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兇猛》的空間、符號與文化
“故事必須遵守其自身內在的或然性法則。因此,作家的事件選擇局限于他所創造的世界內的可能性和或然性。”
——羅伯特·麥基《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1]
如今,王朔這個名字與北京已經不可分割,他的文學世界已經與這座城市的面貌彼此交織。他曾被賦予太多色彩鮮明的印象,攜帶著時代的印痕:“京味文學”的繼承或更新者,“痞子文學”的代言人,“躲避崇高”的小說家——這些“標簽”或多或少都與其作品內部的反叛氣質相關。鮮活俚俗的人物語言、曖昧不明的個體命運、彷徨困頓的青年生活共同構成了王朔作品的諸多側面。然而,如果要從敘事角度,論及驅動故事運轉、形塑獨特美學氣質的核心要素,就必須聚焦于一個至關重要的敘事場域:北京的大院。在王朔最能集中體現大院氣質的作品《動物兇猛》中,大院絕非僅是故事發生的靜態布景,它本身就是一套強大的“故事法則”的生成器,界定和限定了故事中的可能性。它和“北京”這座城市的名字在小說中并沒有明顯的袒露和強調,卻又無處不在,深刻地規訓著小說中人物的言行、情感的流向,乃至背后權力的結構。《動物兇猛》這一小說的獨特性,正是與小說內部所創造的那個世界密不可分。
大院,“新北京”與無處不在的“街角”
在《王朔自選集》的序言中,王朔曾經這樣解釋自己成長的地方,為讀者理解“大院”文化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自證:
有常識的人知道,四九年以后,北京變成移民城市……海淀、朝陽、石景山、豐臺這四個區基本上都是新移民組成的……黨政軍各部門連干部帶家屬這得多少人?不下百萬。我小時候住在復興門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印象里全國各省人都全了,甚至還有朝鮮人越南人惟獨沒有一家老北京……我不認為我和老舍那時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淵源關系,那種帶有滿族色彩的古都習俗,文化傳統到我這兒齊根斬了。我的心態、做派、思維方式包括語言習慣毋寧說更受一種新文化的影響。我以為新中國成立后產生了自己的文化,這在北京尤為明顯,有跡可尋。我筆下寫的也是這一路人。[2]
在王朔心中,“大院”主要作為由部隊、政府機關及其附屬單位構成的、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制度性空間——所代表的“新北京”,與老舍為象征的“老北京”文化傳統之間已經有了深刻的斷裂,以至于使用了“齊根斬了”這樣決絕的比喻,來宣告自身精神與文化根系對“老北京”文化傳統的疏離,植根于新中國建立后催生的、以“新移民”為主體的“新北京”文化。
有學者有意在地理位置上將王朔筆下的“大院北京”與“胡同北京”進行對立,指出兩種文化形態的對立的本質是社會階層與資源分配的鴻溝。“在北京,特定城市空間的邊沿事實上成為了不同社會階層的分界。50年代,很多曾經優雅閑適的四合院已是破亂無序、擁擠不堪的大雜院,住在胡同里的普通老百姓不少是體力勞動者、服務行業人員、小生意人等等。而住在大院里的人則是國家干部、軍人和學者。所有的房子和配套的服務設施都由單位提供……在計劃經濟時代,普通北京人可能還經常性地面臨物質短缺的困擾,而大院人則在單位的保障下得以享受充足的食品供應、醫療服務、子女教育。從某種程度上講,大院人是受益于計劃經濟制度的。因此,大院里實現的,其實是當時中國人對于現代化的想象,對于都市性的想象。”[3]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院空間”的本質不僅是王朔所言的“新文化”容器,更是一種“特權”的呈現。高墻圍繞的封閉領地、單位配給的豐富資源、相對同質化的人員構成,讓“大院”實則懸浮于具有傳統市井氣息的“老北京”生活之上,更類似權力中心的附庸,一種城市生活的樣板。
