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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歷史的回響中書寫新生——評蕭南長篇小說《百鳥朝鳳》
來源:文藝報 | 陳定家  2026年11月09日20:49

長篇小說《百鳥朝鳳》以內蒙古農牧交錯帶上的水塘村為敘事原點,以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為時代背景,構建了一幅北方山村的變遷圖景。小說分為“鴻鵠志”“杜鵑血”“青鳥夢”“朱雀魂”四部分,以返鄉大學生、駐村干部、殘疾女性、革命老人四種視角展開敘事,形成了一種復調式的表達結構。從敘事策略、歷史意識、人物塑造三個方面,可以讀出這部作品如何為鄉村振興提供了獨特的文學表達。

《百鳥朝鳳》突破了單一視角的鄉村敘事模式,設置了四個不同的敘述主體,各自帶著不同的生命經驗與觀察視角,共同構成了一個多維度的鄉村認知網絡。

返鄉大學生羅旭的視角,既帶著對貧困家庭的創傷記憶,又懷有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既對土地存有深切的眷戀,又渴望掙脫土地的束縛飛向更廣闊的世界。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駐村干部劉奮勇。他的敘事透露著一個中年基層干部的疲憊與困惑:職場失意、身體透支、理想受挫。初到水塘村時,他懷抱的是一種近乎逃避的心態。安昶的出現改變了他——那個在扶貧路上犧牲的前任,用生命詮釋了什么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劉奮勇這條線索呈現了扶貧工作者的精神蛻變過程,讓讀者看到宏大政策背后那些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人如何被理想點燃,又如何將理想傳遞下去。

郭鳳的視角是這部小說最具原創性的設置。一個因小兒麻痹而行動受限的年輕女性,她的身體被困在殘疾的軀殼中,目光卻成為村莊變遷最忠實的記錄者。她觀察四季輪轉、人事代謝,也觀察政策的落地、產業的興起、生活的改善。當駐村工作隊幫助她發展電商銷售馬鈴薯時,她就成了鄉村變革的親歷者。這一視角提醒我們:鄉村振興不是抽象的宏大敘事,而是每一個具體生命獲得尊嚴與可能性的過程。趙國忠的目光則將當下與歷史連接起來。作為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黨員,他的記憶里儲存著這片土地最慘烈也最光榮的過往。他經常“看到”犧牲的戰友來與他嘮嗑,這使小說的歷史維度獲得了具象化的呈現。老人用一生的長度來丈量時代的變遷,他見證的鄉村巨變因此具有了歷史的縱深感。

四種目光在敘事中相互交織。羅旭的父親羅衛國,恰恰是劉奮勇和安昶幫扶轉化的對象;郭鳳的電商事業,與藍雨桐的民宿產業共同構成了水塘村的新業態;趙國忠的記憶,則為所有當下的努力提供了歷史參照。這種多視角的敘事策略,使《百鳥朝鳳》超越了單一主角成長小說的格局,獲得了更為豐富的社會內涵。

《百鳥朝鳳》的另一個獨特貢獻,在于它將鄉村振興這一當下命題放置在深遠的歷史語境中進行觀照。小說中大量穿插的歷史記憶,是構成作品精神質地的重要材料。

祖父羅永恒的經歷,是貫穿全書的一條歷史暗線。他八歲時被日軍抓去喂馬,在田家鎮慘案中目睹日寇對手無寸鐵百姓的屠戮,后來被土匪所救,又在解放戰爭中歷經生死,最終分到土地成為自食其力的農民。這條生命軌跡濃縮了中國農民從任人宰割到當家作主的歷史進程。當小說在結尾處呈現水塘村的新貌時,讀者會自然地將眼前的安寧與當年的血火相對照,從而更深刻地理解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歷史分量。

小說對饑荒記憶的書寫同樣值得關注。關和子在客車上講述祖輩“走西口”的經歷,丁戊奇荒中餓殍遍野的慘狀,饑民“易子而食”的極端困境,這些敘述建構了一個農業文明與自然災害漫長抗爭的歷史圖景。只有記住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的苦難,才能真正理解脫貧攻堅消除絕對貧困的文明意義。

《百鳥朝鳳》書寫歷史的方式不是線性的編年史式的敘述,而是將歷史碎片化地鑲嵌在當下敘事之中。羅旭從車窗看到遠山上的漢代烽燧和明代長城遺址,聽到秦二先生講述晉公子重耳“乞食于野人”的典故,在永興鎮豆腐坊里聽到人們對田家鎮慘案的追憶——歷史就這樣散落在日常生活的縫隙里,成為這片土地文化基因的一部分。這種處理方式避免了歷史敘事的冗長乏味,也讓歷史獲得了與當下對話的活力。

從關和子祖上為躲避饑荒走西口,到當代農民工進城務工,本質上都是在“離開土地”中尋求生機。而水塘村的鄉村振興實踐——發展溫泉旅游、打造田園綜合體、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則在探索一條“不離鄉土而能致富”的新路。藍雨桐的“云朵嘎查”民宿吸引了京津冀的游客,郭鳳的馬鈴薯通過電商銷往各地,這讓鄉村不再只是被“離開”的地方,而成為可以“回來”的地方。小說對歷史記憶的反復書寫,是在追問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農民是否必須離開土地才能獲得幸福?鄉村振興正是對這一歷史困境的當代回應。

《百鳥朝鳳》中打動人心的力量來源于它對普通人的深切注視。小說沒有回避家暴場景的殘酷描寫,拒絕任何美化,同時也展示了羅衛國轉變的過程——安昶用“拼酒”敲開他的心門,幾宿徹夜長談讓他決心戒酒,最終他搞起養殖業,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一人物弧線并非要為家暴者開脫,而是呈現了人性的復雜性與可塑性。羅旭最終需要面對的問題,不是原諒與否,而是如何接納一個“不完美但已改變”的父親。

秦二先生是另一種鄉村知識分子的縮影。他熟讀《周易》《論語》,寫得一手好字,卻因為家庭成分問題被剝奪高考資格,一生困守鄉村。他堅守著村小的講臺,給17個留守兒童教書。他對羅旭說“要立大志,成大器”,用自己失敗的人生經驗為年輕人的選擇提供參照。他的身上有一種古典文人的悲劇氣質,但更多的是底層知識分子不甘沉淪的倔強。他對鄉村教育的堅守,構成了水塘村精神層面的一道精神脊梁。

高栓柱少年時是霸凌羅旭的“小霸王”,父親在采石場意外身亡后被迫輟學,后來在工地失去一條腿,妻子離家出走,獨自撫養女兒。當羅旭回村時,高栓柱拄著雙拐來見他。這個人物身上凝聚著普通農民面對命運打擊時的韌性,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扶貧政策如何托住了社會最脆弱的群體。

《百鳥朝鳳》試圖回答的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建設美好精神家園”的時代命題。從作品最終的呈現來看,這個抱負已經落地生根。在風雪中的客車、豆腐坊里的閑談、新修的水泥路、現代化的溫室大棚之間,一個古老村莊的當代故事正在展開。羅旭、劉奮勇、郭鳳、趙國忠這些人物,就像是朝著同一個方向飛翔的不同鳥類,他們振翅的聲音,共同匯成了這片土地上空最動人的回響。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