人物形象之所以能承載文學意蘊,正在于演員用聲音與身體把抽象的“救贖”化為一個正在發(fā)生的行動。

當一度創(chuàng)作與二度創(chuàng)作完成之后,文學作品蘊含的思想性能否真正進入觀眾的審美經(jīng)驗,還取決于劇場中的接受環(huán)節(jié)。思想性無法借由直白說教完成傳遞,只能依托直抵人心的藝術表達。這種表達能否被接受,關鍵不在于創(chuàng)作者是否把思想、道理闡釋明晰,而在于觀眾能否通過觀察人物行動、理解人物動機、共情人物情感,主動參與作品意義的共建。就此而言,文學改編音樂劇中的思想轉化,既非機械復刻,也非刻板忠于原著,而是把原著內蘊轉化為觀眾可觀察、可理解、可共情的舞臺行動與音樂語匯,為觀眾的審美參與留出空間。作品的意義就是在“演員—人物—觀眾”的現(xiàn)場互動中不斷生成。

從文學文本走向劇場表達,不應是文學性與思想性的降格或簡化,而是文學換一種形態(tài)繼續(xù)存在——它從敘述者的文字中走出,融入人物的行動、音樂的律動和觀眾的體驗。優(yōu)秀的改編作品,能讓文學在劇場持續(xù)“生長”。

(作者系中央戲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