即便以基本的“大院”作為故事發生“可能性與或然性”的背景,《動物兇猛》的發生場域也并不僅僅局限于大院的高墻之中,而是貫穿了北京這座城市的細部角落。有學者指出其空間場域的獨特,“《動物兇猛》對城市空間的呈現,并非這一權力中心,不是政治決策地的神秘場所,也不是群眾運動主要展開地的大學和廣場,而是與人物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街角’:這既是‘政治時間’發生的變化,也是人物及其活動空間的轉換的體現。”[4]歷史并沒有想當然地完全滲透并重塑那些最日常的生活場域,更多是作為一種背景性的時代氛圍存在,為故事涂抹了特定的色調,卻拒絕生活的“街角”完全被政治空間所代表和吞噬。游泳池、莫斯科餐廳、食堂、北京的街頭巷尾……這些具體又具有真實質感的“街角”容納了大院子弟所有的青春冒險,讓故事的背景得以延伸和擴展,也可以說,正是大院子弟所代表的“新北京”文化,在文本中賦予了北京這座城市完全不同的色彩。
因此,北京大院文化在《動物兇猛》中塑造的“故事法則”,必須從兩個方面,即大院內部的空間以及大院子弟在街角予以剖析。前者是制度性的“飛地”,塑造了大院子弟的身份認同,后者是大院規則、邏輯在外部空間的演練場。這兩種空間交錯、碰撞,在小說內部劃出一片帶有體制保障的安全地帶,如同身下一直張開等待的安全之網,賦予了大院子弟的相對自由。正如“我”在小說的開篇部分所言,“一切無需爭取,我只要等待,十八歲時自然會輪到我”。[5]所以,他們漫無目的地在城市中安全地游蕩,不用上學,不必爭取、不必付出、無須負責,但是,也往往迷茫、惘然,無法學習如何真正地去愛。
因此,北京大院絕不僅僅是作為小說發生的場域,人物的生活背景,也將“新北京文化”和其代表的精神深刻地嵌入故事內部,它規訓人物行為邊界、塑造人物的語言、界定人物的身份與立場,進而影響其情感與價值判斷。進一步地,這種文化結構最終不可避免地滲透至敘事深層,塑造出王朔那滿不在乎,卻又難掩真心的特有腔調——那浸潤著青春、暴力、沖動與迷惘的敘述語法本身。
空洞中的生機:大院的故事語法與空間景觀
在《動物兇猛》中,王朔敏銳又準確地捕捉到了他眼里的“七十年代中期”。小說的空間場景呈現著一種特殊氣質:既不附庸歷史,卻又無法擺脫歷史洪流無處不在的影子。在歷史的總體背景下,大院的高墻外,小說對北京城市空間的塑造反而呈現出一種“空曠”。“街上只有一些外地來出差的干部在閑逛”[6],“城里沒什么年輕人,他們都到農村和軍隊里去了”[7],孩子們不用被強制上學,對此甚至帶著一種戲謔,“我感激我所處的那個年代,在那個年代學生獲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學習那些后來注定要忘掉的無用的知識。”[8]這種宏觀的“空曠”和歷史的“空洞”為小說奠定了基調,小說中的世界沒有流于宏大的歷史敘事,可是宏大敘事卻又在潛文本中無所不在——恰似站在風暴的邊緣,能看到它巨大的輪廓,卻不會被其裹挾與傷害。
大院子弟們的體制內身份,更是讓小說人物都攜帶了一層共同的精神底色,在他們的語言系統中,革命話語率先生成。年輕人對當今的世界無比關心,用無比堅決的口吻訴說政治的理想與關切,但這些被意識形態充分浸潤的語言并未導向嚴肅的政治參與,反而成為“空洞”的另一種表征,他們對世界局勢的關心顯得過于夸張。“我熱切地盼望卷入一場世界大戰,我毫不懷疑人民解放軍的鐵拳會把蘇美兩國的戰爭機器砸得粉碎,而我將會出落為一名舉世矚目的戰爭英雄。我僅對世界人民的解放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9]“我在床上想了半天怎么在平原地帶統率大軍與蘇軍的機械化兵團交戰,怎么打坦克,怎么打飛機,怎么掌握戰機投入預備隊進行戰略反攻。”[10]宏大的革命想象讓他們將戰爭敘事拖入自己的青春期敘事之中,他們在“空曠”與“空洞”中尋求意義與刺激,如同小說中那些被適當淡寫,甚至一帶而過的血腥“斗毆”——暴力與征服本身并非這些少年的目的,更像確認自身存在感的成人儀式。
最能將大院子弟的特權身份與這種革命幻想結合的,莫過于他們穿著的軍大衣。“那時軍裝的時髦和富有身份感是如今任何一種名牌的時裝所不可比擬的。也只有軍裝在人民普遍穿著藍色咔嘰布或棉布制服的年代顯出了面料和顏色的多樣化。國家曾為首批授予軍銜的將校軍官制作了褐黃、米黃、雪白和湖綠的咔嘰布、柞蠶絲以及馬褲呢、黃呢子的夏冬軍服,還有上等牛皮縫制的又瘦又尖的高靿皮靴……這些穿著陸海空三軍五花八門的舊軍官制服的男女少年們在十多年前黯淡的街頭十分醒目,個個自我感覺良好,彼此懷有敬意,睥睨眾生,就像現在電影圈為自己人隆重頒獎時明星們華服盛妝聚集在一起一樣。”[11]軍大衣是大院子弟張揚的名片,它真正代表的是政治、身份、父輩的榮光,可這些嚴肅的內涵都被剝離。它并不真正地屬于他們,卻成為他們享受特權、確證身份、表演“革命”姿態的華麗道具,被他們輕而易舉地“繼承”,卻不用背負這些象征背后的責任。
當然還有政治風景的出現,天安門、長安街、軍區總醫院、中國科學院、外交部,不勝枚舉,政治意義也被悉數剝離,成為大院子弟們青春的背景。有學者用威廉·富特·懷特的“街角社會”來解讀《動物兇猛》中的少年和政治的關系:對這群“街角”少年的生活的描繪,整體上雖然“疏離”了“文革”的政治場景,卻從日常生活細節上“復現”了“政治”給這座城市刻下的印痕。指出其展露的大風暴邊緣的“街區一角”[12]。這種“印痕”并非用直白的政治事件直接呈現,而是滲透在“空曠”的城市空間、作為身份符號的軍裝等小說元素之中,以及最關鍵的——語言本身。最值得注意的是語言在小說中所呈現的質地,強烈、鮮活的感染力,能夠賦予一切空洞以生機。
王朔的語言是《動物兇猛》故事語法中最為活躍的元素,也是大院所代表的“新北京文化”最直接的體現。它區別于老舍筆下的老北京方言(王朔曾自述對“胰子”“取燈”等老北京詞匯的陌生感),對特定詞匯的挪用與創造,并且在描寫男女情感互動時大量地出現,塑造出語言本身的調皮感與吸引力:“拍”(追求、搭訕)、“刷夜”(留宿過夜)、“圈子”(女性第三人稱代稱)、“飄”(得意、輕浮)、“涮”(戲弄/欺騙)。但是,王朔對這些語言有時也會泄露看似“聽話”的解釋,“其實我把米蘭稱為‘圈子’,并無這一蔑稱本身所包含的污辱意思,僅僅是當做女性第三人稱的代稱。當時沒有什么更多更中聽的女性稱謂,我要不叫她‘女同志’,就只好干巴巴地稱為‘那女的’”[13]。
不僅是俚語的運用,還有那滿不在乎、戲謔調侃的語調,共同構成了小說獨特的語言風格。經常使用的程度副詞是“特”“真夠”,把聊天和吹牛形象地說成“彈個錛兒”……這些簡潔生動的詞語塑造了富有活力與勃勃生機的少年形象,令人親切可感。正如王蒙在《躲避崇高》中精辟指出的,王朔的語言策略在于:“巧妙地把一些下流話的關鍵字眼改成無色無味的同音字,這就起了‘凈化’作用……他們的一些話相當尖銳卻又淺嘗輒止,剛挨邊即閃過滑過,不搞聚焦,更不搞鉆牛角。有刺刀之鋒利卻決不見紅……他的語言鮮活上口,絕對地大白話,絕對地沒有洋八股黨八股與書生氣。他的思想感情相當平民化……他見了讀者有意識地彎下腰或屈腿下蹲,一副與‘下層’的人貼得近近的樣子。”[14]這種刻意為之的“平民化”姿態,和之前所述對崇高話語的解構與戲仿,以及對禁忌范圍討巧安全的觸碰,使得小說的語言具有一種顛覆性的魅力。它既“躲避崇高”,塑造了大院子弟的身份標識和內部溝通的一套規則,讓“新北京”文化落地,更是讓小說的文本充滿了可讀性、流動性和新意。
與語言風格相類似,《動物兇猛》中對大院內部環境的描繪,也并非如外人想象的高高在上、莊嚴肅穆,從不會出現高高的圍墻,相似的樓群,森嚴的氛圍,王朔的鏡頭聚焦于少年視角下的日常、溫馨甚至略帶破敗感的“凈土”:
我沿著一扇扇窗前的楊樹林走。銀光閃閃的楊樹葉在我頭頂傾瀉小雨般地沙沙響,透出蒙蒙燈光的窗內人語呢喃,腳下長滿青苔的土地踩上去滑溜溜的,我的腳步悄無聲息。前面大殿的屋脊上,一只黑貓躡手躡腳地走過。
我穿過一個個跨院、夾道、小廣場和花園,路過八角香樓時,從裝著鐵柵欄亮著燈的地下室窗戶看到我們院最漂亮的女孩子和衛生所的女兵在打乒乓球。[15]
生活的細節讓大院這一場域充滿了質感,靜謐、日常,鏡頭具有流動感。在小說中越來越多對大院的描寫中,我們還能看到殿門、樓閣、鑄鐵大門、葡萄架、月亮門、魚鱗瓦筒……食堂的紅燒肘子、四喜丸子、燉黃花魚,老莫餐廳的炸豬排、奶油烤雜拌兒和黃油果醬面包,共同構筑了一個并非莊嚴呆板,而是輕松活潑、富有生機的世界。
更重要的是大院內部的秘密空間。廢棄游泳池邊的假山上、澡堂里、高家的房子——“所有窗戶都糊了黑紙并拉上從禮堂偷剪來的帷幕窗簾,高晉家從外面看上去就像屋里沒人”[16]。他們在黑暗、私密的空間里摟抱在一起,抽煙、聊天,經常一聊就是一整夜,他們說大話、分享秘密、聊女孩、密謀后面要做的傻事。這些空間處于大院的邊邊角角,卻讓內部的故事悄然生長,它們的存在使得那種“空曠”的城市背景與封閉大院內的“生機”形成強烈對比,使得混亂、暴力和懵懂欲望共同編織了《動物兇猛》真正的內在氣質,被限制的生猛的青春氣息——“類同于猛獸,只有關在籠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觀賞,一旦放出,頃刻便對一切生命產生威脅。”[17]。
因此,《動物兇猛》語言風格與空間景觀的張力,共同將空洞的革命話語轉化為戲謔的表演性話語,在空洞的內部創造出充滿生機的隱秘空間,將大院內部的嚴肅空間描繪為充滿日常細節的樂園。王朔筆下的俚語、調侃、解構組成的語言風格,和小說空間景觀中對非正式場所、日常細節的捕捉,共同編織了一套完整的敘事邏輯,構成了《動物兇猛》抵御歷史“空洞”、書寫青春的核心方法。
“陽光燦爛”的背面:大院規則的瓦解與消逝
《動物兇猛》中的“我”是一個典型的不可靠敘述者。在小說的中后段,“我”和高晉因為米蘭在“莫斯科餐廳”大打出手。那時的“我”已經意識到,因為米蘭和高晉的關系日益密切,她的形象已經在“我”的眼中跌落神壇。“我”能看到她外貌形象上的缺陷,甚至認為她“丑陋下流”,對她的性格和品行挖苦至極,在她背后進行詆毀,在言語上惡意中傷。最終,對米蘭的攻擊和憤怒也轉向了敘述者自己——那場在老莫餐廳的暴力發生后,敘事也被沖向了高點,無法再流暢地進行,“我”陷入了對自我的懷疑:
現在我的頭腦像皎潔的月亮一樣清醒,我發現我又在虛構了。開篇時我曾發誓要老實地述說這個故事,還其以真相。我一直以為我是遵循記憶點滴如實地描述,甚至舍棄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管它們對情節的連貫和事件的轉折有多么大的作用。
可我還是步入了編織和合理推導的慣性運行。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些細節,同時又夸大、粉飾了另一些情由……我從來沒見過像文字這么喜愛自我表現和撒謊成性的東西![18]
敘事陷入了停滯,在“我”的刻意打斷下,故事的節奏法則,那些連綿不斷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被記憶的“真相”所阻礙,趨近停滯,再往后,過去那個年輕的“我”憑空消失,作為敘事者的如今的“我”把他塞進敘事縫隙之中,進行了有關真實的“回憶”(完全不同于虛構的敘事),“我”所認識的米蘭純屬偽造,有關時間的順序也發生了顛倒,是高晉在王府井派出所率先通過于北蓓結識了米蘭,“我”和米蘭并不熟識。
但是,偏離敘事的邏輯并沒有讓小說內部所要流露的情感和所揭示的有關青春的真相停滯。這種回憶的不可靠性并非王朔想要炫耀時興的敘事技巧,而是讓我們感受到了文學修辭中的青春記憶是如此輕易地被浪漫化、神圣化,這也是姜文將《動物兇猛》改編成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基點所在。他將小說中如蒙了一層太陽光芒濾鏡的氛圍精準地還原到了電影的場景中,提取了其中的藍天、綠樹、泳池、少年們肆無忌憚的嬉笑怒罵,電影標題中的“陽光燦爛”所表現出的積極意義,正符合導演姜文對逝去的青春和大院生活的美化,而缺乏小說中“正午強烈的陽光像一連串重磅炸彈持續不斷地當空爆炸發生灼目的熾光”[19]那般強烈、生猛的效果。它使得大院中的生活和彼時的青春成為一種令人欽羨的文化符號,構建了一種廣泛的文化想象。
所以,當敘述者寫作小說的外部環境出現,“我坐在北京西郊金鉤河畔一棟借來的房子里,外面是陰天,剛下過一場小雨,所以我在大白天也開著燈。樓上正有一些工人在包封陽臺,焊槍的火花像熔巖一樣從陽臺上紛紛落下,他們手中的工具震動著我頭頂的樓板。現在是中午十二點,收音機里播著‘霞飛’金曲。我一天沒吃飯,晚上六點前也沒任何希望可以吃上”[20]。敘述與寫作時間無限拉近,從作家所創造的那個世界跳出之后,我們已經能夠洞察那個遙遠的大院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記憶與時間的瓦解。作家之所以對記憶產生懷疑,源于對自我身份根源的困惑與努力重構的破滅,當支撐其身份認同的大院空間與其中的文化、規則一起消散,回憶便成為一片必須要不斷重溯的模糊地帶。在這樣的猶疑、延宕結束之后,小說才能再次回到“老莫”餐廳,但讀者沉浸的情緒已被打斷,我們已經能夠明白,面前“我”之所作所為皆為虛構,連同那個少年的形象早已是昨日的歷史。
如果再回到小說的內部,大院規則與文化的瓦解其實早有預示,它伴隨著一代人的青春與成長,也隨著一代人經歷的歷史時期迅速消逝——大院的建立是為了便于少年們的父輩為北京這一政治中心工作,兼顧他們的生活。父輩的權力地位直接賦予了大院子弟物質特權、社會優越感和內部認同,他們是封閉大院得以存在、資源得以配給的根基。因此,大院子弟們的父輩才應當是大院的真正主體,是塑造大院規則的終極權力。
這讓“父親”在小說中成為強大卻常常缺席的在場者,是那個真正帶給“我”最為具體的壓迫感的人,一道在無所顧忌的青春中無時無刻的陰影。他們不僅體現了家庭內部的規則,更是體制內部、大院內部規則的具象,提供著無形的規訓與壓力:“在食堂吃晚飯時,我看到他們湊在一桌低聲交談,臉上浮起那么相像的詭秘微笑,使人感到他們在共同醞釀什么期待什么。我實在難以忍受被再次排除在朋友們樂事之外,但父親的在場使我不得不做出對一切無動于衷的樣子。”[21]“我”甚至產生極端想法,認為父親的消失和死亡才能給“我”真正的“自由”:“他們的父親大都在外地的野戰軍或地方軍區工作,因而他們像孤兒一樣快活、無拘無束。我在很長時間內都認為,父親恰逢其時的死亡,可以使我們保持對他的敬意并以最真摯的感情懷念他,又不致在擺脫他的影響時受到道德理念和犯罪感的困擾,猶如食物的變質可以使我們心安理得地倒掉它,不必勉強硬撐著吃下去以免擔上個浪費的罪名。”[22]這里的“恰逢其時”提供了恰到好處的諷刺,即大院子弟需要父輩權力地位帶來的實際庇護與社會地位,卻期待著“孤兒”般不受傳統的教育與規則的束縛。
父親們的規則也保證著大院子弟們的身份與身心相對安全,與真正的墮落和無法挽回的失控區隔。正如王蒙評價王朔寫的人物“基本還是良民”,“我們那次打架帶來了一些后果……院里知道了這件事后,所有參加這件事的小孩家長在干部大會上被點了名,受到訓斥。幾乎所有孩子回家都挨了打……那些日子的晚上,我們都受到家里的嚴格管束,不大容易出門了。”[23]不論少年們的生活如何放縱,如何虛張聲勢,參與斗毆,卻與真正“道上混的”不同,他們的所作所為都要在權威和規則的管制下付出代價。如果他們被父親以及體制所責罵、懲罰,就將立即失去所有自由。
還比如“我”在家接待米蘭,與她談話興致正濃時,父親出現了,“當時我就腦袋嗡了一下,周身的血像染缸里扔進一塊石頭密密麻麻濺到臉上。”[24]我只能謊稱米蘭是我的“老師”,可是被迅速識破,父親對米蘭和我分別進行“教育”后,“他告誡我不要過早交女朋友,年輕的時候應該把精力都用到學習上去。要樹立遠大理想,要有自己的人生目標,當然這目標不是別的什么,而是當時唯一的: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25]。或許在此之前,“我”對父親的態度仍然是害怕,但是在這些空洞無力的“教育”出現后,“我一點也不感動,不是施教者不真誠抑或是這道理沒有說服力,而是無法再感動了……這就像一個只會從空箱子往外掏鴨子的魔術師,你不能回回都對他表示驚奇。另外我也不認為過分的吹捧和寄予厚望對一個少年有什么好處,這有強迫一個體弱的人挑重擔子的嫌疑,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26]。
小說中,“我”對以往沉迷其中的、空洞的宏大敘事的懷疑不止一次,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大院的規則和特征即將消逝的預兆,也是歷史的方向即將發生改變的預兆。而許多次“裂隙”發生的節點,實際上都與“米蘭”有關。在我關心“我國一直大規模援助的越共攻克了西貢,接著勢如破竹地橫掃了印度支那。紅色高棉和巴特寮的西哈努克親王和蘇發努馮親王分別在各自的國家掌了權。美國遭到了丟臉的失敗”[27]后,立馬轉而陳述“但這些光榮的勝利已經不能使我興奮了,我面臨著個人的迫在眉睫、需要解脫的困擾”[28]。因為我想要見到米蘭,“忘了是個什么日子,好像不是慶祝而是聲討、示威,我隨著全校由鼓號隊作先導的游行隊伍在城里游行了一天,手揮紙旗跟著老師喊了一路口號……那天天安門城樓上沒有什么領導人出來檢閱我們,大紅燈籠和漢白玉欄桿間空空蕩蕩……下午的街頭都是垂頭喪氣、偃旗息鼓往回走的工人和學生的隊伍,烈日下密集的人群默不做聲一望無盡”[29]。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即將要聽到“米蘭”的名字,不管是虛構中還是敘述者指認的現實里,那都是米蘭真正的初現。所有政治空間的神圣、政治幻想的崇高,在“我”對“米蘭”的懵懂情感面前都黯然失色。
當然,“米蘭”也遠不只單純是“我”青春期欲望的對象,也是闖入大院封閉秩序的力量,她同時象征了外部世界的誘惑與“我”個體意識的萌醒,她和高晉的交好也讓我對之前所在的群體充滿了憤怒,她的出現對以男性同盟、暴力崇拜和排斥女性為核心的大院規則構成了沖擊。和前面所提到的俚語一樣,他們曾經對女性充滿了不尊重,“他們在談女人,這是個新話題。過去我們混在一起時,只有打架才是我們感興趣的。那時誰要和某個女孩子有點瓜葛,不但立刻威信掃地,而且肯定會遭到眾人一致的羞辱甚至是一頓毫不留情的暴打,我們認為那是有失身份和玷污英雄氣概的”[30]。所以,當米蘭第一次進入我們的大院時,我必須向伙伴吹噓,認為她“就那么回事吧”[31],撒謊“我就是覺得她有錢,每次我們去冰室都是她請我”[32]來彰顯自己的主導位置。但是,我與米蘭之間建立的深切情感讓我感到矛盾,不得不在挑戰或順從集體規則之間作出選擇。
這讓“我”的動作發生了變形,“我”變成了曾經最討厭的人,愛而不得,所以不得不親手毀掉自己所愛之人。“我”對米蘭從崇拜到詆毀,到在幻想中對她進行了暴力行為,都是畸形規則和壓抑的環境下扭曲的產物,這暴露了“陽光燦爛”表象下,大院子弟們所共同面對的深刻的精神危機——他們明白自己無法繼承父輩的榮耀,那么理所應當地成為理想的“接班人”,同時缺乏健康的情感引導,在整個時代的情感消極狀態中,找不到個體堅實的存在意義。
在小說中對大院親切與動人的回憶之中,那段對于北洋軍閥段祺瑞舊居,即“老段府”的描寫令人印象深刻。
每個院落、每條走廊都灑滿陽光,至今我對那座北洋時期修建的中西合璧的要人府邸在夏日的陽光照射下座座殿門、重重樓閣、根根朱柱以及院落間種類繁多的大簇花木所形成的熱烈絢爛、明亮考究的效果仍感到目眩神迷和驚心悸魂。
其實那府邸在當時便已很頹敗破舊了,朱漆剝落,檐生荒草,很多果木已經枯死或不再結果,金魚池被暖氣管道覆蓋,殿門上的彩色鏤刻玻璃大都打碎,一些有特點的建筑經過修補和翻蓋已然面目全非。[33]
其中展示出的凋敝美學,以及對凋敝的迭代,何嘗不預示了大院文化及其規則不可避免的消逝。前朝權貴的府邸被大院占據,大院的繁榮本就建立在廢墟之上,而大院規則的松動、特征的模糊以及特權光環的落寞也讓大院這一文化場域在歷史和時間的無常之中不斷地衰朽。作為“大院子弟”的一員,作家石一楓說:“‘大院文化’這個意識的產生,恰恰出現在它本身已然消失殆盡的時候。平心而論,有誰真的體驗過完整的‘大院文化’呢?我們不認為自己體驗過。在我們十七八歲的年齡,所謂‘大院’已經被剝掉了時代賦予它們的種種光環,而淪為了一個個越來越普通的機關和家屬區合一的‘院兒’。”[34]這當然有作家否定特權的意識,但也從側面表現了新一代“大院子弟”對大院的認同感,已經不能和王朔的一代同日而語,大院文化已經不可避免地走向平庸,乃至于趨近消逝。
王朔的《動物兇猛》為大院文化光環褪去、特征消散作出了一個恰當的預言。小說捕捉了它消逝前的美好,在少年現實與幻想交織的青春中一瞥,卻未曾料想各奔東西的少年們,在各自成年后對它進行的某種“復活”:那些自認繼承衣缽的“大院子弟”,尤其是活躍于電影圈的后繼者們,通過對“陽光燦爛”往昔的集體追憶,試圖維系他們的曾經以及未來仍會繼續保有的特權,只是在今天,互聯網與流量的盛行讓此種路徑也難以延續。浪漫化的懷舊敘事本身恰恰證明特權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以其他各種形式悄然轉換、完成代際傳遞。
但只有在《動物兇猛》的文本中,我們最能看到在表面的青春放縱與“陽光燦爛”之下,一代人無法忽視的精神危機的側面——理想的虛無、教育的缺失、時代的茫然、成長的痛苦,少年們心有對抗荒誕世界的熱情,卻只能作困獸之斗,改變不了無可名狀的時間、歷史,乃至自我的命運。那座曾經承載著諸多歷史的“老段府”,隨著時代落寞,仍然在如今的北京城中低調地存在,留下真假難辨、被反復追憶的傳說。敘事的崩塌、記憶的懷疑,正是這場文化消逝在“我”的心靈上投下的最后、最長的陰影。
[本研究受到“北京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創新中心”支持]
注釋:
[1][美]羅伯特·麥基:《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頁。
[2]王朔:《王朔自選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
[3]鄭以然:《從王朔小說看“大院北京”——現實與文本中的文化空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6期。
[4]洪子誠:《文學里的城市空間——也談〈動物兇猛〉》,《揚子江文學評論》2025年第1期。
[5]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頁。
[6]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頁。
[7]同上。
[8]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頁。
[9]同上。
[10]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頁。
[11]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頁。
[12]程光煒:《讀〈動物兇猛〉》,《文藝爭鳴》2014年第4期。
[13]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頁。
[14]王蒙:《躲避崇高》,《讀書》1993年第1期。
[15]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頁。
[16]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頁。
[17]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頁。
[18]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145頁。
[19]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頁。
[20]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頁。
[21]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頁。
[22]同上。
[23]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頁。
[24]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頁。
[25]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頁。
[26]同上。
[27]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75頁。
[28]同上。
[29]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頁。
[30]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頁。
[31]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頁。
[32]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頁。
[33]王朔:《動物兇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頁。
[34]石一楓:《我眼中的“大院文化”》,《藝術評論》2010年第12期。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